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和中等收入困境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商品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并成为近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在世界上领先。但最新的GDP数据无悬念地显示，世界两大经济体以两位数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中国来说，8%的经济增长率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底线，但今后中国经济增长低于8%将是新的常态。

从世界近现代的经济史来看，在欧洲近代崛起中，工业化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先是有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然后进入中速增长期，最后进入一个长期停滞时期。目前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率约为31%　左右，这表明中国经济在进入一个长期下行的阶段。

面对经济“新常态”，中国有必要加大力度支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发展，为它们“培土施肥”，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必须致力于传统产业“挖潜开荒”，推动高端化、低碳化、智能化改造，促进“老树发新芽”；着力提升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竞争力，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用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托举发展跃上新台阶。

有学者从“中等收入困境”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种种表现。譬如，像智利、马来西亚、阿根廷以及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世界银行把这个很难突破的“瓶颈”称作“中等收入困境”。

中国目前已经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如果按照“中等收入困境”的思路，那么，中国经济发展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如何突破这个困境，把自己提升为高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困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例如，西方发达国家对于资本、科学技术、资源产品和金融资产定价权的优势和垄断地位，并非简单地通过降低人力成本或土地使用成本就可以解决。例如西方发达国家相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绝对技术优势，使其产品附加值大幅增加。落后国家只能做一些低技术含量的低端产业，产品竞争力弱、利润率低，人均国民收入自然无法有质的增长、突破“困境”。于是就流传着中国制造8亿件衬衫才换来一架波音飞机的故事。再如，西方资本总是趋利而行，不断把生产企业向那些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而无意真正帮助当地进行产业升级换代，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大体量、足以挑战西方优势的国家。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是中国第一次与全球工业化国家几乎同时起步的技术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与西方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其实是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几百年路径的一种浓缩，模仿工业国家的社会大生产方式、企业制度、市场交换机制等，创新较少。“互联网+”是运用互联网技术来改造传统行业从生产、经营到思维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给了中国经济以“弯道超车”的机会。

“互联网+”，推动中国经济“新常态”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脆弱复苏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都会备受关注。中国经济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根据国际组织测算，中国是二十国集团全面增长战略的最大贡献者之一。这样的贡献，源自中国自身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而互联网在这其中的重要性正显著上升。互联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数字上，还在于能够从消费升级、产业转型以及市场化进程三个方面推动实现“新常态”。

首先，互联网技术推动了中国人的消费升级。很多人知道中国游客对奢侈品偏好，但实际上这反映出的是人们对“更好的产品”的强烈需求，和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相比，二三线城市的这种需求正在不断增长。麦肯锡报告指出，中国四线城市的网上消费几乎与二三线城市持平，这也证明互联网极大地激活了当地的市场需求，加速消费升级。

其次，互联网技术深刻地促进服务业的产业转型。近两年来，“互联网思维”在中国非常流行，传统产业通过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不仅减少了企业的信息获取难度，而且降低了成本，这带动了像家政服务、出租车、房地产以及医疗等传统企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有些效果非常显著。比如奔驰汽车与腾讯合作在微信平台上卖Smart，3分钟内就卖出388辆，这可以说是互联网时代缔造的商业奇迹。

再次，互联网加速各产业的市场化进程。中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互联网出现后与各行业、各领域的融合，加速了市场的开放度和自由度，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比如“滴滴打车”的出现，通过手机就把司机和乘客直接连接了起来，让空车资源直接在乘客端进行分配，趋于市场化。

“互联网+”的时代中，数字技术不仅向产业延伸和渗透，推动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创造了巨大的商机，更重要的是它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进而创造高质量的GDP增长。换句话说，当互联网、数字技术嫁接到更多的传统行业，将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如虎添翼，大大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进而释放出更多的数字化的红利。

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能严重过剩和产业亟须更新换代的问题，过去那种疯狂扩张规模导致的经济增长已渐渐进入了新常态式的低速增长。恰恰在中国经济运行到这一阶段的时候，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可谓正逢其时，用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彻底改造中国的传统产业，优化产能，创造出新的市场并实现企业营收新的增长，为中国经济发掘出新的增长点，这是可以预期的。

以腾讯的产品为例，在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后，QQ与微信开始搭建了人与传统商业连接的基础平台，基于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不同需求的连接则由合作伙伴来完成，以帮助各行各业实体商业将线下场景移植到线上，让用户能随时随地随需获取不同场景的商业信息与服务，从而不断催生出新的业态。

作为中国最大互联网公司之一的腾讯，在2014年首次应邀出席于G20峰会前夕举行的重要国际论坛——布里斯班全球咖啡馆(Brisbane　Global　Café)。面对中国的政策决策者以及国内外的投资者，腾讯网络媒体事业群总裁刘胜义表示，中国的经济已经迈入了一个追求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更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常态”经济周期，互联网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能够促进消费升级、产业转型和市场化进程，增强产业发展的潜力以及消除区域经济的差异，最大程度地激发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

随着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跨界般地涌入和发展，也将再次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从社交到购物，从娱乐方式到支付方式，从投资理念到投资方式等等。互联网在融合中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成为助力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互联网经济比重超过美国

根据艾瑞咨询最新数据，2014年中国网络经济营收规模达到8706.2亿元，其中，PC网络经济营收规模为6377.3亿元，营收贡献率为74.4%，移动网络经济营收规模为2228.9亿元，营收贡献率为25.6%，移动互联网对整体网络经济的营收贡献率进一步提升。

从不同终端的细分领域来看，2014年PC端电商营收规模份额最大，达到55.2%，广告营收份额占比第二，为19.2%，PC游戏、互联网支付次之，占比分别为12.8%和4.3%。移动网络经济中，移动购物占比首次超过50%，为52.0%。移动广告排名占比13.3%，移动游戏占比12.4%，保持稳健发展。

2015年3月31日，中国主要上市互联网公司市值Top5为：阿里巴巴(2070.4亿美元)、腾讯(1779.6亿美元)、百度(732.0亿美元)、京东(401.3亿美元)、唯品会(168.6亿美元)。与2014年12月31日市值相比，本季度唯品会跻身Top5，另外，苏宁云商和乐视网市值增长较快，市值分别为157.1亿美元和128.4亿美元，位列第六和第八位，其他企业排名变化幅度不大。

另外，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题为《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互联网对生产力与增长的影响》的报告中提出了iGDP的概念，即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重。该报告认为，2010年，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例为3.3%，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到了2013年，中国的iGDP指数升至4.4%，超过了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德国，达到全球领先国家的水平。

根据该报告，中国互联网经济成功崛起反超美国的原因包括：

(1)由消费市场驱动

中国庞大的人口为互联网带来巨大的发展红利，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半年共计新增网民14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6.9%，较2013年底提升了1.1个百分点。

中国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逐年增长，互联网正在从根本上重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由此带来巨大的商机，包括电子商务、即时通信、搜索引擎、网络视频等互联网应用的用户群不断扩大。

(2)国内互联网侧重与传统经济融合

与美国偏重技术路线不同，国内互联网更偏重与传统经济融合。麦肯锡报告重点研究了六大领域的互联网经济发展状况，互联网在这些行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价值。

以汽车行业为例，消费者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会越来越普遍，互联网还能够帮助汽车制造商管理持续攀升的营销成本。斯柯达和大众公司正在尝试通过官方网站或天猫销售汽车，此外易车网、汽车之家等汽车垂直网站也发展迅速。大型汽车租赁和服务商通过搭建网上平台来削减销售和市场费用，而出租车和豪华车租赁服务开始使用互联网优化车队调度。乘客则可以使用滴滴打车和快的等移动应用就近打车。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麦肯锡报告也列举了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一些挑战。诸如：

(1)放宽对市场的管制，鼓励创新

在很多情况下，企业利用互联网的程度取决于政府监管。在金融服务业，银行能否全面开通各类在线业务，取决于某些交易是否需要客户亲自到场的规定。又如，网上平台可以推动二手车市场的发展，但前提是跨省交易的监管规定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2)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并制定标准

2013年，中国家庭的宽带渗透率仅为39%。政府的目标是到2015年提高到50%，3G/LTE覆盖率达到32.5%。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让更多中国人可以上网和更多行业可以采用互联网技术的关键所在，云计算和大数据应用尤其需要足够的带宽。采用国际技术标准而不是独特的国内标准将有助于提高中国的竞争力和出口能力。

(3)更加乐于接受合作伙伴和外部合作

在互联网时代，产业链中的主要活动不一定局限于公司内部。如移动互联网设备等某些行业细分，一个涵盖软硬件开发商、应用开发商、内容提供商和增值产品制造商的更为广泛的生态系统已经形成。为了建立相关标准并打开物联网市场，AT&T、思科、通用电气、IBM和英特尔公司成立了工业互联网联盟。要充分开发远程医疗和精准农业，可能也需要来自各行各业展开类似的合作。

“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后发优势

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优势，既构成了庞大的市场，又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优势。一方面，与同类型的国家如印度等国相比，中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中国有着勤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可以说，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是推动人类进化和社会进步的巨大财富。换句话说，每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也同时改变了人与人协作的方式，提高了人与人协作的层次。互联网时代，空间便利的互联互通手段使跨时空的协作成为可能，人群网络借助于互联网产生的协同效应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潜力。可以想象，一个具有一定教育水平、充满创业精神的庞大人群，一旦在互联网时代中形成有效协作机制，将会蕴含着并且迸发出世界一流的创造力。

在腾讯网络媒体事业群总裁刘胜义看来，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典型经济现象是“后发优势”强劲。比如电动汽车下乡，有专家认为，电动汽车将率先在农村普及而不是在城市，这是因为城市受限于交通及空间，但农村是一个绝佳的更具有潜力的市场，所以农村起步晚却可以直接进入电动汽车的时代，这就是后发优势的一种体现。

互联网作为新经济的探索者和创新者，它的成功就在于进一步激发了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这在产业和区域化发展两个方面尤为明显。例如，中国人对金融理财相对保守，但互联网却点燃了人们投资理财的热情。在腾讯推出微信理财通后，两个月内营业规模就达到了600多亿元。

再例如文化产业，中国在文化产业，尤其是影视生产方面一直被认为不够创新，很少有能向国际输出的影视产品。中国第一个出口到美国的电视节目，是1998年的《还珠格格》，这个过程用了41年，但腾讯视频只用了18个月就实现了这一突破。前不久，腾讯视频原创出品的明星访谈节目《大牌驾到》落地福克斯电视台，它将在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播出。这是文化产业“走出去”的重要一步。

刘胜义还表示，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克服这一难题不能仅仅依靠物质资源的投入，更多的要依赖信息和知识的贡献，而这也需要网络技术的推动。他举例说，福建是中国主要的茶叶种植地区之一。但福建山区非常多，许多偏远村庄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它们的优质茶叶。而现在，它们在互联网上销售自己茶叶的同时，还一并做了市场推广，此间产生的费用远远低于其他途径。其中一个村子2014年上半年就实现销售额3000万元。这个村的人均纯收入飙升到13800元，高出许多富裕省份村庄的平均收入。

显然，福建的例子只是互联网帮助解决中国地区之间不平衡问题的众多例子之一。不论是福建的茶农还是四川的牦牛奶生产商，他们现在都不仅在中国，而且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实际上是对国家经济潜力的充分挖掘。作为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互联网产业，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而不断腾飞，正逐渐彰显出巨大的影响力和远大前景，甚至正在成为新经济体系的重要拉动者，并且决定着中国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