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萧萧野渚秋，满蓑风雨独归舟。
莫嫌此地风波恶，处处风波处处愁。
——《题画》
我们在第五章中已叙及，唐伯虎筑室桃花坞后，更加疏狂放浪，过着“花中行乐月中眠”的生活，这种懒散自适的民间艺术家的生活他真愿意一直过下去，终老此生。然而一件突如其来的事变将他晕头晕脑地卷入了政治漩涡，并且险些遭到覆舟之祸。
事变的发生须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
成化二十三年（1487）宪宗病死，他的儿子朱佑樘即位，即为孝宗，年号弘治。孝宗在位期间，任用贤臣，勤于治理，裁抑宦官，整肃了英宗、宪宗时期太监专权乱政的现象；并提倡节俭，与民休息，颇有仁、宣之遗风。因而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的缓和，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这就是旧史艳称的“弘治中兴”。可惜好景不长，孝宗只做了十八年皇帝就病死了，年仅三十六岁。孝宗死后，其十五岁的独子朱厚照继承皇位，改元正德，是为武宗。这是明朝最昏庸腐朽的皇帝之一。
武宗对政事不感兴趣，尤其对天天那么一大堆枯燥乏味的奏疏和听学士讲读经史感到厌烦。他喜欢的是骑射游猎，宠爱的是太子时代陪他玩乐的太监，尤其是刘瑾。
刘瑾迎合武宗奢侈好色的癖好，经常会同爪牙弄来鹰犬、歌伎、角觗之类供武宗玩乐，并带他到宫外游玩，因此取得了信任和宠爱。刘瑾更引党羽焦芳入阁，与自己表里为奸。他怂恿武宗大兴土木，建造太素殿、天鹅房船坞，又另建一座多层的宫殿，两厢设有密室，勾连栉列，名曰“豹房”。武宗和一些宦官及佞小人整天在里面花天酒地，歌舞宴乐，还搜罗了一些白皙妖艳的色目女子昼夜在豹房**。
刘瑾见武宗完全沉湎于声色之中，便乘机窃取权柄。他权擅天下，威福任情，天天都有一大批各府部衙门的官员在他家门口等候汇报公事，而科道部属以下的小官还须跪着等待，如同等候皇帝召见一般。他还利用权势侵渔百姓，大肆贪贿，百姓深以为苦。
刘瑾的专权乱政，给皇族内部的藩王起兵叛乱提供了口实。正德五年（1510）四月，安化王朱寘以讨伐刘瑾、“清除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朝廷，杀掉巡抚、总兵、镇守太监等人，抢劫库藏，焚烧官府。后来朱寘被擒赐死。这次反叛从起事到失败，前后仅十八天，但给明中叶的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朱寘虽被镇压，但武宗见到了朱寘发布的檄文中揭露刘瑾十七件违法之事，勃然大怒，下令逮捕刘瑾，后将其处以磔刑。行刑之日，许多受害者争着买刘瑾的肉吃，以发泄心头之恨，竟有用一文钱换一小片肉的。
武宗虽然把刘瑾杀了，但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却宠信两个佞臣，其中一个叫江彬，一个叫钱宁。
江彬是宣府人，因残杀农民起义军立功，升为左都督。他生性狡诈机警，善于迎合人意。武宗很喜欢他，留侍左右，并赐姓朱。钱宁是广西镇安人，早年进入锦衣卫，他有一身好武艺，能左右开弓，因而取得武宗的宠爱，步步高升，一直做到左都督，掌领锦衣卫，主管诏狱。武宗对钱宁言无不听，常常让他陪着在豹房里花天酒地。有一次，一起喝得大醉，武宗就枕着钱宁睡觉。钱宁凭借武宗的宠爱和自己手中的权力，招权纳贿，打击异己。江、钱二人都是武宗近臣，然而为了争宠，又彼此钩心斗角。
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产生了宁王之祸，并将风流才子唐伯虎也卷入了漩涡。
宁王朱宸濠是朱元璋的五世孙，封国在南昌。他身边的几个术士称他仪表非凡，又说城东南有天子之气。宸濠大喜，便在城东南修造离宫，假称阳春书院，又时时打听朝中的虚实，希望有机可乘。偏偏武宗无子，群臣多次请他召亲王的儿子为嗣子。若按血缘关系，朱宸濠比较疏远，没有希望，于是，他就勾结武宗身边得宠的侍臣，让他们在武宗面前夸奖他“孝且勤”，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儿子能被召入继大统。他先是贿赂勾结刘瑾，后又勾结钱宁，通过钱宁恢复了以前被削夺的护卫军队。朱宸濠仗着朝中有人，在地方上无恶不作。他擅自杀逐地方官吏，霸占百姓田宅，抢夺民家子女，豢养强盗在江湖抢劫财货，并搜罗亡命，私制兵器，蓄谋反叛。
宁王朱宸濠野心勃勃，裂土分茅既不能满足他的欲壑，儿子待召入继也不能缓解他急迫的渴求，他一定要身登九五，把明朝江山易帜。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他自然首先要笼络人心，学习汉代的王莽，谦躬下士，不惜卑辞厚币，罗致五岳四海的奇才异能之士，博取声名，网罗鹰犬，以帮助实现他那皇帝之梦。
这样，宁王的目光就扫向了文人荟萃的苏州，注意到了醉卧在苏州桃花坞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伯虎。
明正德九年（1514），宁王朱宸濠的征聘专使来到苏州。
专使向四十五岁的文徵明奉上了书信和聘金。素性淡泊的文徵明以生病来推辞，金银全数退还，也没有回信。
唐伯虎曾经说过，在作诗与绘画方面自己可以与文徵明争雄，至于在学问与品行方面，自己自愧不如，将含羞捧面而走。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宁王的专使到来后，伯虎却接受了聘书和聘金。
伯虎受聘的原因简言之有二，一是当时宁王谋反的形迹还没有显露出来。《明鉴纲目》卷五说，宁王党羽李士实、刘养正商议，派遣奸细分布水陆孔道，封锁消息，扼杀情报，因此朝廷直到正德十三四年（1518、1519）才有所闻。伯虎受聘是正德九年，其时宁王反迹未露，“礼贤下士”之名正盛，伯虎受聘是全无池鱼之虑的。二是伯虎虽然绝意仕途，放浪形骸，但他始终有怀才不遇之感。他曾在《画红拂妓》上题诗云：
杨家红拂识英雄，着帽宵奔李卫公。
莫道英雄今没有，谁人看在眼睛中。
李卫公，即李靖，唐代以功封卫国公。相传隋末李靖贫贱时，谒见越国公杨素，众侍婢中有一执红拂者，深情瞩目于李。当夜五更时分，红拂紫衣戴帽，乔装来投李靖，两人同归太原。这个“慧眼识英雄”的故事引发了一代又一代男子的艳羡和神往。显然，唐伯虎是以李靖自许，而期待着能出现独具慧眼的红拂。他在另一首《题画》诗中更坦率地呼吁：
李白才名天下奇，开元人主最相知。
夜郎不免长流去，今日书生敢望谁？
“今日书生”当然就是他自己。诗中的感情也就是祝枝山在《唐伯虎墓志铭》中代他抒发的：“有过人之杰，人不歆而更毁；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摈。此其冤宜如何已？”怀才不遇，这也是折磨着一代一代中国封建失意文人的通病。现在，宁王厚币征聘，至少说明有高位者赏识自己，伯虎当然欣然受聘，命驾南昌了。
南昌，华东重镇，位于赣江下游东岸，在汉初即为南方昌盛之地，故名南昌。汉设豫章郡，隋改洪都，唐以后设南昌府，所以王勃《滕王阁序》里说“洪都故郡，南昌新府”。明初一度改洪都府，到唐伯虎时就又改为南昌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受封为宁王，初封大宁（在长城喜峰口外），永乐初移藩南昌。朱权自恃靖难有功，非常骄恣，后被废为庶人，奉敕辑《通鉴博论》《汉唐秘史》等数十种，学术上总算是还有一点成就。朱宸濠则是朱权的玄孙，弘治中袭封为宁王，建藩南昌。他没有乃祖的学问，却继承了乃祖的骄恣，更发展为不可遏止的野心。
伯虎来到南昌，立刻成为了宁王府的上宾。他那英俊潇洒的相貌，儒雅不凡的谈吐，出口成章的诗文，意旨遥深的绘画，飘逸秀媚的书法，倾倒了宁王府上上下下，使王府供养的一班文人墨客相形之下黯然失色。宁王十分得意伯虎来归的“广告效应”：普天之下，谁不知道唐解元是文章巨擘、风流魁首，现在他成了自己的座上客，这件事不仅轰动了南昌城，而且举国上下都将其作为佳话传播，不正说明自己礼贤下士，不正预示着将来的天下归心吗？所以宁王对伯虎殷勤优渥，专为他修建了舒适的宾馆，逢人即称“解元公”，饮宴必尊之上席，一切都非常优待。
但是，唐伯虎是何等聪明绝世的人！在宁王府才五个多月，他不仅耳闻目睹了宁王鱼肉百姓的斑斑劣迹，更重要的是，他觉察出宁王对抗朝廷、图谋反叛的野心。他冷静地分析了朝野局势和宁王府的动态，料到不出五年，朱宸濠一定会举兵造反！然而又不能成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不消多久，一定会烟消火灭，身首异处！到那时候，所有现在让朱宸濠用卑辞厚币罗致而来的人才，一定会名列逆党，玉石俱焚！他向来是讲究明哲保身的，正如他在《警世》之三中所说：
但凡行事要知机，斟酌高低莫乱为。
乌江项羽今何在，赤壁周瑜业更谁？
赢了我时何足幸，且饶他去不为亏。
世事与人争不尽，还他一忍是便宜。
“知机”，对于伯虎来说，就是及早见机，保全清白之躯，早早回乡，免得日后横遭无妄。何况他是那样地喜欢桃花坞红灼灼的桃花，那样地留恋美丽多情的江南歌伎，那样地想念与诗画朋友的聚啸风流！他认为犯不上贪恋眼前的富贵利禄，和那些目光短浅的醉生梦死的狐群狗党，同待在这座岌岌可危的冰山上面，等待大祸的降临。这时，他想到了素所敬仰的西晋名士加狂士阮籍。当时司马氏当权，形势险恶，确实如《晋书》所言“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因此竹林名士常常深切地怀抱着忧生念乱之情，借酒佯狂，远祸全身。这方面最成功的莫过于阮籍。青年时的阮籍是一个踌躇满志的英俊人物，他曾登广武山，观楚汉相争的古战场，喟然长叹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根本不把叱咤一时的刘邦、项羽放在眼里，宏图壮志，溢于言表，后来，为应付险恶的政治环境，他变得“发言玄妙，口不臧否人物”。他原本喜欢饮酒，这时更将酒作为逃避政治斗争、远祸全身的手段。司马昭的亲信钟会多次找阮籍谈论时事，企图借机陷害，也都被阮籍用长醉的办法应付过去。即使万一说错了话，也可以借醉求得谅解。司马昭为儿子马司炎求婚于阮籍，阮籍不愿，又不能明拒，于是就沉醉六十日不醒，使求婚者没有机会提出，只好作罢。司马昭要进爵晋王，加九锡之礼，他的亲信让阮籍写劝进文章。阮籍也借醉拖延，等到使者来取文稿，把他叫醒，他才写一篇文辞清丽的空话敷衍了事。
这些前贤遗事，此时此际给予了伯虎深深的启发。伯虎想到宁王心怀叵测，又耳目众多，自己既已被他引诱上钩，如果席不暇暖就告辞而去，宁王一定会大启疑窦，怀疑自己掌握了他的作乱形迹，窥见了他的造反阴谋。为了防止泄露，素性猜疑残忍的宁王，一定会加害于自己。到时候，未正明国家的典刑，倒先做了宁王府的刀下之鬼，这岂是智者所为？只有向阮籍学习，佯狂露秽，使酒骂座，先让宁王产生厌弃之心，然后再慢慢地设法脱离虎口。
唐伯虎主意已定，就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上那秦楼楚馆去猎艳寻芳，往那烟花巷陌去眠花宿柳，并且到处胡闹，故意做得错乱颠倒，好让人家传给宁王知道。最后甚至遇到了王府的丫鬟仆妇，便痴痴癫癫地任意调笑，对她们说出许多猥亵不堪的话，有时还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举动完全失去了常态。
有几次，王府的妃嫔坐着软轿出入，衣冠不整的伯虎竟趑趄着走到路上，对着轿子脱裤撒尿，口中还喃喃地念着古书：“骄其妻妾！”（骄谐音浇）衙役管家上前叱责，他就放声大哭，或是仰天狂笑。因为他是王爷礼聘的解元公，家人衙役也不敢捆打，只是无可奈何地拖开了事。
这种种迹近疯狂的行为，很快就传到宁王耳里。宁王起初还是不太相信，后来暗中亲自窥察，竟是当面看到了几次，不由大为恼怒。他疑心有诈，又命人以他的名义，到宾馆给伯虎馈赠物品，只见伯虎光着身子，蹲在地上，破口大骂。使者返命，宁王悻悻地说：
孰谓唐生贤？直一狂生耳！
这时，王府上下内外那一班原本嫉妒伯虎的文人幕僚，乘机大进谗言，肆意攻击，怂恿宁王将伯虎赶出王府。宁王考虑到唐伯虎虽然名满天下，但现今已成为不能出众的癫狂，眼见得其神志已被酒色消磨殆尽，无论如何才高学广，也不能再干什么大事，更谈不上辅佐王业了，倒不如放归故里，以免日后因之误事。
就在宁王踌躇不定的时候，有天伯虎喝得酩酊大醉，乘兴拿过纸笔，歪歪斜斜地写了一首七律，托人转致宁王：
信口吟成四韵诗，自家计较说和谁？
白头也好簪花朵，明月难将照酒卮。
得一日闲无量福，作千年调笑人痴。
是非满目纷纷事，问我如何总不知？
字迹虽然潦草，意思却很明白。一则表示自己向往及时行乐，白头簪花，明月照酒，清闲自在，胸无大志；二则表示日后不问是非，将装聋作痴。这样的表示当然解除了宁王的疑虑，于是只说让他回家养病，赠了路费，派人一直将伯虎送返苏州。
俗话说：鲤鱼摆脱金钩去，摇头摆尾再不来。伯虎脱离虎口，如释重负，回到水乡苏州后，依旧与诗朋酒侣聚啸桃花坞，过他那种放浪形骸的生活了。以后，他曾画过一幅《抱琴图》，上题诗曰：
抱琴归去碧山空，一路松声两腋风。
神识独游天地外，低眉宁肯谒王公！
“一路松声两腋风”，写出了他离赣归苏的轻快之感；而“低眉宁肯谒王公”，则可视为他的总结和忏悔了。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种傲骨，朋友文徵明有，自己也应该有。
以后时势的演变如疾风暴雨，的确如唐伯虎所料。
地方官吏一再向朝廷报告朱宸濠的不法行为，要朝廷加以警惕。一些依附江彬的太监为了打击钱宁，也不断地在武宗面前说朱宸濠的不是，如太监张忠就说：“称宁王孝，讥陛下不孝耳；称宁王勤，讥陛下不勤耳。”（见《明鉴纲目》卷五）这样，宁王就引起了武宗的反感。正德十四年，也正在唐伯虎估计的五年之内，朱宸濠谋叛的迹象更加明显，御史肖淮上疏揭发其罪行，并说，朝廷如不及早采取措施，后患不堪设想。于是，武宗派官持谕前往南昌，准备收其护卫，令其自新。宁王朱宸濠听说朝廷的使臣将来，就设计在自己的生日宴请地方官员，事先伏下甲士。席间，他宣称奉太后密旨，令其起兵入朝。不服从的官员，当场被杀掉，大部分则被囚禁起来。而后，他召集军队，攻克九江、南康，七月，又率领舟师顺江而下，进攻安庆。时南赣巡抚、佥都御史王守仁得到朱宸濠反叛的消息后，立即召集各府军队，趁南昌空虚，一举将它攻克。当时，朱宸濠正在力攻安庆不克，听说南昌被攻破，大为恐慌，急忙撤兵回救。王守仁率兵迎战，朱宸濠及其世子、郡王、谋臣、将士都被俘虏，次年朱宸濠被斩于通州。从起事到被俘，前后只四十三天。
宁王之乱平定以后，武宗下旨严惩逆党，昔日宁王府里的座上客，此时都成了阶下囚，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被监禁，有的遭流放。据《风流逸响》说，当时有人提出，唐伯虎在宁王府受到的礼遇甚隆，理应追究，意图将其列为逆党。主事者很怜惜伯虎的才华，但又苦于无计挽救。后来在搜查清理宁王府时，见到当年唐伯虎住过的宾馆墙上有他的题诗：
碧桃花树下，大脚黑婆娘。
未说铜钱起，先铺芦席床。
三杯浑白酒，几句话衷肠。
何时归故里，和她笑一场。
全诗明白如话，首二句揭出对故园桃花坞的忆念，“大脚黑婆娘”是对自己妻子沈九娘的戏称。中四句是叙说夫妻相得的日常生活，亲切平易，而又撩人乡思。末二句直接抒写了自己返乡的渴望。这首诗呈报上去以后，当局认为足以说明伯虎不是朱宸濠的逆党，竟没有对他予以处罚。这当然是野乘传说，不过我总怀疑是伯虎料事机先之举。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既然能够逆料宁王府的结局和府中人物的命运，而及时装疯脱身，那么预为之谋，题诗于壁，作为自己未介入阴谋的凿凿之证，使自己幸免于祸，这正是伯虎的过人之处。
出入宁王府，是唐伯虎一生经历的一个大波折。他不像挚友文徵明，体现出一种坚持冰雪操守的儒者之刚，在这个波折中，他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柔性的“智者”的形象，万历年间，何大成在《唐伯虎全集序》中有一段很精审的议论：
吾吴伯虎唐先生，以风流跌宕，擅名一时，厥后坎坷沦落以死，议者谓良玉善剖，宝剑善割，嗟嗟唐生，终已焉哉！愚曰：“不然，伯虎当宸濠物色时，名已败矣！身已废矣！英雄末路，能不自点者几人哉？伯虎佯狂自污，卒以获免，此岂风流跌宕之士所能窥其际乎？其殆几乎于智者欤？”议者终咎其失足于徐经以为口实。吁戏！伯虎尚不失足于宸濠，乃甘以其身徇徐经耶？
按何大成的说法，伯虎能够免祸于宸濠之变，不仅说明他是一般风流跌宕之士所不及的智者，而且也反证了以前所谓科场之狱的冤屈。确实，诸如不辱浙吏，斥去妒妇，跳楼避都穆，佯狂逃宁王，都是淡泊自甘之行。这是很有说服力的议论，也可以看作唐伯虎出入宁王府这段传奇经历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