全球化浪潮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体化进程,同时也对政治一体化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人类有史以来,由于相互隔绝或者联系松散,人类治理单位长期停留在小规模上;今天,日益加剧的全球化浪潮已将传统的治理主体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若不能辅之以政治上的一体化,就必然引发空前的国际性、世界性的矛盾和冲突。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从经济上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接近的世界环境中,而麻烦和困境出现在政治领域。[56]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因为它增强了经济竞争和政治防御。但是，全球化问题十分复杂：一方面是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的全球一体与相互依赖,另一方面却是基于传统的国家主权治理模式之上的经济竞争和政治防御,两股对立的力量扭曲了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

什么是解决之道？马克思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为武器，科学地论证了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作出了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预见。国家的消亡既是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的承诺，也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历史图景”。我们应从社会理想和历史真理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生成的高度去理解国家的消亡，从而澄清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既不是乌托邦的神话，也不是“宿命”的机械历史决定论。在国家尚未消亡的现阶段、现时代，我们应当可以得出结论，一种更为包容性的全球治理模式才是解决之道，同时也是通往未来“国家消亡”“世界大同”的必经之路。

在2018年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针对亚太问题给出了答案。他说“智者顺时而谋”，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认清世界大势，把握经济脉动，明确未来方向，解答时代命题。第一，坚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第二，坚持创新驱动，培育增长新动能。第三，坚持完善互联互通网络，促进包容联动发展。第四，坚持深化伙伴关系，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一、突破狭隘主权治理，创新全球治理理念

全球化与主权国家治理模式之间的冲突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无论是民族国家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还是无休止的国际争端、生态环境的恶化,都起源于这一矛盾。“多元治理模式”试图弥补主权国家治理模式的缺陷,通过全球治理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

多主体国际治理的努力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貌似“神圣”、实则“自利”的国家主权盾牌和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为全球治理行动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在遏制战争、防治艾滋病、克服经济危机和阻止生态环境恶化等方面,国际组织已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各类国际组织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远远小于自私的民族国家对全球公共利益的损害。

更令人担忧的是，与国际犯罪集团相比,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的经费微不足道。安理会大国美国还经常拖欠联合国会费，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表态要大幅缩减会费;对主权国家的犯罪行径,国际组织也很少能有效加以阻止。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在强大的科技和军事力量支持下,正在把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对此,国际组织几乎束手无策。多元治理模式终究难以突破传统国家政治的意识形态和体制约束,因此,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治理结构中的深层矛盾。

究其根源，在多数历史时期内,人类的治理从来没有以人类为最高单位,相反,自古以来,人们一直以低于“人类”的组织为治理单位,如部落、城邦、国家、民族或地区等。在全球性危机面前,基于民族国家本位的人类治理模式充分暴露了其牺牲人类整体利益的本质缺陷,国家本位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最大障碍。

人类治理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升级和优化的过程,既然主权国家治理模式和多元治理模式无法消除或控制人类的原始敌对情结,也无法终结基于这一情结的恶性集体竞争,新的治理模式就必然会应运而生。顺应全球化大趋势,人类政治生活必将发生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不再仅仅是组织效能的提高,而且更重要的是伦理上的跃迁。从人类整体的存在和个体生命的价值出发,建立全球一体化的治理体系,是人类唯一光明的选择。否则,我们就只有在传统的主权国家框架之下,目睹科技和资本的魔力在“自利”中加速膨胀,直至将哺育它们的人类文明彻底毁灭。

全球治理模式是一个亟待探索的重大课题。首先,我们必须研究什么是全球治理主体,其主要职能是什么,以及这一主体如何产生。其次,我们必须界定国家机器在全球治理系统中的地位、功能和管辖范围,划分全球治理主体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职能分工。

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球政治治理、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教科文卫的治理以及外太空治理(其他的职能交给国家和民间管理) 。这些关系到人类和平和繁荣的关键问题只有通过全球治理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全球治理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意义的进化。如果能够实现,人类将彻底超越原始的动物属性,文明也将翻开崭新的一页。治理创新包括我们可以假定，创设统一的“世界政府”实施全球治理,可以减少大量的公共管理成本,尤其是军事开支和国家竞争时代的国民经济管理成本,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安全保障将大大提高,人类的创造力将更多地用于有益文明发展的事业而不是自私或罪恶的领域。毫无疑问,在全球治理框架之下,民族国家将失去昔日的主权属性,而降级为一个区域性的公共管理子系统,它不再拥有传统国家机器的一系列特权,而成为“世界政府”之下的一个丧失主权的地域。

我们还需要通过重塑文化来改造政治学。传统政治学以国家政治为本位,将国家作为公共治理的最高单位,即使国际政治也常常被视为主权国家之间的游戏。尽管国家主权已经面临来自基层和国际组织的双重挑战,当代政治学仍然固守国家本位的传统,不愿意越雷池一步。

政治学的使命绝不是因循守旧地维护着已经过时的政治体制。政治学应该是前瞻性的,应该顺应历史潮流,追求整个人类社会进步，探索新治理模式。然而,当代政治学已经成为工具主义的奴隶,满足于细枝末节的实证研究,而对探索人类政治进化的方向兴味索然。启蒙时代政治学先驱们的探索精神早已**然无存,政治学家们对当代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深层问题几乎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突破传统的国家本位,是当代政治学的紧迫任务;从全人类的视角审视政治的全新内涵,是21世纪新启蒙的重大课题。[57]

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开创了政治学研究的先河；启蒙时代,近代政治学的先驱们突破了传统政治的视野,为宪政民主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础；今天，在全球化浪潮和全球性危机的强大冲击之下，人类治理进入了一个艰难的转型期。当代政治学理应接过启蒙时代的火炬，突破传统政治学的思维定势,为全球治理时代提供崭新的政治学说，为全球治理提供全面深入的制度设计，这无疑是21世纪政治学的首要任务。习近平首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探索人类政治进化指明了方向，为全球治理提出了理念，为人类未来走向指明了路径。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道路

历史清晰地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世界上的大国、强国，都是依靠改革创新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引领着人类文明火炬传承与发展。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今天的中国经历过近代国力孱弱的奋发图强和改革开放的励精图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和能力担当人类文明传承的大任，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央，携手各国打造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开启新时代，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崛起，会对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人担心中国威胁和侵害其利益，有人担心中国重走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老路，会挑起战争。中国需要向世界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世界期待着中国的主张。习近平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理念，鲜明地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中国为世界的未来提供的中国方案。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清晰而明确地向世界表明：“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2013年9月28日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他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环境等五个方面，具体谈了如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一表述发展和深化了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5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不仅关乎13亿多人民的福祉，也将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实现持久和平，关键在于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59]确保普遍安全，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是必由之路；迈向共同繁荣，唯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坚持开放包容，需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守护清洁美丽，必须坚持环境友好，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各国同舟共济、同心协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必将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60]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合作与共赢是核心，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是基本原则，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是目标。

合作与共赢是核心。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途径就是合作。合作与共赢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赢，共赢又是合作的基础。实现合作共赢，就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

相反，有些国家的政治家则把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分配看成零和博弈，认为外国的收益就是本国的损失，本国的贸易赤字、对外投资等同于本国的就业机会丧失，外国产业壮大等同于本国产业衰落。这一狭隘认识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放弃合作、否定经济全球化，甚至要在自身与外部世界之间筑起有形或无形的隔离墙。在这个意义上，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应对逆全球化的良方，也是推动全球治理向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指南。

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是基本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责任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的有机结合。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的责任和利益都是平均分配的，因为大国与小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仅利益诉求存在差异，而且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也存在差异。只有兼顾不同类型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才能把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落到实处。

当今世界全球治理面临责任与利益的失衡问题，这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主导全球规则的制定，而众多发展中国家没有机会参与其中。当发展中国家要求推进全球治理民主化时，某些发达国家的心态便出现了失衡，试图推脱大国应尽的义务。

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是目标。发展是一个综合性指标，除了经济增长，还包括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环境的可持续等内容。在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主要表现为贫困、疾病、环境恶化等；在发达国家，发展问题更多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均；而在全球层面，发展问题则主要表现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获得发展的机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实现包容与可持续发展，能够满足各个国家的发展诉求，实现共赢。[61]

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内涵与外延不断深化的概念：从地域看，中国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都提出了构建命运共同体倡议；从涉及的领域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涵盖经济、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网络等多个领域，其实质是希望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互利合作，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障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有一个和平环境。

习近平强调，“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换言之，中国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在为人类谋福祉，其他国家不能借中国的良好愿望而侵犯中国的利益，如果他们不想与我们成为“命运共同体”，要坚持“零和”游戏还要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也不会听之任之。[62]

何为真正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首先建立在开放的共同体观念之上。西方的主流观念认为共同体是封闭的，即共同体通过向内认同强化共同体的意识，并通过建构与他国矛盾来强化本国的认同，这种共同体主义是封闭的，它把共同体内部和外部截然区分开来。与这种封闭共同体主义不同，在中国的共同体文化中，边界是模糊的、多元的、动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进而“天下同构”的思想，便是这种“开放共同体主义”的集中体现。

整体来看，中国人的共同体观念是由内及外、逐层外推的“共同体主义”：

第一，合作共赢是逻辑基础。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逻辑是对抗独占，即在竞争和冲突中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词就是“各国和各国人民一起”。这里不再是单个的国家，而是多个国家一起，同心协力，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

第二，平等协商是交流态度。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交流态度是武力强制，即往往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最后导致冲突的加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同时，在出现争端时，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诉诸武力，要坚持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来和平解决争端。

第三，互联互通是行为模式。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行为模式是封闭狭隘，即划分势力范围，在一个封闭的地域空间中求得一己私利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现象，使得世界各国的人民都有机会来享受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和好处。“一带一路”是互联互通的主要载体。互联互通不仅是道路和基础设施的贯通，更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群策群力、共创未来的开放系统。

第四，包容共鉴是运行过程。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运行过程表现为排斥独享，即排斥和反对其他国家以及其他行为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关怀，不能从对方的角度来综合考虑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推进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的交流和对话，使得各国在优势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和理解中共同发展。

第五，公正合理是奋斗目标。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目标是为了霸权统治，即少数霸权国家通过强力干预和控制体系实现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和利益的攫取。而开放的共同体目标，则要求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能把世界长期发展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同时，从现实出发，推进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并不是推翻现有体制，而是要对其进行创新和完善，使该体制能够更好地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使其更多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简言之，真正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特征是“合作共赢、平等协商、互联互通、包容共鉴、公正合理”，其批判的是以“对抗独占、武力强制、封闭狭隘、排斥独享、霸权统治”为特征的传统国际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既是根植于中华文化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也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回应，是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的考量，更是指导未来发展的方向标。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倡导和平的“中华文化的当代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波澜壮阔的中国外交实践，契合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有着深刻丰富的理论内涵。”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其特质是开放、和平、包容的文化，倡导“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情怀，秉持“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兼爱非攻”“万国咸宁”的政治理念，“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从中华文化中提炼升华而成的一种价值观。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求同存异”。 2011年9月《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国际社会应该超越国际关系中陈旧的“零和博弈”，超越危险的冷战、热战思维，超越曾把人类一次次拖入对抗和战乱的老路，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向世界发出的“中国声音”。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新路”。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列强的崛起带来的是战争与血腥的征服，战争不断，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拿破仑发动了征服欧洲的战争，美国也曾进行美西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与德国、日本的崛起直接相关，日本的崛起打破了东亚的和平秩序，使亚洲人民遭受了极大痛苦。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国际社会类似的“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中国作为一个有悠久的文明史、曾被列强奴役的新兴国家，作为一个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要走出一条新路，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打破“国强必霸规律”，让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大差别。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世界各国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习近平强调：“近代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人民无数次经历了战争磨难，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针对“当今世界潮流的时代回应”。冷战结束以来，两大阵营对立局面不复存在，两个平行市场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握了这个时代潮流，顺应了这个大势。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时强调，“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正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把握，习近平提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仍很突出，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各种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不少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儿童依然生活在战火硝烟之中，不少发展中国家人民依然承受着饥寒的煎熬。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相互依赖、利益交融、休戚相关的现实，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新中国外交优秀传统一脉相承，同时反映了各国人民追求发展进步的共同愿望以及一些区域和国家建立不同形式共同体的有益经验，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对新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63]

【结语】

当今世界，一方面各国高度互联，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另一方面，很多国家之间存在摩擦和矛盾，全球性问题之广之多也是前所未见。传统的经济与政治模式已经不能应对人类全球化，也不可能让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人类社会发展正处于选择“分”和“合”、“破”和“立”、“进”和“退”的重要关口，何去何从？

2018年是新旧世界的分界点，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全球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朗普要把国际规则的制定者美国从多边主义退回“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英国脱欧、德国难民危机、法国黄马甲事件、日本重新定位做独立国家而不是附庸者、俄罗斯应对西方制裁和区域冲突、印度涌现两亿人罢工运动等等，而中国也面临者中美贸易和国内外局势对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国际形势动**不安，这些问题看似是各个国家的问题，实则不然。如果只站在各个国家的角度去化解危机和解决矛盾，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将视角从国家层面跃升到人类层面,就会轻易地发现被旧的政治视野所掩盖了的深层矛盾和严重危机。唯有站在人类整体的立场上,我们才能看到国家政治的严重缺陷，才能发现国家政治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才会领悟人类政治取代国家政治的历史趋势。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已经联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躲进小楼成一统。

特别是当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生活之时代早已不再是一个金融交易只发生在实体交易所、政治磋商要经由一小撮人在烟雾缭绕的暗室里达成共识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连接、共享、共赢的社会形态正在加快“地球村”的到来。数字化、网络化动摇了以固定空间、相对集权为基础的国家或组织的根基，进而越来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以至于人、人性本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在经历数字化洗礼、网络化重塑。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全球各国公民的存在形式也将得以重塑，全球“数字公民”的诞生也“并非空中楼阁”，这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也必将大力推动全球公民的到来，加快全球一体化的治理进程。

数字世界是物理世界人、事、物的映射，数字世界的到来让全球数字治理成为可能，打破了传统世界的碎片化、区域化、片段化的一个个孤岛格局，将构建出一个新型的地球村：在关系上实现全球链接、在空间上实现有域无疆、在生态是实现共生共存、在价值上实现多元创造、在成果上实现人类共享，最终实现人类的终极关怀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既是人类技术进步的客观结果，也是人类社会治理理念的巨大转变，也是人类命运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的核心价值诉求，人类社会将迎来新世界文明——“宇宙文明”。

未来，我们将看到过去那些因为出生环境而造成的个体命运差异被逐渐缩小，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高度融合，让因为地域、教育、人种、国家造成的分割边界不再分明，很多在现实世界无法跨越的鸿沟将不复存在。每个个体都能够因为个人数据的拥有，以及在个人意愿主导下的数据分享与连接，平等地享受到全球性的服务资源，在更广袤的空间里感受生命的自由，在更漫长的时间里去创造个人的价值，所谓众生平等大抵就是这样的境界。

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的天然敌对、“自然国家”的强权与武力、主权国家时期的丛林法则，博弈与竞争，在世纪初走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多元治理。今天，社会发展正处于“进”和“退”的十字路口。我们可以设想，数十年、百年甚至千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会不会因为当下政治家的智慧与善意，逢凶化吉、春风化雨，造福人类的抉择而传为佳话？或许因今天的错误和愚昧把人类再次推向灾难的深渊，让悲惨世界重演，让后人不齿？

显然，在全球化和数字化交汇、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深度融合的今天，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需要站在人类的高度去审视政治生活和社会目标，真正从人类利益出发，从传统、狭隘的思维观念和方式中走出来，用哲学思维的价值理念和数字化手段的价值工具构建起有利于全人类的全球治理模式，重塑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环境的新格局和秩序，从人类整体的存在和个体生命的价值出发,建立全球一体化的治理体系，用和文化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唯一的通往光明大道的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可能首先始于数字世界，其次延伸至物理世界，最终汇聚于人。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