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之谜

没有比印度雅利安文明更不重视历史的远古文明了，它似乎完全沉浸在神话和灵知的神秘之中。只有为数寥寥的异域旅行者为后世留下了一些昔日韦陀文明的片断，以至于今天的印度史学家往往要从其他国家去搜集史料来弥补本国的历史空白。例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就为公元6世纪时期的印度史填补了空白，闻名天下的阿旃陀石窟和那烂陀寺就是根据《大唐西域记》提供的线索才得以确认的。

同样幸运的是，古希腊人留下的历史记录以及一段珍贵铭文为我们了解古希腊和雅利安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

事实上，古希腊人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有关印度的历史记录。公元前3世纪，一位希腊人美加斯特尼斯被印度塔克西拉一地的诸侯王聘用，作为派驻印度最伟大的皇帝昌陀罗古普塔宫廷的使臣。就是这位印度帝王击败了横行欧亚的古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美加斯特尼斯在一本名为《印第喀》（Indica）的书里记载了他在印度的所见所闻。

可惜，美加斯特尼斯的原著没有一本能逃过时间的劫难。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古希腊、罗马学者例如阿里安（Arrian）、狄奥多罗斯（Diodorus）、斯特拉博（Strabo）对这部作品的评述以及有关美加斯特尼斯本人的历史记载。美加斯特尼斯提到了玛图拉城（Mathura）——一个非同寻常的宗教中心，据他说古希腊的大力神赫拉克利斯（Heracles）在那里受到崇拜。

但是，19世纪著名的东方学学者克里斯蒂安·拉森发现这个所谓的赫拉克利斯根本不是“希腊神”，而是被韦陀诸经推为至尊人格主神的克里希那。在古老的韦陀祷文里，克里希那经常被称为Hare Krishna（赫列·克里希那），显然古希腊人将它念成了Heracles（赫拉克利斯）。

千百年来，直到今天，摩图罗城（Mathura）一直是印度教徒崇拜克里希那的圣地。“希腊神”赫拉克利斯（或译为海格利斯）有着与“韦陀神”克里希那非常相似的神迹：“希腊神”赫拉克利斯——希腊神话里最伟大的英雄——从小就神勇非凡，8个月大的时候就在摇篮里掐死了两条由天后赫拉派遣的毒蛇；而“韦陀神”克里希那——韦陀神话里最伟大的英雄——则在摇篮里杀死了女妖菩塔那（Putana）。被赫拉克利斯杀死的巨狮、九头蛇怪、蟹妖、蝎怪，都得到超生，成了天上的星宿；同样，被“韦陀神”克里希那杀死的众多妖魔，例如多头蛇妖、鸟怪、牛魔、驴妖等，也都获得了解脱。能够赐解脱于被其所杀者，按照韦陀灵知神话，是克里希那所独有的特殊能力之一。

根据古希腊神话的记载，赫拉克利斯，或者赫列克里希那，生活于亚历山大之前138代。如果我们按一代20年计算，那么从亚历山大出生的公元前325年开始，往前倒推，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3085年，正好接近韦陀神话里的至尊人格神克里希那离开地球的时间，即公元前3102年。

希腊神话里最伟大的英雄居然脱胎于韦陀灵知神话里的核心人物，这给了我们一个线索，即古希腊的神话和灵知传统与韦陀灵知体系可能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希腊的最高神宙斯，好色专权，以闪电为武器，就与韦陀神话里的天帝因陀罗极其相似；而因陀罗的法宝金刚杵，其威力也在于能发出摧山裂石的霹雳。此外，两者都是掌管行云布雨之神。就像韦陀神话里的众神都居住在迷卢山，希腊的诸神则聚集于奥林匹斯山（Olympus）。而Olym这个词本身就可能源自于梵文Alayam，意谓“居所”。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跟韦陀大神湿婆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和迷狂的化身，与湿婆教派相关的公牛、蛇、**、女神崇拜乃至麻醉品和人祭的使用也流行于古希腊的狄奥尼索斯传统。

力大无比的克里希那举起哥瓦丹拿山，保护乡亲们免于天帝因陀罗的袭击。

印度人和希腊人源于相同的印-欧血统，语言和宗教都比较类似。希腊的逻各斯（logos）与韦陀的Vac（圣言）概念十分接近，Vac相当于拉丁词Vax。《韦陀经》如是解说Vac：“众神生于Vac，一切半神、动物和人同样如此。Vac是不朽的精灵，是最先产生的不朽法则，是韦陀之母和永生的中心”。此外，荷马史诗所描绘的社会生活跟韦陀诸经中的社会生活场景惊人地相似。

古希腊人用“宇宙卵”来叙述宇宙的起源：天是倪克斯所垒之卵的上壳形成的，地则是其下壳形成的。在波斯、印度、中国都能发现这个神话的不同版本。事实上，《韦陀经》的“梵卵”（Brahmanda）说要古老得多。无疑，希腊人对一个起源于印-欧人的故事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但韦陀颂诗保存着这个神话的最初形式。马克思·缪勒指出：

当我们将韦陀日益增多的神话，与已发现的荷马史诗中充满兴衰的神话相比较时，就能更清楚地感到，印度古诗与希腊最古文学作品之间的距离，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并不宽。韦陀是雅利安人真正的“种谱”，而赫西奥德的神谱则是对最初形象的歪曲模仿。

《韦陀经》最早的颂诗可能构成了希腊、凯尔特和波斯许多神话的核心。梵文deva（神），拉丁文作deus，希腊文作theos，立陶宛文作dewas，爱尔兰文作dia。从19世纪初，许多杰出的欧洲学者都强调，从爱尔兰到印度的民间传说和神话中的相同内容，主要是从共同的印欧传统继承而来，而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梨俱韦陀》。早在1838年，卢瓦瑟勒尔·德朗尚就认为，欧洲的民间故事可以追溯到印度的《五卷书》《鹦鹉故事70则》《僵尸故事25则》。

早在1830年，当西方刚刚接触古老的印度文化时，第一批东方学者就发现了这层被掩盖了数千年的关系。克罗内尔·爱尔伍德（Mrs. Colonel Elwood）在《从英国至印度之陆路旅行手记》中惊叹：

斯缪和罗波阿的中》山斯苏那帕《品作尔斐拉

某些印度神话与希腊神话之间惊人的相似性，使我们相信，希腊与印度，在文明的早期，就存在着交流。很可能，毕达哥拉斯在引进灵魂轮回概念的同时，也将印度诸神的故事安在了希腊众神的头上。

挥舞霹雳的因陀罗看起来与宙斯无异。克里希那和他的九个牧牛女无疑就是阿波罗和缪斯；美丽的喀摩（Kamadeva）似乎比希腊的丘比特更有趣；可爱的幸运女神，与维纳斯一样，都诞生于大海乳白色的泡沫，太阳神苏尔亚（Surya）和阿尊拿类似于菲比斯（Phoebus）和奥罗拉（Aurora）；孪生双星阿须云（Aswini），对应于双子座卡斯特（Castor）和波洛克斯（Pollux）；卡利女神，对应于冥界女后Hecate；而漫游于三界的仙人拿拉达，作为诸神的信使，就是墨丘利；威廉·琼斯爵士将象头神甘内什认同于两面神贾努斯（Janus）；而希腊的森林之神潘及其半人半兽的随从则与猴神哈努曼和他的猴子军队相似。

我们试将克里希那、牧牛女和阿波罗、缪斯作为典型进行比较研究。

缪斯是希腊神话中掌管科学与艺术的9位来自远古的神女的通称，她们是海林肯山泉水的水仙，分别掌管着历史、天文、史诗、情诗、抒情诗、悲剧、喜剧、圣歌和舞蹈。奥林匹斯神中的阿波罗是她们的首领。

赫西奥德在其《神谱》中说，她们是众神之王宙斯和记忆女神摩涅莫辛涅的女儿。阿尔克曼则认为她们比宙斯古老，她们是乌拉诺斯和盖娅的女儿。这9位缪斯分别是：

欧特碧（司音乐），持笛子；

卡莉欧碧（司史诗），持写字板；

克莉奥（司历史），持一卷纸和书；

埃拉托（司抒情诗），持竖琴和一个玫瑰冠；

墨尔波墨（司悲剧），戴悲剧性的面具；

波莉海妮娅（司圣歌），一般神情庄重，作祈祷状；

特尔西科瑞（司舞蹈），持竖琴舞蹈；

塔利娅（司喜剧），戴喜剧面具；

乌拉尼娅（司天文），持地球仪。

这9位文艺女神，把阿波罗当作她们的共同领袖。因此，阿波罗又名“阿波罗·缪斯盖忒斯”，意即“缪斯们的领袖阿波罗”。缪斯们对阿波罗的感情，既有崇敬，也有爱恋。作为阿波罗的随从，她们从阿波罗那里获得创作的灵感。

太阳神阿波罗是宙斯与黑暗女神勒托的儿子，阿耳忒弥斯的孪生兄弟，以及音乐与诗歌之神，乃希腊奥林匹斯12主神之一。阿波罗又名福波斯，意思是“光明”或“光辉灿烂”。作为光明之神，在阿波罗身上找不到黑暗，他从不说谎，光明磊落，所以他是真理之神；他很擅长弹奏七弦琴，其美妙的旋律犹如天籁；他又精通箭术，百发百中，从无闪失，因而也是射手的保护神；阿波罗也是医药之神，把医术传给人们；他聪明，通晓世事，所以又是预言之神。阿波罗掌管音乐、医药、艺术、预言，是希腊诸神中最多才多艺，也是最美最英俊的神灵。与9位缪斯女神一样，阿波罗青春永驻，永远不会衰老。

与阿波罗一样，克里希那是韦陀诸神中最迷人、最具魅力的神。他青春常在，永远保持着十七八岁少年的形象。瑜伽士在冥思克里希那的超然形体时体验到灵性的最高启示和狂喜。

克里希那又叫哥文达（Govinda），是至尊的控制者，他有一个永恒、极乐、充满知识的灵性躯体。他是一切的始源，一切原因的起因。克里希那这名字的意思是，他甚至吸引丘比特，是最有魅力的人，因此，他吸引一切生物。[115]

在一部中世纪的瑜伽秘籍《奉爱的甘露》里，克里希那最具代表性的4个特征被总结为：能展示奇妙无比的逍遥活动，精于吹笛，与其奉献者有灵爱的交流，拥有无可比拟的美。

克里希那的形象被描绘成一个漂亮的牧牛童，有着莲花般的大眼睛，蓝黑色的皮肤，手持横笛，头插孔雀羽毛，身躯弯曲呈三度曲线，上身**，显示出健美的体魄。如同阿波罗的七弦琴，他神奇的笛声，吸引了创造中所有的生物。成年的克里希那也精通箭术，能同时射出成千上万支利箭，并且他是最伟大的射手阿周那的保护神。

克里希那是一切真理和光明的源头，及韦陀灵知的授予者，因而通晓一切语言、科学和艺术，了知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薄伽梵歌》的讲述者，他无疑也是真理之神。

克里希那还是一切化身的源头。医药之神——Davantali是他的化身之一，太阳神也被认为是他的分身。因此，他也具有阿波罗的另外两个身份：太阳神和医药之神。

克里希那的神圣游戏（Lila），既有阳刚勇武的一面，比如杀死各类魔王（这体现在赫拉克利斯身上）；也有甜蜜温柔的一面，表现为他与牧牛姑娘的爱恋。阿波罗被称为“缪斯们的领袖”，克里希那则被称为“牧牛姑娘的主人”。在《薄伽梵往世书》一类的韦陀典籍里，披露了牧牛姑娘与她们的主人之间的秘密关系。但在阿波罗的故事里，阿波罗与缪斯们的关系似乎只留下了一个随从或情人的外壳。

按照《薄伽梵往世书》的记载，这些牧牛姑娘并非俗世的凡人，作为幸运女神，她们是至尊人格神克里希那的内在阴性能量（Shakti），而克里希那则是能量之源（Shaktiman）。

其中首要的一位牧牛姑娘茹阿达（Radha）是所有宇宙阴性能量的源头，因而是她们中的首位女神。茹阿达被描述为美丽与情味的精华，极乐与怜悯的完美典型，甜美和卓越才华的化身，聪明及优雅的象征。

茹阿达能给哥文达以快乐，令哥文达迷醉。她是歌文达的一切，是他最珍爱的珠宝，超然的女神茹阿达与克里希那最般配。她是幸运女神的中心人物，她拥有所有的吸引力以吸引最有魅力的人格神克里希那。她是克里希那扩展出的内在快乐能量，是地位最崇高的女神。她是万物的保护者，整个创造的母亲，受到所有追求解脱、吉祥和快乐生活的灵魂的崇拜。[116]

超越一切的美和灵性之爱构成了女神的核心品质，而迷狂是这爱和美的最高体现。同时，她是情味之皇后，精于审美之道。在古印度传统美学中，情味作为审美的核心概念，体现在一切艺术形式如诗歌、戏剧、舞蹈、音乐之中。

作为牧童的克里希那和9位牧牛姑娘

出于对克里希那不断增长的爱恋，茹阿达以其神圣能量扩展出另外8个牧牛姑娘。克里希那是自足的至尊神，茹阿达是他为享受自身而分化出的喜乐能量，而其他的牧牛姑娘则是茹阿达进一步分化出来的……这些牧牛姑娘协助茹阿达和克里希那举行他们超然的神圣游戏，精到地运用她们的天赋来增加这对神性伴侣的灵性喜乐。

这8个牧牛姑娘分别是：拉莉塔（Lalita）、维莎卡（Visakha）、苏奇陀罗（Sucitra）、羌巴喀拉塔（Campaklata）、朗伽戴薇（Rangadevi）、苏戴薇（Sudevi）、屯伽维狄耶（Tungavidya）、因杜曹卡（Indurekha）。她们都擅长运用各自的天赋来抒发灵性的喜乐。这些天赋，除了缪斯们所掌管的音乐、诗歌、舞蹈、戏剧，还包括种种生活艺术，例如烹饪、花道、美容、装饰，等等。这样，加上茹阿达，一共有9位牧牛姑娘，恰好与缪斯的数目相当。

《薄伽梵往世书》认为，克里希那、茹阿达和其他8位牧牛姑娘之间的情感绝不是世俗的情欲，而是瑜伽灵知的至高境界，属于最高的神性世界。牧牛姑娘们对克里希那的“爱之迷狂”，代表灵魂对神所能有的最纯洁的爱，具有深刻的灵知意义。它与基督教传统中的“基督新娘”、犹太教传统中的“神圣女性”及伊斯兰教苏菲派的“安拉之恋人”概念相近。实际上，在我们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发现，这些不同的信仰传统，最初都受到了韦陀灵知的启蒙和浸润。

古希腊横空出世、一枝独艳的美学，似乎与这种神性的、超越的爱有密切的渊源。智者柏拉图对“爱之迷狂”情有独钟，有着深刻的体认。他在《斐德若篇》中指出：“迷狂是神灵的禀赋，人类许多最重要的福利都是从它来的。”而人生中最高的迷狂即是爱的迷狂：

有这种迷狂的人见到尘世的美，就回忆起上界里真正的美，因而恢复羽翼。新生羽翼，急于高飞远举，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像一只鸟儿一样，昂首向高处凝望，把下界一切置之度外，因此被人指为迷狂。

这种爱的迷狂实际上就是审美的迷狂。审美迷狂的根据在于灵魂不朽与回忆。当灵魂完善了，羽毛就丰满了，就可高飞到诸天神的境界，依靠美、真、善这些神圣品质的培养发展，进到天外，观照天外永恒的景象，见到事物的真实本体而“怡然自得”“心旷神怡”，这就是灵魂真正回到了家。然而有些灵魂因未驾驭住烈马，受伤损坏了羽翼，沉沦于尘世肉体中，并未见过真实本体，遂分别投生为哲学家、君主、政治家、体育者、预言家、诗人、工农、诡辩家和僭主。其中，只有哲学家的灵魂专注于绝对真善美的回忆，使灵魂恢复羽翼，“只有借妥善运用这种回忆，一个人才可以常探讨奥秘来使自己完善，才可以真正完善”。

因此，审美迷狂的发生是由于人的灵魂曾经见过真善美的本体，并且还努力保持着回忆真善美本体的能力。然而迷狂的实现必须凭借神的赐福：“老天要赐人最大的幸福，才赐他这种迷狂。”一般人并不理解这种迷狂，以为是疯狂，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它来自于神：“这样一个人既漠视凡人所重视的，聚精会神来观照凡是神明的，就不免被众人看成疯狂，他们不知道他其实是由神凭附着的。”

这“真善美的本体”和“爱的迷狂”，应该指向并且也来自于真、善、美、爱的极致，即真、善、美、爱之神：阿波罗—缪斯，或克里希那—茹阿达。在古希腊的壁画里，阿波罗英俊健美，手持牧杖，头上插着一枝孔雀羽毛，身边总有缪斯女神陪伴，其形象与克里希那简直毫无二致。

柏拉图对“爱之迷狂”的描述，几乎与冥思茹阿达—克里希那的瑜伽士的神秘体验如出一辙。瑜伽士通过秘传数千年的瑜伽程序，将使灵魂达到完善，并“回忆”起灵魂在灵性世界的真实身份，从而再度唤醒对茹阿达—克里希那的“迷狂之爱”。

瑜伽士以瑜伽之力，除去一切俗世欲望的束缚，进而唤醒或恢复了灵魂原本所具有的神爱能力，于是逐渐升到灵界的最高处——灵魂的故乡，也就是茹阿达—克里希那所居住的被称为温达文拿（Vrindavan）的至高灵性星宿。在一部19世纪的瑜伽作品《圣名点金石》（Harinama Cintamani）中，这种如醉如痴的“迷狂之爱”的形成过程和表现形式被精细地描绘出来：

完美的瑜伽士达到斯塔依-巴瓦（sthayi-bhava）即不变的情感层面，这也称为罗提（rati）。四种巴瓦（bhava）的联合把罗提转为情味。四种巴瓦是：维巴瓦（vibhava）、阿努巴瓦（anubhava）、萨特维卡（sattvika）和汊黎（sancari）。

1.维巴瓦，引起**的因素，有两部分：阿朗巴纳（alambana）和乌底帕纳（uddipana）。阿朗巴纳，即**的对象（人）；乌底帕纳，即动力，包括克里希那的美丽、品质等等。

2.阿努巴瓦，不变情感的身体表现，指来自维巴瓦的结果，或阿朗巴纳和乌底帕纳的活动。

3.甚者，当这些情感变得更为强烈时，他们就转为萨特维卡-巴瓦（sattvika－bhava），即八种迷狂征兆：眩晕、语言噎塞、毛发直竖、身体颤抖、身体的肤色改变、泪如雨泻、出汗、打滚。

4.此时，三叉黎-巴瓦（sancari－bhava）也同时显现。

情味就像一台机器，罗提（或不变的情感）是这机器的轮轴。当四种巴瓦的联合能量启动机器时，斯塔依-巴瓦（或不变的情感）就转化为情味。

作为asraya（迷狂之爱的储藏所和容纳者），瑜伽士成了这情味的享乐者。这里所描述的情味是温达文拿情味Vraja－rasa或温达文拿情味Vrndavana-rasa，即体现在茹阿达-克里希那所筑居的永恒世界、灵魂故乡的灵性之爱。

情味是万物的精髓，是灵魂的最高目标。《韦陀经》解释了四种目标：Dharma、Artha、Karma、Moksa（意指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感官享乐和追求解脱四种人类基本活动）。但超越所有这些《韦陀经》所设定的目标，灵性完美的真正的顶点是情味。全然觉悟和完美的灵魂才有资格品尝这情味。

作为灵知最高境界的“迷狂之爱”，是一种高踞于神性维度的审美观照。与柏拉图的观点一样，瑜伽的“迷狂之爱”或“巴瓦”超越了宗教和艺术，成为人类最纯粹的精神体验。显然，这样高远的目标是世俗之人所无法企及的。然而，与注重冥思体验的瑜伽体系不同，在柏拉图及以后的西方美学传统里，“天外永恒的景象”被抽象成了“真善美的本体”。最终，美成了一个与一切现象隔离的非人格性的抽象理念。

这部作品的作者是近代奉爱瑜伽宗师巴克提维诺达·塔库尔（Bhaktivinoda Thakura），他将他的奉爱瑜伽体系一直推到5000年前，即韦陀诸经所记载的克里希那化身降临的时代。

荷里奥杜罗斯石柱

由于考古方面的发现，西方学者从19世纪开始就已经注意到了古希腊与东方之间的联系。

建立于公元前2200年的古希腊迈锡尼文明，其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迈锡尼卫城入口的“狮子门”——就展示出了浓郁的东方色彩。

现存的迈锡尼卫城的平面形状大致呈三角形，位于查拉山和埃里阿斯山之间的山顶上，城墙高8米，厚5米，用巨大的石块环山修建。有一座宏伟的大门开在西北面，门楣上立有三角形石刻，雕刻着两只虽已无头但仍威武雄健的雄狮。这就是欧洲最古老的雕塑艺术——狮子门。

陷入迷狂之爱的奉爱瑜伽士（上）；狮子门迈锡尼卫城的狮子门（下）

考古学家认为，狮子门还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门楣上方的石狮分立在巨大的石柱两侧，时刻守护着迈锡尼人所崇拜的女神。

爱琴海诸岛显然不是出产狮子的地方。两只狮子左右对称的雕刻形式明显透露出东方文化的影响。在大门的门楣上使用对称的狮子作为宗教性建筑的守护神，这种做法在印度随处可见。无独有偶，古希腊的《伊索寓言》里，也充满了各种希腊所没有而在印度却司空见惯的动物，例如狮子、老虎、大象、孔雀、猴子、鳄鱼、豺狗等。《伊索寓言》里的许多故事与印度一些古老的故事集，诸如《五卷书》（Panchatantra）、《寓言集》（Hitopadesa）、《本生经》（Jatakas）里的故事非常相似。这些印度故事集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它们流传的时间几乎无法追溯。因此，马克思·缪勒认为，《伊索寓言》的源头是印度。

迈锡尼以出产金银制品闻名，被称为“黄金之城”。可是，迈锡尼并没有金矿。考古学家的推测是：依靠强大的远洋航海能力，迈锡尼人从东方取得了大量的黄金，然后做成黄金饰品或用品进行贸易。在迈锡尼的墓墙上，确实发现了埃及和腓尼基文字。

到20世纪，更多的考古证据出现了。

法国考古学家P. 贝尔纳（P. Bernard）及法国探险队在阿富汗与苏联交界的阿伊哈努姆（Aikhanum）地区，发现了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的一位统治者Agathaclose发行的6枚方形银币。其中两枚银币上刻着克里希那和他的兄长巴腊罗摩（Balarama）的形象及希腊、梵文文字。

银币上的克里希那展示出毗湿奴或华苏代瓦（Vasudeva）的形体，他手持神碟、剑、海螺这些典型的属于毗湿奴的宝器。巴腊罗摩则手举神犁——象征摧毁愚昧的至高无上的武器。

“荷里奥杜罗斯石柱”（Heliodirus）的发现，为古希腊人的克里希那和毗湿奴崇拜提供了最重要的实物和文字证据：这根矗立于印度中部贝斯纳噶（Besnagar）的石柱，1877年被早期东方学者坎宁汉爵士发现。但当时坎宁汉并没有留意到石柱上的铭文，原因是，历代的朝圣者习惯用红色石墨粉涂抹这根神圣的石柱以求福佑，所以石柱底部的铭文部分被包上了一层厚厚的红粉。坎宁汉根据石柱的外形和式样，将它定为公元4世纪笈多王朝时代的作品。

1901年，考古学家马歇尔爵士在铲去这层覆盖后，发现了石柱底部的文字，并于1909年在皇家亚洲协会会刊上发表了他的石柱研究论文。根据石柱上的铭文，他认为坎宁汉的判断是错误的，“坎宁汉甚至做梦都想不到被他所遗漏的发现具有多么巨大的价值”，这根石柱的年代应该比笈多时代早数世纪。皇家亚洲协会会刊登出了铭文的全部译文：

这根迦鲁达（Garuda）石柱，献给华苏代瓦（作者注：克里希那或毗湿奴的另外一个名字），众神之神。为荷里奥杜罗斯所立，他乃毗湿奴之崇拜者，迪翁（Dion）之子，塔克希拉（Taxila）的居民，来自希腊的使臣，服务于伟大的国王安提阿尔基达斯（Antialkidas），以及迦尸补陀罗·薄伽巴陀罗（Kasiputra Bhagabhadra）——那救世主，时当他辉煌统治的第十四年。

另一面的铭文是：

三个永恒的规则，世人若追随，便引向天堂——此即克制，布施，尽职。[117]

从铭文来分析，荷里奥杜罗斯被古希腊塔希拉一地的君主安提阿尔基达斯派往印度君主迦尸补陀罗·薄伽巴陀罗的宫廷担任使臣。塔克希拉位于印度的西北部，于公元前325年被亚历山大征服，成为希腊的领地，它包括了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旁遮普。作为毗湿奴之崇拜者，他在任职之地立下了这根石柱献给毗湿奴或华苏代瓦——克里希那。

身为希腊的使臣，荷里奥杜罗斯不可能随便公开接受异国的信仰。并且从第二段铭文来看，他对韦陀灵知有相当的理解。因此，合理的推测是，克里希那（或毗湿奴、华苏代瓦）崇拜也曾经是希腊灵知传统的一部分。所以，荷里奥杜罗斯的奉献才被认为是合理的、得体的，并可以为他的希腊君主所接受。不然，我们无法想象骄傲的希腊使臣会公开接受一个敌对民族所信奉的神及其教义，并把他置于“众神之神”的至上地位，超越于其他希腊诸神之上。

历史掩埋了太多的真相，语言之流可以随意淹没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沙地。

真正的知识都是灵知

道慈（E.R.Dodds）在1951年的名著《希腊人与非理性》（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中，根据专家的研究，正式提出希腊哲学源出萨满的假说。道慈在他的名著中曾一再强调“精神锻炼”（askesis或spiritual exercises），在希腊哲学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而其最早的源头则在“萨满传统”（shamanistic tradition）。亚都（Pierre Hadot，1922- 2010）在《何谓古代哲学》（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中对于“精神锻炼”作了更深入的讨论。希腊的精神锻炼包括许多技能（techniques），如节食、禁睡眠、抗寒热、控制呼吸，等等，尤其控制呼吸（controlling the breath），与印度的瑜伽调息术（pranayama）和中国的“行气”根本就是一回事。

“精神锻炼”的主要功能在于使人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实现自我的内在转化。亚都特别指出有两条似相反而实相成的自我转化之路：一条是内向的，即集中于自我与良知的省察；另一条则是外向的，即与宇宙的关系和“我”的扩大，此则颇近于中国的“天人合一”或古印度的“梵我合一”理念。由此看来，古希腊的哲学实际上并非不着边际的思辨或空谈，而是一种让人觉悟宇宙奥义的“灵知”。比如，柏拉图认定肉身虽限于尘世，但灵魂却永远在努力拥抱宇宙之全体（包括神界与人世），从无一息停顿。他认为哲学家的特性便是“对时间和存有的全部进行深沉的思考”。其“精神锻炼”则强调通过自我扩大以进入“实有的整体”（the totality of the real）。刘晓枫对古希腊灵知及知识人所做的概括对我们了解希腊灵知大有裨益：

再说一遍：（古希腊）知识人不是如今的知识分子，而是用灵知与神交往的人。对于古人来说，真正的知识都是灵知（与神交往）。

哲人就是法术家，而不是如今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或人文科学家，这些科学都是“技艺行业”，搞这类行业的专家、教授不过就是“寻常的工匠”——无论其行业技艺多高。但哲人身上的精灵是一种欲望——属灵的欲望。不能把这精灵看作轻飘飘的虚气，狄俄提玛甚至说它就像喜欢追女人的男人们身上的情欲，只不过属灵的情欲追神明。如何追神明？狄俄提玛说这是“奥秘”，一种美轮美奂的直觉——从人世间的个别事物脱离出来，一步步接近“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美妙”。狄俄提玛还说，苏格拉底有指望懂得属灵欲望的奥秘，但不一定有指望懂得追神明的“奥秘”。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崇拜的狄俄提玛秘传的灵知，就是有精灵附体，从而能在神人之间传通信息。所谓灵知人，是对根本“美妙”充满情欲的人，渴望与阿蕾特（德性、美好）**、生儿育女。

他们（精灵）是人和神之间的传语者和翻译者，把祈祷祭礼由下界传给神，把意旨报应由上界传给人；由于居于神和人的中间，填满空缺，他们就把乾坤连成一体了。他们感发了一切占卜术和司祭术，所有祭礼、祭仪、咒语、预言和巫术一类的活动。神不与人混，但是有这些精灵为媒，人与神之间就有了交往，在醒时或梦中。凡通这些法术的人都是受精灵感通的，至于通一切其他技艺行业的人只是寻常的工匠。[118]

狄俄提玛是《会饮篇》里教导苏格拉底的女巫。所谓的根本“美妙”，乃是灵魂本身的属灵欲望所产生的情感体验，体现在对神明的爱与追求之中。它与奉爱瑜伽所设定的灵性完美顶点、灵魂的最高目标情味——人神关系的审美情味——何其相似！对神明的追求，对“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美妙”以及“上界的真正的美”的观照，不过是瑜伽冥思的一种哲学性表述。这些可爱的古希腊哲人、灵知人几乎就是深陷于神爱迷狂的奉爱瑜伽士。与韦陀祭司、瑜伽士一样，超绝尘世的古希腊灵知人也是精灵附体者、人神交往的媒介、宇宙—神—人共融共存的引领者。

韦陀灵知体系包括了繁复精深的因明学（Nyaya），即演绎推论法。作为思辨工具，与古希腊的智者一样，因明学的师生们也喜欢玩儿公开辩论一类的逻辑游戏。

依靠这套传自远古的演绎推论法，韦陀灵知体系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精密的灵知义理——Sankya，即数论哲学，它构成了瑜伽哲学的基础。

原始瑜伽数论哲学的创始人是《薄伽梵往世书》中记载的迦皮罗天人（Kapila Deva），他不是公元前6世纪的迦皮罗，后者的数论哲学是唯物论的。除了《薄伽梵往世书》里记载了迦皮罗天人的学说，《薄伽梵歌》作为韦陀灵知体系的精华，也吸取了数论哲学来阐明世界产生的逻辑过程和宇宙—神—人的关系。它认为：

在人的层面：智慧，能区别内在永恒不灭之我——梵、灵魂或阿特曼（atma）和随外部肉体浮沉的生灭之我即假我。不灭之我——灵魂是最高之我，是最高之梵——至尊神的不可分割部分。生灭之我住在肉体之内，由本身业力支配而轮换肉体，是为轮回。如是区别不灭我和生灭我的修炼程序，称为“思辨瑜伽”，其目标是带来解脱的秘密灵知。

在自然的层面：灵魂被物质自然所覆盖，因而忘记了与最高之梵——至尊人格神——的永恒关系。物质自然有三种气性：中和气性、强阳气性和浊阴气性。三者常处在运动、斗争之中，如是造成了物质世界的一切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的25种元素亦由此处产生，这些元素通常以神秘的数字形式出现。因而这些神秘的数字代表了生成、构建宇宙的神性力量。数论哲学分析研究这25种元素，以彻底觉悟世界以及灵魂的本性。

在神的层面：灵魂、物质自然都是最高之梵——至尊神的能量展示。作为至尊神的部分，个体灵魂通过唤醒对至尊神的爱，即“属灵的欲望”，便能从物质自然中解脱，进而回到灵魂的故乡，此为“奉爱瑜伽”。

智慧和爱，并将两者结合融入个体的生活和修行实践，此即“追神明的奥秘”，构成了瑜伽数论哲学的核心，也是古希腊哲人孜孜以求的Philosophy——爱智或哲学的根本。

古希腊灵知人与瑜伽士、婆罗门祭司似乎分享了同一种“属灵的欲望”以及“追神明的奥秘”。以至尊神的身份，克里希那在《薄伽梵歌》[119]

（13.21-24）中赞美了瑜伽士的属灵地位及其与神的关系：

瑜伽士比苦行者伟大，比经验主义者伟大，比追求功利者伟大。因此，阿尊拿呀！无论如何，要立志成为瑜伽士。

在所有的瑜伽士中，谁对我信仰坚定，长处我中，内心时刻想着我，以超然的爱心服务于我，谁就能通过瑜伽和我最亲密地连在一起，谁就是最高级的瑜伽士，这就是我的意见。

瑜伽士超越一切世俗职责，唯一的目标就是觉悟自我和侍奉神明。只要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古希腊灵知人与瑜伽士之间无可置疑的传承关系。

古希腊哲学的开山祖师之一毕达哥拉斯，就是一位先知型的灵知派学者。他出身于希腊萨莫斯岛的一个雕刻匠家庭，在波吕克拉底的宫廷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后来外出旅行，到过许多地方。传说他到过腓尼基和埃及，并在埃及住了很长时间，与那里的祭司交往。据他的门徒记载，他还到过印度，在埃洛拉（Ellora）一地接受了韦陀灵知的启迪，并研究了韦陀诸经中早已相当发达的天文学、数学和几何学。

毕达哥拉斯的生活方式完全像一位韦陀式圣哲：素食，自律，简朴，接受门徒。他收了三百门徒，并建立了一个带有很强的政治和宗教色彩的盟会。这些门徒来自四面八方，有男有女，有贵有贱，毕达哥拉斯和他们一起过着一种僧团式的集体生活，参与城邦政治活动，同时潜心研究哲学和科学。轮回思想、五大元素的设想、几何理论、食物禁忌，毕达哥拉斯兄弟会的宗教哲学特征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神秘思索，与古代印度均有密切的对应物。研究希腊哲学的权威学者E.J.厄威克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构成毕达哥拉斯和克罗多那的毕达哥拉斯兄弟会的‘信条’，乃至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每一条学说，几乎都是印度学问和印度瑜伽的基本学说的精确再现，其精确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印度吠檀多派教徒今天毫不犹豫地主张：毕达哥拉斯是他们的一员，是他们学派的伟大阐述家之一。”[120]

按黑格尔的说法，毕达哥拉斯是希腊的第一个民众教师，他所创建的毕达哥拉斯学园，对以后希腊文化教育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希腊的教育活动渊源久远，但希腊教育思想的创立却是从第一个引进灵魂不朽、灵魂轮回思想到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那里开始的。毕达哥拉斯在宣扬灵魂不朽、追求灵魂净化的过程中所创立的全新的爱智生活方式，是其教育思想的本质，也是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最大贡献。正如柏拉图所说：他的后继者至今还在讲着毕达哥拉斯派的生活方式，并显著地区别于其他的人。

毕达哥拉斯派的生活方式，其核心是“爱智慧”。毕达哥拉斯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发明和使用“爱智”即“philosophy”（哲学）这个用语的人。传说，毕达哥拉斯有一次同弗琉斯的统治者雷翁谈话，当后者称赞他的天才和雄辩，并询问他的技艺是什么时，毕达哥拉斯答道，他不是技艺的大师，只是一个爱智慧的人（哲学家）。并解释说，生活中有些人为的是名，有些人为的是钱，可是有少数人作了最好的选择，他们把自己的时间用来思考自然，**智慧的人，这就是哲学家。也就是说，毕达哥拉斯把哲学即爱智慧本身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比那种追逐名利更好的生活方式或生活道路。这是毕达哥拉斯一切言行的目的所在，他的全部学说和世界观里都渗透着这种基本精神。

而“智慧”又是什么呢？有一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名言：“什么是最智慧的？——数。”他们把数当作世界的本源，是永生不死的大神，人的灵魂可以在对数的研究或玄思默想中实现净化，使之上升为纯洁的灵魂，摆脱肉体轮回的命运，达到神的境界。这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数论哲学的要义所在。可以说，古希腊数论哲学本质上乃是一种灵知哲学。

毕达哥拉斯把数看作世界的本源，认为数具有完全、匀称、和谐的德性，三者乃神意之所在，亦人心之所求，因而如何化神意为人心，也就成了灵知的根本任务。将数赋予神性的意义，以神秘的数字形式表达世界的构成和本质，显然与瑜伽数论哲学的传统相通，与中国《易经》中的数术传统也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样，《薄伽梵歌》也将哲学和爱视为觉悟自我和神的两种互相生成的力量：

只有无知的人才认为，奉爱瑜伽与物质世界的分析性研究（数论哲学）不同。真正有知识的人说，致力于其中之一，都会取得两者的结果。

认识到分析研究所达到的境地也可通过奉爱瑜伽而达到，并因此视分析研究与奉爱瑜伽为同一层面，这样的人便能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

仅仅弃绝所有活动，而不为神作奉献，不会令人快乐。但是，有思想的人从事奉献，却能够毫无迟延地到达至尊。

“到达至尊”，即意味着经过净化的灵魂，“摆脱肉体轮回的命运，达到神的境界”。

灵魂不朽是古代希腊人的共同信念。他们认为，人的灵魂本质上属于另外一个灵的世界，在进入人的身体以前，它不得不喝勒忒河即“遗忘之河”中的水。因此，当灵魂进入肉体以后，开始时他并不记得以前的事情。毕达哥拉斯学派进而解释了古老的灵魂轮回说。他们认为，灵魂不仅不朽，而且可以在多个躯体之间进行转生，这种理论后来也成为希腊人灵魂观的一个基本信念。对于这些信念，柏拉图并无太大的异议，他所做的工作是对这样一种信念做出某种解释和说明，而灵魂不朽的观念经过柏拉图的解释以后，也就成了希腊哲学中的一个恒久话题。

柏拉图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论述过灵魂问题，如《斐多篇》《国家篇》《斐德罗篇》《蒂迈欧篇》等。他的基本观点是，个体灵魂是宇宙灵魂（韦陀灵知体系中“超灵”的等价概念）的分有者，灵魂就其最真实的意义上讲，是一种中介性的存在，它起着连接理念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作用，它是真实的理念世界和物质世界的边界。柏拉图视灵魂为永生，灵魂被身体束缚，“犹如牡蛎之于贝壳”，躯体是灵魂的坟墓，是灵魂渴望从中得到净化的邪恶之源。灵魂在人死后进入其他生物体，其高低等级的不同根据灵魂在以前的身体中所获得的关于善和恶的知识的程度而定。追求智慧就是要将灵魂从被束缚的状态下解救出来。

在人与神的关系中，苏格拉底则认为在神为人所创造的各个部分中，灵魂是最重要的。只有灵魂才能认识神，判定万物是否符合神的意志。灵魂与肉体是两个可以各自独立存在的实体。灵魂是自我运动的，所以它永远不会停止运动，它是永恒不朽的；肉体是被灵魂赋予生命的，灵魂推动身体就如同水手划动船。灵魂曾经把握到的理念世界中的纯粹真理因肉体的障碍而忘记了，但是，感性世界中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使得灵魂能回忆过去，因此，学习无非是回忆，是一种重新觉醒；死亡就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灵魂从肉体中解放出来，摆脱肉体的束缚而得到纯粹的知识，因此，死亡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自我解放，通过死亡，我们从心灵里驱除掉肉体快乐及痛苦所带来的各种不良影响。所以，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教人学习死亡：“其他人似乎没有认识到，那些以正确方式从事哲学的人，实际上正是在致力于使他们自己做好死亡的准备。”

柏拉图把人的本质领会为灵魂。灵魂在肉体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它与肉体的结合是偶然的，并且在与肉体的短暂结合中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灵魂在肉体中的时候是生命之源，提供了呼吸和再生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失败了，那么，肉体就会衰亡……”

与灵魂说相应，毕达哥拉斯、柏拉图、阿波罗尼奥斯等都曾提到过轮回。毕达哥拉斯曾说过：“灵魂是个不朽的东西，它可以转变成别种生物；其次，凡是存在的事物，都要在某种循环里再生，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新的；一切生来具有生命的东西都应该认为是亲属。”据说古希腊另一位哲学家第欧根尼还具体谈到毕达哥拉斯能够回忆起他自己4次转世轮回的情况。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论述，所有投生于肉体的灵魂，如果是依照正义而生活的话就可以获得较好的命运，若不依正义而生活的话，命运就会较差。柏拉图还指出人将依据自己的不同行为而投生到不同的肉体，如“那些不去努力避免而是已经养成贪吃、自私、酗酒习惯的人，极有可能会投胎成为驴子或其他堕落的动物”，“那些自愿过一种不负责任的生活，无法无天、使用暴力的人，会变成狼、鹰、鸢”，“而那些养成了普通公民的善的人……通过习惯和实践来获得，而无须哲学和理性的帮助……可能会进入某种过着社会生活，受纪律约束的动物体内，比如蜜蜂、黄蜂、蚂蚁，甚至可能再次投胎于人”。

可以说，阐述肉体—灵魂—超灵，也即宇宙—人—神的关系构成了柏拉图哲学的内在本质，而这也正是韦陀灵知文化的核心。在肉体—灵魂—超灵，也即宇宙—人—神的关系中，韦陀灵知体系将灵魂定义为神的一种“边际能量”，通过培养灵知，灵魂得以从肉体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觉悟到自身与超灵的属灵关系，正如《薄伽梵歌》所载：

应该理解，物质自然和众生都是无始的，其变化和物质形态都是物质自然的产物。

据说，自然是一切物质因果的原因，而生物则是此世诸种痛苦和享受的原因。

物质自然中的生物就这样循着生命的道路，享受自然的三形态。这是由于生物跟物质自然接触的缘故，于是，便在不同的生命种类中遭遇善恶诸事。

在这个躯体中，还有另一超然的享受者。他就是神，至尊无上的拥有者，以监察者和准许者的身份存在，被称为超灵。

这一知识涉及物质自然、生物、自然形态的相互作用，理解它，肯定能获得解脱。不管现在的处境怎样，他都不会再次投生于这个世界之内。

“无始”的“生物”，意指灵魂，躯体是灵魂与物质自然接触而产生的短暂结合。躯体不断变化而灵魂不朽。但灵魂不应该作为“此世诸种痛苦和享受的原因”而存在，因为他是超灵的一部分，属于超越尘世的神性世界。所以，《薄伽梵歌》也将肉体的死亡看作通向解脱之路的最后考验：

人离开躯体时，无论想到什么境界，琨缇之子呀！他必能到达那境界。

人临死的时候，借助瑜伽之力，将生命之气灌注两眉之间，一心一意，在全然奉爱之中想着至尊神，就必然能到达至尊人格神。

从其终极意义来说，整个韦陀灵知文化就是“教人学习死亡”的文化，苏格拉底的哲学以及精神要义似乎只有在《薄伽梵歌》中才能找到最终的根源。

事实上，苏格拉底本人就是一个巫师、法术家。他使用富有魔力的言语治愈灵魂的痛苦；他相信自己被神灵选中，为雅典的公民们指出真理；他具有超自然的能力，能够超越他的肉身的存在，达到出神（extase）状态，并且“升至天堂，因为他曾经在那里”。[121]

就像《薄伽梵歌》中所描述的奉爱瑜伽士一样，苏格拉底坚信，灵魂永恒，通过追随哲学和“练习死亡”，灵魂得以从肉体释放，然后，“纯粹而且不带身体的污秽”的灵魂将奔向一个“像他本身一样光辉的、纯粹的”，“看不见的、神性的、不死的、有智慧的地方”——“来到慈祥而且智慧的主神面前”。

因此，逻辑学本身并非目的，它是打破肉体枷锁的工具。“哲学接管了灵魂，而且通过温和的劝导，试图把灵魂解放。哲学为灵魂指出，借着眼睛、耳朵以及所有其他感官得来的观察是完全靠不住的，因此它劝告灵魂，除非他必须那么做，否则最好避免使用它们。”[122]

如果西方第一个逻辑学家、辩证法的发明者苏格拉底确实是一个使用逻辑咒语的巫师、修炼瑜伽禅定的玄秘瑜伽士，那么，整个西方哲学史是否需要进行价值重估？

在饮下毒酒前的最后时刻，苏格拉底宣称：“我认为我自己跟天鹅一样，都是神的仆从，都忠心服侍同一位神，而我的主人赐给我的预言能力也不比天鹅差。我对离开这个人世也不比天鹅更忧伤。”据苏格拉底的解释，天鹅是主神的仆人，当它们觉得将要死亡时，因为意识到即将离开肉体并投身到主神面前的欢乐，会叫得比它们一生中任何时刻更大声、更甜美。天鹅的主神，也即苏格拉底的主神，就是阿波罗（也有可能是克里希那？）。因为在古老的韦陀典籍里，达到最高灵性境界的瑜伽士也常常被称为至尊天鹅（Param hamsa）。

“理想国”并非空想

在政治方面，柏拉图提出了一套等级制的社会制度。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认为，治理国家只能依靠少数优秀人物，而这种优秀人物必须具备高贵的品德。这体现了一种精英治国的思想。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观念，于公元前377年前后写下了代表性著作《理想国》，构建了人类世界的第一部治国纲要。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在《理想国》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柏拉图考察了当时的四种政府体制，即重视纪律和军事力量的斯巴达式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认为它们都不是理想的政体。与这些政体不同，他提出了“理想国”的社会构建。他认为不懂哲学的纯粹政治家不能治理好国家，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权才能给国家以出路，把国家治理好。为什么柏拉图把治国理政的重任放在了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身上呢？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家的本质使其具有知识，能够达到对国家本质即“善”的认识与把握，而一般人只能把握“意见”而已。治国是一门学问，是一种知识，只有哲学家才能把握它，因其具有执政能力，所以具有执政资格。这样，哲学家执政就被视为是最合理的、最好的执政方式，并且也是唯一的选择。

理想国是以“社会分工”和“等级划分”为基础的。柏拉图认为人天生秉赋不同，因此每个人的能力大小也是不同的，他们在社会上的分工就应该不一样。“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

他把公民分成了三个等级。最低等级的人是由最普通的劳动者构成的生产阶层，他们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他们负责为城邦提供物质需要，同时也受到统治者的保护。中间等级的是护卫者或曰管理者，他们是神用银子做成的，负责保卫城邦免受外来势力的侵略。最高等级的是统治者，他们是神用金子做成的，人数很少，但却具备人类最高的知识和智慧。这种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职业政治家，他们是一些被称为“哲人王”的人。他们具有美好的公德、自律精神和丰富的知识，他们是唯一能够被人民委以国家绝对权力的人。这三种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哲人王的统治和领导下，他们发挥各自的美德和能力，相互协调，这样就会使城邦安定和谐，各人就会得到最大的幸福和快乐。“我们的立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就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它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而它在城邦里造就这样的人，其目的就在于让他们不致各行其是，把他们团结成为一个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体。”

智慧只有极少数人即统治者才会具备并必须具备，执政者集王者的能力与哲人的智慧为一体，是为哲人王（Philosopher-king）。有智慧天赋的人统治国家。勇敢的品德主要体现在军人身上。勇敢的人保卫国家。节制就是对于欲望的控制，是一般的公民都应该具备的品质。节制的人生产食物和其他社会所需物品。柏拉图比较了三个阶级的三种社会职能和三种美德：

上述三种美德和谐相处，就产生了正义的美德。智慧者思考，勇敢者保卫，节制者生产，三者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就构成一个相互满足的、和谐的正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是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

由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明显是一种灵知型社会。实际上，5000年前的《薄伽梵歌》（18.42-47），已经阐述了这种以美德和能力要素为衡量标准的等级制社会及其各社会阶层，即四种姓制度：

平和、自制、苦行、纯洁、宽恕、正直、知识、智慧、虔诚——这些是婆罗门赖以活动的品性。

英武、有力、果决、足智、勇驰沙场、慷慨大度、领袖风采，这些是刹帝利活动的自然品质。

农作、保护奶牛、贸易，这些是吠舍的天然活动；而首陀罗则必须为别人提供服务和劳力。

遵循各自活动的性质，人人皆可完美。怎么能做到这样，现在请听我说明。

崇拜众生之源、遍存万有的至尊神，人就可以通过履行自己的工作而达到完美境界。

从事自己该做的事情，即使做得不完美，也远胜过完美地履行别人的职责。依个人的本性而赋定的职责永不会受恶报影响。

婆罗门受中和气性影响，爱好美德和知识，相当于柏拉图所尊奉的哲学家灵知人，作为沟通宇宙—神—人的中介，他们处于社会的最高领导地位。通过传授韦陀知识，婆罗门教导其他阶层，包括作为政治、军事贵族的刹帝利，来维系灵知型社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刹帝利或武士受强阳气性影响，爱好荣誉，行事虔诚，其职责是保护其他阶层不受侵犯。他们必须接受婆罗门的指导，按照韦陀经典的训喻管理社会。

吠舍、首陀罗相当于生产者阶层。首陀罗处浊阴气性，吠舍兼受强阳和浊阴气性的影响。虽然受到贪欲的支配，但吠舍乐善好施，首陀罗忠诚勤勉，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他们拥有节制的美德。

这4个社会阶层的合作使韦陀灵知型社会得以维持和发展。这就是种姓—行期法或韦陀种姓—行期制度。它保障了灵知型社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能够贯彻到整个社会，并使社会各个阶层互相协作，通过祭祀牺牲，实现宇宙—神—人共融共存的最高目标。

柏拉图的“理想国”显然脱胎于这种古老的灵知型社会制度，是远古前哲学时代灵知传统的再次复兴。但他强调了美德和职能在区分社会阶层方面的作用，这避免了由于世袭制而必然造成的腐化。“哲人王”的概念，近于韦陀经典里所说的Raja-rshi即圣王，他们兼有智慧和勇敢，是灵知型社会最理想的统治者。实际上，他们被认为是神在人间的代表。通过追随和事奉这样的“圣王”，整个社会踏上了“通天之路”。《薄伽梵歌》对“圣王”推崇备至，将“圣王”归于接受最高灵知的理想继承人：“这至高无上的科学就这样通过师徒传习传授下来，那些圣王也是以这种方式接受这门科学的。然而，时光流逝，传习中断，这门科学的本来面目仿佛已被湮没。”

E. J. 厄威克认为《理想国》是柏拉图思想的完整体系，并认为柏拉图和印度圣者“从事完全相同的探索，受同样信仰的激励，受同样想象力的吸引”。他证明印度和希腊思想不仅相似，而且用来表达思想的词语也类似：

（柏拉图的）概念、论点和结论在多数场合与印度教经典里的相同，表达它们的语言也常常极其相似；他的几个隐喻是那些更古老作品里使用的隐喻的重复；被他赋予半专门术语用途的心理和伦理词汇可能是对梵语里相应的专门术语的杰出翻译。[123]

他发现，印度哲学提出的物质自然三种属性，tamas（旧译暗，现译为愚味）、rajas（旧译忧，现译为**）、sattva（旧译喜，现译为善良）这三种德（guna），是与柏拉图的epithumia、thumos、logistikon完全一样的对应词。epithumia意为惯性，代表以无知为特征的盲目欲望；thumos意为动性，是力量和**的因素；logistikon意为潜在力，是与灵魂和谐并照亮灵魂的理性品质。据笔者看来，这三种物质属性其实相当于中国哲学里的阴、阳、中和。

在远古的中国，这类人被称为“天子”“哲王”，处于掌握乾坤枢纽的至上地位。他们既是政统，也是道统的合法继承人。《尚书》里提到“畏天明命，下及小民，惟行其德、执其敬”的“先哲王”，“睿哲文明，温恭允塞”的帝舜，都是指连接天道与人道的圣王。徐梵澄——近代少有的贯通中、西、梵学的学者——亦曾断言老子所谓的“圣人”“侯王”与“古希腊哲学言圣王同”。[124]

事实上，学者们也注意到，古代东西方在思想、信仰及社会组织方面的一致性远远大于其差异性。诚如李宗侗所说：“东西两方古代的信仰相同，思想略似，因而发生相类的组织。”[125]

根据古郎士在《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史》中对远古东西方皆存在的灵知型社会的研究，与中国东周时代相对应的古希腊罗马，其前哲学的时代皆以宗教为本，他写道：

上古宗教先建家庭，然后建城邦，它先制定私法及演司政府，然后制定民法及邦政府。国家与宗教密切有关，国家出自宗教，与之合而为一。如此，最初的邦，政治制度皆是宗教制度，佳节即祭祀典礼，法律即神性祝语，王及官员即教士……[126]

而在中国，以对天神祭祀的独占和国家祭祀体系的建制为特色的远古国家宗教，显示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以及与通神手段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社会思想方面，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提出：“城邦源始于家庭，而家庭的组成本于主仆、夫妇、父子三伦。”这与古代中国的纲常理论如出一辙。韦陀的《摩奴法典》（Manu Samhita）说：“女人童年时从父，少年时从夫，夫死从子。无子则从其夫之最近亲属，妇人不能自己做主。”这种基于纲常理论的对妇女的要求，古代印度、希腊及中国都极为相近。

犹如古希腊前哲学时代“一以宗教为本”，春秋以前的中国社会也体现出强烈的灵知型社会特征。意大利汉学家安东尼奥·阿马萨里在深入研究殷商甲骨刻辞以后，认为中国的远古宗教及建立在此宗教基础上的远古社会与《旧约》时代颇为相似。他总结道：

在我们熟悉的最远古的时代，即在刻辞上得到记载的那个时代，人们信赖上帝的创造力，力求理解他的至高无上的意旨，君主们都遵循他的意旨行事。

例如，人们如果想去打猎，那么，地点、环境的选择，征途中可能遭遇的灾祸，圆满的结局，全取决于上帝。在农事活动方面，播种和收获的时间，雇佣劳动和他们的管理人，都需要占卜，以询问上帝是否会恩赐丰收。建立新的城市机构，也要获得上帝的恩准。雨、风、雪、日光，乃至健康或疾病、喜庆、君主和他们家庭的命运，都取决于上帝。最后，只有上帝才有权认可军事行动，选择行军路线，任命指挥官，批准战时动员和军事战略。

这些例子证明，上帝的意旨和行为，乃是社会生活的最根本的准则，是君主们以及大臣、官僚们和谐地、团结一致地管理的前提。[127]

全部的伦理、政治、经济、军事生活都以甲骨刻辞中所谓的“帝”即上帝及其诸神的意志为中心，这才是中国远古社会的实质，也是远古印度、希腊、罗马、希伯来等灵知型社会的首要特征。

安东尼奥以为，甲骨刻辞中所谓的“帝”，是最高的统治者、领导者和至高无上的组织者，不仅驾驭地神、水神，指引着命运、生命和自然力，而且也是众神之首。

根据汇集于商朝的文化中的史前宗教传统，上帝不只是一个住在遥远天国的帝，而是真正的“宇宙的中心”。这是一个极具独特性的概念。

这个“帝”的概念，与《旧约》的“上帝”及古希腊前哲学时代的“神”相似，但更接近韦陀灵知里对作为宇宙主宰的“超灵”的界定。

近现代西方学者把希腊文明看得高于一切远古文明，并因此将东西方古文明加以割裂，乃是对历史的无知。这种无知始于基督教一元主义的宗教专制，盛行于近代殖民主义时期。随着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确立统治地位，远古的异教崇拜便逐渐消亡，神像和神庙以及对它们的信仰均被抛弃。异教被认为是那些离开近东，失去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主流信仰的接触因而堕落的人发展出来的。异教徒的遗迹因此被视为堕落者的遗物，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被摧毁，要么将它们中性化或基督教化。

实际上，基督教在欧洲获得全面胜利之前，整个世界根本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说。在《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一书中，历史学家日知先生认为，按语言民族系统的复杂关系，在世界古代文明的三大地区中，中间部分（即北非、西亚、南亚、中亚、波斯）同欧洲部分事实上是联成一体的。由苏美尔—阿卡德而下的系统，同克里特—迈锡尼而下的希腊—拉丁—日耳曼系统互相穿插。随历史之发展，这个中间部分与欧洲构成西方古典文明系统，而与东方中国部分构成中国古典文明系统，两者遂成为中西并立之局面。因此，总起来看，世界古代文明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