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各地区的机遇与策略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程度不同，历史文化特色不一，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的境遇也不尽相同，根据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区域的不同情况，采取的“互联网+”策略也必将有所不同。

(1)东部地区：因势利导，创新引领

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承接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前沿阵地，也是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创新高地，尤其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是互联网经济发达、应用广泛、新业态丰富的地区，创客空间、众筹平台都最先兴起于这些地区。

“互联网+”给东部沿海地区带来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跨境电商蓬勃发展。2013年实施跨境电商试点城市政策以来，7个试点城市东部地区占了5席，分别是上海、杭州、宁波、广州、深圳。东部沿海打造了诸如上海“跨境通”、杭州“跨境一步达”、宁波“跨境购”、广州“状元谷”、深圳前海等一批跨境电商平台。二是阿里巴巴余额宝、腾讯微信支付、快滴打车、美团网等一批互联网创新业态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消费方式。三是信息技术嵌入生产流程，提高了工厂生产、终端产品的智能化程度，不断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新近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描绘了我国工业强国战略的宏伟蓝图，是指引我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重要行动纲领，今后东部地区要充分发挥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优势，瞄准制造业强国的目标，加大对互联网经济的研究、预测和推广，并加强与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交流，坚持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不断创新互联网经济新模式，打造以CPS(信息物理系统)为核心的智能制造业，成为新科技革命引领全国发展的先行区、示范区以及我国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创新先导区。

(2)中部地区：顺势而为，奋力崛起

中部地区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丰富的农业和能矿资源以及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发展“互联网+”经济具备坚实的基础与优越的条件。随着东部地区要素资源约束趋紧，企业成本上升，中部地区凭借比较优势成为产业转移的理想承接地，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与潜力，已经成为资金、人才、技术的聚集高地。

中部地区今后应该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国家战略为契机，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技术，推动互联网与其他产业融合，把握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着重发展以移动通信、互联网和软件产业深度融合的新兴业态，如移动电商、移动教育、移动医疗、移动游戏、互联网金融等，以武汉、郑州、长沙等中心城市重点布局移动互联产业，打造我国中部地区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移动互联网产业集群。

(3)西部地区：抢抓机遇，跨越发展

由于互联网有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特点，这就给区位、交通、信息地处劣势的西部地区带来了新的机遇。例如，一是提供了全新的渠道，给品牌营销、产品营销提供了低成本线上方式；二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提升，涌现电商农业、信息农业模式创新；三是互联网金融对传统制造业的提升，大量风险投资进入实体经济。

西部地区实施“互联网+”战略，应当立足丰富的生态资源、农业资源和能矿资源优势，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互联网信息平台，为传统行业触网铺平道路。特别是要重视发展电子商务配套的物流产业，设立电子商务创业园区或孵化园，布局农村“淘宝村”，打通农产品营销渠道，培育农村市场主体，以创业能人、返乡创业者为代表的新农人带动电商发展。

据阿里研究院资料显示，2014年西部地区的成都郫县已成功打造两个“淘宝村”，虽然刚刚起步，但也让西部发展电商看到了希望。

(4)东北地区：借力发展，振兴经济

受国内产能过剩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回落明显，产业结构单一、重化工业比重偏高、体制机制僵化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而蓬勃的互联网经济也将有助于焕发东北新的活力和老工业基地振兴。

从历史上看，东北有着雄厚的工业技术基础和产业工人队伍优势。在未来，这一地区需要借助互联网技术加大改造传统工业力度，抢抓“中国制造2025”重大战略机遇，同时紧盯产业发展未来趋势，学习德美日等制造业先进经验，在机床、汽车、航空、成套装备等制造优势领域嵌入互联网、物联网及信息技术，由传统制造模式向智能制造模式转型，由大规模生产向定制化生产的经营模式转型，最后至关重要的是要全面深化改革，重构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体制机制，为迎接互联网经济发展扫清制度障碍。

“互联网+”，缩小中西部差距

每到年底，支付宝发布的年度对账单都会成为广大消费者好奇而又“不敢看”的一个必备项目：一方面，对账单详细记录了个人的购物、支出、理财、公共事业缴费、情感转账等的全套数据，可以反映过去一年的消费情况；另一方面，看到对账单又不禁会让人笑称自己“太败家了”。

2014年年底的支付宝对账单有格外特殊的意义：2004年12月8日，支付宝正式成立，到这时正好十年。这十年里，支付宝从单纯的支付工具，成长为涵盖网络支付、转账、理财、公共事业缴费、航旅、电影等多个生活场景支付的平台。作为拥有3亿多实名用户，覆盖大量年轻用户的“国民应用”，支付宝的十年对账单数据不仅成为个人的记账本和分析师，也成为反映中国网民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变迁的一面镜子。

自2004年支付宝成立以来，中国人十年网络总支出笔数为423亿笔。从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最强的东部地区，在互联网时代仍然一马当先，在网络支付和消费上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从十年的总支付金额占全国的比重来看，广东、浙江、上海、北京和江苏稳坐前五，占比分别为15.5%、12.5%、9.3%、9%和8.8%。实际上，这个组合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相对稳定，因此被网民们戏称作是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土豪五省”。从统计数据来看，这五省区也是国内率先达到或接近“后工业化”时代的省份。这也意味着随着工业经济不断转型升级，京沪粤苏浙率先触摸到了信息化时代的脉搏，人们大量通过支付宝等进行购物、转账、缴费、理财，正式迎来了十几年前停留在书本和想象中的“数字化生存”。

在中国经济的蓝图中，东部强省展现出强大的先发实力。但在新兴的互联网经济领域，东西部的差距也许并不像现实中那么明显。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新一轮信息化浪潮，正在缩小中国偏远地区和世界的距离。一跃直接进入移动互联时代的它们，因为信息基础设施的换代成本较低反而赢得了后发优势，从而在新一轮信息化过程中迎来了对东部强省“弯道超车”的机遇。移动支付的“西高东低”，就是这种“弯道超车”的最好注脚。

自2012年以来，支付宝移动支付迅猛增长，2014年的移动支付占整体支付的比例已经稳超50%，“双十一”一天，支付宝完成移动支付1.97亿笔，再度刷新了全球纪录。而按照移动支付笔数占支付总笔数的比例，从2012年开始，西藏已经连续三年居于各省榜首。

在2014年各省移动支付笔数占比的排名中，西藏、陕西、宁夏、内蒙古垄断前四名，占比分别达到62.2%、59.6%、58.3%和57.6%。与之相比，北京、上海、广东在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划中，仅仅排名第29、第24和第27位。

按照十年间人均支付金额的涨幅来看，西部的速度也不可小视。在全国城市当中，西藏山南地区、日喀则地区和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排名增速前三，其中山南地区2014年人均支付金额是十年前的600多倍，日喀则地区则达到十年前的145倍。无论是来自雪域高原的喇嘛、还是内蒙古草原的游牧民，今天都在熟练地操作着手机支付……得益于信息化发展，美好的事情正在这些原本远离现代文明的地方快速发生，并将悄然改变“东强西弱”的经济格局。

2015年5月30日，在贵州省荔波县举行的“首届中国西部全面小康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广告主协会会长侯云春发表了主题为《发挥“互联网+”在西部全面小康建设中的杠杆作用》的演讲，在演讲中，他着重分析了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互联网+”对西部发展的影响。

“‘互联网+’是最近出现比较多的热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紧紧拥抱‘互联网+’。”侯云春具体分析道，“互联网+”是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走出的一条新路子，现在进入新常态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我们创新，“互联网+”便在其中。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紧紧拥抱“互联网+”，“互联网+”可以“+”很多东西，哪个行业和互联网结合得好，拥抱得紧，哪个行业在新常态下就可以掌握更好的发展主动权，就可以抢得先机。

侯云春认为，中高端不是中国经济的唯一目标，“我们是要向着更高端，要拥抱‘互联网+’，眼光也要看长，企业不仅满足与‘互联网+’结合，还要有更高的目标，实现产业制造业升级。”

在侯云春看来，对于中西部小康社会建设和西部发展来说，拥抱“互联网+”绝对是一个大好的机遇，“西部发展机遇在什么地方？可以说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互联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西部地区和中东部，甚至和世界发达国家都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侯云春说，西部以前主要是交通和通讯闭塞。“互联网+”可以在闭塞的地方，使企业、工业可以和全球的大生产、大流通联系起来。“互联网+”可以给西部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提供一个有利的杠杆，撬动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还有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改进。侯云春说，“互联网+”也可以给荔波的发展插上翅膀，在新一轮经济的调整中取得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亟需填平的城乡数字鸿沟

云南昆明市富民县的农民李大爷最近到医院检查，发现因为每天低头看手机时间太长患上了颈椎病。“以前看电视时还好，现在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比原来看电视还多。”更令李大爷烦恼的是，小孙子对手机也爱不释手，“孩子一旦拿到手机就打游戏，视力都下降了。”

即便在大山深处，不少接触过网络的孩子仍会寻找机会上网。大三学生苏瑶去一个小乡村支教，那里有一个叫满莉的小女孩每天下午都会爬上山头玩手机。“因为山上信号比较强，她可以用手机联网。”

如今，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移动互联网普及率迅速提高，成为我国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巨大动力。在云南，即便是刚刚打通隧道、告别大雪封山的独龙江乡也已经实现了移动4G网络覆盖。随着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3G和4G网络逐渐普及，智能手机价格不断下降，使用移动终端访问互联网的用户正逐渐增多。移动网络和手机的普及，确实帮助广大农村、边疆地区的民众与现代信息社会无缝对接，从技术上让乡村不再边缘。

“因为离家很远，不少农村的同学都购置了手机。”家住云南腾冲的李菁菁说，在高中时便有不少农村的同学使用手机上网功能。“使用手机上网功能主要是为了能够登录QQ和同学聊天，不少同学会直接使用手机打游戏。”

随着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互联网在农村网民生产、生活、娱乐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步显现。但是，农村网民对互联网依赖的程度仍然明显低于城镇网民。农村网民数量的迅猛增长并不能掩饰城乡横向差距的扩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　12　月，我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27.5%，规模达1.78亿，较2013年底增加188万人，这一数字还不及城市新增网民2929万人的1/10。

数据显示，47.9%的农村网民认为自己比较或者非常依赖互联网。与之相比，55.1%的城镇网民认为自己比较或者非常依赖互联网，高出农村地区7.2个百分点。同时，尽管农村地区网民规模、互联网普及率不断增长，但是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异仍有扩大趋势，2014　年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超过农村地区34个百分点。

实际上，城乡数字鸿沟并不仅仅体现在网民数量的增长率上。当城市人已经习惯了用手机购物、购买机票、预约出租车时，绝大多数农村网民使用手机依然停留在打打游戏、看看新闻的阶段。

妥善解决城乡数字鸿沟的方法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创新。除了完善硬件设施，也要为农村网民提供了解和熟悉网络的必要引导，政务机构和主流媒体应当有更积极的作为。

实际上，对大多数七八十岁的农村老人来说，会不会使用网络对生活的影响非常有限，让每个人都会使用网络并不必要，而随着年轻人的成长，绝大多数农民“触网”，只是时间问题。

“农村的信号比城市信号差不少。”不少回到家乡的务工人员都有这样的感觉，从他们自身经验来看，还是城区的信号要强一些，有时候在村中半天也打不开网页。加强农村基站等基础设施建设虽然迫切性不如城区，但不能因为单纯经济上的因素就让乡村成为被网络遗忘的角落。

随着物流的发展，广大农村通过网络购物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点，东部发达地区的“淘宝村”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样的浪潮也在向中西部地区推进。

“我们的公益活动日常经费主要就是网上出售当地特产换来的，当地群众会上网的人不多，我就拍了照片传到网上，宣传当地的土特产，也呼吁更多人关注我们马吉米村。”云南省福贡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晓东长期致力于马吉米村扶贫工作，他认为，在当地居民不容易接受网络的情况下，外来干部可以借助网络发挥更大的作用。引导、扶持他们逐步熟悉网络，掌握互联网时代的一些基本应用。

电子商务改变中国农民的消费方式，互联网正在成为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已经成为业内外的共识。随着农村互联网普及，移动终端走进农村市场，移动互联和传统电商在改变农村商业模式的同时，也改变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互联网的发展将为探索农村管理新模式提供新的思路”，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说。而政务机构面对各类用户尤其是农村网民的需求，也在努力掌握更多技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教授分析：“用户的信息需求在变化，更乐于看到媒体来解读信息。政务机构和主流媒体应面对这种变化，用大家都能读懂的语言去解读，而不是简单发布信息。”对于农村网民来说，政务公号需要做的显然还有很多。

实际上，不少地区政府部门已经开始采用更容易被普通群众尤其是农村网民接受的方式，开展舆论引导、办理网上政务。

来自腾讯公司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公安政务微信已经能够覆盖区县级公安分局、基层派出所和公安派驻警务室，以满足农村居民的用网习惯与需求。曲靖市早在2009年就率先开通“微博曲靖”，曲靖市的政务微信公号“微曲靖”也正式开通。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想咨询问题有时要跑三五趟，现在通过手机上网就可以完成咨询，有问题直接在微信上给政府公号反映，回应不及时还可以发微博提意见，不仅提高了办事效率，更稳定了群众情绪。越来越多像曲靖市这样的网络党政事务客户端在投入应用，更多政务将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实现。

“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的民众得以一步跨入现代信息社会，对于中国互联网和移动舆论场都是极具意义的事情。这不仅事关‘数字鸿沟’，由此还将带来我国农村和西部经济社会文化的重大发展。”国家网信办副主任彭波表示，政府做了长期的努力，移动互联网将带给广大农村和农民更多的可能。

“互联网+”给县域经济带来了什么

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中内在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整体，也是政府职能和作用在经济中充分显现的区域经济。大家都在探索县域经济的发展规律，基于互联网发展起来的现代电子商务以其成本低、效率高、突破时空局限等优势在整合信息资源、加强市场连接、激发市场活力、带动物流发展、树立地域品牌等方面展现出巨大的作用，成为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势力。

“互联网+”对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县域电子商务又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电子商务发展的重点方向和领域，加快发展县域电子商务有利于电子商务重心下移，激发消费增长潜力，直接服务“三农”，服务民生，尤其是惠及农村广大群众，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县域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推动和提高农村发展效益和质量，也有利于电子商务自身开拓市场，培育新的增长点。正是这种双重潜在需求推动着电子商务和县域经济加速融合。

随着电商触角深入乡镇，电子商务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价值日益显现。一方面能够促进县域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于促进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电商进入农村，可以通过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并增加其消费便利性，而使农村整体的消费能力得到不断提升。

互联网经济时代，中国的县域电商前景可谓广阔。原因在于，一方面是贫困地区的农产品滞销，另一方面是城市的人群对安全农产品的需求。对贫困地区来说，电商扶贫更是一个好渠道，应该联合不同企业建立起更多更广泛的县域经济互联网平台，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众所周知，农业是中国县域经济的一个重点门类，做好“互联网+农业”对于发展县域经济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有四个方向的工作需要去做：一是要“基于市场”将政府的作用放在市场规律基础之上，让它能有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机制；二是要“信息透明”，用信息透明来助力现代化农业；三是“品牌价值”，农业、农产品是非标的，好产品要卖出好价钱，就需要有一个品牌为载体；四是“组织创新”，未来的市场借助互联网手段，去重新组织整个农业的产业链。

至于电商扶贫，着重要解决五方面问题。首先，拓通道，解决网上交易的通道问题；其次，要建设贫困地区不局限于在网上，也要去构筑网下的制订；第三，通过培训培育一支推动电商扶贫的网络大军；第四，强体系，不仅有供应链体系，还有工作的推进体系以及服务的体系等；最后，优化环境，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这是电商扶贫的任务。

当下的中国县域经济迎来了新契机，应牢牢把握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主动权，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机遇，深化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县域依托电商服务企业，快速激活当地电商服务平台是新经济常态下县域打赢“互联网+”战役的关键。

从2013年10月开始，国家工信部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推行的“腾计划”工程，扶持1000个“专精特新”单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及10万家中小企业开展基于单品的电子商务应用外，着力帮助实体企业培训100万名电子商务应用人才。如今承接这一工程的中国网库已经依托自己在全国设立的近70个运营基地广泛开展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县域玩转“互联网+”的主要难题正在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