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代史，我们就不难发现：一方面21世纪的今天，中国发展遇到的一切文化问题，在170多年前就已经登场了；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不自信，也正是始于170多年前的那一系列“国门被迫打开”的悲惨战争。

一、 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大多数现存的文明相比，都显得“早熟”，在历史长河中曾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从汉唐雄风四夷宾服，到明朝郑和下西洋之时依然威名远播；到了明末清初虽然已显颓态，但“康乾盛世”时中国经济总量仍居世界之首。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国家经环球航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开始由中世纪蒙昧的长夜，走向文化的理性自觉，走向思想创新、知识创新，从而开启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体系。

彼时，由于长期闭关锁国、思想钳制、文化迷信和皇权崇拜，古老东方国度已经衰退并陷入了一种夜郎自大的蒙昧。尽管“西学东渐”渐成潮流，但国人对于西方文化仍然百般拒绝。遥远历史上的清平盛世、“万国来朝”的辉煌，以及闭关锁国导致的鼠目寸光，使得鸦片战争之前，上至皇族亲贵，下至布衣平民，仍然死守着“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和自傲，既缺乏在时代形势下体察自身文化优劣的理性自觉，又缺乏对外来文化、世界文化发展大势的理性洞悉。

近代中国的大门是西方列强用鸦片、大炮、宗教强行撞开的。鸦片战争惨败后，即使是再愚昧保守、妄自尊大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军事技术远胜于中国。最早觉醒的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口号的进步性在于勇敢承认自己的不足，为消解自闭保守、狂妄自大的文化观念打开了缺口，但又折射出从旧文化阵营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承认帝国主义有其可取之处，不似往日全面落后于己的“夷狄之邦”，故应择善从之；另一方面又认定，帝国主义依然与“夷狄之邦”没有本质区别，仍与华夏民族有着天壤之别。包括此后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人物，都在努力调和这种矛盾的文化心态。开明如李鸿章，尚且在致公函中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狂妄自傲的当局及治理者，在鸦片战争之前错过了中西方正常贸易往来的历史机遇，中国也从此错过了向欧洲工业革命学习的机会。无论西方事实上如何强大，旧知识分子依然不愿承认欧美列强的先进，在内心依然视他们为“蛮夷”。虽然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只能因循“中体西用”。当西方现代文化武装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挟着海洋文明汹涌的殖民浪潮向东扩张之时，此时的中国落后挨打已是势所必然。直至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中国人仍未能及时清醒过来，而是依旧不知变通、抱残守缺、死守孔孟之道，以致在与列强一次又一次地割地赔款的媾和中贻误自强时机。

洋务运动以“自强”为口号，标志着人们开始从世界范围内省视中国。其释放出的危机感，无疑是民族觉醒自救的一种表现。随着对西方国家了解的日深，有识之士开始从主张“制洋器”扩充为“采西学”。这就提出了如何对待“中学”和“西学”关系的大问题。

尽管顽固守旧派和开明洋务派，在对待西学上态度迥异，但他们在此中的核心立场却相差无二。顽固守旧派寸步不让地捍卫礼乐教化、伦常纲纪，而开明洋务派学习西方也始终以不损害孔孟之道为前提。正是在应对守旧派的诘难并与之论战中，洋务派才一步步提出并完善了“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和对西方富强之本的探寻，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所倡导的西学，已经不能为不触动根本的“中体西用”所容纳了。特别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开明知识分子想在中西之间进行文化调和，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1894年，洋务运动筚路蓝缕30余年制造的强大幻象，在“甲午战争”中被击得粉碎。数千年的中央帝国，被一个近邻的蕞尔小国打败，所带来的震撼远甚万里之遥的欧美列强三番五次的敲诈勒索、趁火打劫。梁启超大声疾呼：“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对甲午战败的反思，不仅促使引进西学，实现“从器物到制度”的飞跃，而且使得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如维新变法中坚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率先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

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知识分子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恐慌。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釜底抽薪，否定了清末守旧派自认为正统学说的权威；在《孔子改制考》中，他更将孔子打扮为“托古改制”、维新变法的祖师，还以历史进化论附会公羊学说，宣称人类社会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顺序演变，而相对应的则是“君主专制时代、君主立宪时代和民主共和时代”，论证变法维新的必然性。

尽管维新变法不过百日就失败了，但仁人志士对传统文化的批评质疑，以及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平等精神的宣传，使得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文化，惶惶不可终日。此后的清政府，在社会、经济、军事等所有方面全面溃败、无可救药，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对民主革命的鼓吹、实践，以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尝试，日益将封建传统文化置于千夫所指的境地，“夷夏之防”的腐儒之见日益不得人心，孔孟之道在进步知识分子心中也终于走下神坛。

从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历经种种痛苦和曲折的过程之后，陷入深深的反思：为何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乃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为何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后，还会反复出现尊孔复古、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是否文化上需要更深刻的学习和反思？毛泽东曾经肯定了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学习的长期努力，“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因此认识到，西方文明是一个整体，“体用”不可割裂。拯救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完全相同的问题——需要一场全社会的思想启蒙。他们认为，推动一场全体国民的思想解放、精神觉醒、观念更新，推动这些涉及民族文化深层意识的更新，才是文化自救、文明进步的关键。辛亥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就是整个民族文化觉醒的标志。反思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文化本身出了问题”，于是一场以“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为旗帜、口号的“新文化运动”，终于以雷霆之势爆发。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对封建传统文化展开了更为猛烈的抨击，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解放。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并以之为战斗堡垒，向封建传统文化发起全面攻击。陈独秀明确指出：“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

胡适则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首倡白话文，并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语俗字，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无情鞭挞了旧礼教旧道德，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此后他又发表《我之节烈观》，批判了“夫为妻纲”的夫权主义；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了“父为子纲”的父权主义。

即使从今天眼光来看，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都确有过激、粗暴的一面。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鄙弃以及对西方文化的鼓吹，的确给当时代的人们以“全盘西化”的印象；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他们之所以过激、粗暴，是因为他们深知中国社会病入膏肓，封建社会传统包袱太重，国人又好无原则地中庸调和，于是只好以矫枉过正来开出猛药。

总之，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改造，其批判力度和改造力度前所未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肌体剜去了脓疮，使中国文化焕发出了青春光彩。

二、新中国之后的曲折发展

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部文化交流发展史就是一部救亡图存的浩气长歌。1949年后，中国人民最终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中国人民得以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以比较理性、平和的心态，重新审视数千年来哺育自己的传统文化，重新审视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并逐渐树立起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沧桑百年，对传统文化或保守或偏激，或自傲或自卑的不当文化心态，在先进的中国人掌握马克思主义以后，得以克服。

1949年9月毛泽东发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取得伟大胜利的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毛泽东的自信、豪迈，正是因为中国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所强调的中国人民文化的“复兴”，既是指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又是对融合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精华在内的未来新文化的展望。[37]

近代以来，不少于一百种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跑马圈地”，如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但这些西方思想的引进，无一例外，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失败，而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发展，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科学的、先进的。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国情最需要先进思想作指导的时候，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进行了彻底而胜利的改革和发展。

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先进的、科学的，它的科学理论和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思想武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意义不仅仅在中国得到了体现，也影响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推动着世界历史的变革发展。

第二，中国传统的文化具备强大的包容精神，对先进的思想都抱有接纳的态度。正是因为它的包容性，才会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滋养着我们，给人们树立精神的支柱，培养了优秀的品质。正如现今社会主张构建和谐社会，只有各个不同的事物和谐在一起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

中国的文化从古至今都强调要百家争鸣，欢迎不同思想、不同文化的存在和交流，以期达到共同发展、共同演化的目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对各国的文化都抱以尊重的态度，在多种文化和社会形态下，积极追求长期的共存和合作。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具有互通性。马克思主义思想能够在中国得到发展，除了它满足了社会变革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与我国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尽管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但是它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成功传播，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在深层观念上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建设“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对“大同社会”的构建也是早已有之、已历千年。在这一点上，共产社会和“大同社会”，至少在情感上是共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是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也一直强调要实事求是、活学活用，不能纸上谈兵。[38]

尽管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初阶段，从意识形态、制度设置到生活方式、基本章程和组织建构，还是完全模仿苏联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一代人对苏联的向往、学习和模仿，达到了历史上学习外来文化的最高程度。然而，中苏关系越发展，人们越发现，尽管表面上的思想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骨子里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习惯，依然是主导中国社会的核心。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苏联文化，最终都被证明是不适于中国的外来异物。

随着中苏之间裂痕扩大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中苏文化也各自分道扬镳。“**”中，一切“四旧”都被当作“牛鬼蛇神”彻底砸烂重来。十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乃至文物遗址毁坏的数量巨大，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文化浩劫。

三、 改革开放时期文化自信回潮与西方文化激**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中国人开始回归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这不仅缘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力量提升，带来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也缘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有了新判断。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走出冷战状态，缓和了中国与西方政治对立关系后，我们得以用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待中国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国文化自信回归出现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事件：一是季羡林先生提出了“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的观点；二是费孝通先生在日本一些社会学家召开“东亚社会国际研讨会”为他庆祝80寿辰时，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虽然这两位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的文化思想有所差别，但都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表达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强烈自信。

当然，改革开放之后国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并非只有一种立场。中国文化自信的回归虽然是总体上的主流心态，但是文化自卑主义情结与放弃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主张也有很大的“思想市场”，并由此形成了一波波的文化现象。

直到今天，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仍然存在着力量不可小觑的“西化派”，抛开其他意图不说，他们对中国人能按自己的文化思维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实现社会发展完全不抱希望，根本上还是文化自信的缺失。

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文化不自信，还有另一种变种，就是按照西方现代文化中的某些特征和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寻找对应的思想和言论，以证明“西方文化中有的我们中国文化中也有”。究其根由，还是文化不自信。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思维完整性和内在逻辑一致性，而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削足适履”或“指手画脚”，机械地“否定”中华文化完整体系中的某些形式和表达，结果只能是断章取义。这种断章取义的目的，无非是要证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同质性”而获得西方认同，却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自在的表现形态。

四、 新时代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 今天的国民文化心态，与近一个世纪前新文化运动时期已经大不相同，文化自信已经出现总体上的回归态势，而且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有力事实，也推动着国人文化自信心的增长。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40年里取得了西方在几个世纪里才取得的经济成就，并带来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文化优势有时需要长时间的验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其对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增长的功能，不仅不处于劣势，而且具有明显的优势。

中国文化具有的“天下情怀”，在建立世界和平，引导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国际关系方面，具有文化价值上的巨大优势和时代价值。

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一个国家的崛起，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崛起，只有中国人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展现在全世界面前，才能说中国真的崛起了。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走向复兴的深厚底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浪前行、繁荣发展的精神依托。文化自信，是继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之后，中国极为重视的第四个自信。在习近平看来，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三个“更”，凸显了“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重塑文化自信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文化自信基础的夯实是需要我国政治、经济持续发展才能得以保障的。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是新时期国家发展的主旋律。只有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才能使中国重新崛起，而经济的发展是上层建筑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的政治、军事才能得以迅速的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才会有显著的增强，与此同时带来的是文化自信的增强。

第二，文化自信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个国家国民的意志品格、精神状态以及其内在凝聚力，这些都源于对本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认同，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文化自信的灵魂所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铸就文化自信的灵魂。所以，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提高文化自信的首要位置。应该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和国民教育当中，这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全民价值共识的体现。

第三，深入挖掘和弘扬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是中国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中华传统文化包含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国人，提供了开创新文化的历史根据和现实基础。因此，要深入挖掘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有益价值，培育文化自信的丰厚土壤。

第四，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传统文化包含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是文化创新的历史根据和现实基础。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遇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而要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增强文化自信，就必须以宽广的胸怀、兼容并蓄的态度和科学求真的精神，在吸收和借鉴全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取长补短进行文化综合创新。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世界上各种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没有任何一种文明会永远领先，个中原因，除了其他因素外，能否做到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从历史看，欧洲文明也是在吸收希腊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而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是在不断吸收其他外来文化的优势中发展壮大的。全世界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创造的文明成果是全人类的共有财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发展自身文化的过程当中必须吸收和借鉴全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39]

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支撑。只有浸润于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激发和彰显理论自信，才能有效引领思想、凝聚共识、指引方向。

五、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崛起

2014年，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含义。希望中国和各国学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把这个课题研究好，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

习近平这番讲话对传统文化继承什么、如何继承及未来发展目标作了高屋建瓴又不失细致的谋划，洋溢着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过去170多年的历史，使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经历了一个从高傲自负渐渐坠至自卑自弃，又一点一滴找回自信自豪的曲线变化。从历史事实很容易看出，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程度与国家的富强程度是成正比的，可见，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心态与国家的兴衰命运高度同步。今天，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全盘西化丢失掉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也不能走向全盘复古让历史悲剧重演，而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自信，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