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三星堆 / 龙象西来：韦陀文明进入中国的路径

再探三星堆

世界级的史前王都

20世纪山清水秀的川西平原，古老的鸭子河畔，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德阳广汉三星村，于1986年7月，震惊了全世界。谁也没有料到，世界“第九大奇迹”竟然在这里悄然现身了。一时间，广汉的天空上，三星闪耀，“天门”洞开！

这就是三星堆文化遗址。在两个大型祭祀坑里，除了大量的玉器，还出土了华美绝伦，堪与古希腊媲美的青铜雕像、面具，以及灿烂夺目的黄金权杖、面具。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一棵高近4米、华美神妙的青铜树，树枝上面，盘龙蜿蜒，大鹏敛翅，又是一棵扶桑神树——青铜版的宇宙之树！华夏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浪漫奔放、具有“异国情调”的史前美术品，而且，这些具有高超技术含量的美术品可能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要知道，那时候，作为“华夏正统”的中原文明还在萌芽之中呢。中外学者们，甚至连共和国的首脑都惊叹：历史要重写了！

其实，从初次发现到整体发掘，整个三星堆考古工作历经了60多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求证，到现在，一个庞大的“古城、古国、古文化遗址”的存在已经得到证实。它总面积12平方公里，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绵延2000多年。这显示，夏、商之间，中国还存在着一个未知的、高度发达的远古文明。

蜀，在中国学者们的图景里，远古时代一直都应该是蛮荒偏僻之地，怎么可能会先于三代就独立孕育出如此辉煌的文明？谁不知道，三代文化才是“郁郁乎文哉”的华夏文明的主干、嫡系？于是，三星堆文化从发现伊始，就被冠上了“殷商”的标签。

无奈，三星堆文明的血脉实在太悠远，精神气脉实在太宏大了，一张“殷商”的皮根本无法包起来，甚至是否属于“中华文明”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首先是时间。中国科学院对三星堆出土文物进行碳14测定的结果，将三星堆文明的历史年代定位于公元前2300年左右（从三星堆一期算起）。而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历史分期，夏代历史年代定位于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商王朝定位于公元前1600—前1046年；周王朝定位于公元前1046年—前256年。也就是说，三星堆文明出现时间比夏还要早230多年，存在时间差不多等于商周两个王朝加起来。三星堆青铜文明出现的时候，华夏地区还处在铜、石并用的新石器时代，当三星堆文明达到鼎盛期时，中原的殷商文明才开始起步。三星堆三期后段的两个大型祭祀坑，经碳十四测定，一号坑内骨渣的年代为距今3600年左右，二号坑的时代可能略晚一些，大约相当于殷墟三期。即使按照考古界比较保守的说法，以三星堆遗址第二至四期文化为其典型代表，三星堆文化早期亦相当于二里头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期，中期相当于殷墟早期，晚期相当于殷墟文化晚期至西周早期。如是，三星堆文化的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1600—前900年。

并且，三星堆文明的成就也领先于后起的夏、商。先说青铜器，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的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由素面的梯形基座和方形的平台以及立人像三部分组成。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握物献祭状。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世界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再加上那棵无与伦比的青铜神树，其艺术成就远远超越以青铜礼器为主的夏商青铜器，标示了青铜时代的艺术巅峰。

这些世界级的青铜艺术品，其制造技术更是精妙得不可思议。经过对三星堆青铜器做金相组织、电子探针成分及X—衍射岩相鉴定等多种现代技术考察，发现三星堆的青铜器不同于中国以往发现的青铜器：三星堆青铜器不含锌成分。在自然界中，铜锌都是伴生的，三星堆人是如何将铜与锌分开的？三星堆青铜器含有微量的磷元素，以增加流动性和弹性，这也是以往发现的青铜器所没有的。接近4米高的三星堆青铜神树，其底座维氏硬度（HV）值达到了60，这是即使在今天都难以达到的高硬度。三星堆青铜神树，树枝采用套筒焊接，大筒口套小筒口，在地下埋藏四五千年，依然牢固如昔，坚不可拔。如此高强度的焊接技术，现代人要到300年前，随着电和乙炔的使用才能掌握。树上小鸟的爪子是用一种高强度黏结剂粘上的，比焊接还牢固，至今专家还未能分析出其中的成分；树身上那条蜿蜒的神龙，是用粗细不同的圆铜管扭结而成麻花状的，现代金属工艺专家们认为，即使在21世纪，这也属于难度极大的高科技。此外，三星堆人还掌握了给青铜器镀锡以及二次镀锡的技术，这种技术，更是连现代技术都难以做到！夏商青铜器根本就没有达到如此高度的冶炼、制作技术。据专家的研究，三星堆高超的铜焊和铜铸技术来自古印度河谷文明中心——摩亨佐·达罗。那里的青铜制作甚至早于三星堆。[165]

三星堆文明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是黄金艺术品。三星堆文明不仅在开采黄金的量上大大超过了中原的夏商王朝，而且在黄金制作工艺上更是居于领先地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金面具、金虎等黄金大器，工艺精湛、造型奇特，远非同时代的中原能望其项背。考古学家一致认可，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器是同时代文化遗址中最丰富的。其特点一是种类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料块等。二是形体大，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用纯金皮捶打而成，长142厘米，重400多克，其上用双勾手法雕刻出鱼、鸟、神人头像和箭等图案。而河南、河北等地的殷商遗址中只发现过金箔、金叶等小型金器。面对这些夺人魂魄的黄金大器，我们有理由认为，三星堆文明更接近那久已消逝的黄金时代。

城市建设非同寻常。三星堆遗址东、南、西三面发现有城墙，这些城墙虽然曾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城墙基础依然存在。勘测和发掘结果表明，东城墙现残长1000余米，估计原长度应为1800米左右；西城墙被鸭子河和马牧河冲毁，现残长800余米；南城墙残长约600米。整个城址呈北窄南宽布局，东西宽1600米，南北宽2000米左右，面积约3.56平方公里。城墙横断面为梯形，墙基一般宽40余米左右，顶部现存宽度约20米，可容5辆桑塔纳轿车在城墙上并排行驶。墙体由主城墙（即墙心主体部分）和内侧墙、外侧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呈梯形，采用平夯法夯筑，两腰经铲削修整，并用圆木棒横向拍打，表面十分平整、光滑、坚硬；内侧墙和外侧墙采用分段夯筑法筑成，每段夯筑到一定高度，经切削修整后继续接夯。在主城墙局部，使用了土坯砖来增加城墙高度，这是中国城墙建筑史上发现的最早使用土坯垒筑城墙的实物例证之一。这样宽阔修长、建筑精良的城墙，以及庞大的城郭，在5000年前的世界诸文明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三星堆的城市布局严谨，显然经过严密精准的勘测、设计。整座城市以一条中轴线为城区的核心进行规划。几个重要的遗址，如宫殿区、作坊区，分别位于中轴的不同区段上。中轴线南端，南城墙内外，以及中轴线的东西两侧，都有密集的房舍遗迹。作为高度城市文明的证据，三星堆城内还发现有相当完善的排水系统。据考察，三星堆的排水系统与古印度河谷古城摩亨佐·达罗的设计极为相似，后者在三星堆之前，建立了史前时代极其现代化的城市供、排水系统，其城市布局也经过严密的规划设计。并且，两地的城市建筑也都以土坯为原料。

据专家测算，三星堆城内约有人口16383户，以每户5口计算，就有81915人。如果加上外城12平方公里的人口，总人口估计超过20万人。俨然是一座世界级王都的规模。

吴红先生指出：“即使比三星堆晚1000多年的中原商都城安阳，其规模也远远不能和三星堆相比。如果认为三星堆与中原商、周同时，且是他们的方国，这样建城逾制肆无忌惮，简直是大逆不道。仅仅是这个理由，三星堆就会成为商王朝的征伐对象。”[166]

由此，吴先生认为，三星堆不可能是“地方古蜀文化”，或“中原大国周边的邦国文化”，而是“高规格的人类史前文明”的重要遗址。

各种迹象和证据表明，这个所谓的“高规格的人类史前文明”，可能就是发源于印度半岛的雅利安韦陀文明。三星堆领先中原的青铜、黄金制造技术，城市规划建筑技术，乃至于隐藏在艺术品中的神话、传说、灵知都与5000年前曾经辉煌无比的全球史前雅利安韦陀文化圈血脉相通。更确切地说，三星堆文明可能也是原始全球文明基因（韦陀灵知文化）的克隆文明。

三星堆出土文物中不可否认的“外来文明”因素，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推测。

来自热带和海洋

如果说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80余根象牙令人惊讶的话，那么在随后的金沙遗址发现的1000多根堆积成山的象牙就使人目瞪口呆了。这些象牙大多长1米以上，最大的长达150厘米，埋在地下虽已数千年之久，却仍然显露出细腻的光芒，给人一种天生神物的感觉。出土数量如此众多的象牙，在世界考古史上都堪称奇观。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经鉴定为亚洲象的象牙，原产自印度的阿萨姆邦。亚洲象主要分布在印度、孟加拉国等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从生物学角度看，现代象有两种，即亚洲象与非洲象。亚洲象仅雄象有象牙，每头雄象两根，非洲象则雌雄都有象牙。如此说来，金沙遗址出土的1000多根象牙应当取自500多头亚洲雄象，这么多象足以组成一个庞大的象群。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些象牙乃猎自蜀地的象群，但是，如果当时真的有那样庞大的象群，为什么迄今为止在当地却没有发现大量的野象遗骸？而且，象牙在中国历来被视为极罕见珍稀的灵物，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各地虽然都有象牙制品出土，例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象牙杯，却都是小件的象牙制品，绝没有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那样象牙成山的“豪阔”场面。这显示出，三星堆和金沙曾经拥有一条通往印度的“象牙之路”，因而能积累起数以吨计的稀世灵物。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象牙并不是用于器具或装饰品的，而是用作礼神的祭品。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图案就对象牙的使用方式作了形象的描述，画面上悬置于左边神山内侧的粗大弯曲尖状物便同象牙实物几乎完全一样。金沙遗址也出土了一件刻有图案的玉璋残件。图案分为上下两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侧跪一人肩扛弯曲的象牙，显示出三星堆人有将象牙用于献祭的习俗。这种独特的献祭方式在整个中原地区都不曾出现过。联系到象牙源出印度的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以象牙献祭的方式可能来自盛产大象的印度。作为雅利安文化圈的一支，三星堆人保留了这个习俗，并不断地通过“象牙之路”从印度输入象牙，作为最高档次的献祭供品。

金沙出土的成吨象牙（左）；三星堆玉璋上刻的象牙献祭图案（右）

与象牙一起输入的，还有史前时代作为货币的海贝。三星堆遗址1号坑曾出土650枚海贝，2号坑曾出土4600枚海贝，经过古生物专家的考证，这些海贝并不产于中国海域，应该是印度、缅甸温暖的海域的产物。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海贝中，有一种齿贝，大小约为虎皮斑贝的1/3，中间有齿形沟槽。这种海贝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显然，它们是从印度洋北部地区引进的。

与齿贝一起还出土了大量海洋生物青铜小雕像，这一点有力地证实了三星堆文化与印度洋南亚地区雅利安文明之间存在着直接而持续的关系。因为三星堆人只有身临印度洋地区，并在那里获得深刻的海洋生物印象，才会在偏僻蛮荒的古蜀地区制作出如此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青铜小雕像，从而使三星堆文化放射出海洋文明的奇异光芒。

被初步判定为夏都的二里头遗址也出土了跟三星堆一样的隆背具齿的海贝（或称“子安贝”“货贝”）。据学者近年的研究，海贝属暖水种，分布于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热带海域，而绝不见于古代东海及其以北沿海。同时，从考古材料上看，海贝及各类质地的仿制海贝，都以中国西北腹地出现最早，而盛行于青铜时代。在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龙山时代陶寺文化中，也出土有海贝。分布于黄河上游，与二里头文化同时的齐家文化中，也发现有海贝。秦汉以前海贝的使用地域限于长江以北，海贝的使用有自西、西北向东、东南传播的轨迹。且从渤海到南海的中国古代滨海遗址，都没有发现使用海贝的迹象。鉴于此，社科院考古专家许宏教授提出，中国古代海贝不是从东南向西北传播，而有可能是从印度洋到土库曼地区，再经欧亚草原、蒙古草原到达中国青海东部或长城地带，进而输入中原地区的。[167]学者们还注意到，使用海贝的史前至早期王朝阶段的遗址基本上都有铜器的使用，即海贝的出现、繁盛与衰亡跟青铜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消逝是大体吻合的。而在海贝使用的渐衰期和海贝在汉文化系统中消逝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族和鲜卑族等依然保持着使用海贝的传统。这实际上为海贝的来源提供了某种暗示。大量海贝经由连接欧亚的北方草原地带向中国输入的途径中，北方游牧民族充当了传播的载体。不过，据本书看来，三星堆的海贝似乎并非来自北方，而应来自南方的“象牙之路”。

三星堆地区发现过一些零星的文字符号，文明学者苏三认为它们明显与印度河文字有一定联系。苏三在《汉字起源新解》中指出，从甲骨文看，汉字起源一定借鉴过印度河文字。粗略统计，印度河文字中大致有10%出现在甲骨文或早期中国文字系统中。甲骨文中的数字，基本上除了“九”，都与哈拉帕文字重合。甲骨文线条化的程度、风格、造字理论都明显受到哈拉帕文字的影响。她断言，即便三星堆人不是来自印度河核心地区，也是距离印度河文明不远的一个地区。据她推测，其时通向南亚的水上国际交流网络最初的进入口不是别处，正是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通过后来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三星堆人可以经云南腾冲进入缅甸，然后进入印度洋或印度次大陆，与国际水域连成一片。[168]

主宰东方的千眼神王

最明显的是那些青铜人物雕像，高鼻深目，方面阔口，大眼长耳，面部表情超凡脱俗，透过数千年的静默，已经说出了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绝不是华夏人种。最典型的是青铜大立人像。

青铜大立人像出土于2号坑的中层，在它的脚下还有一个高台底座。立人像高172厘米，连台座通高达2.62米，全重180公斤有余。如此巨大的青铜大立人像，在中国商周时代出土器物中闻所未闻。立人像头著高冠，刺簪束发；方面宽颐，鼻梁高隆，深目大耳，体态修长，端正直立，双臂平抬，左腕稍高，右腕略低。双手均对握为环形，手形有明显夸大，手中原应握物，现已无法确认所握为何物。立人像虽有华丽的冠服，却是**十趾，跣足而立，两足左右平齐，正立在恰可容足的高台上，台座用4个长有长鼻的大象头颅形象勾连而成。立人双手握祭品，极目远眺，气度华贵不凡。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

大立人像的冠服极为华丽，冠服所饰纹样也极为繁缛。立人身穿紧袖内服、半臂式外套和裙式下裳。内衣无领窄缘，长袖短摆，袖长及腕，摆子及胯，向右开衫，腋下系扣。外套为半臂短袖，袖口宽缘，衣摆稍长于内衣，向右开襟。下裳开为前后两片，前短后长，前片平齐过膝，后片叉分及足。立人衣外还有一条大带，带作编织之形。大带沿外衣缘口左斜挎肩，两端于背后肩胛处结扎。衣裳繁纹满饰，纹样构图取图案化形式，对称工整，有大块单元，也有连续小图，似为锦绣织物。半臂外衣纹样最精，纹样分为两组，以前后中线为界。前后中线构图相同，用相间的一旋一圆的眼形图案组成垂直纹饰带，将外衣中的图案分为左右两组。左侧一组为排列成方阵的4条龙纹，龙纹两两相背，龙吻龇咧上昂，龙爪紧握为拳，龙翅高展，龙鬣飞扬；右侧一组为竖向平行排列的两排兽面纹，构图简约。

华服之外，立人像身上可能还有过一些佩饰。在两耳下郭有佩戴饰物的透孔，在脑后存有插簪的斜孔，表明立人原本有简单的首饰。左右手腕各戴三道手镯，两小腿近足踝处各戴一圈方格形纹脚镯。这类手足同时戴镯的习俗，既不是古代巴蜀也不是西南夷和中原民族的人体装饰艺术风格，但在南亚从古至今的文化传统中却比比皆是。这在南亚早期的青铜雕像艺术中就有明确反映，例如举世闻名的印度河谷青铜舞女雕像就是如此。

跣足、半臂式外套、耳饰、手镯和足环，分明是古印度男子的装扮。尤其是立人那条斜挎左肩的3股线编成的大带，透露出浓厚的韦陀文化气息。这条带子并不是一般的装饰物，而是“圣线”。在韦陀社会里，婆罗门的孩子从8岁开始，刹帝利的孩子从11岁开始，吠舍的孩子从12岁开始学习韦陀诸经，要举行隆重的入门仪式（Upanayana），这相当于他们的第二次诞生，从此他们便成为了“再生族”，与那些只能有一次诞生经验的“一生族”（指最低层次的首陀罗与贱民）完全区别。在举行入门式的过程中会给他们加戴“圣线”（yajopavita）。圣线是用3股线编成的圆圈，从左肩斜挎而下至肚脐。婆罗门的圣线是用棉纺成的，刹帝利的用麻纺成，吠舍的用毛纺成。这些线都由婆罗门的处女来纺，再由婆罗门把线拧成圣线。在举行入门式的仪式上，由老师给学生戴上，并授以伽亚垂曼陀罗（Gayatri Mantra，“再生族”念的一种咒语）。同时，还要有老师、年长者和客人在场，并要点燃圣火，在学习韦陀诸经时才能加戴。戴有圣线的人，便成了遵行韦陀训谕的雅利安人——文明人。除了人类，在古印度的雕像里，天上的仙人（半神人）也佩戴“圣线”，通常都比较粗，成带状，跟青铜大立人所戴的完全一样。这表明，青铜大立人的身份可能不一定是以前一般学者认为的祭司兼人王，而可能是神。

在三星堆，有很多青铜人像表现了祭祀者跪拜献祭的形象。例如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双手执玉璋作跪献状的小型青铜人像、铜喇叭座跪献人像以及1号坑出土的多种跪坐姿势的青铜小人像。从其衣饰、头冠和神态来看，应该是主祭的祭司或者王室贵族的形象。这些献祭者的表情，大多谦恭温顺，与立人像横空睥睨的神态完全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先生以为：

立人的四龙外衣，古称作衮衣。显示出立人地位一定显赫非凡。《说文》云：衮，天子享先王。且言衮衣上的卷龙绣于下裳，龙形蟠曲向上。《周礼·司服》也说，“王之吉服，享先王则衮冕”。注家衮衣就是卷龙衣，《诗·豳风·九罭》有句曰：“我觏之子，衮衣绣裳。”如此看来，立人衣冠正是绣有卷龙之吉服，是为衮衣绣裳。古礼王者衮衣之龙首向上，而公侯绣龙的龙首则向下，立人衮衣上的四龙之形龙首向上，应为王者之服。进而言之，衮衣吉服为王者之服，立人像自然为王者之像。[169]

诚然，立人为王者无疑，但从其超越万象、目空古今的气势神韵来看，有可能是众神之王。立人像身上的一个细节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立人像的周身布满了眼形装饰，除了双眼兽面冠，下裳前后都有成组兽面装饰，均以环眼作主要构图。在衮衣前后都有直行排列的眼目纹和成组横排的简化兽面纹，眼睛纹样成了立人外衣的主要装饰。布满眼目装饰的立人像，简直可以看成某种眼目的化身。[170]

此外，据王仁湘先生的观察，立人像五齿头冠的冠面上也有一对大眼睛，这眼睛与器物坑中同时出土的一些单体青铜眼睛的形状基本相同。眼球涨出眼眶之外，颇具威严。由于外眦残缺，让人不易获得直接的印象，致使有的研究者将这眼球认作是盛开的两个莲瓣图形。据此，王先生将青铜立人冠的冠式定名为“天目冠”。

一个浑身上下布满眼睛的神王跃然而出！我们在古老的韦陀神话里找到了这个怪异绝伦的形象，他就是统领众神的天帝因陀罗。关于他的记载甚为宏富，大抵见于往事诸书（Puranas）。作为天堂诸神之首的因陀罗，统治着天界，经常被喻为上帝（毗湿奴）之手，拥有无比的力量和权力，受到诸神、人的祭祀崇拜，故而也被称为“祭祀之主”。他手持金刚杵，驱使云雨闪电，因此也是雨神。因陀罗的坐骑是一头白色的长着4根象牙的象王——埃拉瓦特（airawat）。他居住在宇宙之轴——苏迷卢山——东面的一座山上，控制了天堂诸星所在的宇宙之东方。并且，作为至尊人格神性力的化身，因陀罗拥有强大的性繁殖能力，也是人类精液的掌管神，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千眼人”（Sahasraksa）就源出于这个特征。据说有一次他勾引了一位圣人的妻子，圣人知道后，便诅咒因陀罗，让他全身长满**。因陀罗羞惧难当，立时向圣人顶礼祈求宽恕。出于悲悯，圣人将**变作了数千只眼睛。由是之故，因陀罗通身是眼。

这个通身布满眼目装饰的三星堆青铜立人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千眼神王因陀罗的神像！立人像基座上的4个象头，代表了因陀罗的坐骑——长了4根长牙的象王——埃拉瓦特。立人像那双夸张的巨手，象征了宇宙之手——因陀罗的力量和威权。整个立人像巍然挺拔，神光炳耀，威风八面，霸气逼人，不可能是谦恭献祭的巫师或人王形象。如此重量级神器，在重神轻人的史前时代，只可能是作为崇拜献祭对象的神像。

除了大立人像，三星堆出土青铜文物中还发现有大量青铜单体眼和装饰眼的存在，这表明眼形对三星堆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符号。极有可能，这些神秘的眼形物指向对“千眼神王”——因陀罗的崇拜。此外，“神手”或“上帝之手”的主题在其他三星堆文物中也有反复表现，例如“祭山图玉璋”之上，有8只巨大的人手从天而降，握成空拳，拇指按在神山的外侧，作为神的威力的直接体现。可以肯定，对因陀罗的祭拜，构成了三星堆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陀罗恰好是东方之帝，在三星堆人看来，主宰着东方的土地——华夏神州的神祇应该就是三星堆人的保护神，所以受到高规格的特别崇拜。

骑着象王的千眼天帝因陀罗（左、中）；三星堆祭山图玉璋（右）

因陀罗崇拜在整个史前雅利安文化圈里非常普遍，例如在希腊神话里，他变形为奥林匹斯之王宙斯；在美洲神话里，则变形为雨神恰克。青铜大立人像的破译，使我们对史前雅利安文化圈的范围又有了新的认识。从各方面的考古证据来看，三星堆文明可能是雅利安韦陀文明东扩直接产生的克隆文明，因而除了具有各种热带和海洋的因素，还有保留着本土雅利安人种特征的神像。

摩亨佐·达罗出土的一具石雕人头像为揭开三星堆的人种之谜提供了重大的线索。这个印度河人头像最突出的是犹如莲瓣一样的眼睛，既大又长，造型十分夸张。眉毛粗而弯，颧骨明显凸出，唇吻外突，唇线较长，鼻部已经破损，头顶似乎戴着一顶拉比式的小帽，帽檐清晰可辨。三星堆也出土了一具罕见的青铜写实人头像，其面部造型和人种特征居然与印度河人头像极为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的三星堆青铜人头像中也有戴小帽的，帽型与这具印度河人头像所戴的小帽几乎完全一样。并且，据考古学家的描述，印度河人头像大多脑后挽髻，还有的编成辫子，这类发型也是三星堆人头像里常见的。

印度河出土石雕人头像（左）；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右）

鹰王无处不在

透过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人面鸟身像，我们又一次找到了一个富有全球性的韦陀灵知文化符号——沟通神—人的宇宙之鸟迦鲁达。这具青铜人面鸟身像造型极为神异，其面部为人面，特征与其他三星堆面具造型相似，方面大眼，眼球外凸，高鼻阔口，头上戴着高高的羽冠。其身体则为鸟身、凤尾。硕大的翅膀卷曲为蝴蝶状，尾羽张开犹如孔雀开屏。腿爪作鹰爪形，高踞于枝头花果之上。青铜鸟人像的胸前有一个双圆圈图案，一般都认为是圆日的象征。如此奇异瑰丽的造型，在中国青铜考古史上可谓前所未见。

三星堆青铜人面鸟身像（左）；青铜鸟爪人像残件（右）

考古学者一般认为人面鸟身像是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残件，原来就高踞在青铜神树的顶端，与青铜神树上的其他9只较小的铜鸟一起，构成了《山海经》中所记载的，扶桑神树之上金乌负日，“一日居上枝，九日居下枝”的壮美奇观。从三星堆人面鸟身像的造型、所处的位置以及神性艺术特征来看，它毫无疑问与美洲帕伦科石雕中的那只宇宙树之巅的鹰一样，是至尊神、宇宙创造者毗湿奴的坐骑迦鲁达的神像。同时，在韦陀灵知神话里，太阳是至尊神毗湿奴的扩展，称为大日那罗衍那（SuryaNarayana），被当作至上主宰、造物主毗湿奴的可见形象而受到崇拜。鸟王负主，可能就是“金乌负日”神话的出处。

根据韦陀神话，迦鲁达乃鸟族之祖，从他的翅膀下，衍生出世上的诸多鸟类，这解释了三星堆文物中何以有如此众多的鸟类造型。迦鲁达显然是三星堆人所崇拜的一个主要神灵。三星堆最大的青铜纵目人面像，与鸟人像的脸型非常接近，也是鹰鼻、弯长的兽耳，只是眼睛更加外凸，应该也是用来象征迦鲁达的面具。但似乎更突出了神鹰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的神力。事实上，今天印度教神庙里的迦鲁达神像，大多也有着一对往外暴突的“纵目”。

另外一个青铜鸟爪人像残件，只有下半身，穿着华丽的短裙，人的腿，长着鹰一样的脚爪，踩在两只伸长脖子的鹰头上，非常传神地表现出一个人兽合一的鹰王形象。总的来看，三星堆青铜人面鸟身像非常接近迦鲁达的原始造型，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与雅利安本土文化之间应该有很近的血缘关系。关于这只往返于天地之间的大鹏鸟，我们在后文还有更详细的论述，它构成了华夏神话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史前全球韦陀文明圈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可爱的青铜象神

再来看三星堆那些古怪雄奇的青铜面具。2号坑出土的一具青铜纵目人面像，高65厘米，宽138厘米，凸出的柱形眼球长16厘米。最奇特的是，鼻梁上方还有一根高高竖立的卷云纹柱子，犹如卷曲的象鼻。关于这根柱子，有各种各样离奇的猜测，甚至有人认为是外星人的望远镜。然而假如我们从韦陀神话的角度来考察这副硕大的青铜面具，答案就非常自然了。那根柱子就是一条卷曲的高高竖立着的象鼻，长长的向外伸展的耳朵就是大象的耳朵，这是一尊象头神的面具。它代表了韦陀神话中鼎鼎大名的象头神甘内什——财富和成功的赐予者。

在韦陀灵知神话里，甘内什的地位非常显赫。他是三大主宰神之一湿婆和女神帕筏蒂的儿子，也是瑜伽能量军荼利的守护者，能破除一切障碍和迷惑。他的形象就是象头，两耳如蒲扇，象鼻，人身，脸上总是带着孩童般的笑容。直到今天甘内什依旧是印度民间最受喜爱的神之一，受到印度人的广泛崇拜，在举行仪式、启程朝圣、旅行、开学以至展开一切活动之前，都会先敬拜象头神。他有四臂，代表了4种特性：纯真、智慧、纯洁、神圣（吉祥）。其坐骑是一只小鼠，代表谦卑。

三星堆青铜纵目人面具（左）；拥有“纵目”的那罗星诃神像（右）

5000年前的三星堆雅利安人用极具艺术魅力的方式绝妙地表现了这位奇特的韦陀神灵，今天看来，他咧着大嘴，笑容依然那样可爱脱俗。设计者将人的鼻子与象的鼻子结合，凭借简单的面部变形，在面具里表现出象头神人兽合一的特征，不禁令人拍案叫绝。这件青铜面具的眼部处理也让研究中国美术的专家摸不着头脑。这是一双中国古代美术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眼睛——鼓凸而出的眼珠好似探出眼眶的短柱。这根本就不符合生物学的常识嘛，简直匪夷所思！然而，在古印度和东南亚的神像美术里，确实从很古老的年代就有这样的艺术表现方式。例如印度南部被称为世界奇迹的胜利之城毗佳亚那伽罗，至今还能看到10—14世纪的壮丽神庙留下的遗迹，其中很有名的那罗星诃（Narasimha）神像——毗湿奴半人半狮的凶猛化身——就有着异常暴凸的双眼，即所谓的“纵目”。其嘴部的处理，也像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唇线极长，嘴角上翘与耳根接近。

黄金国度的文明之光

其他具有更强烈“外来文明”色彩的三星堆文物是那些横空出世的金杖、金面具。三星堆金杖是用较厚的纯金皮包卷而成的金皮木芯杖，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400多克。杖的上端有一段长46厘米的平雕纹饰图案，分为3组：最下一组线刻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上面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一支强劲的羽箭贯穿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关于金杖上的鱼鸟图案，说法颇多。不过基本的含义，应该就是隐喻执杖者的威权贯于天上地下。戴五齿冠的人头像，可能与青铜大立人像有关，象征了东方的最高神王——因陀罗。执杖者因此获得了因陀罗的赐福，成为天帝在人间的代理。这根金杖，标志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这同中原夏、商、周三代用鼎作为最高权力的标志物是全然不同的。然而，在西亚近东地区以及古埃及和古希腊、古罗马，则普遍采用权杖作为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独占权力的特殊象征物。三星堆这柄金杖，从形制上看，与西亚、埃及较晚时期的权杖相似，同时图案内容也近似。这些地区，根据我们的研究，都曾经属于雅利安文化圈，是雅利安文化的克隆文明。

同样的，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具，也显示出雅利安文化圈的特征。在世界考古史上，黄金面具一直是古埃及和古希腊的文明标志，例如公元前15世纪古希腊迈锡尼墓葬中出土的金面具和公元前14世纪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国王墓中出土的金面具。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之前，无论是中原、西部还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没有出土过大型的黄金制品。三星堆出土的多个黄金面具和金杖告诉世人——史前雅利安文明在华夏文明的形成期就已经辉煌现身了。

三星堆金杖及 纹饰（上）；金沙青铜小立人像（下）

很多学者都认为，三星堆青铜面具和人像所表现出的面部特征与以前在中国发现的人像面部特征都不同。其高鼻深目、阔口方面的面部特征更接近高加索、雅利安人种。加上诸多的热带、海洋因素，以及对原始韦陀诸神的崇拜，都显示出三星堆文明可能是由雅利安人直接或至少以其为主体来创建的，因之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原始雅利安文化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利安文化作为一种史前高级文明的产物，逐渐为蜀地的本土居民所接受和模仿。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这些本土居民经过多年的学习和传承，也成了文化学意义上的雅利安人。而雅利安文化本身就是开放的，根据《韦陀经》的定义，无论种族和地域，只要接受韦陀的训谕和生活方式，就是雅利安人，即文明人。这些雅利安文化的继承者开创了一个具有明显模仿痕迹的，然而却富有本土特色的新文明——金沙文明。

我们看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石人像，眼晴变小了，鼻子变矮了，嘴也变小了，眉毛变得短而细，已经全然是中国人的模样了。但文化依然一脉相承。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形制，很多都与距金沙村大约60公里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非常相似。尤其是金面具、金冠带和青铜小立人，都惊人地相似。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

金沙出土的青铜小立人仅有19.6厘米高，这是金沙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它与三星堆出土的2米多高的青铜大立人在造型上极其相似，身上都穿着同样的长衣，摆出同样的姿态，一只手空空地攥着拳头，不同的仅仅是体积上的悬殊。

金沙遗址中出土了金冠带，上面刻有鱼、鸟、箭、人头图案，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上面的图案完全一致。金冠带与金杖都是至高王权的象征，二者表面上基本相同的纹饰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了金沙文明与三星堆文明之间内在的传承关系。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来分析，金沙人与雅利安文明的发源地——印度——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象牙之路”依然通畅。

金沙遗址中发现了很多神态各异的石虎，可以看出金沙人有崇拜虎的习俗，与古文献所记载的蜀人崇虎的传统相吻合。但这未必是图腾崇拜，倒是很可能与司刑杀的西王母或杜尔嘎女神崇拜有关。金沙石虎口中有朱砂的遗痕，而朱砂正是用来崇拜杜尔嘎女神的必需品。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三星堆文明除了自身非常突出的雅利安文明特征外，还发现有中原文化以及长江中下游文化的特征。例如，殷商风格的青铜纹饰；中原风格的青铜礼器，如罍、尊、盘等；夏商风格的玉石器，如玉琮、玉戈、玉圭、玉璋、玉刀、玉瑗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青铜器、玉器，以及夏代形制的陶器。甚至青铜大立人——因陀罗神像本身，从他的四龙衮衣来看，也有很强的中原礼制文化的特征。

一般的学者都认为，三星堆文明作为一种邦国文化，肯定是受到过中原或吴楚华夏文化的影响。但从三星堆文明之发达及其时间因素来推测，相对后起的华夏完全有可能透过三星堆以及那条连接印度与华夏的久已存在的“象牙之路”受到了史前全球文明的洗礼。史前雅利安韦陀文化对华夏的影响，无论其深度、广度、时间跨度，可能都要大得超乎我们的想象。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三星堆文明的影响绝不仅仅止于古代的蜀国，例如在陕西周至发现了与三星堆相似的青铜面具。这件青铜面具高34厘米，粗眉大眼，尖鼻阔口，耳朵竖直，耳垂穿孔，其面部特征与三星堆青铜人像如出一辙。

越南富寿省的冯原遗址发现了跟三星堆一模一样的牙璋。

最早的青铜无胡三角形援蜀式戈和柳叶形剑，分别出土于成都十二桥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到了商代中后期，陕南汉中也出现了这种无胡蜀戈。其后，到了商代晚期，这种戈型又继续向北流布，以至当代在中原和商都殷墟都相继有出土。

三星堆青铜文化应该较早地渗入和影响到滇文化。例如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滇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上，铸有若干人物和动物立雕像，其风格完全有别于中原文化与楚文化，而与三星堆文化颇为一致。在滇文化的青铜兵器中，古蜀文化的色彩较为浓厚，其无胡式青铜剑风格类似古蜀柳叶青铜剑。滇文化的无胡式青铜戈，也十分近似源于三星堆文明的古蜀戈。

三星堆“仓包包”祭祀坑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铜牌形饰，与河南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的铜牌饰在形态上极其相似。

通天玉琮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揭示出三星堆文明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更为惊人，其种类的丰富和器型的精美，绝不输于良渚玉器。这些玉器种类丰富多样，主要有玉琮、玉璋、玉璧、玉环、玉符、玉锛、玉刀、玉剑、玉戈、玉牌、玉贝、玉人头像以及动植物形玉饰，等等。这些玉器大都采用透闪石玉料制作而成，所用玉材大多选料精良，采用了切割、琢治、打磨、钻孔、雕刻等手法，不仅在加工工艺方面显示出相当高的技术水平，而且在器型、纹饰、文化内涵等方面也都极富特色。日本专家用现代仪器测量三星堆出土的玉璋上的几何图案花纹是人工无法打磨和雕刻的。还有两块直径约一米、水平切割的玉石石料，水平误差不过微米！而有的玉琮上有细若发丝的精美微雕图案。要知道，玉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在玉石上刻出如此高精度的图案花纹，连现代技术都难以做到。

以金沙出土的青玉琮为例，它的颜色为翡翠绿，玉质非常温润，呈半透明状。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上面的微雕图案令人叫绝，堪称国宝。整个玉琮分为10节，刻有40个神面纹和一个人形图案。

人形图案在长琮的上端射口部，采用阴刻手法雕刻，形态壮硕，头上戴有一个冠饰；双臂甚长，向两边平举，其上都刻有一个向上卷起的羽毛形装饰；双脚粗短叉开，长袖飘逸，大有飘飘乎往来于天地之间的气势。这个神人纹，应该就是三星堆的天极主神。

金沙出土的青玉琮线描图及实物图

神面纹雕刻尤其精妙。每个神面纹的具体特征由上而下大致可分三层：采用平行线纹以表现神面的羽冠特征；用雕琢的大小圆圈表现鹰王的眼睛和眼珠；用长方形几何图形来表现鹰王的嘴部。鹰王迦鲁达在韦陀灵知神话里，作为至尊神毗湿奴的坐驾兼使者，是人神交往的媒介。而玉琮内圆外方，圆器像天，方器像地，琮兼圆方，正是贯穿天地的法器。

至此，对金沙青玉长琮神徽的解读已告完成。40个神面纹象征了至尊神毗湿奴无所不在，处于射口的神人图案则表现了高踞于宇宙树之巅的天极主神。从这个角度来反观玉琮，它似乎也是贯通天地的宇宙树、扶桑树、迷卢山、昆仑山的象征物。将作为山石精髓的玉作为原料来制作通天的礼器，其理论根据也应在于此。

这件玉器，因为与良渚玉器造型极为近似，有的学者就认为可能不是蜀地工匠所制，而是来自于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区域。但是，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谢辉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通过仔细研究，他发现二者之间仍存在差异：首先质地不同，良渚文化的玉材多为鸡骨白，金沙遗址的是青玉；其次造像风格不同，目前在良渚文物中还没有发现如青玉琮的造像风格的图案。

由此看来，三星堆、金沙的玉器制作技术未必就直接传自长江中下游。更有可能的是，两地的玉器文化同源而异流，都来自于同一个史前高级文化体。

在距今5200年的良渚玉器里，我们看到了与金沙青玉长琮造型一样的神徽，只是表现风格、手法有所不同。最著名的就是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大型玉琮上浮雕的“神人兽面纹”。这幅浮雕表现了一个戴着硕大羽冠，人面人身、兽足鸟爪，身上遍布变形夸张的鸟纹的神人，用双手护持着胸前一个凸起的几何图案纹神面（这幅浮雕的含义将在后文详细释读）。这个人鸟合体神纹无疑与金沙青玉琮上的神人纹表现了同一个神话母题。以前，学者一般认为这幅浮雕表现了巫王骑神兽通天的景象，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参照三星堆、金沙的人面鸟身图案和神面纹来解读。

玉琮在良渚文化以及同时的龙山文化中代表了一项重要特征，张光直先生因而将玉琮文化作为中国文明形成的一个主要基础，指其对中原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他引用凌纯声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文化是多元的，文化的形成是累积的，最下或最古的基层文化，可说是发生和成长于亚洲地中海沿岸的海洋文化”，并且表明所谓的“亚洲地中海沿岸的海洋文化”的基础就是良渚的玉琮文化。[171]

对“神人兽面纹”的解读，也使我们对三星堆—金沙和良渚两地共有的崇鸟和崇日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不但如此，这种观念，甚至可以上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例如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双凤朝阳”象牙雕片和“双鸟负日”骨匕，其中的象牙、太阳鸟、用同心圆表现的太阳符号，都显示出河姆渡文明与三星堆文明可能有着共同的来源。

对三星堆文明的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位，标志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领域的一次“哥白尼革命”。全部的中国文明史都将可能以三星堆文明为基点，进行全面的检讨和评估。中国文明的起源将放在史前全球文明的背景上进行讨论，而三星堆，作为黄河、长江文明与印度河、恒河文明之间的重要环节，应当被视为连接史前东西文化的世界级王都。其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甚至比数千年后的敦煌更为重要。

天地人共同参与的宇宙庆典

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留下来，我们已无法从文献上考证、探索三星堆文化内部的信仰体系。但是三星堆数量惊人的祭器、礼器，却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这个史前文明对祭祀、礼神的重视程度。几乎所有的资源和财富都被用于献祭各种神灵和祖先。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兵器和个人奢侈品非常少，也没有像殷商一样的大规模人殉、人牲的迹象。并且出土的玉礼器也是直接用于献祭而不是用于随葬，跟殷周“玉敛葬”的习俗大大不同。这些都表明，三星堆显然不是一个依靠武力和强权建立的文明，而是一种具有高级意识形态的灵知型文明，正是依靠这种高级意识形态，三星堆人凝聚了足够的力量和财富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文明。与中原文化相比，三星堆文化似乎具有一种更加人性化同时也更神性化的奇妙特征。与此遥相呼应，印度河谷文明，在其影响下的城市里，也没有发现大量的兵器和殉葬，透露出相似的人文精神。

三星堆对祭祀礼神的执着和热情会让现代人觉得不可思议。在5000年前最原始的交通运输状况下，人们从万里之外的印度输入象牙、贝壳；从滇缅采集铜、锡矿；以举国之力铸造大量的青铜重器和神像，并组织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员参与的庞大祭礼。而这些用来献祭的稀世珍宝可能是“一次性消费”的！历次祭祀完成后都被埋入巨大的土坑里，不再为任何人所拥有，它们只属于神。这样“疯狂”的活动持续了将近2000年！恐怕不能仅仅用统治者的统治需要来解释，其中肯定有更为深刻的精神诉求和信仰内涵。

5000年前雅利安人的韦陀经典《薄伽梵歌》，为我们打开三星堆的信仰世界提供了钥匙。在《薄伽梵歌》中，祭祀的意义和作用被反复强调，提升到空前的高度：

作为牺牲祭献给毗湿奴的活动，一定要做；不然，活动只会将人束缚在物质世界，所以呀，琨缇之子，你要履行你赋定的责任，去满足毗湿奴。这样，你就可以永远不会受到捆绑。

创造之初，万物之主遣来一代一代的人类和半神人，带着对毗湿奴的种种祭祀，并祝福他们说：“让祭祀使你们快乐，因为它的实施会赐给幸福生活和获得解脱所需求的称心如意的一切。”

祭祀取悦了半神人，半神人也会取悦你们。人与半神人如此互相合作，一切都会繁荣昌盛。

负责掌管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半神人被祭祀的施行满足后，便会给你们提供一切生活所需，但人若享用半神人的馈赠却不回以祭祀，则与盗贼无异。

祭祀者脱离各种罪恶，因为吃的食物已事先祭祀供奉过。其他人则为了个人的感官享乐而备制食物，实际上吃的只是罪恶。

众生吃五谷而活，五谷赖雨水而长，雨水因祭祀而降，祭祀则源于赋定的责任。

规范活动是由《韦陀经》赋定的，而《韦陀经》又是由至尊人格主神直接展示出来的。因此，遍存万有的超然性永存于献祭中。

我亲爱的阿周那啊，在人的生命中，不遵从《韦陀经》所确立的祭祀规定的人，肯定过着一种充满罪恶的生活。只为感官满足而活着的人，只是在虚耗生命。

祭祀既是人世生活的保障，也是来世解脱的法门，更是人神沟通的途径。它既是对个人道德的规范，也是整个社会的最大职责，无论重视到多大程度都不为过。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三星堆人的“疯狂”才能为我们所理解。这绝非某个巫师的异想天开，也不是某个统治者天才的发明，而是来自悠久深厚的灵知传统。

天帝兼雨神因陀罗神像的发现，也证实了三星堆人举行祭祀的一个原因——祈求丰足的雨水。在韦陀社会体制里，国君的责任在于监督社会其他阶层履行各自的赋定职责，以便确保祭祀的举行。整个社会力量因为祭祀得到凝聚，也因为祭祀得到维系。祭祀既具有精神层面的意义，也有社会政治层面的意义。然而祭祀的最终目的却并不止于获得滋养稻谷的雨水，而在于满足毗湿奴，如此，灵魂的解脱才成为可能。通过祭祀，人类的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与一个更高的维度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超越俗世的意义。

青铜神树：通天之路

三星堆存在着一条“通天之路”。金沙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玉钺，顶部为奇特的兽面纹，两侧为变形的夔龙纹，下边为门字形边框，学者们一般都认为这是天门的象征。在另一件广汉出土的铜钲上，门形的图案里，刻着3颗连在一起的星，下面守护着一只咆哮的飞虎。将这两个图案结合起来看，我们发现，跟古埃及的灵知传统一样，三星堆的天门也是由星辰构成的。我们似乎看到这样一幅灵魂升天的图景：在一年中某个特定的时间例如春分日，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与3颗神秘的晨星重合，此时，天门顿开，凤鸟迦鲁达自天而下，来接引逝去的灵魂。大鹏展翅，沿着扶桑神树扶摇直上，越过大地之巅，进入天界。这3颗星，可能与天文上位于“东方苍龙”心脏处的“心宿”三星有关。

金沙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玉钺（左）；广汉出土的铜钲（右）

三星堆2号器物坑发现了6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考古学者将其命名为一至六号青铜神树，能够完整修复好的只有一号大铜树。这棵神树残高396厘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山峰状的支架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3层树枝，每一层3根枝条，全树共有9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3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4个横向的短梁，一条身体倒垂的龙被固定在树干上。

三星堆青铜大神树（左）及其局部（右上、右下）

二号大型神树人为损毁比较严重，曾被砸击和焚烧而变形。残留部分为树座和树干两部分，底座为圆形圈座，3个拱形足如同树根。树干通高193.6厘米，残高142厘米，底座直径54.8厘米。圈座三面正中有一方台，上有一19厘米的跪坐人像。现存的仅2层树枝，有3个分杈，但仅存一枝完好。该枝从中段上下一分为二，上段有一立鸟站在花瓣上，下段端部为一花朵。

小型神树只有一件比较完整，也颇有特色，残高50厘米。该树为3股辫绳状树干，基座无存，但周围有几枝卷曲的枝条外展。树的主干中部有两层树枝向外展出，但端部均残。两个主干顶端分别有一立鸟。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两只鸟均为人面，方脸、大眼、高鼻、大耳，身短翼大，造型更像是长着鸟翼的人。

羽鬣飞扬的龙，人鸟一体的神灵，庞大无比的体形，贵重的青铜材料，都说明这些奇异瑰伟的青铜植物绝非普通的“树”，而是那棵沟通天地的扶桑神树的象征。除了与鸟、日崇拜相关外，复旦大学陈淳先生在《三星堆青铜树象征性研究》一文中对青铜树上的龙也作出了独到的解读：

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树既非扶桑、若木或建木，也非图腾和摇钱树，而是巫师或祭司在祭祀仪式上用以沟通天地的道具“萨满树”。以一号大型神树为例，这棵萨满树分为三层，应该代表天界、人界和地界的三层宇宙，每层树枝上的小鸟代表各层沟通上下界之间的信使与精灵。每层的树枝向3个方向分叉，似民间艺术中用萨满树（王纪等：《萨满绘画研究》）来代表世界的象限，而没有树枝的一侧恰好是一条身贯天地的龙。从青铜神树的象征性来推断，三星堆文化的宇宙也分为3层和4个象限。龙身所缺失的腹和尾原来刚好固定在树干中下层的分枝部位，固定龙身的残钉依然留存。以龙来标志宇宙象限的一方，对于三星堆文化可能具有特别的含义。我们在此想作一个大胆的揣测，如果三星堆文化对中原地区文化已经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和交流，那么这条龙很可能被用来代表东方的象限，暗示东方华夏民族的神灵。而且龙身被设计成触地通天，象征了无与伦比的神力。如果这一揣测能够成立，那么这棵萨满树当时在仪式中，龙头应该被安置面向东方。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与龙头相反的一侧中层的树枝分出两杈，与上下层的仅有一杈的树枝不同，如果该分杈是代表西方象限的话，应该指的就是蜀地的方位。一般萨满树的中层分枝代表人界，因此这一设计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也是值得玩味的。[172]

陈先生的观察和分析使我们对这棵青铜神树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认为树上的龙很可能被用来代表东方的象限，暗示东方的神灵。在中国古代星官体系里，天赤道附近的星空被划分为二十八宿，并分别由四象统辖。四象是4个赤道宫的象征。孔颖达《尚书·尧典正义》称：“是天星有龙、虎、鸟、龟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皆南尾而北首；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皆西首而东尾。”处于东方象限的正是龙星七宿，成“东方苍龙”之象。青铜树上的龙应该就是东宫龙星的象征，而龙星中最神圣的“心宿”三星则是三星堆“通天之路”的“天门”之所在。统领东方诸神的天帝因陀罗可能就是这条“东方苍龙”的主宰神，因为在韦陀神话里的诸神通常也是众星的主人。在美洲神话里，雨神恰克——美洲版的天帝因陀罗，就是乘龙腾飞的形象。三星堆的因陀罗神像——青铜大立人像——身上也穿着4龙衮衣，显示出了龙星之主的身份。

二十八宿之说，起源极其古老。早在100多年前，法国天文学家比约（J.B.Biot）就指出，中国的宿、古代印度的“纳沙特拉”（Nakshatra）和阿拉伯的“马纳吉尔”（al-manazil）3种主要的“月站”体系应该有着共同的起源。李约瑟也指出，除非认为每一个使用原始阴历的文明古国都需要有一套二十八宿，从而使它们各自创立自己的二十八宿，否则就只有把它们视为具有共同的来源。参照古文献资料进行的天文学研究，已经证实二十八宿之说最早起源于印度。第西脱（K.P.Dixit）根据古代印度人祭献“科里提卡”（krittika，昴星团）神位必须是在该星从正东方升起的时候，认为其时印度已具有“月站”体系，并进而推断这个时间应在5000年前。而基斯（A.Berriedale Keith）则根据《梨俱韦陀》，认为其中记载的任何一颗恒星都可以说与“纳沙特拉”有关。[173]

此外，关于宇宙分为3层、4个象限的说法，也与韦陀经对宇宙结构的描述吻合。因此，我们认为，这棵青铜神树蕴含了至高的韦陀灵知，它指向宇宙之轴、通天之路、天门以及天门的主宰神，与灵魂从物质世界的解脱有关。这条与星辰、太阳有关的神秘的“通天之路”，在古埃及金字塔壁画以及《薄伽梵歌》中都有过描绘。

陈淳先生认为，青铜神树对于三星堆人而言，并不是普通艺术品，而是比生命还重要的指向终极或超自然境界的符号与象征，是三星堆人的浓缩宇宙，属于“萨满艺术”，具有强烈的“巫觋”特征和“沟通人神”的萨满特点，与夏商青铜器那种强烈的王权意识明显不同。这与我们对三星堆文化意识形态的定位是一致的：它来源于灵知型社会政治体制，神权明显高于王权，有别于中原王权至上、王权与神权一体的观念。

青铜神树可以说是宇宙—神—人共融的灵知观念的具体体现。宇宙之树来自于神身体的变形，并为人和诸神所拥有。人通过祭祀取得了诸神的护佑，得以穿越无边无际的物质世界，返回神的居所、灵魂的故乡；而祭祀则是将宇宙—神—人连接起来的媒介，是人提升灵魂的手段，因此获得了最高程度的重视。在三星堆，一切都是为了祭祀——天地人共同参与的宇宙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