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之路：世界从成都走入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述了张骞出使西域之举。他回国后向汉武帝汇报，他在西域大夏（今阿富汗）看到从中国蜀地贩去的蜀布、邛竹杖。于是帝问曰：“安得此？”张骞答道：“大夏人曰：‘吾夏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去海数千里。……有蜀物。”

这个身毒，就是现在的印度。这段文字，也是对中印交通的最古老的记载。这表明，西汉时期，印度已经与蜀地有贸易。

然而，印度与蜀地却隔着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其间还有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这是一片连鸟雀都无法逾越的高原，更何谈进行贸易、文化的交流？

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和中外古代文献告诉我们，一条历史悠远的蜀—身毒古道确实存在，它绕过喜马拉雅山脉，穿行于川藏滇缅走廊，蜿蜒进入南亚，与上古雅利安文明圈融为一体。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僄越、裸濮、身毒之民。”据饶宗颐先生考证，僄越就是现在的缅甸，可见汉朝时蜀地还有印、缅人居住。[174]

《史记·大宛列传》记有滇越古国：“昆明之属无君长。……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据考证，这个滇越就是印度东部阿萨姆地方的古国迦摩缕波。[175]

在西北的丝绸之路开通数千年前，蜀地的丝绸就通过这条蜀—身毒古道被贩运到印度乃至更遥远的欧洲。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第一代王旃陀罗笈多王朝时期的大臣考底黎耶（Kautiliya）所著《国事论》（Artha Sastra，或译为《政事论》）就写道：“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记载5000年前印度史事的韦陀经典《摩诃婆罗多》《摩奴法典》以及其他一些印度古籍都有许多关于丝的记载和支那的名称。在古老的《往世书》中提到了阿萨姆（Assam）的原始住民之一就是支那人。而“支那”（Cina）一词，向来被认为是“秦”的对音，但据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先生考证，乃是印度人对先秦时的成都的称呼。

季羡林先生早就指出：“古代西南，特别是成都，丝业茂盛，这一带与缅甸接壤，一向有交通，中国输入缅甸，又通过缅甸输往印度的丝的来源，不是别的地方，就正是这一带。”[176]

谭晓钟先生认为：“蜀锦生产年代很早，大约在三星堆古蜀文化时代就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中外文献和考古发现表明，蜀锦从南方丝绸之路传到南亚，再传到近东、欧洲。”[177]

《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和《以西结书》第十六章上就有关于中国丝绸的记载。《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均成书于“巴比伦之囚”之后，其年代约在公元前527年。据此可以作出大致推测：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时，古蜀人的足迹及丝绸就已出现在巴勒斯坦地区。而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的书中就已发现“赛利斯”（Seres）一词，意为丝绸，也指丝国。杨宪益先生考证“赛利斯”就是古代的蜀国。由此可见，古蜀国的丝绸已在古希腊、古罗马出现。

段渝先生提出以巴蜀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商代已初步开通的说法很有意义。《华阳国志》中关于“蜀王控制南中”的记载和云南、四川等地出土的仅西亚地区才生产的宝石，云南出土的大量带有蜀文化风格、造型的青铜器和三星堆无数来自印度洋的贝壳，越南冯原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三星堆式样的玉璋，越南铜荳文化中大量存在的三星堆式样的有领铜环都加强了这一说法的可信性。尤其是云南的古滇文化显示出明显的印度特征。例如晋宁石寨山所发掘的古墓中，发现了原产于印度的蚀花红玉髓珠，印度河谷的昌胡达罗就有生产此类石珠的工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众多精美的男性**雕刻，也与印度的“林伽”崇拜关系密切。事实上，根据我们对三星堆文明时间要素的考察，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开通的时间应该更早，可以上推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乃至更早。

吴红先生对这条千年古道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三星堆文明与当时世界诸文明交往的国际商贸通道总长计2万余华里：东段由广汉三星堆出发，到北缅甸约3000华里；中段由北缅甸经印度、巴基斯坦到阿富汗，长7000余华里；西段由阿富汗经伊朗，近东诸国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以色列直至埃及，长约1万华里……继之经以色列和约旦，西行抵达尼罗河三角洲、爱琴海和古希腊。”[178]

在这条漫长的远古文明通道上，一方面是丝绸的输出和贸易，另一方面，也持续着文化、文明的交流。雅利安文明作为一种更成熟、更高级、更精致的史前全球文明，在南部沿蜀—身毒古道留下了传播的足迹。由于三星堆数以千计的用于献祭的象牙就是通过这条古道输入的，不妨将这条古道称为“象牙之路”，以突出它在传播韦陀灵知文明方面所起的作用。

如果从史前雅利安文明圈这个更大的角度去看雅利安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发现，雅利安文明圈在中国的延展，除南部与东南亚、南亚连接的“象牙之路”之外，还有一条西北的连接中、西亚的“青铜之路”。

青铜之路：夏就是雅利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先生在《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一文中指出，以商周为代表的东亚青铜文化并非独立起源，而是由西亚传入：

西亚早在五千年前已进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还有一个上千年的铜石并用或红铜时代，表明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是缓慢而艰难的。东亚大约四千年前才进入青铜时代，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中有零星铜器出土，但不足以表明东亚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古墓沟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才标志着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商周之际东亚青铜文化达到鼎盛时期，西亚赫梯王国已进入铁器时代。虽有一二千年的时间差，西亚东亚之间相距近万公里，青铜技术的传播这一复杂的人文历史过程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泰列克特等早就明确指出金属冶炼技术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高加索或伊朗传入东亚。[179]

易华还提供了一份详细的“青铜之路”的路线图：

安诺、纳马兹加、阿凡纳谢沃、安德罗诺沃、古墓沟、四坝、齐家、朱开沟、夏家店、二里头文化遗址就像一组坚实的桥墩，如果充分考虑到游牧民的桥梁作用，我们就会发现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古墓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梅建军等认为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欧亚大陆青铜文化传播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对新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库兹美娜指出是欧亚大草原的牧羊人创造和传播了安德罗诺沃和塔里木盆地的青铜文化。[180]

“雅利安人入侵说”的被推翻，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的根源。雅利安人并不是来自欧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而是创造了高度韦陀文明的原始印度居民，虽然两者都属于高加索人种，也属于同一个印-欧语系，但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雅利安人。因此，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的起源可能与历来受“雅利安人入侵说”影响的传统观点恰好相反。也就是说，是印度的雅利安人将自身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传播到了欧亚大草原，其中包括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

其中一个有力的证据即是5000年前的印度哈拉帕文明已经拥有了非常发达的青铜文化。青铜冶炼、铸造以及矿石的开采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需要大规模、长时期的分工协作，很难想象飘忽不定的游牧人能独立完成青铜技术的发明工作。在欧亚大草原常见的青铜器通常是小件的日用品，如刀子、凿、针、锥、镜、耳环、指环，更多的是兵器如斧、剑、头盔、镞、马衔等，远没有达到哈拉帕青铜文化的高度。青铜冶炼和铸造是农耕定居者的事业，不可能在马背上进行。因此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只是传播了青铜文化，并且巧妙地利用了青铜器，完善了游牧生活方式，走上了游牧军事化的道路。

远古西亚、中东与印度曾经同属雅利安文化圈，经历过一个所谓的“印伊时代”，这在史学界已是不争的事实。除了广泛而悠久的贸易联系，韦陀灵知文化在西亚、中东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20世纪初期，印—欧史专家V.戈登·柴尔德（V.Gordon Childe），在其著作《雅利安人》（The Aryans）中就指出，有证据表明，公元前1400年左右，雅利安人已经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带建立了与印度河谷文明类似的城市。[181]

1907年，雨果·温克勒（Hugo Winckler）在一块公元前1360年的米坦尼（Mitanni）楔形文字泥版上释读出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是米坦尼人与赫梯人（Hitties）签署的。除了双方国王的名字，上面还出现了作为见证人的神祇的名字，其中包括4个韦陀神名，即密特拉（Mitra，梵文Mitra）、因陀罗（Indaru，梵文Indra）、筏楼那（Uruwna，梵文Varuna）、那沙提（Nashatiya，梵文Nasatyas）。

丁山先生谈到波斯拜火教时，也提及印伊文化：

拜火教，中土载记谓之火祅教，其传入中土时代虽在南北朝（详见陈垣《火祅教入中国考》），其创教则始于纪元前千四百年顷，今传《圣奥维斯他》（Gent-Avesta），即其最古圣经也（详见加藤智玄《世界宗教史》之《波斯宗教》节）。考《圣奥维斯他》中神祇，其名称多同《韦陀》，如日神密特拉（Mithra）之即《韦陀》中的密特拉（Mitra），水神阿帕（Apa）之即阿帕斯（Apas），酒神豪麻（Haoma）之即娑摩（Soma），在在可证《韦陀典》与《圣奥维斯他》所见神名，实同语源；而风神婆庾（Vayu），与火神阿耆尼（Agni），则二典相同；故近世宗教史家皆谓印度人曾经过印伊时代，其文化则承继雅利安民族悠久之积聚（详高观庐译高楠顺次郎著《印度哲学宗教史》）。[182]

“卐”符广泛分布于史前西亚各地及夏殷时期的中国

据饶宗颐先生的考证，史前韦陀灵知文化的标志性象征符号“卐”符不但广泛分布于史前西亚各地，而且早在夏殷之前就出现在华夏的器物上：

近时印度考古学新知，比哈拉帕文明更早在次大陆俾路支（Baluchistan）地区几次发掘中发现所谓米哈迦尔文储，出土有泥砖砌成的储藏室，陶器出口输往伊朗，贝壳编制颈环出于近阿拉伯海之口岸。内有陶器和铜器，估计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500年，又有男、女塑像，女带长发、男披缠头巾，首次发见〔参看J.F.Javvigt与Meadow的《印度河谷文明的履历》（The antecedents of civilization in the Hindus Valley）〕在俾路支与印度西北边界发掘出土一件绘有圆圈，内画一个“卐”符，这个记号在汉土西周、战国器物上非常习见。

印度大文法家波尔尼仙书中论“卐”符用为牲畜的耳记，见于史诗《罗摩衍那》及《大战书》（即《摩诃婆罗多》）。这个符号代表吉祥，印度河谷文化亦已普遍使用，尽人皆知……我从前尝举出“卐”这一符号在西亚分布邻近各地，一般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于死海泰利拉特，加苏尔（Telelat tat Chasue）文化层中出现一石权杖头部带有“卐”字形……一般所知，米坦尼—赫梯文件上的神名，可与韦陀互证。韦陀经的首创者雅利安人事实亦复川流不息地由阿富汗逐渐南徙，今天考古学的新知告诉我们“卐”这一符号在印度的诞生可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的梅赫尔格尔文化，它和阿纳托利亚（Anatolia）附近公元前7000年的内瓦里·科尼（Nevali Coni）文化相衔接。

1891年《符号的迁移》一文的作者，指出“卐”符在世界各地分布情况，唯波斯地区则未之见，百年以来，考古学的推进，近东、印度、华夏的新知，大可补其不及。印度与华之间，“卐”符在殷代早已被吸收成为契文，与万、萬二字通用，远在佛典传入之前。西印度则哈拉帕文明所出见带“卐”符的印章，J.马歇尔（J.Marshall）的考古报告所见的方形圈内有“卐”符，与Rangpun陶片上的“卐”符，亦非最原始之物，在此以前出现的有圆圈内带“卐”符的陶纹，和汉土的皻钟、越戈一样，真是匪夷所思！[183]

“卐”字符与韦陀宗教之性力崇拜有关，很可能是**的象征。在韦陀神话里，“卐”字是毗湿努胸前白毫所呈现的形状，代表幸运女神拉克什米。古希腊克里特岛出土的一尊女神石像的**被刻上了“卐”字符。

有充分的考古学证据表明，雅利安文明透过欧亚各部落的迁徙进入了中国。林梅村结合考古学与语言学论证了青铜剑在商周之际传入中国北方草原、巴蜀地区和中原，与印欧人在东方的活动有关。他指出：“丝绸之路流行的17种古代东方语言或方言中的‘剑’字无一例外都源于古印欧语。古代印欧人最初是游牧民……公元前1500年前后，欧亚草原的古代游牧部落不断分化，并向四方迁徙，史称‘雅利安人大迁徙’。”“剑”在古代汉语中又称“径路”或“轻吕”，显然亦是外来词。这里的“雅利安人大迁徙”，也应该从整个史前雅利安文明圈的角度来理解。[184]

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的青铜镜，也由“青铜之路”传到了中国。中原较早的铜镜见于殷墟妇好墓，可能源于齐家文化。宋新潮曾谨慎地指出以水鉴容是中原农业民族传统映像方式，用金属铸造镜子则可能首先为西北游牧民族所发明，殷商时期铸镜照容才传入中原，直到春秋以前在中原地区尚未流行。[185]其实，铜镜也是巫师或萨满的法器，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镜只不过是中亚或西亚铜镜的翻版而已。二里头文化铜镜的十字纹和齐家文化铜镜的七角星几何纹正是巴克特利亚青铜文明的典型标志。[186]

根据世界史的最新研究，这条沟通东西的“青铜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青铜技术和青铜器，且还包括众多极为重要的生产技术，比如养殖牛、马、羊的技术，以及相关的制作马车技术、毛纺织技术。美国宾州大学东方研究系教授梅维恒（Victor H. Mair）认为，从里海到贝加尔湖的这条通道上居住着基本上共享同一文化的人们。他们使用的语言属于印度—伊朗语。这些人成功地充当了欧亚大陆偏远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媒介。这条通道，往西是黑海地区，与欧洲和地中海紧密相连；往西南是伊朗血统的农耕团体，产生琐罗亚斯德教的纳马兹加晚期文化即属于这类团体；往东南就是中国，穿过北部的大草原，沿着戈壁沙漠的东边而行。另外一条可供选择的路线可能是沿着阿尔泰山脉和西边的天山山脉起伏的山麓前行，然后通过甘肃来到陕西。梅氏总结：“晚近的考古学越来越清晰地证实，从极早的时代开始，中国就在文化交流中显得十分开放。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也毫不例外。我们确实有极好的理由相信，中国的文字、特定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文明的其他方面都是在与西方和南方的文化的交流中得以发展的。”[18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在《早期丝绸之路开拓和发展的考古学证据》一文中提出：史前时期，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通过欧亚草原相互联系。最早的西方文化的传入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西方的石器制作技术通过新疆传入中国。在新疆的通天洞遗址，距今约45000年左右，出现了西方的勒瓦娄哇技术。在宁夏水洞沟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具有欧洲莫斯特、奥瑞纳文化特征的石器。早期丝绸之路开拓的第一阶段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以阿凡纳谢沃文化为代表的南西伯利亚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因素进入新疆。在塔里木盆地出现了古墓沟一类的遗存，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古墓沟墓地人群的体质特征属于古欧罗巴人种。第二阶段是公元前1800年左右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以安德罗诺沃和卡拉苏克文化为代表的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因素，进入中国西北并扩散到中国北方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影响通过天山北麓到达天山并进入了今天的河西走廊地区，进而可能随着齐家文化的东扩，影响了中国北方地区。第三阶段是两周时期，欧亚草原的塔加尔文化、巴泽雷克、斯基泰等文化因素广泛影响了中国西北和北方地区，深入到了中华文明的腹地，并沿着“藏羌彝走廊”进入四川、云南，真正意义上的早期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确立。

依靠现代的基因技术，考古学家发现了通过“青铜之路”进入中国的雅利安人留下的残存信息。在新疆等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主人大都属于印欧人。[188]殷墟遗骨亦有印欧人的成分。[189]对殷代人种的研究表明，组成殷商王室的血统相当广泛，不仅是现代中国境内的人种，还跨及北亚、太平洋、高加索等地区的人种。据人类学家分析所得的人种比例来看，殷商的人种来源以北蒙为主，其次还包括南洋、白种人等。太平洋人种应源自太平洋沿海的文化交流路线。研究河姆渡及良渚文化的学者早已论及这一问题，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这条路线往南可到达南洋地区，向北通往楚科奇半岛，现今在山东、辽东、黑龙江、朝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等北方沿海地区，均留下了来自南方海岸的文化遗迹。殷人与草原白种人有大量接触，殷文化中有诸多雅利安元素，例如马车、麦子、牛和北极帝星崇拜、日干系统等，显示殷人在北方草原活动，成为中原先民与中亚、西亚文明之间的桥梁。

周人来源于含有大量印欧人种成分的西戎（说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西周墓葬中即发现有很多印-欧人种特征的颅骨。周人始祖名为弃，号为后稷，其母为姜嫄，系出自羌人部落（姜，羌同源。《说文》：羌从羊，意即牧羊人），而羌人为西戎的一支。周人直到灭商入主中原之后才开始“贬戎狄之俗”，逐渐摆脱游牧文化的影响。苏三发现，与周相关的姓氏如万、郑、王、辛、焦、朱、贾、齐、沈、唐、施、叶、蔡与印-欧人基因R关系极为密切，其次是与夏相关的姓氏（辛、萧、施、夏）和与商相关的姓氏（万、朱、施、王、萧、边）（参考苏三《新文明简史》）。

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出土的人骨中有些经DNA测定属于（类似于）印-欧人。山东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和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所，通过对山东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山东临淄古墓群里古人类遗骨中提取的DNA样本所做的检测、研究表明，儒家的发源地——山东——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晚期，当地人的人种特征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印欧人），而不是蒙古人种。[190]

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座西周墓出土的青铜鼓上的人头像，以及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的青铜人面，皆具有明显的印欧人种特征。还有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和狩猎图像，都很可能是印-欧人在上古中国活动时留下的痕迹。[191]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的结尾处谨慎地主张：“商人的殉葬习惯恐怕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习惯；我疑惑这是与两河流域接触的结果。两河流域远在比商朝早两千年就有杀人殉葬的情形；并且所有铜器时代的文化都有杀人殉葬的事，例如墨西哥如此，早期希腊如此，美索不达米亚如此，埃及也如此……假如青铜器没有发明，我怀疑杀人殉葬是否会有这么大的规模；因为人们那个时候有了青铜刀，砍人容易，结果杀人就如杀一头猪或一头羊一样；杀人殉葬也就是人类发明了利器以后也发明了自己杀自己。”[192]

这种种族的混合甚至发生在更遥远的时代。在中国区域内所发现的“智人”（Homo sapiens，指具有分辨能力的人或动物），以1933年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为最早。山顶洞人所遗的头骨中，出乎意料地竟然包括了好几个种族。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曾在其1939年所写的初步报告中加以简单的描述。据魏氏所述，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三具头骨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种族因素——分别为原始的蒙古人种、美拉尼西亚人种及因纽特人种……”，最早的中国人种以及中国文明似乎显示出一种非常有趣的国际性色彩。[193]

语言学方面的证据也表明中国的文字并非传说中的仓颉所造，而是有着很深的印-欧渊源。蒲立本通过对上古汉语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印-欧人进入中国绝不晚于他们进入印度。在汉语和阿尔泰语中不仅存在许多印-欧语（吐火罗语）借词，而且存在某种结构上的类似性，汉语和印-欧语可能存在某种发生学联系。[194]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和探讨，现在看来汉藏语系并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语系，而应属于具有全球性的印-欧语体系。其实，早在19世纪后期欧洲远东语言学研究的先驱艾约瑟和施莱歇尔就不约而同提出了“汉藏—印欧语同源论”。1925年孔好古将汉语、藏语、缅甸语和泰语等统称为印欧—汉语系。20世纪下半叶谢飞写成《欧—亚超级语系》，尝试建立汉—印欧语系。蒲立本随后论证汉藏—印欧语系假设并非基于个别词语的相似性，而是根据深层结构和构拟形式的一致性。易华认为：“麦、青铜器、铁、土坯建筑、农耕灌溉技术和车马、黄羊、山羊、绵羊、家马，由骑兵经新疆、蒙古传入东亚。新疆、蒙古、甘肃境内的居民表现出与中亚和西伯利亚相联系的人种特征，可能与欧罗巴或高加索人种交融。这就是汉藏—印欧语同源论或汉藏—高加索语相似的人类文化背景。”

饶宗颐先生发现半坡、乐都、二里头等地出土的陶文符号，有许多跟印度河谷哈拉帕文明遗址陶印上的符号十分类似。饶先生并且将印度古图形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字进行比较，发现印度河谷文字的构造方法跟古汉字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国外学者J.格尔布（J.Gelb）认为中国象形文出自印度。[195]虽然哈拉帕文明要晚于半坡文化，但是在哈拉帕文明之前印度北部还存在着比半坡更古老的莎拉斯瓦提河文明。因此，不能排除J.格尔布的假设。印度河谷类型的文字有可能就是由“象牙之路”或“青铜之路”传入中国，而后影响到中原仰韶文化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仰韶文化的彩陶里，也出现了大鸟负日的图案和大量的鸟纹，显示出与三星堆一样的韦陀灵知符号。

中国与世界的早期接触，可以追溯到极早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宋亦箫教授指出，宁夏水洞沟文化及其石器制作技术——勒瓦娄哇技术——乃是最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风向标。其后，历经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中国与域外的接触持久而活跃。彩陶、冶铜术、绵羊、黄牛和小麦等文化因素，成为中外早期接触的最醒目标志。中外早期接触的通道在欧亚草原，正是通过它，遥远的中西亚与中国北方的陕甘宁地区、内蒙古以及海岱地区出现了持久的联系和交流。而历史上形成的“丝绸之路”，只是到了青铜时代才渐有沟通。这条欧亚大陆北部长达八千余里的草原通道到达中国后，沿着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河谷下行，从甘肃南下到云南，再到缅甸和泰国，形成所谓“藏羌彝走廊”。“T”字形欧亚文明大走廊亦由此形成，并延伸到了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其在建立泛欧亚民族和文化联系中的中枢地位贯穿了旧石器时代、彩陶时代、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正是通过这条文明大走廊，西方彩陶文化传播到了东方。宋亦箫教授将彩陶文化的传播路径，依据各地彩陶的相似度及存在时间，推定为西亚—中亚—欧亚大草原—中国关中，而不是中外学者一直认为或作为反驳彩陶西来说的新疆、甘肃“丝绸之路”一线。[196]这就解释了中国仰韶、东南欧的特里波里、中亚安诺以及印度河哈拉帕等地出土的彩陶为何如此相似的原因。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东亚人主要来自东南亚，大体属于蒙古人种；同时发现另一部分人来自西北，属于印欧人种，正是两者结合形成了东亚各民族。先到东亚者为土著，可称之为夷，创造了东亚石器时代文化；后到者与夏关系密切，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易华由此提出“夷夏先后说”：

考古学发掘和研究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尚未有游牧与农耕之分，正是夷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夷大体上属于蒙古人种，来自东南亚，部分夏或戎狄属印欧人种，来自中亚。语言学研究表明汉语、韩语、日语是典型的混合语；夷语或华澳语是底层，夏言或印欧语是表层。夷夏结合与转换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形成独特的东亚民族文化传统。[197]

相对于夏而言，夷虽是所谓东亚土著，其实也不过是早到的移民。夷或许来自东南亚，但东南亚的文化大抵受南亚辐射，不太可能有独立的起源，所以夷文化应该与早期印度河文明（可以上推至6000—7000年前）有关。夷文化一路沿“南方丝绸之路”，从滇缅、长江上游传播到长江中下游，三星堆文化、滇越青铜文化、泰国班清文化、越南东山文化都在这条传播路径上，这个传播过程可能持续了很长时间；另一路沿“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洋、南海、东海、黄海、渤海海岸线渐次北上，从而形成了环太平洋沿岸古文化、良渚文化、海岱文化、红山文化，是为中国文化的基底层。夏文化沿“北方丝绸之路”输入，混合了源于西亚、中亚的各种雅利安文明要素。从本书的研究视角来看，印度河文明与西亚、中亚文明同属于史前雅利安超级文明圈，故夷夏原为一体，只是有先进、后进之别。这里可以举出一个有趣的证据，李济先生在《中国文明的开始》里提到一件特殊的陶罐盖子，这种见于东亚小屯、南亚摩亨佐·达罗、西亚众多遗址的罐盖像花盆一样，中央有一根突起的阴茎状的柄，因柴尔德的介绍而闻名于世。再举一个案例。摩亨佐·达罗发现一个有名的壁向内凹的玉石有底高杯，在器形上同俾路支斯坦和阿富汗发现的宗教柱子相似。这种绿玉石十分稀罕，产地在印度河流域南1600多公里处的迈索尔。制作这样的连底玉杯，显然需要极高的工艺。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东北部的红山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同样造型的玉杯，只是杯壁两面打磨得更薄更光滑。

“象牙之路”与“青铜之路”的发现，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视点。透过这两条通路，史前雅利安文化圈从喜马拉雅南北两侧两个方向对华夏地区产生了悠远、持续、全面的影响。这种影响来自于多种类型的雅利安文化，当然，也不排除来自于本土的文化因素。总的来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并且具有国际性的特征，绝不可能是在完全独立、封闭的情况下形成的。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中国文明是文化接触互动的结果，它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融汇了很多不同的文化源流。从史前全球雅利安文明圈的视角来看，中国文明也是史前全球雅利安文明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由多种文化组合而成的文明，其最底层的文化基因结构依然是韦陀灵知。

易华在《夷夏先后说》中指出，以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的夷文化皆表现出农耕定居、礼乐祭政一体的特色。书中说道：

“玉帛古国”时代“有祀无戎”。红山、良渚文化有专业祭祀队伍，率民以祀神，唯祀为大；未发现战争的迹象。东亚先民与其说是政治动物，还不如说是宗教动物。他们祭祀是出于对天、地或宇宙自然的敬畏，或为了生殖、丰收和安康。没有发现为了战争而祭祀的行为，亦未发现围城或防御工事以及陪葬兵器的武士阶层的存在；以人为牺牲、以人殉葬的风气尚未形成。

……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南北交汇产生的坛、庙、冢和东西交汇产生的鼎、鬲、壶等固定组合，都与礼制有关。从仰韶文化的彩陶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及三代足器的最初出现，都可能是通神的工具。通神以及神权至上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198]

传说中的尧舜源出东夷，而禹来自西夷。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有一个昌盛的夷文化圈，孕育孳生了齐鲁文化，而齐鲁正是孔孟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子为夷礼，箕子、微子、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均是夷人，正是夷人创造记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根底。从本书的角度来看，“夷”应该与源起于印度河—莎拉斯瓦提河的婆罗门文明有关，属于10000—5000年前陶玉时代世界体系。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东夷文化有更宽泛的看法，认为整个东北亚地区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部都属于考古学意义上的东夷世界。更为开放的看法认为东夷文化不但是中国大陆本土文化的基层，而且是整个环太平洋文化的源头，它从亚洲东北部越过白令海峡或沿由南太平洋逐岛航行而抵达南美。北辛、大汶口、龙山、河姆渡、良渚、屈家岭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均与东夷文化相关。跟印度河文明一样，夷文化具有厚重的海洋文明特征。夷人靠海吃海，从海洋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源，还将海贝作为装饰品和货币。殷墟未被盗掘过的墓葬中40%出土海贝，其中80%墓主口中含贝或手中握贝、足下放贝，而这些海贝大多来自印度洋的温暖海域。

“夏”源出西亚、中亚，是4000—3000年前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游牧文化向东亚扩张的结果。大规模青铜冶铸、兵器制造，墓葬制度、殉葬，战车和马，尚武好战风气，黄金崇拜、天帝信仰，皆盛行于处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夏商周三代，至秦和秦制的统一天下乃达到其顶峰。从其在历史上表现出的各种特征来看，“夏”属于刹帝利为主导的文明，与源起于中亚、西亚的青铜雅利安文明有关。刹帝利或说军事贵族力图摆脱婆罗门文化的约束和指导，甚至取代婆罗门的至高地位，于是追求富强、争竞攻伐之风逐渐削夺了以礼乐玉帛为象征的灵知精神，血缘、民族、国家中心顶替了灵魂、神明和天下，被物化的人类从此离文明的本质和源头越来越远。这种刹帝利型雅利安文明其实是韦陀文明的一种变体。

作为史前陶玉时代世界体系的主要文明形式，婆罗门型雅利安文明构成了中国史前夷文化底层，其后刹帝利型雅利安文明由西亚、中亚的游牧、游战民族输入，形成夏文化，是为夷夏先后说。是故相对于夏，夷是东亚土著。印度河文明是以婆罗门文化为主导的雅利安文明，故夷文化崇礼乐尚大同；而中亚、西亚是以刹帝利文化为主导的雅利安文明，故夏文化倡王霸重富强，大型墓葬制度、大规模人殉、帝国大一统的法律政治制度和尚武征服精神都是受西亚文明尤其是波斯的影响。可以说，夷夏文化共同造就了此后中国文明内圣外王的文化格局，而圣始终为王所压制利用。

婆罗门型雅利安文明和刹帝利型雅利安文明，夷文化和夏文化，其关系犹如印度河之于两河，希腊之于罗马，尧舜之于三代，文明教化在先，霸业武功在后，其实本出一源，而终于武力居上，圣智消歇。文明的基因不断裂变转化，宇宙—神—人分崩离析。

尧舜是夷人，禹出西羌也是夷人，夷人建立夏朝，其百官和民众也是夷人。殷商是夷人王朝，周朝是西夷建立的王朝，其群众基础是东夷。而夏反倒与西北的戎狄包括羌、月氏、吐火罗、塞（斯基泰）、大夏（今阿富汗地区）等印欧人关系密切。更奇怪的是，夏不见于甲骨文，以至于甲骨文专家陈梦家认为夏史乃商史中分出，主张夏世即商世。杨宽认为夏史大部分为周人拼凑而成。西方学者更是普遍不相信夏朝的存在，坚持认为商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易华认为，作为东亚土著的夷并没有被消灭，而是纷纷接受了来自西北的新兴的青铜文化，从此皆以夏自居，变成了诸夏。夏、商、周三代是夷夏争斗与转变的时代，本来在中心的夷变成了夏，而边缘反倒成了四夷。夏为君子，夷为野人，逐渐成为成见。实际上，夷人和夷文化才是三代的基础，亦是汉族和汉文化的根本。周与戎、狄、吐火罗的关系非常密切，夏崇拜始于周，到战国时代诸侯皆称诸夏，始皇帝时已无复四夷，夏由第三人称变为第一人称，夷则由“人”变成了“他人”，夷、夏完成了人称和时空的转换。因此，“三代之前尽是夷，三代之后都成夏，夷、夏消长大致如此”。也就是说，婆罗门型雅利安文明已经彻底为刹帝利型雅利安文明所取代。

《说文》：“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夷”并无贬义，有平、常之义，可引申为平和满足。《诗·郑风·风雨》云：“既见君子，云胡不夷？”《说文》曰“夏，中国之人也”，夏通雅，古读ha，《大夏》即大雅。《荀子·荣辱》：“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夏很可能就是梵语Aryan也即雅利安的译音，夏人即推崇雅利安文明且以雅利安人自称的印-欧人。夏人本就与印-欧人关系密切，印-欧人进出东亚来回迁徙过程中还留下了很多与“夏”有关的地名，比如夏墟、宁夏、临夏、大夏河。东周初期齐桓公曾“涉流沙，西伐大夏”。公元前6世纪一支印-欧人部落到达阿姆河流域，建立大夏。夷、夏本是一体，南亚、西亚皆为雅利安。“夏”即雅利安，三代之后的诸夏即后来改奉青铜雅利安文明并以夏人/雅利安人自居之夷。要之，“雅利安”这个概念绝非特指某个种族，而是指一种泛文化意义上的文明归属。而“夷”，则是一个很适合婆罗门文明的称号，确实，三代之前的夷文化比较倾向于隆祭祀尚和平的婆罗门文明。

雅利安（Aryan）一词源自于《韦陀经》。在《韦陀经》任何一处，这个词都不是用来指称某个特定的种族、民族或族群的。Aryan的梵文原意，作为形容词arya有“高贵，正义，优秀，令人尊敬”的意思；相应的，作为名词aryan就有“主人，贵人，导师，朋友，维系者”的意思。因此，从这个词的语源学角度来分析，它指向一种生活、为人的标准，或理想范式；它与文化价值观相联系，意指在这种文化价值观指引下生活；或能保持这种文化价值观的人，就是理想的人，或文明人，从而能够有资格成为主人、导师、朋友，受到他人的尊敬。就这一层含义来说，梵语Arya与汉语“雅”的意思完全吻合。另一种解释是：ar有白色、洁净的意思，Ya意指神，这样，Arya就指洁净身心以侍奉神明，名词Aryan就有事神者的意思。美国著名的韦陀学者David Flawley认为：“Aryan是一个与梵文词Sri意思一样的尊称。我们可以将它与英文词Sir等同。”所以，我们可以说，雅利安人与肤色以及地域没有丝毫关系。任何种族、族群，无论来自哪个地域，如果采取了雅利安式（Arya）的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更确切地说，接受了韦陀诸经所标举的文明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就可以称为是雅利安人（Aryan）。Arya夏并不指某个朝代，而是诸多部落的共称，其盟长称为夏后氏。比如，傅斯年先生于《夷夏东西说》中指出：

所谓夏后氏者，其名称甚怪，氏是族类，后为王号，何以于殷曰殷人，于周曰周人，独于夏曰夏后？意者诸夏之部落本甚多，而有一族为诸夏之盟长，此族遂号夏后氏。[199]

这些散布中国的诸夏部落，乃至与诸夏有密切关系的戎狄之羌、月氏、吐火罗、大夏、土方、鬼方、匈奴，虽然种族、地域不同，但却同奉源于史前印度河文明的雅利安或韦陀文化为其文明之理想，所以皆以夏/雅利安自居，并奉韦陀创世大神梵天/黄帝为其共同始祖。古代中国通过包容教化外来种族从而不断壮大重生的天下无外的信念和天下基因，正是源于史前世界体系的雅利安式文明理念。

不过，从其主要性质来分析，华夏文明虽然内含婆罗门文化和刹帝利文化的因子，却更广泛更深层地表现出吠舍文化的特征。吠舍是四种姓中对经营获利阶层的统称，其实不光指从事经商贸易的商贾，也包括经营土地垦殖的地主。实际上，华夏第一个统一王朝——商——就是商人和商业开始大规模出现的朝代。商朝时期，农业、酿酒业、养蚕业、畜牧业、冶炼业、制陶业、纺织业、营造业、玉石加工业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手工业的分工化及专门化表明相当一部分产品是为了交换，纯属商品生产范畴。商统治者不再迁都，城市固定发展下来。现在发掘出来的殷墟，不但城市面积大（至少10平方华里），且有诸多手工作坊，还有交易场所“市”，殷金文里也有“市”字出现。贝作为货币被广泛使用，盘庚称贝玉是“好货”“宝货”，并且常用来对臣下赏赐。据考古发掘，不但贵族墓中有大量的贝随葬，就是平民也不乏贝随葬。安阳晚商一座王室墓葬中，出土六千余枚贝。可能是海贝不足，所以还出现了骨贝与铜贝。特别是铜贝的出现，标志着至少在商晚期，中国已有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殷墟卜辞中，有许多关于商贾的记载，如“多贾”（泛称，许多商贾）、“某贾”（某为地名）、“贾某”（某为人名），等等。商的先祖王亥，据说发明了牛车，驾着它往来做生意。史载殷人重贾之说，可谓真实不虚。吠舍文化倾向实用和功利，但也注重伦理道德，既有保守内敛的一面（作为土地经营者），也有积极开拓的一面（作为经商贸易者），对世界和人生习惯保持一种中庸适度的柔韧态度，所以既不像刹帝利文化强霸好斗、穷奢极欲，也不像婆罗门文化有可能过度强调出世超越，以致失去文明的建构力和创造力。这或许是为何华夏文明能绵延5000余年，历经劫难而始终生生不息的主要原因之一。

华夏重商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更古远的传说时代。炎黄二帝被认为是最早提倡和发展商业交换的人。《易·系辞下》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系辞下》载黄帝时“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济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尧、舜、禹同样高度重视商业，《淮南子·齐俗》载：“尧之治天下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臬织罔，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其所拙。”《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据《尸子》载，舜是个精明的商人，发现了贱买贵卖的经商原理：“顿丘（今河南浚县）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今山西解虞）卖贱，于是债于传虚。”禹时商业活动更广泛，最突出的标志是，夏开始使用货币。汉桓宽《盐铁论·错币》载“夏后氏以玄贝”。夏时有了贝币，说明已经进入商品流通的阶段。贝币所使用的海贝并非产于中国，而是来自印度洋和东南亚，则显示出商品流通具有世界体系的特征。

历时3000余年的南北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繁荣，同样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吠舍文化的产物。它使中国在历史上成了东西方财富和资源的吸收者和分配者，成了“世界之胃”。但与此同时，吠舍文化的弊端也经常表现出来，比如重聚敛、贵功利、柔弱圆滑、贪图俗世享乐、缺少创新能力和超越情怀，等等。是北方草原游战民族带来了刹帝利文化，为中原农耕文明输入了尚武、血性、开拓、创造、统治的精神和能力，实用理性结合乃造就了华夏帝国的成型、不断扩大和强盛。但在这两股势力背后，却是婆罗门型雅利安文明所传承积淀的伦理、灵知体系在净化、支撑、提升着华夏的道德世界和精神维度，并在实用理性走向极端所造成的华夏帝国周期性轮回中，保存、修复亘古相传的文明基因，从而再造礼乐文明。不过，在这三种文化中，吠舍文化仍居上风，所以华夏帝国虽然一君独大，却并不曾像西亚、波斯、罗马帝王一样以征服好战为尚，反而大多以守成防御为主；另一方面，华夏虽重礼乐，由于超越出世精神较弱，却并不强调对俗世的否弃和向神灵世界的超升，致使信仰和智慧容易成为获取现世利益的工具和通道，从而失去其应有的作用，最终引发全民腐败的不治之症。此时，只有首陀罗（农民）的起义和新兴游战民族的再次入侵，才能以大放血或大换血的方式重新净化社会肌体，再次激活文明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