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凭什么？

苏美尔文明历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两河美索不达米亚最早出现的文明，也是世界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被冠以诸多的“第一”，比如第一个发明文字、带轮的马车、礼仪性大型建筑、灌溉、冶金、天文学、数学，等等。苏美尔文明简直是天外飞来，不可一世。苏美尔几乎没有资源，包括森林、矿藏，甚至在埃及很丰富的石头，但尽管如此，苏美尔人不仅了解地质学，知道如何获得矿石和其他方面的工艺，而且还制造出世界上第一种合金和青铜。在金字塔附近找到的一块泥版上，开列出了一道由两个数字相乘的计算题，其最终乘积如果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竟是一个十五位的数字195,955,200,000,000，这就是距今6000年的苏美尔人已达到的数学知识水平。然而，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古希腊人，还认为10000这个五位数字，简直是一个“大得无法计算的值”，凡是超过了10000的，就被称为“无穷大”。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苏美尔人的古老典籍中，我们能找到与现代星相图几乎毫无二致的星相图，难道他们那时就已发明了现代的测绘仪器？

按照一般的说法，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从伊朗高原和差不多纵贯如今伊朗西南部边境地区的扎格罗斯一带进入两河流域的早期居民，构成了苏美尔民族。但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在阿富汗山区到印度河谷之间，寻找到苏美尔人的踪迹，这一区域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东将近2500公里的半径以内。这个假设很快就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明，在印度河摩亨佐·达罗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有几个长方形的印章，无论从制作外观上，还是从图案风格上，看起来都与乌尔（Ur）和基什（Kish）古城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十分相似，而印度河流域文明早期阶段可以上推到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2600，其繁盛期在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1900年，正当苏美尔文明的成熟期。今天，印度河流域1500多座聚落被发现，它们散布在南亚西北部68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区域的两倍。并且，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自新石器时代起就一直保持了在各方面的连续性。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和研究，美国考古学者乔纳森·马克·基诺耶得出结论：

虽然在社会和宗教组织中有了一些重要的改变，但我们还没有新的居民进入次大陆并取代印度河流域原有居民的证据。事实上，在一些主要活动、技术、经济网络、城市组织和可能的社会仪式及政治结构上，保持着重要的连续性。[105]

实际上，苏美尔这个名称，英语为sumer，古巴比伦和亚述称之为sumeru，应该就来源于梵文“苏弥卢”（sumeru），意思是宇宙中心的神山。苏美尔吾珥古城遗址周围的平原上建立起来的许许多多的名为“吉库拉塔”的阶梯型金字塔，就是弥卢神山的象征。根据出土泥板的记载，这些塔庙全都是用来进行祭祀的，因为苏美尔人的神总是高高地居于神山之巅，所以需要到金字塔顶祈祷，使人能够接近神的宫殿，使神便于接受人的礼拜。按照苏美尔人的说法，这些塔庙是“天地的纽带”。这种祭拜方式，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迅速扩展开来，并且保持了数千年之久，从巴比伦王国到亚述王国，从巴比伦到尼尼微，随处可见这样的阶梯型金字塔，甚至连《圣经》里的巴别塔，其外形也是阶梯形状的，如果能够建成，也将是一座巨型的金字塔。

苏美尔文献《萨尔贡传奇》里，统一了苏美尔和阿卡德，建造古巴比伦城，号称“万王之王”的萨尔贡一世吹嘘道：

有船来自梅卢哈，

有船来自马坎，

有船来自迪尔蒙，

他让船一一停靠在阿卡德码头。

迪尔蒙即是巴林岛。苏美尔的货船从马坎和梅卢哈运来大量铜锭及其他物品如光玉髓、象牙、贝壳、天青石、珍珠、香料等，这些都是印度河文明专有的特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坎与梅卢哈一直被认为意指“印度河地”。梅卢哈（Meluha）来自于梵文Mleccha，意为“边地人”。马坎即今天的马克兰。印度河文明成熟期的两座港口城市，即位于印度西海岸坎贝湾头萨巴尔马提河畔的洛撒尔和德里西北约310公里处拉贾斯坦北部古莎拉斯瓦提河左岸的喀利邦岗，至少在公元前2500年前就已经拥有用于大型海上贸易的船坞和仓库，这为印度河文明的远程输出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在洛撒尔发现了船首很高的小帆船模型。大海中的季节性贸易完全由季风来决定，它在5月末或6月开始，8月结束。很多印度河船只可以沿着马克兰海岸长途旅行，进而沿波斯湾向上行驶，来到两河城市的港口。

美索不达米亚西部同印度河流域之间的贸易反映在商品上的赤陶印章和许多记载商品贸易的文书上面。可以考证的最早的接触在公元前2600~前2500年，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中心乌尔城。乌尔皇室公墓里，随葬有精美的双锥形玉髓珠。对钻孔技术和加工过程的详细研究证明，长双锥形玉髓珠、装饰用玉髓，还有绿色石珠子，确实是远方的印度河流域的工匠制作的。庙宇和墓葬中玉髓珠、贝镯、象牙、贝壳镶嵌物的发现，表明来自印度河流域的商品是为上帝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制造的。

与美索不达米亚从印度河进口东西的证据相反，在印度河地区没有发现美索不达米亚生产的东西。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书中列举了这样的出口品：毛织物、香料和黄金。这些东西易坏，或在印度河城市中已被加工成了新物品。美索不达米亚缺少圆柱形印章及印文，表明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人没有直接参与印度河之间进行的贸易，没有美索不达米亚商人用印章盖过的商品运到印度河城市。很明显，印度河城市参与了原料进口和成品出口，这一切为便利的贸易战略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也是整个次大陆西北部印度河聚落快速成长和扩大的动因。印度河流域发掘的每座遗址里，都发现了成套的立方体燧石量器，它是复杂的二进制和十进制计算系统的基础，而且所有量器都符合印度河统治者确立的标准系统。这再次证明了史前印度河流域贸易网的强大和广阔。这个贸易网包括从遥远的西亚、中亚、阿曼和印度半岛进口原材料。

西亚向来被认为是定居农业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从这里被传播到中亚、南亚乃至东亚。然而，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G.波塞尔（G.Possehl）所指出的，新的考古发现表明“近东动物植物驯养的范围比从前所假设的要大得多。它并未终结于伊朗/伊拉克的扎格罗斯山，而是一直从伊朗草原跨越到印度河河谷”。就是在这片广大的区域里，从地中海延伸至印度河，原始农业差不多发生于同一个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万年甚或更早。按照G.波塞尔的说法：

这个地区可以被视为史前时代的巨大交流场。它也是近东、伊朗、中亚和南亚动物植物驯养的扩大化核心地带。近东、南亚和中亚文明所专注的那些动、植物的驯养似乎都在这片核心地带里发生。其内部的交流是如此密切和有规律，以至于未来的发掘将不会在其中找到占主导地位的早期发明中心，动物植物驯养的早期实验所产生的理论和产品在这个交流场里被快速散播。文化变革和适应的力量是区域性的而非地方性的（近东、南亚、伊朗、阿富汗，等等）。丰富的交流以及理念和产品的分享乃是文化变革过程的基本因素。[106]

揭开西亚诸神的面具

新巴比伦时期一位名叫贝鲁苏斯的史家和祭司，在三卷本的《巴比伦—迦勒底史》泥板书简中说，有一群半人半鱼的怪物，在一个名叫俄安内的领袖引导下，自艾里顺海（Erythraean，疑为波斯湾）里冲出来，它们发明了农耕、冶金和文字，从而开创了苏美尔文明。Oannes（俄安内）一词来自苏美尔语的Uanna，而阿卡德语为Umanna。苏美尔神话里有人形太阳鱼（sun-fish-man），名为S’ukha或Biesh，象征着“复活”（Resurrection）。这种鱼人面鱼身而无足，与韦陀经中备受崇拜的水神筏楼那（Varuna）的形象正相吻合。而Uanna或Umanna似乎源出梵文Uma，为雪山女神的名号。由此推论，开创苏美尔文明的或许是一个崇拜水神筏楼那的韦陀部落，其领袖的名字则取自于女神的圣号。

筏楼那这个韦陀神名出现于米坦尼语的协议和赫梯语的祭祀经文中，米坦尼语作A-ru-na。这说明两河文明一直延续着崇拜筏楼那的传统。有学者认为筏楼那与西亚开辟主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有关，都是宇宙时空秩序的确立者与真理的化身。[107]另外，波斯圣典《阿维斯特》最古老的神歌（Gatha）里，有一个叫乌鲁瓦那（Uruwana）的天神，也与筏楼那之名相近。

跟韦陀体系一样，苏美尔人的宗教拥有多神，同时又受制于一个主神。苏美尔人相信人是为了服侍神而降生的，国王是神明在世界上的代理人，人必须服从神，否则必受惩罚，因此建造高耸的塔庙，展现人神之间的关系。

据最近的研究，原始印度-伊朗人向美索不达米亚扩散以及与胡里安人融合的时间肯定始于公元前2300—前2100年。[108]确凿的证据包括，在有关喀西特人的少量语言材料中，出现了三个指称神祇的重要词汇：Suriyas、Maruttas、Bugas，它们对应于韦陀神名Surya（太阳神）、Marut（风暴神）和Bhaga（跋伽）。公元前1380年前后米坦尼和赫梯两国之间签署的《米坦尼协议》（Mitanni Treaties）的最后部分，开列了一系列韦陀神名，其中有光明之神密特拉（Mitra），雷神因陀罗（Indra）、水神兼司法神筏楼那和双马神阿须云（Ashvin，亦名Nasatya）。胡里安人借用了大量的原始印度语词汇，并使用了大量的原始印度语名字（以至用于王室成员）。公元前3千纪中叶，在西亚阿卡德王朝的一块书板上出现了两个原始印度语名字：Arisaina（相当于梵文Arisena），sauma-saina（相当于梵文somasena）。在赫梯首都波加兹·科伊发现的文献中有一部关于战车竞赛的手册，其中很多技术术语都使用了梵文。许多早期《阿维斯特》中的拜火教神明可与韦陀诸神相对应，例如：

在中东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文明中，女神的形象耀眼夺目。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记载着女神伊南娜的多重职能，其中城邦守护者、文化掌握者与爱神的功能最为显著。苏美尔出土器物上的图像，也清晰显示了女神至高无上的地位。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称之为伊什妲尔，巴比伦人称之为伊斯塔尔，西支闪米特人和赫梯人奉之为美与丰饶女神阿斯塔尔（Ashtare），她一直被认为是希腊美神阿芙罗狄忒（也被称为Ashtarte）和罗马美神维纳斯的原型。[109]

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伊南娜、伊斯塔尔、阿斯塔尔这些名称似乎都源于梵文（或原始印度—伊朗语）Isha、Ishana，意为拥有者、统治者、至尊者、自在主，一般指生殖与毁灭大神湿婆，但也指创世主神毗湿奴。伊斯塔尔、阿斯塔尔应该是这个词的阴性表达式，其本意就是“女主宰”。在韦陀神话里，至高的女神吉祥天女（即拉克什米，梵语Laxmi，也称为Rama devi）是至尊者Isha即至上神毗湿奴的永恒爱侣，跟希腊美神阿芙罗狄忒一样，也出生于大海的泡沫之中。她是美与吉祥的化身，是财富、智慧和爱的赐予者。

日本神话中的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应该也属于这个神谱系列。这一对兄妹从混沌大水中凝聚出陆地，接着生下众神，其事与毗湿奴和拉克什米在孕诞之洋中造育天地、众神相似。中国的伏羲、女娲，以及美洲印第安人的共同始祖，发明人工火和天文历法、确立天地秩序的伊萨姆娜、伊希切尔，似乎都源出这个韦陀神话原型。印度河谷哈拉帕遗址出土的大母神泥塑为这个观点提供了考古证据。本书将要证明，地中海、北非、西亚、中亚、南亚、东亚、美洲曾经属于同一个世界性的史前韦陀文明圈。

除了美和爱的无穷魅力之外，伊斯塔尔还是伟大的母神，具有使万物繁荣滋长的无边法力。同时，她也是狂野凶猛的战神，叙利亚阿赫马尔土丘出土的伊斯塔尔女神直立骑在豹子背上，四臂，身佩刀剑，很自然使人想起韦陀神话里的杜尔嘎女神（Durga），以及中国神话里骑虎善啸、司天之厉及五刑的西王母。印度河陶印上出现了人首虎身的长发女神形象，应该就是杜尔嘎的原始形象。西亚的女神崇拜来源于女祭的传统，伊斯塔尔、库芭芭、阿芙罗狄忒、基伯勒，还有玛（Ma）、瑞娅、娜娜，等等，都是两河、小亚细亚和地中海的至尊母神的专有称号，似乎都与韦陀神话里兼具生殖女神、毁灭女神、复仇女神身份的兽主神湿婆之妻帕筏蒂、乌玛（Uma）、杜尔嘎、卡利（Kali）有关。在古希腊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出土的一只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戒指上，镌刻着一个站在神坛上的“女兽主”，她与脚下相对的两只狮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三角形构图。在一枚椭圆形克里特“女兽主”印章图案上，女神坐在中间，两边的狮子前腿高高地站在王座的基座上，这种女神加上动物的组合神像，在新石器时代的小亚细亚以及后来的叙利亚、腓尼基海岸都一再出现过，显然就是西亚豹子女神的变化形式。在克里特甚至还发现了“男兽主”的造型。

著名的巴比伦时期伊南娜女神像，人身鸟翼、鸮足，脚踩双狮，两侧各有一鸮侍立。狮子是杜尔嘎的坐骑，猫头鹰是吉祥天女的坐骑，因此，5000年前的苏美尔女神伊南娜明显是吉祥天女和杜尔嘎女神的结合体。苏美尔语中猫头鹰一词为ninna，正是伊南娜得名Nin-ninna的根据，意思为“鸮女神”。该女神的阿卡德名字kilili兼用于伊南娜和伊什塔尔两位女神，其词义也和鸮有关。金芭塔丝在《活着的女神》一书第七章讨论先于希腊文明的克里特岛米诺文明之宗教神话，得出结论说古希腊的雅典娜起源于米诺文明的阿塔娜女神——戴着鸟喙状大鼻子面具的女神，其更早的原型则来自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鸮眼的艺术造型甚至可以追溯到叙利亚北部出土的6000前的大眼石像。并且，据叶舒宪先生的研究，中国殷商乃至红山文化的玄鸟、玉鸮崇拜，也都属于世界性女神文明的遗产之一。

通过考古学资料，人们发现早期犹太人还崇拜迦南当地的大母神阿瑟拉，传说她是西支闪族的至高主神伊卢之妻。阿瑟拉的形象与西亚大母神的传统是一致的，或许与《旧约》中名为亚斯他录的女神有关，这两个名号应该都源出伊斯塔尔。在以色列北部但城等多处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阿瑟拉的雕像、浮雕和残画，有一幅壁画上描绘着女神坐在豹子或狮子的身上。有西方学者认为当初犹太人将阿瑟拉看作是耶和华的配偶神，但是后来由于犹太教对一神论的强调，便去除了这位配偶神和所有其他的神。

西亚母神传说多牵涉阉割和**崇拜，比如据赫梯神话和晚期希腊的神话，英俊的阿提斯为摆脱大母神基伯勒（或伊斯塔尔）的纠缠，在松树旁自阉而死。这里明显有韦陀生殖神湿婆的影子。相传湿婆当初没有把与梵天（Brahma）一起创造世界的事放在心上，独自去海底修炼，结果出海时发现世上的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湿婆气恼之下遂割掉**抛向人间，从此就有了印度人对林伽[110]的崇拜。

虽然或许同出一源，但与韦陀神话相比，西亚神话显得怪诞而血腥。比如来源于苏美尔神话的巴比伦开辟史诗《恩努马·艾利希》，第一代父神阿普苏和母神提阿马特于混沌中生养出众神。但诸神长大后却阴谋反叛，第二代神埃阿（水和智慧之神）以咒语使阿普苏沉沉睡去，进而将他的咒具、头冠摘走，将他头上的光环移向自身，随后埃阿绑起阿普苏，杀害了他。埃阿于是重新开始安排宇宙空间。他在阿普苏的身躯上建起了众神之殿。就在这个神殿里，埃阿之子——第三代神马尔都克——诞生了。在四目四眼、口喷火焰的马尔都克率领下，诸神与母神提阿马特展开了大战。最后，马尔都克无情地击杀撕裂了提阿马特，并以其身躯造成天空与大地。于是马尔都克安置群星，并规定了天体运行的秩序，安排山川、大河，创造了伟大的巴比伦城。马尔都克由此也就成了征服混沌、开天辟地的新神。神明的嬗代竟然全凭暴力，而天地亦从弑亲的血污中开辟，这与韦陀神话的灵知意趣迥然不侔。在韦陀神话里，诸神的嬗代是主神自身的流衍生化。《梨俱韦陀》也有原人（补鲁莎，Purusha）以其身躯变化为天地日月、山川河流的说法，但却是原人甘愿以自身为牺牲、为献祭，从而让诸神完成创世大业，其中蕴含了深刻的玄理和救世情怀。

如果说主神与其后裔间确有争斗杀戮的话，应该是发生在主神与天魔（asura，阿修罗）之间，而不是主神与天神（deva）之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亚神话中所谓神，其实相当于韦陀神话里的魔。西亚文明，或许是神魔颠倒的产物。证之于古波斯《阿维斯特》，虽然波斯人向来自称雅利安人，并且此经与《韦陀》在语言和体裁上极为近似，甚至可以用语音的对应关系将阿维斯特语逐词逐句地转换成早期梵语，但经中的许多韦陀天神却多被冠以天魔（Asura）的称号，比如韦陀之天神因陀罗，在《阿维斯特》里相当于天魔安德拉（Andra）。再比如，苏美尔人虽然信神祭祀，却不相信灵魂和永恒神界的存在，似乎信神祭祀的目的全在于现世的功利果报。极有可能，西亚文明是韦陀文明的一种变异形式，其中发生了灵知基因的转变和断裂。如果说韦陀文明是以陶玉时代婆罗门文化为主导的连续型礼乐文明，那么西亚文明就是以刹帝利文化为主导的断裂型王霸文明，它开启了崇尚奢侈、享乐、争斗、征服、掠夺和占有的青铜时代。

随着大型皇家神庙和大型皇家祭祀建筑的出现，祭司必然沦为王室的附庸和神道设教的统治工具。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浮雕和雕塑充分显示出帝王建筑和城市庙宇的气派庄严。然而，在南亚，雕塑里出现统治者形象却并不常见。例如孔雀王朝最有权力的统治者、次大陆的第一位帝王——阿育王，在印度各地建立起一百五十多个巨大的石柱，上面雕刻着国王颁布的新法令。但是，伴随铭文而出的，并无一个单独的国王雕像或肖像。韦陀典提出的四大人生目标：法（Dharma）、利（Artha）、欲乐（Kama）、解脱（Moksha），似乎也为印度河的统治者所遵循并成为他们的治国纲领。他们并不通过扩大军事力量和对外征战，而是靠控制经济、促进贸易来增长城市的财富和影响力。印度河宗教象征物的长期稳定性表明，宗教秩序和合乎正法的行为对城市和广大地理区域内的融合统一起到了广泛而持久的重要作用。印度河统治者没有用高耸的纪念物来炫耀自己的权力，也没有对战争或被征服的敌人加以渲染和描绘。

印度河流域的史前领袖们运用政治技巧和宗教信仰，创造出了由不同社会阶级和职业组成的城市社会。工匠和农夫，管理者和商人，宗教领袖和政权统治者，所有的人都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组织起来，一起住在有围墙的城市内，并按规定好的地区关系划区而居。大型建筑物以及权贵的宫室，不在城市的一个单独区域内，而是分散在附近不同的山上，这跟美索不达米亚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同，那里的宫殿和庙宇明显地标示出城市管理和宗教的中心。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墓葬实例不同，在印度河墓葬中未曾发现丰富奢华的个人随葬品。印度河的统治者似乎选择了让他们的财富在生者中循环，而不是同死者一起被埋葬。

斯基泰三神器

在伊朗系游牧民中，以黑海北方地区作为根据地的斯基泰人曾与古希腊人交往甚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旷世之作《历史》中记载了有关斯基泰民族起源的神话。据他说，在黑海居住的希腊人相信，早先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利斯驱赶牛群来到了一片沙漠，他和当地一位半蛇半人的女怪结合，生下三个儿子。长子和次子不能完成大力神交代的任务，唯有三子完成了任务，于是他继承了赫拉克利斯的弓、黄金腰带和金杯。所有斯基泰国王都是老三司库铁斯之子，因此，希腊人称司库铁斯的民族为“斯基泰”。这里有意思的是，根据该书的看法，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利斯对应于韦陀至上人格神克里希那（见后文），克里希那也被认为是母牛的保护神，而克里希那和他的爱侣分身于混沌大水中创造世界，他们的坐骑就是天蛇阿难陀。神秘的“埃金娜宝藏”中有一件古希腊克里特“持鸟和蛇人物金挂饰”，神祇手持一对巨大的圣鸟，圣鸟则踩在四头两两相对的巨蛇上。这个人物应该就是赫拉克利斯或克里希那、毗湿奴，圣鸟和天蛇是其标志性坐骑。

但希罗多德又说，据斯基泰人自己的说法，斯基泰人的始祖是一位名叫塔尔吉陶斯的河神之子。他生下三个儿子，掌管斯奇提亚之地。有一次，从天上降下三件用黄金制造的宝物，分别是用来耕种的犁具、名为萨卡利斯的战斧和一只杯子。两位兄长靠近宝物时，宝物突然燃烧起来，而当老三走上前时，火焰熄灭，于是他便取走了宝物。见此情形，两位兄长认为这是神的意旨，便把掌管斯奇提亚的权力交给了小弟弟。这三件黄金制成的器物，从此由斯基泰历代国王小心守护，每年都会向它们敬奉盛大的牺牲，以求保佑。

据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等人的观点，这三种宝器体现出斯基泰人对三种职业的认识。耕具是农人使用的（黄金腰带是由此而来的财富的象征），斧头或弓是战士必备的，而酒杯是举行宗教仪式必不可少的祭祀礼器。在波斯圣典《阿维斯特》中，列举了祭司、战士、农人各自的“道具”，祭司使用的道具主要就是酒杯，用来盛祭献给神的饮料哈奥玛。法国神话学者杜梅齐尔认为，这三件宝器，象征着三种职业，而与之相对应的三种社会功能，则构成了人类社会乃至宇宙秩序的核心要素。这种观念，一直以来都是印-欧语系古老文化的固有要素。我们可以透过古印度《梨俱韦陀》的教理看到这种表现。其教理认为，人类社会由掌管祭祀教化的婆罗门、掌管治国保民的刹帝利、专职垦殖贸易的吠舍和为前三者服劳力役的首陀罗构成，婆罗门和刹帝利二者结合而成的贵族阶层君临于吠舍、首陀罗庶民之上，是为韦陀之种姓—行期法中的种姓法。作为一种灵知型社会制度，它保证了宇宙—神—人共融原则的贯彻和维系。在《阿维斯特》里，也有完全一致的制度设计，也就是说，社会是由穆护（婆罗门）、阿扎特（刹帝利）和瓦斯特里·奥尚萨达尔（吠舍）这样三种身份的阶层构成。

杜梅齐尔证实，在印度和伊朗两个文明中发现的这种理想社会制度，其实自古以来也存在于凯尔特人、希腊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等诸多其他的印-欧语系的民族之中。杜梅齐尔的弟子、日本学者吉田敦彦更进一步认为印-欧语系诸民族的神话世界也是由三种不同的神明构成的，而这三种神明分别掌握了与三种社会身份各自的任务相对应的功能。[111]

根据吉田的研究，在印度—伊朗语族（斯基泰人就属于此语族）的观念当中，三种功能中的第一种即祭司的功能自古以来就是由筏楼那、密特拉、阿里羯摩、跋迦这四位神明一同担当的。其中，筏楼那是神通广大的魔法师，密特拉是正法的司法者和守护神，阿里羯摩是雅利安民族共同体的保护神，而跋迦是财富的分配者。罗马或日耳曼的神话世界里也存在同样的第一功能神明组合，对应于韦陀的五位第一功能神明，日耳曼神话里有奥丁、提尔、巴尔德尔和霍尔德尔，罗马神话里则有朱庇特、斐底阿斯、尤瑞特斯和特尔米努斯。吉田认为，日本神话中的三种神器：镜、剑、玉，对应于斯基泰三神器，并且日本神话里也有第一种功能神明组合，是为天之御中主神、天照大神、高御产巢日神和神产巢日神。据我看来，在中国神话里，颁布《尧典》的尧似乎对应于密特拉，善于让财的舜对应于跋迦，治理水土、步天勘地的禹对应于筏楼那，而华夏共祖黄帝相当于阿里羯摩。传说中的“五帝”，可能就是执掌第一种功能的五大神组合。

在印度-伊朗语族的神话世界中，通常都是由因陀罗和伐尤两位神明代表第二种功能即战士的功能。雷神因陀罗一般都是乘坐战车然后使用各种各样的武器，可以视为“文明型”武神，而风神伐尤则是一位相当“野性的”暴力之神。吉田认为，日本神话里的两位武神，建御雷命和建速须佐之男命，分别对应于因陀罗和伐尤。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中国神话里的黄帝和蚩尤。

代表第三种功能的韦陀神明组合是双马神阿须云。双马神不仅是财富之神、丰收之神、医疗之神，同时也是绝世的美男子，代表了人类的爱欲，其中一个有战神的资格，而另一个是爱好和平的智者。吉田指出，他们分别对应于日本神话里的大国主命和少彦名。在中国神话里，养五谷、尝百草的神农氏和传述《内经》的黄帝可以与之相对应。

据《薄伽梵歌》论述，四种姓源于物质自然的三种气性，婆罗门禀赋中和气性，刹帝利禀赋强阳气性，首陀罗禀赋浊阴气性，而吠舍则混杂了强阳和浊阴。由此，我们又可以引入一个更高层级的三位神格组合。在韦陀神话里，中和气性由毗湿奴掌控，强阳气性由梵天统御，而湿婆是司掌浊阴气性的神祇。他们似乎分别对应于中国神话里的“三皇”：湿婆有天眼，能喷出毁灭世界的劫火，相当于燧人氏；毗湿奴相当于伏羲氏；而神农氏或黄帝则对应于梵天（后文对此有更详细的论证）。

西亚对密特拉的崇拜到希腊化时代演化成了密特拉教。在波斯祅教的基础上，密特拉教糅合了希腊罗马神话、新巴比伦的天文学和西亚的公牛崇拜。密特拉既是光明之神，具有日神的属性，也是契约之神，成为誓言和团结的象征。密特拉同时还是救世主（Sebasio，意为令人敬畏的），这个词的词源Savishio，就是阿维斯特语Saoshyan。其后他被基督教吸收，成了救世主弥赛亚；也被佛教吸收，成了未来之佛弥勒（Maitreya）或阿弥陀（Amitaba）。在密特拉教繁荣的时代，它几乎取代了基督教。后者为抗拒密特拉教，甚至大量吸收了密特拉教的内容。

源出《韦陀》的双马神阿须云或许是在印欧语系各主要部族里分布最广的神祇。迄今最早的双马神图像发现于黑海附近的颜那亚古墓中，后来在赫梯、米坦尼、波斯、印度、斯基泰、萨马尔提亚、塞种、吐火罗文化中广泛出现，并传播到中亚和亚欧草原各民族之中。中国学者林梅村在《古道西风》一书中指出，大月氏的龙神有马蹄和马鬃，并成双出现，乃源于印欧民族古老的双马神。在中国北方天山、阴山、内蒙古、新疆巴里坤等多处岩画上，均发现有双马神造型。在内蒙古、宁夏、新疆、河北等很多地方也发现了双马神金饰牌。另外，在晚商青铜器的族徽符号中居然也出现了双马神像。

另一种遍及大西域的神兽格里芬则与韦陀神话中的金翅鸟迦鲁达有关。此外，古巴比伦鸟形怪兽、小亚细亚双头鸟、亚欧大草原双头鹰、祅教鸟形神，以及苏美尔的英杜格、亚述的乌迦路，其造型似乎皆有印度鸟王迦鲁达的一丝魅影。

另外，流行于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希腊山地以及尼罗河流域的牛崇拜，也显示出史前雅利安文明圈的共同特征。实际上，在韦陀型灵知社会里，对牛的畜养、保护和崇拜乃是整个社会的根基，涉及经济、政治、道德、宗教等各个方面。根据韦陀典，牛也是诸神和至尊者最宠爱的动物，在宇宙—神—人的感通循环中担任了极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