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和尚，唤作达摩，一语说不来，九年面壁坐，人道是观世音化身，我道他无事讨事做。
——唐伯虎《达摩赞》
一
先生守砚石为田，水似秋鸿振满天。
千首新诗惊醉饮，一箪脱粟共枯禅。
——《题沈石田先生后集》
“漫应千金聘，笑掷千金装。空手归故园，正值**黄。”（徐应雷《唐家园怀子畏》）唐伯虎逃离虎口，从南昌回到苏州，正是秋风时节，他又重新恢复了市民艺术家的生活。可能由于坎坷太多，兼之营养不良，未到五十岁，唐伯虎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他为此开玩笑地作诗说：“堪笑满中皆白发，不欺在上有青天。”不久，妻子沈九娘病故了，他就养了一头梅花鹿，坐卧相随，有时看看小鹿在桃花丛中穿行奔跑，颇得自然之趣。
“四海资生笔一枝”，卖画鬻字是唐伯虎唯一的谋生手段。逢上晴和的日子，伯虎会带上画囊，信步出门。正如他在《散步》诗中说的：“吴王城里柳成畦，齐女门前水拍堤。卖酒当垆人袅娜，落花流水路东西。”苏州的酒楼里有的是最美丽慧巧的卖酒女子，顾盼斟酌，赏心悦目。一觞一饮之间，有人来求画，他就就着酒桌，铺开纸笔，边闲谈边挥洒，酒钱自然求画者会替他结算的。
除张灵、徐祯卿早已病故外，经过宁王之祸，苏州的文士大多家居。正如好棋手相聚会感到格外有劲道一样，如今唐伯虎的诗人和画家朋友都聚集苏州，这种气氛颇能激发他的艺术创造力。
祝枝山曾一度做过广东兴宁知县，现在弃职回家，整天纵酒狎妓，卖画鬻字。他生活贫困，但仍乐呵呵的。他的狂草师法怀素，似乎在生活坎坷和酒色刺激下，点划结体也越来越放纵不羁。
王鏊已经六十几岁了，他是唐伯虎的朋友中官做得最大的一位，正德年间任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如今也弃官家居。他博学有识鉴，尚经术，诗文有名于时，人称震泽先生。死后葬在吴县东山，伯虎为其墓撰联：“海内文章第一，朝中宰相无双。”
文徵明书画的名气越来越大，学问也更精深，但仍是一身傲骨。有一位都御史俞谏，看到文徵明很有才学，可是家境清贫，准备送一些钱给他，就问文徵明：“你早晚有什么困难吗？”文徵明说：“我早晚都有粥吃。”俞又指着他的衣服说：“怎么破成这样？”文徵明还是装作不懂地答非所问：“这是暂时淋了雨的缘故。”这样使俞谏要送给他钱的意图难以出口。
唐伯虎和他的朋友们在彼此家中聚会、喝酒、说笑、作诗，经常在半醉半醒之际，他们之中的一位会走到桌边，桌上早安置了纸、墨、笔，一个人动手挥毫作画，其他的人就在旁边观望起哄，题诗作序，环境和气氛都非常理想。第二天，自然有“经纪人”将这些艺术品取去，为他们销售。
北宋的大艺术家苏东坡评论一位年轻的写意画家宋子房时曾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唐伯虎与他的朋友就是进行这种“意气所到”的士人画创作，他们让天才和灵性，借助毛笔、墨汁的韵味，将自我显露在洁白的宣纸之上。
中国传统绘画可以分为士人画（文人画）、宫廷画和民间画三大类。唐伯虎的绘画是士人画家数，但由于他师从周臣，而周臣一度担任宫廷画师，所以伯虎也接受了宫廷绘画的影响，行笔清丽、构图缜密，所画山水、花鸟、亭台楼阁，极其精致。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对唐伯虎绘画都评价很高，认为他虽然取法前人而能有所发展，甚至超过前人。毛大伦的《增广图绘宝鉴》就说他“山水、人物无不臻妙，虽得刘松年、李晞古之皴法，其笔资秀雅，青于蓝也”。确实，唐伯虎学养深厚，经历坎坷，中年以后，笔墨技法愈益精湛，意境创造也更为丰富。他的取材范围比较宽，形式也比较多，所有这些方面，不仅超越了周臣，也为其他吴门画家所不及。
伯虎的绘画创作，山水画占主要地位。他能取法南宋诸家，而能变化南宋院体。伯虎的山水造景，或雄伟险峻，或平远清幽，都能小中见大，粗中见细。他的山石皴法用李唐的大斧劈，不过李唐的皴法是用偏锋斫成，势在清刚壮阔，伯虎则将劈法化面为线，并掺和“披麻”“乱柴”等皴法，演变为一种用尖笔中锋写出的特殊皴法，流动而又有风姿。他画的树木枝梢，用笔也挺秀锐利，不像李唐那样凝重稳健。其烘染墨彩，亦能随物象的阴阳虚实而起巧妙的变化，达到明洁滋润，给人以强烈的实感。我们试看他的一些传世之作，如《骑驴归思图》描绘一个敝袍寒士正于秋风瑟瑟、林木萧瑟、峰峦奇崛的溪山深处，骑着疲驴而归。《采莲图卷》以简淡的笔墨，富有感情地描绘出晚秋的荷塘景色，都很好地体现了伯虎的艺术风格，确实是“远攻李唐，足任偏师；近交沈周，可当半席”（见王穉登《吴郡丹青志》）。
人物画也是唐伯虎所擅长的，其中仕女题材占相当大的比重。伯虎继承了唐宋以来张萱、周昉、周文矩的仕女造型，而在内容和形式上又有其时代特点。他的人物、仕女，在画法上大致可分两种：一种线条细劲，设色妍丽；一种笔墨流动，飘逸淡雅。前一种的传世之作如《王蜀宫妓图》。这幅画取材是前蜀王衍的宫廷生活，画面中四个仕女婷婷玉立，人物造型准确，动态典雅生动；笔法匀细，线条疏密有致，图案缜密清晰；色彩鲜艳而高雅，面部的额、鼻、颏三部分施白粉显得娟好秀丽。画上题诗：
莲花冠子道人衣，日侍君王宴紫微。
花柳不知人已去，年年斗绿与争绯。
借着对王衍糜烂腐败生活的讽喻，表达了画家的态度。后一种的传世之作如《秋风纨扇图》，画面中一少女手把纨扇，淡妆素雅，飘逸潇洒，风神卓绝，属于南宋风格的白描画。总之，唐伯虎的仕女画确实画得很好，时人都认为源于他“生平风韵多也”。黄九烟《补张灵崔莹合传》甚至编造出伯虎为宁王朱宸濠绘《九美图》进献武宗皇帝的荒唐故事，倒是文徵明独具只眼地发出了肺腑之论：
六如居士春风笔，写得蛾眉妙有神。
展卷不禁双泪落，断肠元不为佳人。
文徵明知道，唐伯虎是带着深深的同情或是热烈的爱慕来描画蛾眉的；见到画上的女子，也就激起了对命乖时蹇的伯虎的同情。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伯虎的仕女画之所以传神，是因为他投入了巨大的**，画家的精神实际已与画中的人物融合为一体了。
中年后，唐伯虎除精于山水人物之外，也擅画花鸟。《枯槎鹆图》是他的传世精品，画面上一只鹆站在一枝枯枝上，昂首鸣叫，极其生动传神。用笔虽简，其灵活干净的笔墨和疏密有致的章法，可代表画家花鸟画的特点和水平。其他如《临水芙蓉图》《梅花图》《雨竹图》等作，以水墨提炼形象，堪称中国花鸟画的妙品。
最值得注意的是唐伯虎在诗、书、画三方面的结合。由于书法和绘画在材料（水墨、宣纸）、工具（毛笔）上相同，在用笔的技法上本有关联，而诗歌与绘画的内容意境又常是一致的，所以诗书画结合不仅完全能够取得和谐，并且能够互相补充，使主题更突出，内容更丰富。在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和《洛神赋图卷》的摹本里，就已有绘画和文学作品结合的先例。唐代的王维是著名的诗人和画家，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指意境的相通。根据现有的资料，他还不是把诗直接题在画上。到了宋代，有些文人画家如苏轼、米芾等才时常在自己的画上写一段题记。因为他们的诗文和书法本来比绘画还要擅长，这样一来的确能够为画生色，使观赏者得到更多的感受，然而总不免有“诗书胜于画”的感觉。元代的赵孟、倪瓒等都是诗、书、画兼长，显然更有意识地在一幅画上使诗、书、画结为一体。例如倪瓒的山水画上就大多有题咏，诗的内容能帮助我们对于画境有更深的体会，而书法所表现的风格也和画完全是一致的。
明代画家如沈周、文徵明、唐伯虎等把这一传统发展到更成熟、更普遍流行的地步。特别是唐伯虎，诗书画达到了更完美的结合。在伯虎的笔下，诗、书、画是一个思想整体的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之间，则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我们看唐伯虎的画上，多半有诗或题记；有的画上在诗以外又加几句题记，介绍诗和画的关系或是画和生活的关系。如他曾画有一幅《相如涤器图》，内容是说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后，因家贫，一起到文君家乡临邛开酒店，由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洗涤器具，而题诗则是：
琴心挑取卓王孙，卖酒临邛石冻春。
狗监犹能荐才子，当时宰相是闲人。
诗中“石冻春”是酒名。狗监是汉代掌管皇帝猎犬的官，此指蜀人杨得意任狗监时，曾向汉武帝提及司马相如，末句则讽刺当时掌权者失职无能，未能发现人才。这样，就使观画者感受到作者的深远的旨趣，甚至从“当时”想到“现今”，产生强烈的联想效应。又如他的《秋风纨扇图》，画面中一淡妆女子，神态忧伤，执扇伫立，左上角用媚秀的行书题七绝一首：“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赏画观诗，作者坎坷的经历，佳人被弃的凄凉，轻薄的世态，都水乳交融般地结合起来，浸润着你的精神，使你览画之余，一洒异代同情之泪。
唐伯虎对于题字的多少、地位和字体也都有匠心：一般都用秀逸的行草题在画的上右方或上左方。除了诗词的内容和画境有联系外，所占的位置、面积、轻重都和画的构图有关联，成为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字体和画的笔法也是和谐一致的。
诗书画完美地结合在一个画面上，是我国文人画的一大特色。可贵的是，唐伯虎不仅在这方面达到很高的成就，而且他的绘画对民间绘画有相当大的影响。桃花坞是与杨柳青、杨家埠并称的我国年画三大中心产地之一。桃花坞木刻年画印行始于明代，不少题材内容都来自唐伯虎作品，如《高祖斩蛇》《三顾草庐》《陶渊明爱菊》《钟馗》《洞宾化女人携瓶图》《王蜀宫妓图》《渔家乐》《芭蕉仕女图》《桃花坞图》等。同时年画的有些题材取自唐伯虎的传说故事。如《三笑姻缘》，用连环画形式表现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故事。图中有“半塘寺伯虎初遇秋香”“秋香伯虎二次相遇湖塘”“隐姓埋名投华府为奴”“三番会见冤家秋香”“低头受尽千般苦”“恩赐冤家成婚配”等十个情节。明中叶以后，随着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文人画家日益走向社会底层。同时，方兴未艾的民主启蒙运动又使他们眼睛向下，更多地体察底层社会的艰辛生活。因此，明中叶以后不少文人画家常过问民间绘画，有些知名的文人画家还投入民间版画的制作，与民间刻工一起，画书籍插图。如众所周知的晚明大画家陈洪绶就与徽派版画名工黄子立协作，创作了《水浒叶子》《九歌图》等插图，为明末版画增添了光彩，由于史乘缺乏，没有发现唐伯虎直接过问民间绘画的资料，但他的住地成为年画作坊中心，他的作品直接收入年画印制，肯定他与年画制作界关系是很密切的。事实上，唐伯虎之所以能在某些方面跳出古人窠臼，走自己的道路，原因之一就是他融合了民间艺术和文人画的优良素质，使自己的作品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在他的绘画作品中能清楚地体现出民间绘画的惠泽。
在高卧桃花坞、卖画鬻文的同时，伯虎还进行了绘画理论的探讨。他说：
工画如楷书，写意如草圣。不过执笔转腕灵妙耳。世之善书者多善画，由其转腕用笔之不滞也。
又说：
作画破墨，不宜用井水，性冷凝故也。温汤或河水皆可。洗砚磨墨，以笔压开饱浸水讫，然后蘸墨，则吸上匀畅；若先蘸笔而后蘸水，被水冲散，不能运动也。
这都是经验之谈，甘苦之语。他还搜辑了历代画论，从唐五代到宋元，内容则或叙源流，或论技法，或谈鉴赏，或述装，分为三卷，名为《唐伯虎画谱》。他在自序中说“予弃经生业，乃托之丹青自娱。因述旧闻，附以己见”，可见他辑录《画谱》还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舍之间，是断以“己见”的。
无论是绘画创作，还是画论探讨，唐伯虎都是在中年以后隐居桃花坞时期达到了自己光辉的顶点。
二
一龛碧火蒲团坐，十亩黄柑酒瓿车。
——文徵明《赠唐居士》
唐伯虎与北宋的乐天才子苏东坡有不少相类似的地方，如同样才华横溢，都曾罹牢狱之灾，都是诗书画全才，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相类之处，就是对和尚与名妓的喜好。根据文字记载，苏东坡一生总是与和尚、名妓有不解之缘。唐伯虎也一样，他总是以一种诗意的哲学化了的人生观看待生活，有了诗词书画，他热爱今生，不会去当禁欲的和尚。有了哲学，他十分明智，也不会沉沦在浅颦低笑之中。他不能弃绝青山绿水，也不会弃绝美人、诗画和酒肉，但是他有深度，不可能成为肤浅的纨绔子弟，也不可能变成清寒的苦行高僧。他享受和尚和名妓，而不会被他们俘虏。
大概中年以前，唐伯虎与妓女关系甚密；中年以后，则与和尚交往颇多。他读了很多佛经，根据《金刚经》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自号六如居士，并且怀着虔诚的敬意写了《达摩赞》《赞林酒仙书圣僧诗后》《释迦如来赞》《第十二尊半渡波山那迦犀那尊者赞》等。尽管这些赞语少几分佛国庄严、多几分生活风趣，但仍充满了恭敬。如《达摩赞》：
两只凸眼，一脸落腮，有些认得，想不起来。噫！是踏芦江上客，一花五叶至今开。
奇怪的是，唐伯虎对道教却采取了大不敬的态度，除了前面第二章介绍的诗讽炼丹士的故事外，《风流逸响》还记载，有人求唐伯虎在《列仙图》上题咏，伯虎援笔即题：
但闻白日升天去，不见青天走下来。
偶然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阿癐癐！
“阿癐癐”，是吴中小儿群奔起哄之声。唐伯虎在诗中辛辣地讽刺了道教“白日升天”之说，表示了自己极度的轻蔑。
对于佛教，伯虎却十分尊崇。他和许多和尚都是好朋友，《金陵游记》就记载南京报恩寺的和尚藏有很多唐伯虎的墨迹，其中有一幅精细绝伦的白描达摩图，达摩兀然危坐，一经袱放在身旁，右方题记是：“嘉靖癸巳春弟子唐寅画。”还有一位西洲，是嘉禾龙洲寺和尚，能诗善文，领袖天下禅林，唐伯虎曾画赠山水一幅，上题五十言怀诗，下跋云：
与西洲别后三十年，偶尔见过，因书鄙作并图请教。病中殊无佳兴，草草见意而已。友生唐寅。
（见《支那南画大成》卷九）
傲视天下的伯虎居然自称“友生”，并“请教”，可见与西洲相知相重非同一般了。唐伯虎对一些佛教活动不遗余力，治平禅寺要修建一座竹亭，他就热情地写了《治平禅寺化造竹亭疏》，想象竹亭修建后“秀岩和尚击节而悟空，清平禅师指竿而说法”的胜况，然后请各方面的朋友“幸舍余资，共成胜事”。他还为寒山寺写了《姑苏寒山寺化钟疏》。寒山寺在苏州阊门西七里之枫桥镇，建于六朝时期的梁天监年间（502—519），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了，原名妙利普明塔院，到了唐代贞观年间，传说当时的名僧寒山和拾得曾由天台山来此住持，塔院因改名寒山寺。诗人张继又写了一首《枫桥夜泊》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由于把枫桥与寒山寺的优美意境融为一体，颇具诗中有画的艺术趣致，因而成了千古绝唱，寒山寺的钟声也名传遐迩。可惜因寒山寺历经沧桑，那只大钟早已失传了。明代嘉靖年间，苏州士民又发起重铸，唐伯虎就应约写了《姑苏寒山寺化钟疏》。在疏文中，他将寒山钟声与李白、张继的韵事联系起来，希望大家能解囊施助这“庄严佛土”。文末还作了四句偈语：
姑苏城外古禅房，拟铸铜钟告四方。
试看脱胎成器后，一声敲下满天霜。
佛家妙语，而又文采斐然！后来这口巨钟铸成后，悬于钟楼，敲起来声音洪亮，可达数里之外。可惜明末流入日本，与寒山寺只能隔海相望了。清末康有为还有诗感叹：“钟声已渡海云东，冷尽寒山古寺枫。”读来令人惆怅不已，当然这是后话了。
六如居士的和尚朋友自然很多，除了前面所说的南京报恩寺僧外，苏州和尚柏子亭是他的好友。柏子亭通诗文而又不乏风趣，一天，他去支硎山，途中在一家客店休息。主人认得是诗僧柏子亭，就拿出纸笔求诗。柏子亭不假思索，戏书一绝云：
门前不见木樨开，惟有松梅两处栽。
腹内有诗无所写，往来都把轿儿抬。
主人将诗贴在墙壁上，很久还没人能读懂。一天唐伯虎偶然到店中歇息，见到墙上的诗，大笑着说：“这首诗是谁作的？他是嘲笑店中没有‘香烛纸马’啊！”大家仔细琢磨，“木樨”，即桂花，桂花很香，首句是说无香。松、竹、梅号称“岁寒三友”，次句“惟有松梅”，意即无竹（谐“烛”）。三句“无所写”，意即无纸。四句只有轿，意即无马。这样诗意才豁然明朗了。可见柏子亭机锋之聪颖！
有一次，吴县一个和尚因犯通奸罪，被戴枷站在大街上示众，这时适逢伯虎经过，伯虎忍不住写下这首诗：
精光顶上着紫光顶，有情人受一无情棒。
出家人反做在家人，小和尚连累大和尚。
唐解元的题诗使围观的人们都发出了快活的笑声，风流和尚也得到了宽大处理。上面这首滑稽诗用俚语写成，在民间口耳相传，平添了这位才子的风流佳话。
唐伯虎在四十岁以后居住桃花坞期间，才开始勤研佛教哲学。正如他少年时代所作《伥伥诗》中所说：“老后思量应不悔，衲衣持钵院门前。”难怪有人评为“诗谶”了。更妙的是，在唐伯虎身上，禅学、美女、文章、丹青交织融合，他得意地总结自己是“龙虎榜中题姓氏，笙歌队里卖文章。跏趺说法蒲团软，鞋袜寻芳杏酪香”，将与妓女周旋、僧徒结队，看作自自然然的文士生涯，而认为没有必要再去寻求什么功名了。事实上，精研佛学使唐伯虎能够用一种禅意的眼光看待生活，无论是五彩斑的丹青，还是花团锦簇的美女。这一点，他的密友文徵明最为了解，文有首《子畏为僧题墨牡丹》七绝云：
居士高情点笔中，依然水墨见春风。
前身应是无尘染，一笑能令色相空。
好一个“一笑能令色相空”！佛教哲学能够从繁华热闹中看出冷清寂寞，也能从贫困潦倒中享受美好的福祉，难怪中年以后的唐伯虎经常白首青灯，蒲团独坐，乐此不疲了。
三
万妄安能灭一真，六如今日已无身。
——祝枝山《挽唐子畏》
时光老人是无情的，他将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少年送到生机勃勃的中年，飞快地又使他们进入暮色苍茫的晚年。眼下，唐伯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尽管他才五十岁上下。
这一段时期，他的生活中有三个变化应该叙述一下。
一是与沈九娘生下一女。伯虎生前即将她许配给好友王宠之子王国士为妻。王宠小唐伯虎二十四岁，字履吉，号雅宜山人，苏州人，精小楷，师法王献之、虞世南，尤善行草，其书婉丽俊逸，疏秀有致。当伯虎去世时，王宠仅三十岁，其子至多十岁左右，与伯虎女儿年龄相当。伯虎死后，王宠于嘉靖九年以诸生贡入太学，可惜于嘉靖十二年（1533）就死去了，年仅四十岁。后来，伯虎女儿嫁给了王国士，就住在横塘王家村。
二是正德十三年（1518），伯虎四十九岁时，岳母吴氏病故，伯虎作了《徐廷瑞妻吴孺人墓志铭》。吴氏是伯虎原配徐夫人的母亲，徐氏约殁于伯虎二十五六岁时，伯虎曾作《伤内》诗悼之。从《徐廷瑞妻吴孺人墓志铭》中得知，徐夫人殁后二十余年中，伯虎尚与妻家往来不绝，所以，他自称“寅为女婿三十年”。于此也足见他不是那种寡情薄义之人。
三是当伯虎五十一岁时，弟弟子重继唐长民死后又生下两个儿子，大的叫兆民，小的阜民。子重见伯虎没有儿子，就将兆民过继给他。嘉靖二年，伯虎去世时，兆民才三岁。后来，唐兆民在《遗命记》中沉痛记叙了这一段家史。
从以上三事的简略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伯虎晚景的不济了。而对他的生活造成更大的困难，像乌云窒息般地笼罩着他的生命最后历程的则是贫穷。
现今有句时髦话：贫穷不是罪恶。然而“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世俗社会中，对待穷人如同躲避瘟疫一样的人大有人在。由于科场冤狱，上下打点，家底已空，连年以来，丧事又接二连三，兼之书画市场不景气，一家数口是难以维持生计的。伯虎的朋友钱仁夫有《和唐解元咏破衣》，中有句云：
缝纫细了反成好，绽裂多些转觉宽。
冒雨披风那便坏，捉襟露肘任教寒。
衣上补丁密，反是好事；裂口多，倒觉宽大，这当然是朋友之间阿Q式的安慰之词，但也于此可见伯虎鹑衣百结的贫窘之状。
不仅衣不能御寒，而且食不能果腹，有时十天半月都不能吃上一顿肉，只能吃些瓜菜，“萧条若僧”，唐伯虎为此写了“大白话”《爱菜词》：
我爱菜！我爱菜！傲珍馐，欺鼎鼐。多吃也无妨，少吃也无奈。……我爱菜，人爱肉。肉多不入贤人腹。厨中有碗黄粥，三生自有清闲福。
菜和肉当然各有各的营养和滋味，只爱吃菜而不爱吃肉也是某种人的饮食偏好，但穷得吃不上肉的寒士这样片面而狂热地鼓吹吃菜则未免有点滑稽可笑，也有点凄凉可怜。
也许是生性倔强，也许是真的掌握了高明的禅学，唐伯虎不屈的灵魂和人生观不容许他失去生活的乐趣。只有到晚年，他才觉得自己真正懂得了苏东坡。以往，他只是佩服东坡的学问，崇拜东坡的才华，向往东坡的风流，他甚至追踪东坡先生的遗迹，泛舟赤壁，醉酒黄州，去体验那种神秘的梦境。然而直到现在，他才理解东坡人格的最动人处。东坡一生屡遭贬谪，由黄州而惠州而儋州，流窜蛮荒雾瘴之地，身历九死一生之险，而能享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豁达安适的春睡（苏轼《纵笔》），而能感受“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食荔枝》）的充满感激的禅悦，这就是东坡伟大人格的闪光！于是，伯虎觉得自己与东坡先生息息相通，他精描细画了一幅东坡造像，上面题诗是：
乌台十卷青蝇案，炎海三千白发臣。
人尽不堪公转乐，满头明月脱纱巾。
朋友们见了，称赞伯虎的画画出了东坡精神，诗也写出了东坡的精神，不愧为异代知己。至于他自己的生活，他有《风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孙思和》以纪其实，这八首诗都写得极好，充满了东坡式的禅悦，兹录四首于下：
十朝风雨苦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
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
抱膝腾腾一卷书，衣无重褚食无鱼。
旁人笑我谋生拙，拙在谋生乐有余。
白板门扉红槿篱，比邻鹅鸭对妻儿。
天然兴趣难摹写，三日无烟不觉饥。
领解皇都第一名，猖披归卧旧茅衡。
立锥莫笑无余地，万里江山笔下生。
诗中记叙了自己艰苦的生活，十朝风雨，无人问市，三日无烟，有口告饥；也描摹了那种清贫的天然之趣，谋生虽拙，却自食其力，居处虽陋，而妻儿和睦；更抒发了从事艺术创作的万丈豪情，胸中块垒，笔下江山，孜孜不倦，生机勃勃！他还画了一幅《煮茶图》，上面题道：“束书杯茶，氍毹就地，吾事毕矣。不忆世间有黄尘汗衣，朱门臭酒也。”一个人当他的物质欲求低于客观条件及周围环境所能给予时，客观条件及周围环境其奈他何！他就能够产生一种刚强不屈的清高的精神力量。
晚年，在书画生意清淡的时候，在“束书杯茶”之余，唐伯虎精研诗法，他认为“诗有三法，章、句、字也”。谋章要求做到“气韵宏壮”“意思精到”“词旨高古”。造句时描摹事物一定要能传神，要与所写事物相似；炼句要像制药一样，一定要求精；剪裁句子要像裁缝衣裳一样，一定要合体。至于用字，则“妆点之如舞人，润色之如画工，变化之如神仙”。他认为，做到这些，“为诗之法尽矣”。所以他在读诗时，“列章法于其题下，又摘其句，以句法字法标之”，写成《作诗三法》一书。可惜这本书已经失传，我们只能从《唐伯虎全集》中《作诗三法序》中知其大略。看来，伯虎的观点与当时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提出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是不尽相同的。应该肯定，伯虎对于古代诗论是有贡献的。
嘉靖二年（1524）十二月二日，贫病交加的唐伯虎很快衰弱下去，呼吸艰涩。年龄才十二三岁的小女、弟弟子重抱着继子和亲家王宠流着泪，在床边守候着他。在回光返照之际，伯虎写下了这么一首“绝笔诗”：
一日兼作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
他年新识如相问，只当飘流在异乡。
他喃喃低语，似吟似诵，脸上也好像带着一丝微笑，声音渐渐停息了，唐伯虎终于走完了他那沉重而艰涩的人生道路，这年他才五十四岁。也许是感到离自己的诗文中常常计算的“人生七十”还差得很远，他以狂补之，一日作两日，算来已过百年，现在要飘流到一个神秘的异乡去了。自己是不会死的，不会离开朋友和亲人的。
由尘世的标准来看，唐伯虎的一生相当坎坷不幸。然而，正如同孔子评价为信念而饿死的伯夷叔齐：“他们求仁而得仁，为什么要后悔呢？”伯虎求狂而得狂，也许他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心理撒手尘寰的。
一个人的才智、际遇和成就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谜。抛开伯虎对自己一生是如何总结的不论，他的朋友与后人就普遍认为唐伯虎的一生是一个失败：他才华过人，资质天赋，想平步青云，泽及于民，但又落到并始终生活在市民社会；想“为一家学”，立言垂世，但又有始无终；最后致力于书画及诗词创作，论者又大多有微词，连好友祝枝山在《唐伯虎墓志铭》中也说“不及精谛”。枝山说：
气化英灵，大略数百岁一发钟于人，子畏得之。一旦已矣，此其痛宜如何置！
依照他们的观点，造物主数百年才将英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伯虎就是这样难得的天才。现在天才没有完成应有的成就就谢世了，令人何等悲痛啊！对于这种“悲天悯人”之论我不敢苟同，对于才智、际遇及成就谜一样的三角关系，考之历代名人，我至今都感觉糊涂和迷惘。我却以为，这些论者的前提，亦即依唐伯虎的天分原本应有更高的成就，是值得怀疑的。我倒是赞同邵毅平先生的见解：
如果唐寅没有牵入科场案，而是顺顺当当地中了会元，做到三公六卿；如果他发愤著书，成为明代有名的学者；如果他更为认真地作诗作画，使他的诗画达到更高的水平，那么，他的一生难道会比他实际所过的更有价值吗？未必。唐寅的一生的主要意义，在于他敢于坦率地追求一种更为自由、更为真诚的生活。他已经达到了封建时代中只有很少数知识分子才能达到的精神高度。至于他的功名是否大，著作是否多，诗画是否工，那都是次要的问题。
（《十大文学畸人·唐寅》）
唐伯虎死了，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代士人对自由的狂热向往，留下了他灵魂的欢欣和心智的乐趣，这都是其文章书画不可比拟的宝藏。
由于王宠是伯虎的儿女亲家，就将伯虎葬在横塘王家村，这也就是我们在第一章介绍的明末雷起剑在荒烟野水间所见之墓。至于桃花庵的墓以及魁星阁，恐怕都是后人附会而修建的了。依照子重的安排，兆民过继给伯虎，以后，兆民生子昌祚，昌祚生子应祥，应祥生子宜端，宜端生允锡、允钦、允铨，允锡生道济，早卒。以后唐氏的支庶就无可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