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或东方的社会主义形态，都产生于自身文化结构中的特殊性质。双方各自内部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社会形态、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大社会形态都已经在历史发展中改变了理论家最初设计的样式，发展出适合自己的社会文化形态和文明精神，并都在不断地吸取对方的文明而成为自身发展的新动力。

客观地说，今天世界的主流治理思想，主要来自西方世界，如对人性的尊重、对人权的尊重、对公民的服务精神、公民社会的自治原则、权力竞争原则、权力制衡原则等等。许多重要的治理思想，都来自西方的宗教文化和竞争性的海洋文化。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讨论过治理类型的划分。其一是按照治理的“组织权力来源”来进行的，可以分为原始部落模式、古代自然国家模式、近现代主权国家模式和当代的多元治理模式；而按照行使权力时的控制程度，又可将国家治理的类型区分为统治型、管制型、管理型、治理型四种形态。

而如果按照不同的文化思想，治理类型可以大致分为：第一，前现代权威型治理，例如封建领主制和奴隶制；第二，前现代民主治理理想，其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教育公民，实现更高的道德目标；第三，现代早期的马基雅维利型治理，关注君臣关系，主张不论是铁血手段还是绥靖手段，目标是维护统治秩序；第四，现代启蒙治理哲学（自由利益群体治理），强调所有个体和社会力量之间长期互动和相互影响，保障个人利益和财产权利。第五，现代官僚型治理，遵循法律和道德激励的方式来设计制度、推崇信任，一些启蒙思想家和理性社会精英持此观点。第六，民主善治——民主社会主义的治理。[41]

一、东西方文化差异

（一） 宗教信仰与道德约束

西方文化认为，人的行为和观念必须遵守上帝的规定，而人在发现上帝创造万物规律的过程中形成了科学，造就了科学技术文明。 同时认为上帝赋予了法律的神圣性，并保证法律的公正健全及合理，只有在神灵的指导下，才能作出贤明的决策。可见，西方人的法治观念也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创造的主体是道，道生成万物，而道存在于人心，对道的妙用就是德。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圣人无我而有道”，文化的核心是圣人的创造，故而中国人历来崇尚圣贤。

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道德”观念认为，道就在人的心中，创造性是道的践行，德是道的妙用。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说：“治国之君，务修道德，忠臣辅佐，务在行道，道普德溢，太平至矣”。《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探讨的都 是人生长远的、根本的、终极的问题。

(二)征服自然与天人合一

核心理念的不同带来的是价值标准的差异，表现在中西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差异。

人与自己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是一切哲学都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或原点问题。由于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精神、思维、主体意识的存在物， 所以这个问题有时又表现为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

西方理念认为人需要不断征服自然，强调个人主义的同时，也必然带来社会竞争。这种竞争意识让西方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突破，飞速前行，对西方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主导地位起到了巨大作用，也让西方在历史进程中充满着种族和国家冲突。

西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寓意包含：其一，人与自然界是敌对的;其二，人凌驾于自然之上，有统治自然界的权力；其三，人只有在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生存。数千年以来，这些思想观念的影响非常深远，在最大程度上造就了西方文化自然观的基本态度。对西方文化有过重大影响的近代思想家培根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认为人们追求科学知识的目的不是为了在争辩中战胜对方，而是为了能够在行动中自由地支配自然。[42]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关联而不是从其相互对立的角度来考察二者的关系，认为天与人是不可分离的有机统一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人区别于其它动物之处在于拥有获取知识、道德观念、组织社会的能参天地之化育和治理万物的能力, 同时又强调人必须尊重、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在顺应自然的过程中把握事物向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这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认识，是一种辩证的天人统一观。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学说并不否认人对自然进行改造、调节、控制和引导，但充满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其区别于西方征服自然学说的地方在于，它认为人在自然界中处于辅助、共存的地位。人既应改造自然，也应适应自然；人类活动的目标不是统治自然，而是通过调整、改造使自然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但不能以破坏自然为代价，强调人与自然的和睦。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而且更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人的最高觉悟的学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理学宗师程颐认为：“道未始有天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人与天地万物本来是一体的，但因为私欲作怪，人往往是以小我为我，而不懂得天下无一物非我。据此，主张通过道德修养达到人与天地万物本来一体的自觉。只有达到这样一种认识，才是人的自觉。以天人合一为诚明，也就是以天人合一为最高觉悟。由此可见，天人合一，天地同体，不仅包括人与万物的一体性，还包括人与人的一体性。

中国传统文化,其本质是对人道、地道、天道；微观、中观、宏观；意识、物质、精神；地球、星球、宇宙全方位彻底的认识，强调集体主义，它提供给人们的是高层次的社会观、生命观、价值观、世界观。

(三)个人本位与集体本位

近代西方人文主义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个人向自己负责，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就决定了西方文化中存有的深厚“利己性”。西方文化是一种外求文化、一种务实的文化，主张通过科学的管理、技术的手段、制度的治理、逻辑的体系、物质的创造等外在机制抑制人内心的恶。西方文明进步的过程可以说就是寻求完善、优化这一外在约束机制的过程。

而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注重家庭伦理关系，以家族为本位，“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既是一个生活的港湾，更是“生活的宇宙”，具有极为重要的情感凝结力和精神责任感。脱离家便是“游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家庭中有长幼关系，夫妻关系，要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指导自身行为和化解冲突的基本原则；以“和而不同”原则与社会、与世界和平共处。因此，中国文化更加注重和宣扬的是“利他精神”，而非“利己主义”。

如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另一原因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中国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当然，凡事“过犹不及”，家与孝原本有伟大的理性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终成了一种过分的家族意识，而忽略了个人的自由发展。特别是宋代以后，“存天理，灭人欲”,导致了中国文化完全强调“以个人向群体负责”作为人生宗旨。

(四)精英文化与圣贤文化

西方崇尚的是精英文化。精英文化所倡导的是依靠个人不断努力奋斗、拼搏进取实现个人梦想，同时也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个人通过成功来回报社会。这些社会精英在个人奋斗中强调合作精神、团队精神、创新精神、法制精神，并以此创造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繁荣昌盛，也令东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果。但精英文化的核心本质是“利己”，因而有些人会屈从于“小我”的利己本能，经过“头脑包装”，去占有更多生产资料、追逐更多名利，甚至以高智商钻营取利，把私己行为包装成美德，道为术用，造就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群体。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组织内就会使老实人吃亏；在社会层面就会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在国家层面就会形成霸权主义，损害他国利益，也殃及本国百姓。精英文化鼓励创新、拼搏来彰显了人性中光辉的同时，也因私欲、利己和伪善而暴露出人性中的丑恶。精英文化走的是霸道。

东方崇尚的是圣贤文化。中华圣贤文化倡导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君子情怀；推崇自利利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贤人情怀；中华文化的最高境界是胸怀天下的无我利他、化育天下、天人合一的圣人之道。圣贤文化激发和感召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修炼出无上的仁爱、无量的智慧、无限的胸怀、无穷的能量。让“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可为圣贤”。圣贤文化唤醒和激扬了人性的光辉，推动社会造就出无私忘我、舍生取义、充满奉献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无我的利他主义者”群体，他们对使命感的追求胜过对利益的追求。圣贤文化走的是王道！

（五）征服世界与和谐万邦

凡事都有两面性，西方个人主义在带来个人独立的同时，也必然带来社会竞争。竞争意识让西方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突破，飞速前行，也让西方在历史进程中充满着种族和国家冲突。但是，这种精神在过往数百年间，在促使西方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主导地位中的确起到了巨大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奉行的传统，就是在维护自身的民族独立、安定团结之时并不向外扩张，以德服人，以教化来“协和万邦”。

为何几个世纪以来，一个“以实现和平为目的”的西方国际体系却避免不了战争？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少西方国家，奉行的是“理性自私”的国家哲学。这种理性自私的国家哲学以“人性恶”为基本假设，而将国家视作“集体的人”，信奉国家利益最大化、讲求力量均势平衡的行为原则，同时，在国家主权为最高权力的幌子下尽行弱肉强食之实。可见，西方理性自私的国家哲学，根本上不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一直到冷战后的当代，发动战争最多的仍然是以“理性自私”为国家哲学的西方强权。

与之相比较，中国文化则是一种和平文化，以和为贵，在国际关系中讲求多方关系、多方利益的协调，而非单一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早在周朝诸侯国分封制度之后，为协调天下万邦，中国文化就具有了天下情怀的底色，讲求天下为公，不图利益的独占，不以建立世界霸权为主要政策目标。 过去，中国提出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又倡导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如今更将中国梦定义为一个和平梦，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中国的和平文化和天下观念，比之西方的理性自私国家哲学，在建立世界和平，引导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国际关系方面具有文化价值上的巨大优势。在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的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和平文化应该是我们对中国文化抱有自信的价值源泉。

正因为如此，中国可以和世界上所有类型的国家和平共处，也可以向所有文明类型的国家学习，博采众长，大胆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综上，东西方双方发展的客观历史逻辑，只有两种方式：保存自己的文化基因，吸取对方的文明成分。没有自身文化主体内在的驱动力，主体文化就会异化，本体文明就会消亡；没有吸取对方的先进文明，社会就停滞不前，不能获得继续发展的新能量。这是人类文化史，特别是东西方相遇五百年来的历史告诉人们的真理。

二、文化差异带来的东西方治理思想差异比较

东西方文化差异，带来了非常明显的治理方法论上的差异，简单归纳可以看出如下的不同：

治理目的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治国之道，抑或是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上善若水”式治理思想都有着其明显的政治性，即安邦定国，追求政治局面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和谐，带有相当积极主动的价值导向型的治理目标。而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突出表现为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方法。西方治理不太注重为治理设定一个民族或国家目标，通常只是作为一个社会的“守门人”，进行例外处理、危机处理等消极被动的去价值化的治理。

约束方式和激励方式不同。西方文化认为，人是自利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 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中国统治者（治理者）则偏向于用伦理道德来教化人，“以德治天下”，要求管理者推行仁政，和善天下，遵从礼法，刑罚只是德治的一种补充。

决策方式不同。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精神之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社会治理，领导者的决策都有自己相对独特的方式。西方组织上下级之间的权力距离较小，谁最了解问题，谁最有发言权。西方文化历来注重个体独立，再加上相关管理者拥有丰富的治理理论和实践经验，所以在决策时主观性比较强。而中国不同，由于文化和制度互相强化的原因，而且历代的开国统治者大都是“以暴力得天下”，政权的合法性长期受到广泛质疑，因此不善于、也不敢对下级进行授权，政府上下级之间存在较大的权力距离。朝廷内部等级秩序森严，权力越大，享受的特权就越多，上级对下属有强大的控制手段，而下属对上级有强烈的依附心理。

思维方式不同。现代西方是以科学的理性精神作为主要的思维基础，偏重于分析思维。确认科学中普遍盛行的经验的校准性、数量的精确性、实验的判别性和理性的权威性，以科学原则为社会的生活原则， 并以此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准则， 管理中注重实证与依据的规范性和严谨性。而东方文化是以儒家的文化为核心，主要体现在以伦理思维为主的灵性思维方式，是一种非理性的直觉思维方式。其思维方式是综合思维、形象思维。思维上整体优先， 从整体到部分，体现在管理领域，擅长战略决策，不注重精确性和实证性。

中西方文化的传统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治理方法论也不同，治理思想当然就有差异，但是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它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治理规律。但两种文化是互补、兼容的，从历史观点看，甚至是共生的，特别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只有把两者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可持续地进行治理。[43]尤其是数字时代的到来，为中西文化的汇聚和融合，为中西国家治理模式的相互学习、借鉴、共同升级，乃至治理思想、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走向趋同、重构和同构，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落地的工具，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模式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文化观，导出中华文化治理理念

中华文化最核心的文化观，也就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所达成的世界观、生命观和宇宙观。如果说，治理理念和原则是“术”之所出，那么，文化观就是“道”之所依。

（一）中华文化哲学理念：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基本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解读：

第一，宇宙的本真状态是生命秩序的和谐。“天地之大德曰生。”宇宙涵盖了生命发生和展开的过程，宇宙观也是人生观、生命观，呈现着各种生命过程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感应、相互贯通的有机联系。“天地之大德曰生。”

第二，人类只有实现自身生命秩序的和谐，才会拥有真正的生命。作为生命整体有机构成的人类，与宇宙万物一样，具有生长发育的本性。例如，孟子就对人的本性有明确的解释，认为它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本身拥有的仁爱的力量、正义的力量、理性的力量和秩序的力量。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最终是为了使爱心更加丰富，使尊严更加稳固，使社会更加和谐，使理性能力得到提升。只有使最真实的本性得到表达，人类的生命过程才会得到完整的显示。

第三，宇宙整体生命意义的彰显依靠人类的德行。《论语》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宇宙意义的彰显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活动，对生命本性有所彻悟的人类才能发现宇宙的意义。《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只有对生命本性有所彻悟，人类才能参与天地万物的大化过程。曾经有朋友指着岩中花树问王阳明：“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微笑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心即理”，万物存在于心内。天人合一充满对万物前途与命运的深刻关切，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包容胸怀，从哲学上反对“物我二分、人我二分、身心二分”。

（二）中华文化价值理念：天下为公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说天下是全体人民乃至全人类的，而不是一个国家或个人的，并提升到“大道之行”的高度。这是一种关于美好社会的政治理想，和现代文明遥相呼应。

中华文化注重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将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中华文化把性情和智慧的成长，看得比物质利益与经济权益的满足更加重要，所谓向内心追求。而中华文化中的天下观念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中华文化的天下是一个以民心为凭借、可以无限延伸扩大而连续展开的文化—生活空间。

所谓“得天下”，不是获得了多少土地，而是说获得多少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正如荀子所说：“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意思是：得到天下，不是夺取他人的土地并使之服从自己，而是说对人性的示范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同。在中国政治思想中，没有不可化解的绝对敌人。难能可贵的是，中华文化主张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的内在一致性。中华文化的主流精神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处世之道，强调文以载道、柔以怀远，通过仁义教化来以德服人，主张协和万邦、兼济天下的王道，反对唯我独尊、唯利是图的霸道。

（三）中华文化文化理念：和而不同

“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性质不同的金、木、水、火、土在一起才能生出百物，而“同”则是只有一种结论、一种观点、一个声音。“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释三家都主张和而不同，这并非巧合，而是中华文化的内在一致性——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儒家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道家认为，事物的多样性甚至会表现出极端对立的特点，但就是在这种对立中才显示出事物统一的深刻性，事物的多样性才使宇宙充满活力。佛家认为，从缘起关系来看，任何事物都相互依存，“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都是真相的显现。对某一事物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认识，而且会有成千上万的理由去选择成千上万的行为方式。这些方式都是平等的，其中是相互包容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推进问题的解决。

“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造就了中华民族宽厚包容的性格，对自己独特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有自觉自信，同时对与自己不同的文化方式抱有欣赏和肯定。[44]

四、从文化比较到文明比较

人类社会的综合研究告诉我们一个重大结论：文化各异，文明趋同。特别是世界进入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今天，综合融合各大文明系统的优势，将是下一阶段世界文明的主要特征，也是全球治理的主要策略诉求。

（一）人类文明的过去——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

先进文化和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变革和进步的最重要的源泉。

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长期共生、冲突、融合的，也可称为大陆文化。古代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就是游牧文明的典型代表。游牧文明的特点是：逐水草而居，依水草而牧。哪儿有水草哪儿就是家；有了水草，就有了牛羊，有了牛羊，就有了向往的幸福生活。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生活方式的流动性。由于水草很大程度受大自然的气候所决定，加之在广阔旷野中总是不时遭遇到野兽侵袭，造成了游牧生活的不稳定。因此，游牧部族就要征服其他民族，以便夺得水源和草地，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

悠长的中国历史上，北方的游牧民族的一次次南下，就是一次次厮杀和被厮杀，一次次丰盛的收获或徒劳的奔波。对南方的汉民族的掠夺，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幸福，却是汉民族的梦魇。在宽阔的草原上如骏马般自由驰骋，游牧民族的视野就相对开阔，他们的思想也就显得相对开放不羁。通常，游牧民族在性格上也就显得粗犷、勇猛和彪悍。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先民，祖祖辈辈所居住的大地，东南两面临海，海岸线蜿蜒漫长，这样的地理环境，也孕育了中国悠久的海洋文化。但是，中华民族所生活的东亚大陆，虽然面对着广阔的海洋，却由于以农牧业为主的经济生活，作用于其性格和文化选择，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农业文明逐渐占据了东亚大陆文明形态的主导地位。虽偶有海洋文明出现，但一直未能上升至主导地位。可以肯定，中华文明以农业文明为主流，海洋文明则居于从属的地位。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华文明曾经是世界文明最重要的类型。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特别是纺织、造船、制瓷、造纸、印刷、火药、建筑等行业上的成就，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令世界各国望尘莫及。因农耕文明创造的持久且灿烂的传统文化，维系了中国社会长期的基本稳定。

那么，农耕文明对于中国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具体可体现在：

农耕文明容易产生循环和恒久不变的保守意识。农业活动，是简单重复、稳固又闲适的生活方式，数千年以来，中华文化中，充斥着对自然、人事的或循环或恒久的诠释，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的是政治生活中周期性的兴衰更迭、治乱合分；如中国文化以金、木、水、火、土喻指所谓自然基本元素的相生相克，永不停息。

不难理解，年复一年简单的农业劳动再生产，人们很容易产生恒久不变的意识，因为农业的生产方式所体现的主要特征就是忍耐的、静止的。所以在中华主体文化中，“天不变，道亦不变”几乎成为定律。而从遥远的《易经》时代，流传下来的微弱的“变易”观念，也被笼罩在恒久的“不变”当中，所以，人们最后的原则是：凡人凡事都“万变不离其宗。”

农耕文明容易营造稳固和执着的本位文化意识。这就决定了中华文化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多次遭遇外来文化，但核心内涵却始终屹立不变。这样的“文化交流”态度，很难实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真正深入的相互融合，更多的情况是外来文化被曲解、被消解，最后生成的依然是“以中华本位文化为中心”的文化景观。事物如不发展，则往往走向衰退。中华文化的亘古不变，难以完成自我提升，与此不无关系。

另一方面，稳固和执着的本位文化精神，却又极易生成片面的宽厚和盲目的包容，例如中原的大陆文化，对于外来的几大世界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所包容，一人可以同时信仰几种宗教，崇仰几个宗教的神明。人们普遍坚信的理论是“祭神如神在”“信神则神在”。归根及底，中国文化中，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中国人所信仰的神，早已不再是原来的神，最终还取决于人们自己的内心塑造和实用主义需要。

农耕文明养成了中国人务实的文化心理。农业生产需要极为坚忍的性格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空话无补于农业的收成，弄虚作假同样不会有好的报偿。实心做事，必有收获，所以中国人往往坚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见，务实精神是农耕文明在实践中导致的必然的心理趋向，而这种心理趋向在古代中国圣贤的思想论述和弘扬中又不断得以强化，最终演变成一种心理的和实践的准则。

“巧言令色，鲜矣仁!”在孔子眼里，“巧言”就是一种不务实的表现，而君子应该做到“刚毅、木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古代历史中，儒家的这一教诲一直是中国人的基本行动准则，违背这一准则必将受到针砭或批评，所以像张仪、苏秦这类纵横家尽管是重要的历史名人，但在史书中极少得到褒奖，因为在务实的中华文化中，“反复欺诈之臣”就是不务实的代表。

农耕文明养成了中华民族中庸的文化品格。“华夏汉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是安居一处企求稳定平和的农业经济造成的人群心态趋势。”由于农业生产来不得冒进和懈怠，农业耕作最正确的态度只能是踏实的、持恒的、不温不火的态度。其中，掌握“中”的度最为要紧。

可以肯定地推断，中庸之道只能以农业文化作为生发土壤，其他文化类型都不可能导出这种整体心理取向。“中庸之道”之于社会生活，明显的表现有平均主义理念、求同存异精神和不偏不倚的处世态度。

农耕文明养成了中华民族和平至上的品格。传统的农业生产是自给自足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与外界基本处于半隔绝状态。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极难承受社会的变故。历史上每次社会动**，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肯定是农民。他们恬静的生活是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基础上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与世无争；“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人们认为这样的生活状态最为安全。

这种生活方式和心理诉求，必然导致和平至上的品格。而这种品格诉诸的必然是和平的、与人为善的，甚至是逃避问题的生活原则。在汉代就有和亲之举，晋代有桃花源的理想，宋代有以偏安懦弱求和平的国策。当然，和平主义走过了头，不只是懦弱，甚至会变成投降主义。

农耕文明养成了中华民族强烈的家族本位意识。农耕文明的典型特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家庭或由家庭扩大化的家族是社会的本体，社会是无数个家庭或者家族的集合，国是家的放大。在人的确立和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家既是个人生命的来源，又是个人经济的依靠和政治生活的起点，人们往往特别重视家庭的伦理关系和个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和义务，有着强烈的家族本位意识。传统社会中，这种意识抑制了人的个性，却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和谐与秩序，造就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国最崇高的文化理想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者的出发点就是“家国同构”。

农耕文明养成了中国民族“重人伦轻自然”的社会观。农业生产几乎是一种千年不变的简单再生产，传统农耕文明不需要对诸如土地和农具等生产资料有太多了解和更新，因此，以农耕为生存依靠的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长期而稳定地居住在一起的家族内部的人伦关系和人事问题之上。一个保留至今的典型的人伦案例就是，中国人对亲戚关系的种种称谓非常的繁复、讲究，来自父系血缘和母系血缘亲戚的称谓就完全不同，同一血缘的长幼亲戚称谓也完全不同。

中华文化，对维护家庭或者家族内部的父子、夫妇、长幼、妯娌等人伦关系的需要，远远超过对宇宙、对自然以及对生产技术探索的需要。中华文化注重“天人合一”，为“天”赋予了更多人的情感和价值观念，它不是自然的“天”，而是人化了的“天”。当然，对于自然和技术的漠视，最终导致了科技的落后，这是中华文化的遗憾，或者说是农耕文明的遗憾。

农耕文明养成了中华民族“崇老尚古”的历史观。农耕文明不奢谈更新，简单的农事活动对于经验的依赖性，要比对技术的依赖性强，所以，中原人崇尚由他们的祖先或长者传授给他们的经验与美德。他们以尚古为美，尊祖敬宗，经验至上，注重道统，求稳喜静，厌恶变革。

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也尊崇“法先王”，“先王之法”须臾不可更改。在日常生活中，老者长者，既是家长，又是师长，他们是经验和传统的化身，他们是智慧和德行的典范。在保留传统的同时，崇老尚古的历史观，肯定也阻碍了变革与创新。[45]

与农耕文明相对应的是海洋文化。

人类的生命缘起于海洋。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如人们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海洋文化中崇尚力量的品格，崇尚自由的天性，其强烈的个体自觉意识，其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开创意识，都比内陆文化更富有开放性、外向性、兼容性、冒险性、神秘性、开拓性、原创性和进取精神。

中华民族的中原地区，主要属于大陆文化的代表，虽然海洋文化没有在中华文化的大家族中占据主流地位，但中国的沿海地区也是人类海洋文化的缔造者之一。然而，世人所推崇的近现代意义上的海洋文明，最早的、最主流的发源地在古希腊。希腊地区的陆地部分多丘陵且土地贫瘠，并不适宜发展农业，却有众多大大小小的岛屿所组成的松散的群岛，为了生存，希腊人天生就必须向海洋发展。希腊人生活在海洋上，以海为生，从事打鱼捕捞、经济贸易活动。面对着变幻莫测的大海，他们想要生存就得团结一致，就要有明确的分工与合作，就要有船长、水手、工匠等不同职业，在工作中互相协作，以求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在利益的分配中就要讲究平等合理，在群体内部就会讲求民主自由。

在浩瀚广袤的大海面前，希腊人放眼四顾，胸怀大海。在大海面前，每个人的力量显得那样的无助和渺小，海洋文明之中的人们于是培养出**不羁、率性而为的天性。他们从事经济贸易活动，就学会察言观色，长于辞令，善于交际；他们扬帆远航，视野开阔，培养出了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对于外部民族，他们会进行征服和奴役，逼迫外民族为他们服务；对于外部民族的财富，他们就会进行疯狂地掠夺，显现出野蛮的秉性。

海洋文明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马斯顿-希腊”帝国时期就发生了。创建了当时“已知世界”的最大的，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大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上具有显著地位。

首先，亚历山大在数十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群里，建立了当时领先的学术机构——博学园和图书馆，它们作为当时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圣殿，吸引了大批优秀学者来进行学术研究。其次，涌现出了繁盛的学术成就，表现在几何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多个领域，为后世文化的传播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三，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文化建设，这些城市群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希腊人、埃及人和犹太人是亚历山大城市群最主要的三个居住民族，希腊文化与埃及文化、希腊文化与犹太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构成了当时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第四，亚历山大征服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使希腊和中东民族开始相互密切往来，极大地丰富了这两个民族的文化。亚历山大在世期间及其身后不久，希腊文化迅速传入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以色列和埃及。又由于跨越欧亚大陆的长途征服，亚历山大还把希腊的影响波及以前从未到达的印度和中亚地区。[46]

从远古时期开始，海洋文明就是一种工商业文明，它需要有相当高的生产力水平作为前提。现代意义的海洋文明是从15世纪尤其是18世纪以来才得以迅速扩展的，主要得益于“地理大发现”和近代多个“大国崛起”，所带来的文化传播、文化征服和文化融合——虽然和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大融合一样，也伴随着侵略和掠夺的原始动机。[47]

近代500年，随着航海大发现，海洋文明的兴起，欧洲接过了人类文明发展主线的火炬。葡萄牙、西班牙率先征服海洋，进而主宰世界一个多世纪，孕育了经济全球发展的萌芽。随后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等国，凭借变革与创新，相继实现了近代化的大国崛起。 19~20世纪之后，没有太多社会包袱的美国，接过欧洲海洋文明的火炬，走上世界舞台中央，领跑世界，创造了工业时代的辉煌，体现了人类文明优秀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地理大发现时代，大致开始于15世纪中叶，结束于17世纪末。15世纪中叶，人类知识总和中已知的陆地面积只占整体陆地的2/5，航海区域亦只有全部海域的1/10；但到了17世纪末，人类知识总和中已知的陆地和海域都已达到实际的9/10，当然远洋探索依然继续着，到19世纪，欧洲人开始探索北冰洋和南极洲。

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开始了大量的文化、贸易交流，但同时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也开始出现。这个时期欧洲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其超过亚洲繁荣的基础。新航路的发现，对世界各大洲在随后数百年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对欧洲以外的民族和国家而言，地理大发现所导致的影响是多重性而矛盾的。除了物资交流外，地理大发现带给原生居民的常是死亡和占领，也是一部长期的大侵略史。

地理大发现对全世界，尤其是欧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它让地中海沿岸的经济活动进入了数千年来最活跃的时期。起初，地中海的权力和财富掌握在意大利与希腊人手里；随着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阿拉伯人开始崛起于地中海；其后，葡萄牙与西班牙等国进行了收复失地运动。伴随着新航路拓展、环球航行的实现，意大利城邦失去了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欧洲的重心转移到伊比利亚半岛上。 19世纪，北欧的法、英、荷三国开始主导大西洋的经济活动，其中部分国家的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远洋探索的展开，跨洋的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海外贸易累积的财富激发了欧洲人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事业，促使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发展，最终直接或间接地激发了帝国主义。治理方面，在欧洲社会结构方面，商人们先后取代了北欧和南欧的封建领主，成为社会中最具权势的统治阶层。在英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资产阶级逐步控制了各自国家的政治和政府。[48]

综合来看，海洋文明具有如下的特点：

海洋文明具有开放性。海洋文明是一种不断从异质文化汲取营养的文明，而不是闭关自守的文明。海洋文明的开放是多方位的。从经济上讲，它是一种对外贸易依赖型的文明，扩展海外市场，开拓海外殖民地成为这种文明的最重要的经济要求；从社会人口上讲，它在不断吸收外来人口的同时，又不断向外殖民。从人类学来看，大范围、大规模的人口的流动，改良了人种的素质，又促进了文化和思想的开放。

海洋文明张扬自我与理性。人类从陆地进入海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挑战，征服海洋会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和进取精神。在希腊人的眼中，甚至神灵都不具备至高无上的权威，更不用说世间的凡人了。神和人都不是因其已有的地位，而是因其事功的独一无二性而受到称颂。尤其是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神也具有了人性，已经彻底摆脱了传统的“高大全”形象，失去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是和人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

海洋文明重视创新，富有进取精神。与陆地相比，海洋更加凶险而不可预测。从生存考虑，人们必须造出更大更坚固的船，更加准确地预测天气，必须依靠不断改进航海的船只、工具，才能尽可能保证自己在无常的大海中存活下来，因此促进了海洋国家的科技和手工业发展，这也使得西方国家的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发展，远远超越了东方。

海洋文明具有天生的扩张性。以希腊为例，最开始，很多工商业奴隶主在城邦进行买卖，那些适于发展工商业的城邦成为主要的目标，但是很多市场不能吸收这些商品，原材料也不能满足供应，所以，必须尽最大可能进行海外扩张。

所以在大规模殖民运动之后，在黑海、爱琴海、西地中海沿岸、南意大利、西西里岛，最远至叙利亚和埃及等地都建立了许多新的城邦，希腊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张了。这些地区的城邦有助于工商业奴隶主发展工商业，同时控制了海洋；而且，殖民地都紧紧临近海洋，希腊通过海洋进行贸易，不仅对自己国家进行贸易，同时很多多余的商品都输送到更多的国家，从而形成了海上贸易。

海洋文明是多元的文明。在不断向外发展的过程中，海洋文明不断经历与其他文明的碰撞。充分容忍异质文化、多种文化的共存和竞争，成为这种文明开放性的补充。多种文化的共存，使每一种文化都随时意识到竞争的存在，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都要设法不断发展，以发展求生存。

希腊的活力就在于文化的多元性。由于海洋的分隔，希腊文化的各个实体保持了它的多样性。多样性促进了竞争，而竞争又促进了发展。同时又由于海洋的保护，使每一个城邦都有可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可以有选择地吸收他人异质文化的优点。文化的多元性体现在一个政治实体内部，就是容忍个体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它的政治体现就是民主制，雅典就是它的典型代表。[49]

站在东西方历史的轴线上，我们可以相对清晰地看到世界文明的涨落。而在两极世界文化的结构中，东西方文明的涨落期并不同步：当一方文明兴起的时候，另一方的文明恰好进入衰落期；而当这一方获得新的发展能量时，另一方又相对地陷入了低谷。这种现象从公元1世纪起，一直持续到21世纪。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东西方文明出现了交替涨落的形态。

东西方文明涨落的过程，都有一个大量吸取对方文明养分的阶段。公元前６世纪至公元前３世纪的“轴心时期”之后，秦汉兴起到唐宋高峰，西方逐渐陷入中世纪的暗夜。世界学术界将中世纪定为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前，长达一千年。随后，欧洲进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开始走上坡路，而中国进入下行阶段，到清朝末年达到了谷底。大致来说，似乎前一个1000多年是东方领先的世界，而后一个600年是西方领先的世界。

（二）人类文明的未来——从大陆文明、海洋文明走向宇宙文明

今天的世界是人类文明全球化的新开端，人类文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当世界成为地球村，由互联网技术革命引领的全球信息交换，无论从规模还是速度上都彻底地改变了世界。随着全球一体化和数字世界的到来，任何民族的文化和时代的文明都在此汇聚、融合、碰撞、包容、博采众长。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社会的全面冲击下，我们不禁要思考，世界文明还会像以往那样此起彼伏互不同步吗？世界文明的演进一定是通过大国灭小国、强国灭弱国来完成吗？全球资源的分配还需要通过战争和掠夺来实现吗？种族与文化的冲突仍然始终无法调和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是由人来主宰的，其中的小部分人拥有主宰世界的权利。但“身之主宰便是心”，人是由心主宰的。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世界的主宰者拥有敬天爱人的仁慈之心，一心为大众谋福利，那么天下必将美好，世人就会共享宇宙人类社会的快乐，享受有尊严的生活。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世界的主宰者唯我独尊、一切从我出发，利己排他甚至损人利己，那么世界就会黑白颠倒，就会出现博弈和争抢，甚至是战争，给世界带来灾难和悲哀。

人类，同源复制。所有的人，尽管肤色不同，生长的年代不同，生长的地区不同，但是我们都是我们来自同一个地球，是同源复制的人，因此在人类这个大家庭应该是团结互助、友爱的，而不应该因种族，肤色 地域，时代，贫富来区分贵贱和三六九等。更不可以用武力和战争以强欺弱，以大欺小。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对“天下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追求所表达的实质正是社会成员普遍的幸福观念。人们是否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主宰自己的心，寻找本我的“良知”与“天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仍然是任何一个时代的基本理想和需求。

人类文明一路摸索走到今天，人类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已更加全面，对自身发展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对未来方向的把握也更加清晰。任何国家、种族和人民，其最大的内心渴望都将是和平、和谐、共生，且不再需要如过去那般通过战争、侵略、排他的方式来实现。人已经可以最大限度地驾驭人性恶的一面同时传播善的一面。因此，新世界文明的未来格局完全可能展现出一种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更接近人类文明本质的形态：一个共生共灭、共进共退、共创共享的新起点。我把她称之为“宇宙文明”。

“宇宙”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庄子认为：“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是由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所构成的统一体，是一切空间和时间的综合。过去宇宙是指物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并处于不断运动和发展中。今天的宇宙有更广义的空间，那就是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总和。宇宙是多样又统一的，它包括一切，是所有时间和空间、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统一体。

未来的世界文明即宇宙文明，这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我们从中国文化出发，从希望中华文明能为宇宙文明可能的贡献出发，为未来的世界文明的前景作出一个小小预言：“心怀敬畏，悲悯苍生，天下大同”，并进而为“宇宙文明”具体提炼“连接，和合、共生、共创、共享” 五个核心价值。

联接，人类世界万事万物相联，历史与未来对接。

和合，地球上不同的种族、民族、宗教相互合作、相互融合，和谐共存。

共生，人类共生于同一个地球，拥有同一个宇宙世界。

共创，人类的科技、文化成果属于全人类，全人类共同创造美好未来。

共享，人类创造的财富并非个体财富，理应全人类共同享有。

“宇宙文明”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一切地域、种族、文明的先进科技和优秀文化都被借鉴与吸收。同时，“宇宙文明”面向未来，并具有引领时代潮流的生命力。“和”与“共”是宇宙文明的核心密码。用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终极向往。

正如习近平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所说：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在世界这个“地球村”里，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节点，所有的节点相互连接，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联世界生态。世界好，国家才能好；国家好，人民才更好。在有域无疆的数字世界中，人与人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互联互通。尽管在物理世界中人有种族、阶级、贵贱之分，但数字世界中人与人之间则是完全平等的关系。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将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人类文明大家庭，不是一花独放，而是百花齐放。

人类从传统社会走向今天的道路不尽相同，如果有人说过去的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海洋文明是“蓝色文明”，那么新时代的宇宙文明则承载着用 “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理念，它引领着人类文明火炬的传承，必将在向往和平的世人心中点燃熊熊烈火，这是新时代的“红色文明”。

莎士比亚说过：“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照亮世界”。宇宙文明的火炬之光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如果说2500多年前的轴心时代见证了人类个体意识的觉醒，关键是知道了“我”；那么第二轴心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则带动了人类群体意识的觉醒，关键是明白了“和”；而第三轴心时代全球一体化的“天地万物为一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必将激发人类整体意识的觉醒，关键是走到了“共”。“宇宙文明”终将会破茧而出。

五、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中华文化的核心密码是和文化。

将和文化作为国际关系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有共同准则。习近平一直以“和谐相处、合作共赢、和平发展”作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原则，他强调：“对于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必须始终不渝坚持下去，永远不能动摇。”他同时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也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大家一起把和平发展的理念落实到自己的政策和行动之中。”“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努力，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只有这样，和平才有希望，发展才有希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需要多管齐下、多方共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从思想上确立和平发展的理念。”

中国文化强调“以文化人、以德服人”。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国文化讲究的是怀柔、感化；感化是感动、打动人心，使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能够倾心于先进文化，发自内心地真诚地学习和接受先进文明，成为先进文明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文化软实力”的巨大力量。

“尊重生命”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至今仍为国际公认的两条伦理金则。中国也把和谐和“忠恕之道”作为国际关系准则。

用和文化解决人类的共同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习近平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

用和文化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人类文明大家庭，不是一花独放，而是百花齐放，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习近平指出：“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

习近平以和文化理念提出对待世界文明的四大原则：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他强调：“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

用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也是荣辱与共的国际大家庭。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他同时指出：“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中国坚持按照亲、诚、惠、容的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这既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世界的庄重承诺，同时也是中华和文化的应有之义。

以“和平、和合、和谐”的价值观为核心，以“和平发展，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理念为国际交往准则，以不同文明的平等包容、相互借鉴为基础，逐步打破民族国家的限制，推进民主、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经济与政治、文化与文明、命运与生命共同体，从而实现“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类永久和平愿景。[50]

人类的未来有待于中华文明的出场。中国数千年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念，将会在未来世界中发挥出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天下为公、和而不同、自然而为等中国式的新的文明精神，将成为世界发展的新的能量的来源，贡献于人类文明，造福于人类社会。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于人类文明走向的判断，是中华民族“天下大同”古老理念的现代表述，是中华文化“知行合一”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其中表达的开放、包容、合作、学习的新文化观，适用于“一带一路”及其之外更广阔的世界。它的逻辑结果是将更多的“带”和“路”构成多元一体格局，融汇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人类社会的殊途同归，和谐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