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面若干例子中可以看出梵语和阿维斯特语的对应关系：

在本章的下一节里，我们将凭借梵文与“印-欧语系”其他语种的血缘关系，寻找雅利安文明在其他文明中的遗传信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亚欧大陆上的很多地名都显示出与梵文的渊源。比如stan，梵文意思是“地区”，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带有后缀-sthan的地区，如：Afghani-sthan阿富汗，Kurdi-sthan库尔德斯坦，Kafiri-sthan卡菲尔斯坦，Turki-sthan土库曼斯坦，Kazak-sthan哈萨克斯坦等，都可能与史前雅利安文化圈有关。再比如puri，梵文意思是“城市”，而英国的很多地名都带有后缀-bury，应该是puri的变异，所以从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爱因斯伯里（Ains-bury）、沃特伯里（Water-bury）一类的地名就可以推测那个地区可能有使用梵文的雅利安人进入或居住过。还有梵文后缀-ia，意思是“……之地”，这个用法我们也可以在世界上很多地名里看到：Siberia西伯利亚，Prussia普鲁士，Rumania罗马尼亚，Iberia伊比利亚，Ethiopia埃塞俄比亚，Somalia索马里，Tanzania坦桑尼亚，Austria奥地利，Australia澳大利亚，Scanidinvia斯堪的纳维亚，Armenia亚美尼亚和Albania阿尔巴尼亚。

再举几个可以与梵文直接对译的国际地名，就足以令我们惊讶于梵文曾经普及的程度：

史前超级文明圈的假设

西方人类学家于20世纪末提出了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的概念。1993年考古人类学家谢拉特（Andrew Sherratt）在《欧洲考古学报》首卷发表论文《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应该怎么样：史前晚期地中海与温带欧洲的关系》，全面地阐述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概念：从旧大陆或全球观点考察人类史上的重大变迁，如全球殖民、农业传播、冶金发展与城市化的进程，还有印欧人的起源。次级产品革命大体发生在青铜时代，牛、羊、马在欧洲的传播大体与青铜时代的展开同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家养动物次级产品开发的过程。车辆运输和骑乘使远距离贸易和互动成为可能，西亚无疑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中心，中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近水楼台较早进入世界体系外围，欧洲大部分包括北欧随之加入，成为其边缘。几乎同时，经济人类学家弗兰克从现代世界体系出发，透过中古世界体系，也发现了古代世界体系。弗兰克主编出版的《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理论逐渐进入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弗兰克《白银时代》研究了古代中国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他认为东西方在青铜时代就有了接触，像西亚、中亚和欧洲一样，中国或东亚也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社科院研究员易华考察了三代青铜文化，以青铜技术和游牧文化的起源与扩散为例证，断定中国跟欧洲一样，处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他在《夷夏先后说》里总结道：“青铜、牛、马、羊、小麦、大麦、蚕豆、牛耕、车马、毛制品、砖、火葬、墓道、好战风气、金崇拜、天帝信仰等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指示物或示踪元素，三代中国几乎照单全收，无疑已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国不是考古学上的孤岛，更不是人类文化的死角”；“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中国既是边缘，也是中心。东亚处于古代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又长期是东亚文化的中心。安阳殷墟是国际性文化中心，青铜时代东方独特的世界性都市。古代世界体系中，4000年前龙山时代的中国是遥远的边缘，4000年后夏商周三代逐渐成了中心之一。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实质上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四个中心。”易华描述了这样一幅远古世界的景象：“帕米尔高原西边或中亚与西亚之间有青金石之路，东边或中亚与东亚之间有玉石之路，沟通东西的是青铜之路。丝绸之路是双向交流的，青铜之路亦然，洲际互动在青铜时代已蔚然成风。牛羊往来，骏马奔驰，麦浪滚滚，欧亚非三洲之间并无明确的分界线，旧大陆已形成连续互动的体系。”

青铜时代起始于大约5000年前，正当韦陀经所谓的斗争世或卡利纪（Kali Yuga）的开端，远古婆罗多就在这个时期里陡然衰落解体，而各大附属文明体借着青铜兵器与轻车快马之利，乘势崛起，独霸一方。随之而来的是整个文明形态亦从有祀无戎、神权至上的玉帛帝道转向尚武重礼的青铜王制。《庄子·盗跖》云：“神农之世……无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商君书·画策》叙述此一上古文化之大变局：“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泰国班清文化、印度哈拉帕文化皆未发现战争、殉葬、为战争而祭祀的迹象，也未发现围城或防御工事以及陪葬兵器的武士阶层的存在，倒是有专业的祭司阶层，率民祀神，唯祀为大。种种证据表明，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更为神秘的上古玉石时代世界体系。玉石文化出现于欧洲、非洲、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大洋洲、美洲，南亚和中亚同样是“玉石走廊”的中枢。玉和夷文化关系紧密；俄罗斯远东地区特别是贝加尔湖附近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玉器，个别可以早到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可能是东亚玉文化的起源地。韦陀诸经应该发皇于这个时代，原始雅利安文明也酝酿生成于这个时代。

上古世界贸易体系在公元前5000年就已经出现，巴尔干采石场制造的石器制品，遍及从黑海的多瑙河口到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广大地区，这显然是长距离交换行为的证据。种种贸易从石器逐步扩展到金属。到了公元前2000年，从今天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向东纵贯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穿过印度洋海岸的水域，向东北到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出现了一条长达5000公里的弧形地带，而远古国际贸易沿着这条漫长的道路悄悄展开，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其为“寂静的贸易”。在印度河文明的雅利安人之后，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轮流坐庄，先后掌控古代世界贸易的领导权，他们以接力棒的形式，不断延续着这个体系，直到郑和、达·伽马和哥伦布的第二次全球大发现为止。

始于埃及的贸易路线，还有一个重要的东部延伸，分三条路径通往东亚的核心地带。第一条通道从印度北部翻越喜马拉雅山麓，在今西藏阿里地区（后来的古象雄国）停留和中转，然后继续向东穿行，经今天的青海省，抵达盛产丝绸的成都平原——古蜀国。四川广汉、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的齿货贝以及源自阿萨姆的象牙。另一条就是所谓“蜀身毒道”，被后人称为“南方丝绸之路”，它绕过喜马拉雅山，从阿萨姆向东经缅甸进入中国云南，并向北经大凉山抵达成都平原。在云南楚雄、大理、昆明、曲靖和四川凉山等地均有齿货贝出土。第三条是海上航路，从恒河口起始，向东到达金州（今苏门达腊或马来群岛），然后沿海岸折向北方，在中国山东一带登陆。

贸易的路线往往就是文明传播的路线。史前全球贸易体系的存在很可能意味着史前超级文明圈的存在。基于20世纪以来考古学、语言学、文献学、地理学等诸多方面的新发现，印度学者N.S.罗遮朗（N.S. Rajaram）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埃及、巴比伦、印度河谷文明崛起之前，曾经存在着一个伟大的文明。远古世界的中心就在那片从印度河到恒河之间的地方——创造韦陀文化的雅利安人就生活在那里。过去30年来的科学发现，推翻了“雅利安人入侵说”——中亚的雅利安游牧部落于公元前2世纪侵入印度平原，建立了自己的文明，并编纂了韦陀诸经。“文明的摇篮”远非如历史课本所宣讲的在美索不达米亚河谷。现代科学和古代文献为我们解开一个久无答案的历史之谜提供了线索：为什么从远古以来，生活在从印度到斯里兰卡，从英国到冰岛的人们都明显地讲着互相关联的语言，都拥有非常接近的神话和信仰？简单的回答是：这些地方都曾经是一个伟大文明的一部分。这个文明在埃及、巴比伦、印度河谷文明之前就已经存在，它是一个在“文明曙光”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文明。[97]

这个假设逐渐被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专家的发现所证实：

历史学家威廉·杜兰特（William Durant），十卷本《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在其著作中写道：“印度是我们西方人的故土，梵文是我们欧洲语言的母语，她是我们的哲学的故乡……数学的故乡……是体现在我们基督教里的宗教理念的故乡……也是自治与民主的故乡，一句话，她是我们的文明之母。”[98]

人类学家伊萨克·泰勒（Sir Isaac Tailor）在《雅利安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Aryans）中用同样的口吻写道：“阿德朗（Adelung），比较哲学之父……把人类的摇篮定位在克什米尔山谷，他将那里视作天堂。我们从阿德朗那里接受了这个观点，那就是人类来源于东方，最靠西的民族，比如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肯定是最早离开父母的成员。”[99]

考古学家约翰·D.克里福特（John D Clifford），在《印度古物》（Indian Antiquities）的序言里指出：“印度教可能传播到整个地球……在每个宗教体系里都能找到其迹象……算术、天文、星象、假日、游戏、星名、星座，不同民族的语言都有极强的相似性，显示它们同出一源。”[100]

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深入到远古世界主要的文明机体里，寻找韦陀文明的遗传基因或残余信息，以进一步验证韦陀文明作为史前超级文明的假设。

面对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和历史证据，打破19世纪以来的机械进化论的时间—历史框架，对世界文明的起源和构成进行重新定位，对远古文明的理念和精神加以重新评估，将是21世纪文化思潮的发展趋势，它将成为人类反省自身、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契机和桥梁。用愚昧、落后、迷信来粗暴地定义远古世界和远古文化，只能证明我们自己的愚昧、落后、迷信。抛开成见，学会“以古人之眼看古人”是重新认识远古文明的关键。因为远古文明的一个突出共性是，几乎所有的方面，包括神话、宗教、天文、建筑、文学、艺术、工艺，等等，都隶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灵知整体，它们源自于自然和诸神的威力，并构成社会生产的基础，也是古代社会秩序稳定的主要保证，所以灵知的完整性和宗教的威慑性，正是古代文明的标志。没有它们，古代文明也就不复存在，这是它与现代文明的极大区别。

近现代科技文明应当放弃对远古灵知文明的歧视，向令人敬畏的远古哲人学习永恒的有关宇宙—神—人之间关系的真理，从而结束人与自然、人与心灵的对抗、分裂，进入一个宇宙—神—人共融的新时代。

远古文明普遍持有一种环形的时间观，宇宙和人类在永恒的时间循环或轮回中不断地展示、兴盛、衰落、消亡——接着重新开始，正如老子所说“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而基督教之后的西方文明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线性时间概念，将宇宙和人类的进程指向一个终极点，并不断向终极点演进、上升。这种源自基督教的时间—历史观念，正在经受来自各方面的考验，需要我们进行重新审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历史永远不会终结，古老的文明也不会停止复兴的步伐。

国际著名古文明学者、《上帝的指纹》（Fingerprints of the Gods）的作者葛瑞姆·汉卡克（Graham Hancock）在对众多的远古文明，例如埃及、南美洲金字塔文明，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之后，提出了“遭地球表面巨变所毁灭的消失的古文明”的概念。他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揭示出，这些相距遥远的文明不但历史比当今主流历史学家想象的要悠久得多（可以追溯到1万年前），而且相互之间惊人地相似。他总结道：

《奥义书》的启示为古老精神教诲的一部分，不仅在印度流传，并远至墨西哥、埃及、中南半岛、太平洋及南美洲……影响这些地区的失落的共同来源——此一神秘的思想体系运用一种天文学的机密形式，作为其主要的方法论，并在地面建造伟大的建筑物，以反映星座的结构及运动。这种体系属于“不朽的科学”之一，设计将灵魂“从逝者口中”释放出来，其起源在先史年代已被遗忘。[101]

种种迹象显示，散落于墨西哥各地的是一种古老的重生仪式的遗痕，这种仪式表现为精密的天文观测，源自一套世界性的宇宙观念系统：此观念系统也影响了埃及和东南亚，强调地与天、物与灵的二元对立与相互穿透，教人要跳脱感官世界的羁绊，透过自我牺牲与追求知识来向上扬升，及于天界。所有中美洲的古文明显然都表达了这种观念，问题是学者们无法确认其起源为何。这些观念仿佛就那么存在着，完整存在于玛雅文明之初，也完整存在于泰奥提华坎城建立之初。[102]

据我们的研究，这“不朽的科学”早已被完整、系统、精妙地呈现于韦陀灵知体系中，并且在5000年前以梵文的形式记载下来，构成了一个史前超级文明圈的核心文化基因。凭借这个核心文化基因的自身复制能力，史前超级文明以贸易、移民、征服等各种方式渗透到几乎全球的各个角落。

韦陀诸经本身提供的一些线索，使我们得以勾画出这个史前超级文明的传播路线图。《梨俱韦陀》记载，摩奴是人类的始祖，也是最杰出的先知和君王，他与他的家族避过了大洪水，于是，新一轮的人类繁衍史开始了。地点在喜马拉雅山——幸存者曼努的船就停靠在那里。他的后裔主要有4个人：波拉瓦氏（Pauravas），阿尤（Ayu），拿护萨（Nahusha），雅亚提（Yayati）。从雅亚提衍生出韦陀五部族：普茹氏（purus），阿努氏（Anus），杜鲁优氏（Druhyus），图尔瓦萨氏（Turvashas），雅杜氏（Yadus）。

室利康特·塔拉戈里（Shrikant Talageri）在《雅利安入侵：一次再评价》（The Aryan Invasion Theory：A Reappraisal）一书中勾勒出雅利安五部族的分布路径：

图尔瓦萨氏部族进入印度的东南部，成为达罗毗图人（Dravidians）的祖先；雅杜氏部族进入印度南部；阿努氏部族进入印度北部；杜鲁优氏部族进入印度西部和西北部；普茹氏部族进入恒河-雅沐那河中心地带。[103]

普茹族成为韦陀文化的继承者，在恒河-莎拉斯瓦提河-雅沐那河之间的中心地带缔造了正统的雅利安文明。之后，普茹族的一支可能远征埃及，创立了埃及文明。而其他部族在扩张的过程中也逐渐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文明体系：阿努氏部族由印度北部扩展到西亚，随后创立了中东诸文明；杜鲁优氏部族从印度西北部进入欧洲，成为最早的印-欧人如德鲁伊人（Druids）、凯尔特人（Celts）的祖先，之后渐次扩展到德国、意大利、希腊。[104]

现代人种学证实，印度、中东、欧洲的人种都属于高加索人种，这就为以上这种说法提供了科学依据。

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提到Pulinda（希腊），Yavana（土耳其），是作为巴拉达之地（Bharata Varsa，韦陀诸经对雅利安文化圈的称呼）的一部分。据此，我们推测，巴拉达之地曾经涵盖了亚欧大陆的广大地区。

除雅利安五部之外，韦陀文献还提到其他非雅利安部族，例如Kirata族，是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藏人、尼泊尔人的祖先；Cina族，后来成为中国人的祖先。《毗湿奴往世书》提到Shakas，即古代中亚的塞西亚人（Scythians）；及Pahlavas，即后来的波斯人。这些非雅利安部族与雅利安部族之间有着持久而深刻的交流。例如有一种推测认为，雅利安文明通过中国传播到了美洲，演化为印第安文明。

这个史前超级文明圈显然只在文化的层面存在，它并非一种高度统一的政治、经济实体。它更多地依靠精神载体和文化习俗进行维持、传承，而缺乏制度化的联结。因此，在扩张的过程中，它表现出柔韧、开放、善于适应的特性。但是也正由于这种特性，造成各种区域性文明不断从这个超级文明圈中分离出去，脱离母体建立自己独立的文明体系，最后互相隔绝，超级文明圈也就逐渐衰弱，不复存在了。

《摩诃婆罗多》里记载的一场大战成为造成分裂的致命一击。这场发生在5000年前的战争，其规模和破坏力如此巨大，以至于最终改变了当时世界的格局。雅利安超级文明圈分崩离析，大量人口迁徙到新的未曾开辟的遥远地区，固有的传统和文化失去维系和传承。于是，新的区域性文明诞生了，随之而来的是新的语言，新的宗教，新的神殿，新的经典，新的习俗……由经过变异或嫁接的史前文明基因而创生的新的文明体产生了。

随后数千年间，各个区域文明之间的杀戮和毁灭使残存的史前文明圈遗迹消亡殆尽。雅利安文明的起源地——印度——在此后的2000年间经历了一次次浩劫。来自西亚、中亚的游牧部族——匈奴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古人，一直没有停止对这片传说中的黄金之地进行征服和劫掠，直至18世纪大英帝国的入侵。

许多世界级的古代图书馆毁于战火，摧毁了文化载体，史前文化母体被逐渐遗忘。例如，公元前48年恺撒烧毁了埃及亚历山大城的70万卷手抄本；公元前6年雅典图书馆藏书全部被焚毁，只剩下一部《荷马史诗》。在中国，春秋战国的诸侯们为了推行“新制”，已经开始销毁上古传下来的重要典章文献，直至秦始皇“焚书坑儒”，尽搜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于咸阳宫，却被项羽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在此之前，号称具有远见卓识的萧何只抢救了一批户籍档案和财务报表出来。以至于到汉朝，东周很流行的儒家经书都只能得之于老儒口授或者鲁壁所藏，更不必说传自远古的珍本秘籍了。

但是另一方面，现代科学和科技的进步，使考古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断为史前考古提供新的证据和线索，为我们重新寻找远古久已失落的文明之链提供了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