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书所记，伏羲氏始作八卦，造书契。其后有距今四六二八年前(西元前二六九八年)即位之黄帝，命其臣仓颉作书，史皇作图。神话而已，无以证其信否。又言帝舜(西元前二二五六年即位)：“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尚书》)(华虫，雉也。会，同绘。宗彝，虎蜼也，蜼为猿类。黼，作斧形，黻作“ 《春秋左氏传》宣公三年)是舜时已知用五采绘绣，且以天象、动物、植物及用品为图案，而夏初且能图像怪物；然是否信史，尚属疑问。
北京地质调查所曾在河南、奉天、甘肃等处发现新石器时代及初铜器时代之彩色陶器，大抵在西元前三千年与二千年之间，其陶器或红地黑纹，或灰地红纹，或淡红地加深红彩色，为当时已知利用彩色之证。(见《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其出自河南遗墟者，仅示几何花纹，如直线、曲线、弧形，8形、螺线及带纹等；出自甘肃者，更具有各种动物图形，如马形、鸟形等，且有作人形及车形者。奉天秦王寨发见之陶器，多作波纹及波浪围绕纹者，有时双弧花纹，以背相向，或交相切成×之形。双卧弓形，凸侧向上，中连一长隙地，仿佛作棕叶形，此为一种进化之植物花纹。因知此时期中对于色彩之配布，几何形、动植物、人体之描写，已发其端，而尚无文字。
在殷代(西元前一七六五至前一一二二)，常以天干十字为人名。自来得古铜器者，辄以文字简单而有父己、祖辛等人名为殷器。最近又于河南安阳县殷之故都，得龟甲兽骨之刻有卜词者，其人名既相类似，而文字体格亦颇同符，其刀法之匀称，行列之整齐，足以推知文字之应用，远在殷以前矣。民国十七年十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考古组李济君等亲往殷墟，以科学的方法试行发掘，所得甲骨，较购诸土人者为可信，足以证知殷人所刻文字之真相。而同时得有殷人陶器，于绳纹、弦纹、三角纹、斜方纹、云雷纹以外，兼有兽耳、兽头之饰。又得石刻人体之半，所遗留者，自腰至胫，并其握腿部之双手。虽当时人之图画尚未发见，而其对于线条之布置与动物人体之观察，亦可推见端倪也。《尚书》序称高宗(西元前一三二四年即位)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皇甫谧谓使百工写其形象。果如所解，则当时已有画像之法矣。
至于周(西元前一一二至前二四九)，则金器之出土者较多；其花纹以云雷与兽头为多，植物甚少，人体殆不可见。直至秦季，图画之迹，尚未为吾人所目睹。史籍所载，画斧于扆，画虎于门，及其他日月为常，交龙为旂，熊虎为旗，鸟隼为 ，龟蛇为旐之类，以天象及动物为象征。《考工记》为周季人所著，称画绘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赤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是当时对于各色配合之法，已甚注意。《考工记》又称绘画之事，后素功，则当时先布众色，而后以白彩分布其间，是一种勾勒法。又《家语》称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康，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如所言果信，则当时画家已有表现特色之能力。王逸作《楚辞章句》，谓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是武梁石室等图画，在周代已肇其端矣。又《史记》称：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是宫室界画，当时已有能手。《说苑》称，齐王起九重台，召敬君图之，敬君久不得归，思其妻，乃画妻对之。是写像画亦已流行矣。
《韩非子》称：客有为周君画筴者，三年而成，君观之，与髹筴者同状。周君大怒。画筴者曰：“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出时，架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画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此殆如欧洲之油画，非在相当之距离，值适宜之光线，未易睹其优点者，足以见当时人对于绘画之鉴赏力也。《庄子》称：“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所谓众史皆至，颇近宋、明画院之体制。其以解衣般礴之史为真画者，殆如近代国内之尊写意而薄工笔，欧洲之尚表现派而绌古典派矣。《吕氏春秋》以画者之仪发而易貌，为等于射者之仪毫而失墙，明画者当有扼要之识力，《韩非子》称画之最难者为犬、马而易者为鬼魅，可以见当日偏重写实之趋向，均理论之重要者也。
钟鼎款识，均用刀勒，其体与甲骨文字相等。其时又有竹书漆字，郑玄、卢植等均称为科斗文。王隐曰：“太康元年，汲郡民盗发魏安厘王冢，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时古文也。其字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焉。”周宣王时(西元前八二七至前七八二)，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如囿之作 ，员之作鼎，祷斋祟之作 ，堵城埤之作 ，大抵视古文为繁缛，殆基于文字上求美观之意识。今北平所保存之石鼓文，相传为此时所勒，字体茂密，诚与金器款识不同。及秦代，李斯又齐同各国文字，定为小篆。今所传瑯琊、泰山等刻石，体皆圆长；而秦权铭文则变为方扁，但均与石鼓文不同。时又有程邈作隶书，为晋以后行楷书所自出，而蒙恬始以兔毫为笔，供以后二千年间书画之利用而推广，其功亦不可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