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呈现“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的四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区域经济增长的重心有“北上西进”的趋势，跨区域产业转移和重组的势头强劲。城市群或大城市圈在区域发展中的主导力量不断增强，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快，跨区域经济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推动了区际互动发展，区域合作已从各地方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大企业在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已经逐步形成，跨国区域经济合作日益加强，正在努力构建“两线两圈一中心”的区域经济新格局。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是“五个统筹”的重要内容，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了走东中西各展所长、良性互动、地区间公共服务与人民生活水平差距逐步收敛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的目标和路径。纲要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总态势可概括为：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四类主体功能区和八类问题区。

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即“四大板块”，东部板块、中部板块、西部板块和东北板块。中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的四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格局。

“四大板块”的发展重点和路径各有不同。具体来说，东部继续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特别是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各个经济区和经济特区，发挥了带动辐射作用，珠三角、长三角跃升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两极”。东部沿海地区依托自身的经济基础，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不断提升综合竞争力，继续保持领先发展势头。东北三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支持重大装备研发制造，力争在装备制造业振兴方面取得突破，重振昔日雄风。西部地区通过国家支持、自身努力和区域合作，由传统资源时代向现代产业时代推进。成渝经济区、关中经济区、环北部湾经济区等西部经济圈被确定为率先发展的重点区域。重庆和成都联合获批成立“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西部地区要继续推进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建设一批重点工程，着力支持科技、教育、特色产业和重点区域发展。中部地区围绕国家中部崛起的战略，正在着力解决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矛盾，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积极承接东部地区和境外的产业转移，外部投资的“磁场效应”已经形成。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围绕“两型社会”，在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上探索内生型经济发展道路。

四类主体功能区，是依据各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基础与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发挥区域间比较优势，明确不同功能定位的区域，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八类问题区包括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集中贫困地区、三峡库区、资源枯竭型矿区，这类地区的划分有利于提高区域政策的针对性和力度，缩小地区差距，实现东中西部地区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十二五”规划则进一步指出了区域发展的政策导向：“促进区域协调互动发展。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产业有序转移，在中西部地区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二)北上西进——跨区域产业转移和重组势头显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心在东南沿海地区，这是由该区域所具备的各种条件决定的。随着东南沿海经济的扩张和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投资有北上西进的强劲趋势，北部沿海和西部地区有足够的理由成为潜在经济增长核心区。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由于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的日益紧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环境压力的提高，面临调整产业结构的紧迫压力，而北部和西部地区劳动力价格和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正好凸显。北部地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大批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投资环境日趋改善，民营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目前正迎来重化工业阶段，北部尤其是环渤海地区重化工业基础雄厚，有重化工业腾飞的条件。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西部经济快速发展，青藏铁路、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一批标志性项目提前完成，基础设施得到巨大改变，各地丰富的区域资源正亟待转变成市场和产业优势，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起飞，必须在全国各地构建许多辐射能力更强的新增长极，解决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问题，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投资“北上”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随着国家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措施逐步到位，环渤海地区的钢铁、石化、煤电、装备制造以及港口和现代物流业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滨海新区还是以金融创新为重点的综合改革试点。投资“西进”进展较慢，总量较小，但是随着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会呈加快之势。近年来沿海很多地区进一步发展面临“地荒”、“民工荒”等难题，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升级，从而需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一批劳动密集、高耗能及资源型产业以及一部分加工贸易企业，西部地区的环境压力将逐步增大。我国沿海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接纳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在生产要素和部分产业由东向西、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转移扩散的同时，包括高端劳动力、资本、部分产业(其高端环节)将进一步由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地区转移，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也将进一步加强，形成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分工体系，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三)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主导地位凸显

城市群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由若干个临近的经济联系密切的地级市组成的具有一定主体功能的城市经济区，是一种集约、高效的空间组织形式，它通过调动、控制和管理区域资源，使之得到不断优化，并带动更大区域的发展。我国城市化自20世纪90年代很快进入加速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一大批中等城市成长为大城市，新的城市群不断涌现，城市圈内部一体化进程加快，形成多极化的、辐射带动力强的区域增长极。根据现有发展基础和“四大板块”发展规划，我国有条件加快发展的大都市圈或城市群(带)主要有：长三角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京津冀城市圈、辽中南城市群(以沈阳、大连为中心，包括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辽阳、营口、盘锦、铁岭等城市)、山东半岛城市群(由济南、青岛、烟台、淄博、威海、潍坊、东营、日照8个设区市构成)、海峡西岸城市带、武汉城市圈、南京都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城九市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共59个县市区)、昌九工业走廊、成渝城市圈、关中城市群(以西安为中心，包括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商州等地级市)、环北部湾城市群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群和城市圈的形成及其相互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加快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并主导区域甚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格局。

(四)跨国区域经济合作日益加强

中国对外开放的空间格局由20世纪80　年代的沿海逐步扩大到　90　年代的沿江、沿边和广大内陆城市，目前，已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对外开放格局。从总体趋势看，已经形成由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地区、省会城市直至内地各开发区所组成的对外开放格局，向东、向北、向南和向西全面立体开放的格局也基本明确，沿海和沿边的对外开放环带也初具规模。中国区域发展格局与周边地区区域集团化发生紧密的关联，中国与相邻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得到加强，逐步形成若干个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区，这为我国各地区进一步发挥地缘优势，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也必将有利于中国逐步建立起多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格局，加速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

从全球角度看，中国区域发展格局的演变受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中心向亚洲转移的激励和制约，我国跨国合作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区主要有以下几个：东北亚次区域经济区，主要有中国的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及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蒙古；东南亚次区域经济区，主要有中国的华南、西南地区及东南亚诸国；南亚次区域经济区，主要有中国西部地区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中亚次区域经济区，主要有中国的新疆及西北地区和中亚诸国等。

构建“两线两圈一中心”的区域经济新格局。目前，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能源资源，构建连接中东、非洲的中缅战略通道即“南亚线”以及连接中亚、俄罗斯的中土、中俄战略通道即“西北亚线”，使之成为新时期能源资源补给的新通道和加速对外开放的新窗口；以珠三角为龙头、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环北部湾开发为契机，辐射带动广西、云贵地区发展，加快推动形成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为两翼，以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为中轴的中国—东盟“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加快粤港澳区域合作和泛珠合作，推进珠三角和港澳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积极推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一体化，借势推进“东南亚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以京津冀为龙头、以天津滨海新区开发为契机，整合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辐射带动中原、关中、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发展，并向兰州、乌鲁木齐延伸，借势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区域整合，积极推进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经济一体化，构建“东北亚经济圈”；　以长三角为龙头、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为契机，辐射带动武汉经济圈、长株潭经济圈、成渝经济区发展，推进长三角、海峡西岸经济区与我国台湾地区的融合和经济一体化，在此基础上培育和发展以上海为核心的“亚太经济中心”，最终形成基于“两线两圈一中心”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区域经济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