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县会议

项梁从会稽郡北上，沿途整合了楚系义军各派力量。二世二年四月，项梁火并东海义军，压服刘邦，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经项梁整合，楚系义军势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主动对秦军发动挑衅性进攻(栗之战、襄城之战)，初步扭转了反秦义军在陈胜败亡后的战略颓势。

在这个形式下，项梁在薛县召开“全楚反秦义军代表会议”，讨论未来革命的前途目标等问题，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楚系反秦义军的势力是非常庞大而且复杂的，在史书上我们能看到的有项梁(会稽郡)、陈婴(东阳苍头军)、吕臣—召平(张楚系)、吴芮(衡山郡)、黥布(骊山逃犯)、秦嘉—景驹(东海郡，已死)、刘邦(泗水郡)、王陵(南阳郡)、共敖(南郡)，相信还有很多标注不出来的势力，例如陈武(又名柴武)、龙且，楚系反秦义军可谓超级大杂烩。在陈胜已死的情况下，楚系义军明显缺乏一个具有凝聚力的领导核心，他们急需引导和整合。

项梁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就是通过薛县会议将楚系义军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方略统一起来，凝聚成一股力量，为今后对秦作战奠定基础。因而这场会议是楚系义军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会议，会议上各派系之间争吵很激烈，从四月一直开到六月，会期长达三个月。

会议有两个主要议题：一是要确立新的领导核心，建立领导团队，实现统一指挥和联合作战，避免被秦军各个击破；二是要制定战略规划，统一行动纲领。结果会议的第一议题就是楚王的位置该给谁？

按照楚国人不谦逊的本质来说，刚刚摆平了景驹的项梁当然可以称王，项梁也有这个胆略，问题是项梁并无压倒性优势。楚系义军少说有十几万人，项梁的嫡系部队只有八千人，仅占总量的5%左右，要驱动是自身近二十倍的楚系义军运作，谈何容易？项梁并无完全把握。但是反过来说，楚系义军派系林立，各派之间实力相差又不大，项梁不站出来的话，似乎又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

楚军没有核心领袖不行，选错了又容易引起分裂和内耗，楚王这个宝座选谁都麻烦。估计项梁也是左右为难，会开了一个多月都没结果。好在年已古稀的居鄛(今安徽桐城南)人范增提供了一个折中方案，把这个难题给破解了。

范增向项梁提出：“陈胜失败，那是肯定的。秦灭六国，楚国是最无辜的。楚怀王被骗入秦国没有回来，楚国人至今还在同情他。所以楚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如今陈胜起义，不立楚国的后代却自立为王，势运一定不会长久。现在您在江东起事，楚国有那么多将士像蜜蜂一样争着归附您，就是因为项氏世世代代做楚国大将，一定能重立楚王后代。”范增的话其实层次还是比较乱的，但是他表达的意思大家还是可以看出来，他要求立原楚王后裔为王，倡导贵族政治。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血统论的市场还是很大的，范增提出这样的建议并不奇怪。

如此一来，豁然开朗。既然楚王这个位置谁都不合适当，那么索性谁都别当了，找个局外人来当，这样哪一派都没法抱怨。当然，这个空降下来的楚王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实权，只是作为一种象征给供起来，摆着给人看。项梁当即拍板同意了该方案。意见统一后，项梁到民间寻找到楚怀王熊槐的嫡孙熊心，这时熊心在给人家放羊，已经由王孙沦落为平民了。

二世二年六月，项梁等人拥立熊心为楚王，并袭用他祖父的谥号楚怀王，这是为了唤起楚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号召起义。不过这样做是不合乎规矩的，按理说，立为王的，就直接称什么王，比如熊心就应该称为楚王，而不可以称为楚怀王。“怀”是谥号，要在熊心死后，贵族们根据熊心一生的业绩为他定一个谥号，比如文、武、庄、怀、灵、殇等，谥号是对其一生的盖棺论定。

一个萝卜一个坑。国家元首只能有一个，“楚王”这个坑埋了楚怀王熊心这个大萝卜，而官员却可以有很多个，有了楚王，各路义军领袖就可以安排到其他“坑位”。相信项梁这种聪明人一定会对各路义军领袖进行封官许愿，安排好各方的权力分配。比如苍头军的领袖陈婴就被封为上柱国，分封了五个县，和楚怀王一起坐镇楚都盱台(今江苏盱眙北)。“上柱国”这个武职荣誉原是项梁所有，现在给了陈婴，应该算给他升了官，进行安慰和收买。摆平各派首领后，项梁担当起楚系义军实际领导人的责任，自号武信君，也确实只有他比较适合担任领导人。

至此，楚系义军“打造核心领导”的任务算是完成了，确定了革命的精神领袖和实际领导人。楚系各路义军将在楚怀王熊心的号召下和项梁的指挥下统一对秦作战，以推翻暴秦政府为共同追求，告别楚系各派义军各自为战的局面。

会议上，张良提出要求，要楚国协助韩国复国，并指定原韩国横阳君韩成为韩王。这个要求得到了以项梁为首的楚国中央政治局的应允，并为其提供军援，拨给一千兵马让张良去攻略韩地，张良以韩司徒(民政部长兼第一副丞相，由于没有正丞相，张良也相当于韩国丞相)的身份组织韩国的复国运动。

张良指挥的韩国复国军数量有限，仅仅能起到一点骚扰秦军后方的作用，但这却间接表明楚国对韩国独立的承认，也透露出项梁主持的楚国政府设想的未来国际政治格局应是以六国复国为核心体系的一种政治格局，此时的楚国尚不敢追求独霸天下。

章邯栽了跟头

二世二年六月，章邯在临济城下击溃了齐国援军，击毙齐王田儋，田荣引齐军残部败退东阿。次月(二世二年七月)，紧追而来的章邯将田荣团团包围在东阿。

田荣领导的齐军刚刚经历了临济惨败，士气低落，情势非常危急。好在此时项梁已经顺利结束了薛县会议，整合了楚系义军，有精力和能力赶来支援田荣。项梁先向北攻克了亢父，再和司马龙且军一道继续推进到东阿，在东阿城下和田荣联手大败章邯。

章邯遭到他出关以来的首场失利，主力随着章邯退往濮阳(今河南濮阳南)，部分被打散而失去指挥的部队退往城阳(今山东甄城)。项梁派项羽、刘邦领兵攻屠了城阳，消灭了秦军这支分部队。完成任务后，项羽、刘邦重归项梁兵团，并在濮阳以东再次击溃了章邯，章邯被迫退入濮阳城中坚守，同时向秦中央政府紧急求援。

二世二年七月，丞相李斯收到章邯的急报，执政经验丰富的他敏锐地意识到他的麻烦来了。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李斯几乎是心力交瘁。

两年前，也是七月，老皇帝驾崩在沙丘宫。作为丞相的李斯当机立断，和中车府令(皇帝秘书处主任兼警卫车队队长)赵高合作，将这个消息封锁起来，逼死公子扶苏，将公子胡亥安安稳稳地扶上帝位，成为二世皇帝。以他的贡献来说，晚辈胡亥即便喊他“尚父”也不为过。

二世皇帝登基后，半年内就提出要东游，向天下人显示新皇帝的威德。当时李斯陪着他一直巡视到帝国最东端的辽东，沿路模仿他的父亲、上一任皇帝，在石碑上也刻下字，以昭显先帝的功业盛德。

二世皇帝大概以为他可以凭借这些造势获得天下人的认可，可惜他错了，他发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得不到群臣和哥哥们的认可和尊崇，这些人只是在敷衍和应付。自尊心极强的他无法忍受群臣和哥哥们内心深处轻蔑的目光，在赵高的挑拨和指导下，二世皇帝悍然发动“大革命”，向藐视他的群臣宣战，他要让群臣知道什么是权力，什么是尊崇，他要让群臣发自内心地恐惧和畏服。

朝廷内一时哀鸿遍野，二世皇帝的十二个哥哥被戮杀，十个姐姐被矺死，大批无辜的臣僚被诛杀。这是怎样的恐怖景象！李斯是二世皇帝登基的功臣，这场“大革命”的火自然不会烧到他身上。他出于自保没有站出来为同僚们讲话，放任二世皇帝的肆意恣行。

二世皇帝推崇他父亲的威严和力量，他渴望模仿父亲，他要继承父亲的意志，他希冀将大基建、大扩张、大战争的策略进行到底，从辉煌走向辉煌！在二世皇帝看来，大基建、大扩张、大战争等先帝做出的决策，不是一个可以探讨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态度问题。于是“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国民经济濒于崩溃，逃亡、暴动时有发生。

三个月后的二世元年七月，也就是一年前，戍卒陈胜在大泽乡放起一把烽火，烧遍了整个关东。两个月后，这支叛军突然打进函谷关，把李斯也吓得够呛，好在章邯利用骊山囚徒紧急拼凑了一支军队击退了叛军，使得秦帝国躲过一劫。对于出现数不胜数的叛乱事件，二世皇帝没有反思自己的过失，而是不断指责丞相李斯的治国无能。

李斯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相当于现在省部级的高官，面对气势汹汹的吴广叛军，李由没有躲在三川郡郡治洛阳(今河南洛阳东)，而是勇敢地带兵前往荥阳堵截，结果在荥阳被叛军围困了四个月后才被章邯解救。李由的表现还是相当英勇顽强的，比起其他浑水摸鱼的官员，李由堪称模范郡守。但二世皇帝却怀疑他和叛军有勾结，在叛军被击退、三川郡重建并和首都取得联系后，二世政府就派出使者开始调查李由。

在重重压力下疲惫不堪的李斯为求自保，写下《奏请二世行督责书》向二世献媚讨好，这篇文章被李开元教授斥责为“邪恶美文”，因为这篇文章引经据典，文笔非凡，内容却颠倒黑白。《奏请二世行督责书》依据韩非子等法家学术名家雄辩地论证了君王只要“督责”臣属就行，不用担当责任。迎合了二世皇帝既想要拥有权力，又拒绝承担义务的心理。“邪恶美文”正合二世皇帝的胃口，“书奏，二世悦。”皇帝和李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李由的事情也渐渐得以淡化处理。

但这篇文章带来的恶果却超出了李斯的控制，二世皇帝以此为理论依据，更加理直气壮地强化“督责”，以向百姓收税越多、杀人越多作为官吏是否贤明、是否忠诚的技术指标。结果就是路上的行人有一半是犯人，在街市上每天都堆积着刚杀死的人的尸体，景象恍如地狱，法令更加严苛，局势日益恶化。

一边是二世皇帝的无能和轻佻，一边是叛军的凶狠和狡猾，李斯身居高位却难得信任，夹在这种困难局面下坚持工作，努力维持这个摇摇欲坠的政府，其内心深处的心酸可想而知。

元老的会议

二世二年七月，李由被解救后又过了九个月，章邯在东阿会战中被项梁打败，向秦中央政府发出求援信。

接到章邯的求援后，李斯感到事态严重，召集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进行商议。经历了“大革命”的血雨腥风后，秦政府的官员们失去了曾经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整个官场以“混日子”为指导思想，浸泡在一种非常沉闷的气氛中，运转愈发生涩。冯去疾和冯劫是仅存的少数老臣，也是李斯觉得为数不多的可以信任和议事的人。

三人经过探讨后，承认河南的战局已经严重恶化了，必须要尽快控制住局势。由于三人都经历了战国末期的统一战争，具有出色的战争素养，面对不利局面三人迅速制定出应对措施，计划调动位于河北的王离兵团南下，向章邯方向靠拢，同时抽调王离兵团的部分兵员沿着黄河秘密进入濮阳补充章邯兵团，并实施反击。协商结束后，李斯以丞相的名义签署了命令。

会议结束后，借着座谈的机会，李斯向二人透露心迹，表达了自己对局势的担忧。

一是担忧国家局势恶化。眼下叛乱分子越打越多，秦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征发关中的国民兵到关东进行镇压，仍然无济于事。叛乱不息的原因不在于秦军不可怕，而在于民众已经活不下去了，如果不马上停止大基建、大工程，与民休息，全局的崩溃将是难以避免的。

二是感到赵高这个人阴险狡诈，可能会对现政府构成伤害，需要尽快除去。

原来李斯刚被赵高暗算了。起先是二世皇帝不知何故不再参加朝会了，什么事情都是赵高代为转达，群臣很难见到皇帝，李斯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将意见传达给皇帝。对此李斯焦急万分，作为皇帝安全保卫处负责人的赵高很诚恳地告诉李斯：“函谷关以东地区盗贼很多，而现在皇上却加紧遣发劳役修建阿房宫，搜集狗马等没用的玩物。我想劝谏，但我的身份低微。这是丞相您分内的事，为什么不劝谏呢？”

李斯一听赵高说的这么恳切，以为他真是忧国忧民，也实话实说：“确实这样，我早就想说了。可是现在皇帝不临朝听政，常居深宫之中，我虽然有话想说，却不便让别人转达，想见皇帝却又没有机会。”赵高于是对他说：“您若真愿意劝谏的话，请允许我替你打听，只要皇帝一有空闲，我立刻通知你。”

李斯得到赵高的通风报信后赶紧去见二世皇帝，谁知每次去都不是皇帝闲暇的时候，而是皇帝玩得最高兴的时候，这直接扫了皇帝的兴，搞得李斯也灰头土脸的。反复几次，李斯才明白自己上当了。皇帝也因此怀疑李斯是不是存心找茬，赵高借机挑唆皇帝去调查李由，试图找到突破口，扳倒李斯。李斯后来也知道了这事，不得不靠《奏请二世行督责书》向二世皇帝献媚讨好，得以淡化处理化解了这事。

阴险狠毒的赵高咄咄相逼，李斯感到一丝凉意，他向冯去疾、冯劫表达了想要除去赵高的想法，但二人没有当场进行表态。

会议结束后，冯去疾、冯劫虽然没同意对赵高采取行动，但出于对国家负责任的态度，冯去疾、冯劫同意了另一件事情，同李斯联名上书，要求立刻停止大基建工程，与民休息。他们大概认为“人多力量大”，三个重量级的官员联名上书，皇帝至少会认真对待他们的建议；如果皇帝有所不满，那么三个人也可以共同分担风险。没曾想，二世皇帝的暴虐超出他们的想象，直接把三个人一勺给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