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初至唐末，凡千一百十二年(西元前二○六年至西元九○六年)，在此一时期中，各体书画，均有著名之作品；内容之复杂，形式之变化，几已应有尽有。收藏鉴赏，代有其人，理论渐出专著。书画二者，既被确定为美术品，而且被认为有同等之价值者，故谓之成熟时期。

(甲)画之演进

人物画，前时期已有之，而此时期中至为发展。有画古人者，如汉武帝使黄门画者画周公助成王之图赐霍光；献帝时所建之成都学周公礼殿，画三皇五帝三代之君臣及孔子七十二弟子于壁间；杨修之严君平卖卜图；唐阎立德之右军点翰图等是也。有画同时人者，如汉宣帝画功臣之像于麒麟阁，并题其氏名官爵，唐阎立德画秦府十八学士，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顾恺之图裴楷，颊上加三毫，观者觉神明殊胜。梁武帝以诸王在外，思之，遣张僧繇乘传写貌，对之如面，是也。有画外人者，如汉成帝画匈奴休屠王后之像于宫壁，唐阎立德作王会图及职贡图，画异方人物诡怪之质；其弟立本奉诏画外国图，张萱之日本女骑图，周昉之天竺女人图等皆是；而唐之胡瓌、胡虔，以图画番族擅长，在宣和画谱中，瓌所作番族画六十有六，虔所作四十有四也。

人物画中之特别者为鬼神。前时期中《楚辞·天问》之壁画，已启其端；至汉代鲁灵光殿之壁画，与之类似。其他若武帝甘泉宫之天地、太乙诸鬼神，武荣祠所刻海神、雷公、北斗星君、啖人鬼，皆本于古代神话者也。明帝时，佛教输入，命画工图佛，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是为佛像传布之始。三国时，吴人曹不兴以善画人物名，见天竺僧康僧会所携西国佛画像，乃范写之，盛传天下。其弟子卫勃作七佛图，于是有佛画名家矣。晋代顾恺之在瓦官寺画维摩诘一躯，观者所施，得百万钱。南北朝，佛教盛行，北方有多数石窟之造像，

而南方则有多数寺院之壁画；其时以画佛著名者甚多，在南以张僧繇为最，在北以杨乞德、曹仲达为最。张僧繇尝遍画凹凸花于一乘寺，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云。北魏时，道士寇谦之等，效佛徒所为，设为图像，于是道教画与佛画并行；唐以李氏托始于老子，道教流行，图像更盛；但佛像与道教像往往并出一手，如唐阎立本既有维摩、孔雀明王、观音感应等佛像，而又有三清、元始、太上西升经等道教像；吴道玄既有阿弥陀佛、三方如来等像及佛会图，而又有木纹天尊、太阳帝君等像及列圣朝元图，是也。唐之中宗，禁画道相于佛寺，则知前此本有道、释混合之习惯，而至此始划分之。

故事画、人物画本多涉故事，而此时期故事画之较为复杂者，辄与文艺相关。相传汉刘褒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云汉、北风，皆《诗经》篇名。其后如卫协之毛诗北风图，毛诗黍离图；戴逵之渔父图、十九首诗图，皆其例也。而流传至今者，惟有顾恺之之女史箴图卷，自《宣和画谱》以至《石渠宝笈》等书，均载及之；清乾隆时，尚存于北京内府御书房中，经义和团之变，流入英国，现存伦敦博物馆中。

人物画中之士女，在此时期，亦渐演为专精之一种。汉蔡邕之小列女图、王廙之列女传仁智图、陈公恩之列女传仁智图、列女传贞节图，已开其端，尚以《列女传》为凭借。顾恺之之三天女美人图，孙尚之之美人诗意图，已专画美人。至唐而有张萱、周昉，始以士女名家。

动物、植物之描画，已起于前时期。在此时期中，亦渐有确定之范围。汉之武荣祠，有虎、马、鱼、鸟及蓂荚等图，镜背有勒蜂、蝶、鹊、鸽与蒲桃者。又史称汉文帝在未央宫承明殿画屈轶草。及晋而有顾恺之之凫雁水洋图，顾景秀之蝉雀图，史道硕之八骏图等。及唐而始有曹霸、韩幹等以画马名，戴嵩以画牛名，韦偃、刁光胤以戏猫图名，边鸾、周滉以花鸟名。

宫室之画，前期所有。汉以后，如史道硕之金谷园图，梁元帝之游春苑图，亦其一类。至隋而始有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等，以台阁擅长。

画之中有为此时期所创造而发展甚速者，山水画是也。载籍所传，戴逵之吴中溪山邑居图，顾恺之之雪霁望五老峰图，殆为山水画中之最古者。其后宗炳作山水序，梁元帝作山水松石格，足见山水画流行之广。至唐而有三大家：(1)吴道玄，行笔纵放，如风雨骤至，雷电交作，一变前人陆展等细巧之习。(2)李思训，画着色山水，笔势遒劲，金碧辉映，时人谓之大李将军；其子昭道，变父之势，妙又过之，称小李将军，是为北宗。(3)王维，善泼墨山水，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生尘外，怪生笔端。始用渲淡，一变拘研之法，是谓南宗。山水画发展之远大，于此可见。

此千余年间，画之种类渐增，分工渐密，人物画之蕃变，已造极点。山水画亦已为后人开无数法门矣。

(乙)书之演进

书之进化，与画稍有不同。随时代之需要而促多数善书者之注意，汉代流传最多者，为篆、隶、分三体。自晋以后，竞为楷法，以行、草辅之。其他各体，偶有参用而已。

汉人近承周、秦，用篆尚多；在钟鼎上有类似秦刻石文者，如孝成、上林诸鼎是；有类似秦权文者，如汾阴、好畴诸鼎是；有体近扁僇者，如绥和鼎铭等是；有偏于方折者，如陶陵鼎铭是。其在瓦当文，往往体兼圆方；惟转婴柞舍，六畜蕃息等文，则偏于方折。其在印章，则匀齐圆润，不涉支蔓。其在泉币及镜背，则类似秦权，间参隶势。其在石刻，则尚存二十余种，其中以三公山之苍古，少室神道阙与开母庙石阙铭之茂密，为最有价值焉。三国，有吴碑二，苏建所书之封禅国山碑，以雅健称；皇象所书之天发神谶碑以奇伟称焉。自晋初以至隋末，凡三百五十三年，以能篆著称者，不过二十六人；唐代二百八十八年，能篆者八十一人。唐代时期较短，而能篆者几三倍于前时期，殆有篆学中兴之象。但前时期之二十六人中，有著《汉书》之班固与著《后汉书》之范晔，以草书著名之卫瓘，著《玉篇》之顾野王，撰集古今文字之江式，均非专以一技名者。而妇女中，亦有庾亮妻荀夫人，以兼善正行篆隶，于韦续《九品书人论》中，占上之下云。唐代八十一人中，有以楷书著名之欧阳询，著《书断》之张怀瓘；且有功业彪炳之李德裕，篆题阎立本之太宗步辇图，可称两美。其最以书法自负者为李阳冰，以直接秦刻石自任，所谓“斯翁之后，直至小生”者也。所书有谦卦爻辞、三坟碑、滑台新驿记等。其在缙云者，有孔子庙记、城隍神记及般若台铭三碑，篆文最细瘦。欧阳修(《集古录》)谓：“世言此三石皆活，岁久渐生，刻处几合，故细尔。然时有数字笔画伟劲者，乃真迹也。”赵明诚(《金石录》)则谓：“此数碑皆阳冰在肃宗朝所书，是时年尚少，故字画差疏瘦；至大历以后诸碑，皆英年所篆，笔法愈淳劲，理应如此也。”又有大历二年及三年瞿令问所书之元结峿台、浯溪、唐庼三铭，垂画甚长，亦仿秦篆者。其后有李灵省，为欧阳氏所注意，谓：“唐世篆法，自李阳冰以后，寂然未有显于当世而能自成名家者，灵省所书阳公碣，笔画甚可嘉。”盖灵省曾为阳公旧隐碣篆额也。

八分书为汉人刻意求工之体(分与隶之别，异说至多；今从包世臣说，以笔近篆而体近真者为隶，笔势左右分布相背者为八分)。最工于此者为蔡邕，其最大之作品，为熹平四年之石经，即《后汉书》列传所谓：“邕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者也。”然传称邕与堂谿典、杨赐、马日　、张驯、韩说、单飏等正定六经文字；而石经残本，于《公羊传》后有赵　、刘宏、张文、苏陵、傅桢等题名；《论语》后有左立、孙表等题名；故洪适(《隶释》)谓：“今所存诸经，字体各不同……窃意其间必有同时挥毫者。”其他若华山、鲁峻、夏承、谯敏等碑，有疑出邕手者，皆未可信。其他师宜官、梁鹄(或云孔羡碑为鹄书，然未确)、邯郸淳及蜀诸葛亮等，虽以善八分著，而作品亦未能确指。现在所见八分书各碑，除武班碑为纪伯元书、卫方碑为朱登书、樊敏碑为刘懆书外，虽均未能确定为何人所书，而每一种均各有独到之点，非工书者不能为。康有为谓：“骏爽则有景君、封龙山、冯绲；疏宕则有西狄颂、孔庙、张寿；高浑则有杨孟文、杨著、夏承；丰茂则有东海庙、孔谦校官；华艳则有尹宙、樊敏、范式；虚和则有乙瑛、史晨；凝整则有衡方、白石神君、张迁；秀韵则有曹全、元孙；以今所见真书之妙，诸家皆有之。”非溢美之言也。

自晋至隋，以善八分称者不过十人；而善草书之索靖，善隶行草书之王羲之，皆与焉。有陈畅曾书晋宫观城门，刘瓌之题太极殿牓。有唐一代，工八分者，百五十余人，而苦吟之贾岛，善哭之唐衢，作《法书要录》及《历代名画记》之张彦远皆与焉。欧阳修谓：“唐世分隶名家者，四人而已，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及史惟则也。”杜甫所作李潮八分小篆歌，有云：“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以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史惟则外，又有史怀则，亦善八分，疑为昆弟。又有韩秀弼、韩秀石、韩秀荣三人，亦同时以八分书碑，疑亦昆弟也。李邕以真行著，而分书亦称道逸；《旧唐书》称：“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请张廷珪以八分书之。”廷珪分书之精，于此可见矣。

隶为秦、汉间胥吏应用之书体，不常用以刻石；汉石刻中，如永光三处阁道、开通褒斜道、裴岑纪功碑等，皆仅见之作也。其后稍稍参用八分书之波磔，则演为魏、晋以后之隶书，即后世所称为楷书，或真书，或正书者。自晋以后，公私文书，科举考试，经籍印行，无不用此体者，等于秦以前之篆矣。而美术性质之隶书，则托始于魏、晋之钟、王。

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及受禅表两石刻，相传为钟繇所书，然未能证实也。相传繇之墨迹，有贺捷、力命、荐季直诸表，及宣示帖等。其子会及其外孙荀勗，均能传其笔法。及晋王导，携其宣示帖渡江，导从子羲之，先学于卫夫人铄，嗣后参酌钟繇及李斯、曹喜、蔡邕、梁鹄、张昶之法，自成一家。所写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孝女曹娥碑等，被推为“古今之冠”。羲之子献之。“幼学父书，次习于张芝，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合天矩。”(别传)所书有洛神赋、保母李意如圹志等。嗣后言隶书者，恒言师钟、王；或曰师王祖钟；或日出于大王(羲之)，或曰师资小王；或曰书宗二王。虽繇同时之卫觊，二王同时之羊欣等，均未能与之抗衡也。晋代以隶书名者百十余人，其为受钟、王之影响无疑。嗣是而宋二十六人，齐二十三人，梁三十二人，陈十六人。中如陶宏景者，以所书瘗鹤铭，为后代所宗仰；然张怀瓘(《书断》)谓：宏景书师钟、王，采其气骨，时称与萧子云、阮研等，各得右军一体。又萧子云自云：善效钟之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可以见当时评书之标准，不离钟、王矣。

其在北朝，称善隶书者，魏三十余人，北齐二十人，周八人。魏初重崔、卢之书。崔氏以书名者，为宏及其子悦、简；卢氏则有伯源。宏祖悦与伯源六世祖谌，以博艺齐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子宏，世不替业。(见《北史·崔浩传》)是知魏代书家以钟、卫之派为多。周之王褒，萧子云之内侄也，子云特善草隶，褒少去来其家，遂相模范，名亚子云。赵文深，少学楷隶，年十一，献书于魏帝，推有僮王之则。是北方书家，亦钟、王流派也。

但北魏、北齐诸石刻中，有专用方笔一派，以龙门造像为最著，显与宋帖中所摹魏、晋人书不同，因而阮元有南帖北碑之说，谓南派有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康有为则谓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敬显镌、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南碑中如始兴王之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何尝与张猛龙、杨大眼笔法有异？用以反对阮氏南、北之派，碑、帖之界。然康氏所举，不过偶有例外，就大体说，阮说是也。《礼记·乡饮酒义》谓：“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感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曾国藩尝引以说文学中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之不同，书法中温厚与严凝之别，亦犹是耳。南人文弱，偏于温厚；北方质实，偏于严凝。胡适《白话文学史》特揭斛律金敕勒歌之雄强，谓与南朝不同，亦足为旁证也。

隋祚颇短，而称善书者亦二十余人。其中如丁道护者，蔡襄称其兼后魏遗法，且谓：“隋、唐之间，善书者众，皆出一法，而道护所得为多。”又窦众谓：“赵文深师右军，赵文逸效大令；当平凉之后，王褒入国，举朝贵胄，皆师于褒，唯此二人独负二王之法，临二王之迹。”足见南北两派互竞之状态。然统一之初，渐趋协调，势所必至。康有为谓“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简要清通，汇成一局。龙藏碑统合分隶，并吊比干文，郑文公、敬使君、刘懿、李仲璇诸派，荟萃为一，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也”，可以观其概矣。

唐代二百八十八年，以工隶书名者及七百余人，可谓盛矣。其间活用古法，自成一家者，虞世南、褚遂良等，继承南派之姿媚，而参以北派之遒劲；欧阳询、柳公权等，袭北派之险峻，而参以南派之动**；徐浩之骨劲而气猛，李邕之放笔而丰体，颇拟融和南北，而各有所偏；其能集大成而由中道者，其颜真卿乎！朱长文(《墨池编》)云：“观中兴颂则闳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其承家之谨；观仙坛记则秀颖超举，象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诚确论也。

行书和隶书之小变，张怀瓘(《书断》)谓：“桓、灵之时，刘德升以造行书擅名。”陆深(《书辑》)谓：“德升小变行法，谓之行书。带真谓之真行，带草谓之草行。”卫恒(《书断·引》)谓：“胡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钟瘦。”羊欣(《能书人名》)谓：“钟繇书有三体，三曰行押(谓行书)，相关者也。”知行书实托始于行押，而独立成一体，则在魏、晋之间。

以善行书著名者，晋三十六人，宋、齐、梁、陈四朝三十七人，魏、北齐、周三朝十人，隋五人，而唐则百六十四人。晋人中，自以王羲之为巨擘，其最著之作品为兰亭序；而刘琨、谢安，皆其选也。陈之江总，周之庾信，亦以行书名。唐代，如欧阳询、褚遂良、柳公权等，善楷书者，无不兼善行书；而李白、杜甫、顾况、张籍、杜牧诸诗人之行书，亦为时人所宗尚云。

草书者，王愔(《文字志》)谓：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书，粗书之。张怀瓘(《书断》)谓：“存学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后世谓之章草。”(《后汉书》)称：“北海敬王睦善文书，及寝病，明帝使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草书始于汉代无疑。

善草书者，汉及三国二十五人，晋七十四人，宋、齐、梁、陈四朝六十人，魏、北齐、周三朝二十六人，隋十九人，而唐则百二十七人。汉杜度为齐相，善章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崔瑗师于杜度，点画之间，莫不调畅。张芝学崔、杜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韦仲将谓之草圣。晋卫瓘与索靖俱善草书，论者谓瓘得伯英(张芝)筋，靖得伯英肉。王羲之自谓比张芝草，犹当雁行。常以章草答庾亮。翼(亮弟)与书云：“昔有伯英十纸，过江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足见自汉迄晋，均以张芝为标准矣。

王献之幼学父书，次习于张。陆深(《书辑》)谓：“羲、献之书，谓之今草。”张怀瓘(《书断》)谓：“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宛转，大行于世。”是知二王出而草书又革新。张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齐高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足见当时二王法之盛行矣。羲之七世孙释智永草书入妙，临真草千文八百余本。

至于唐代，孙过庭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作《书谱》。张旭自言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公孙舞剑器，得其神。杜甫《饮中八仙歌》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主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可以见其豪情矣。李笔(《国史补》)谓：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据《书史会要》《书苑菁华》等书，则张旭传邬彤，邬彤传怀素，而怀素自谓得草圣三昧焉。

经此时期，易籀篆之世界而为行楷之世界，分书草书，虽亦曾盛极一时，然自此以后，与籀篆同为偶然寄兴之作，不及行楷之普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