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两个高度相关，同时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生产的包括产品和劳务在内的产出数量的增加。经济发展则意味着随产出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文教卫生、群众参与等内在的变化。可见，经济增长的内涵较为狭窄，是一个偏重数量的概念，而经济发展的内涵较广，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一方面，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一般而言，没有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的，正如赫立克和金德尔伯格所说：“很难想象没有增长的发展。功能的变化总是自然而然地包含规模的变化。一国经济除非能够生产超过它生存所需要的东西，否则作为发展标志的产出构成的变化是不可能出现的。总之，虽然我们可以描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我们却认为发展过程几乎必须依赖于某种程度的同时发展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产生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由于制度上的原因，产出增长的结果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资源的快速耗减、失业日益严重等情况，就说明有增长而无发展，即出现了“无发展的增长”的现象。

关于是否需要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西方经济学家的看法并不一致。虽然大部分学者主张应该将两个概念的内涵加以区别，但也有学者把两者作为并列的概念使用，有的虽然在概念辨析上强调应该区分这两个概念，但又将两者作为可以交换的概念使用。基于以上分析，尽管认为经济发展并不等同于经济增长，但仍然将两者作为一对可以相互替代的名词使用。

区域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发展是同质的，所以两者的机制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受多种因素的推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中，通常更为关注影响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技术进步等。区域经济又具有与宏观经济不同的特点，作为有明确边界、高度开放的区域经济体而言，其经济发展不仅受一般宏观经济发展规律的影响，而且区域自身的背景条件还将发挥更为明显的作用。因此，可将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分为四类：一是区域的自然禀赋，即区域提供自然资源的能力，是一个区域重要的发展环境因素。二是区位条件。三是区域的生产要素投入，主要指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等。四是区域的投资环境。

(一)自然禀赋与区域经济发展

自然资源包括自然界中一切能够为人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包括各种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是形成劳动地域分工和地区劳动生产率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虽然我们不能把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简单地归结于自然禀赋，因为这很容易犯“地理环境决定论”宿命思想的错误，但也决不能否认自然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显然，自然资源的种类和数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活动的规模、结构和效率等。区域自然资源的禀赋条件往往是区域经济取得比较优势的重要影响因素，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其良好的组合状况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自然禀赋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结构。如，工业革命后，煤炭和蒸汽机取代了薪炭和水力成为主要的能源和动力，大机器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生产分工越来越细，部门间、行业间的内在联系日益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地理集中趋势日益明显，而煤炭产区成为主要的产业集中地。在19世纪的英国，以伦敦为中心的工业区、以曼彻斯特为代表的兰开夏地区、以格拉斯哥为中心的工业集中区等煤炭产区逐渐成为英国最发达的地区。而哈巴卡克对美国的研究同样指出，自然资源的丰富使美国获得了更高的生产率，并最终促成19世纪的繁荣局面。美国在工业生产中的领导地位与其在煤、铜、石油、铁矿石等资源产品的开采和生产是分不开的。

20世纪初，随着内燃机的发明和使用，石油开始成为一种新的能源。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迅速增加，经济发展对石油的依赖性逐渐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得益于丰富的石油资源的生产和出口，一些石油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1/4，有世界“石油之王”之称，石油生产和加工带动了该国经济的迅速增长，1965～1980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9％。

总之，自然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但是必须明确的是，我们在考察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时候，绝不可忽视特定的技术、经济、制度等区域背景。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变动以及制度的变迁，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向、影响力都可能发生相应的变动。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说明是因为，尽管我们倾向于认为自然资源丰富度一般与区域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很多经验研究也揭示了这种关系的确存在，但是现实中也不乏这样的现象存在，即许多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非常缓慢。

国家层面上，Sachs和Warner(1999、2001)、Gylfason　etal(1999)、Papyrakis和Gerlagh(2004)等揭示了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自然资源丰富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自然资源贫乏国家缓慢的事实。随着大量对自然资源丰裕度与国家经济增长绩效之间负相关性研究的验证，“资源诅咒”逐渐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出现，用来形象地反映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作用，描述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慢于资源贫乏经济体的现象。

在一国内部地区的层面上，“资源诅咒”似乎同样存在。从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来看，虽然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丰富，但是其经济增长速度却较自然资源较为匮乏的东部地区缓慢得多。徐康宁和王剑(2006)研究了1985～2003年我国29个省区能源产量与平均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关系，规范验证了“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是成立的。通过对山西省的典型分析，他们认为，由自然资源开采引发的“荷兰病”、资本外流、制度弱化、资源浪费、贫富差距扩大、人力资本缺乏积累和科技能力下降是导致自然资源禀赋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而制造业衰退和产权安排缺陷则是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关键。

自然资源禀赋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相关关系的双重性说明，自然资源最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或者严格地说，在一定条件下，丰富的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尤其在农业经济阶段和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未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源泉，相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一定的条件”包括教育、科技、制度、文化、政府管理等，其中制度是相当重要的。没有相应的制度条件，即使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未必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结果往往可能相反。因此，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只有改变传统的资源导向型发展模式，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使经济增长达到质和量的统一，才能够走出依赖自然禀赋增长的陷阱，发挥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二)区位条件与区域经济发展

区位是指区域在地理空间中的位置，一般可以分为自然地理区位与经济地理区位。自然地理区位最通常的表述方式是以经纬度较为确切地标识出地理事物的空间几何位置，它实际上反映的是绝对区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区域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通常会对其经济发展结构、规模等带来一定的影响。如纬度位置的不同，直接影响温度和降水量，使不同纬度地区的气候产生差异，从而影响区域农业产出规模及产品结构。

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的相互依存性决定了位于不同区位的区域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这种相互联系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区域的相对经济地位，经济区位反映的正是区域在整个经济体(或者说是国家)中所处的相对经济地位。与自然区位相比，区域经济学更加重视经济区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某一区域的发展潜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相对位置，而不仅仅是它的自然条件。区域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所处的相对位置不同，得到的外部发展机会也会不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会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绝不能孤立地看待区位条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必须将这种分析置于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区域的相对经济区位也将改变，从而对区域经济发展、经济空间格局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变迁充分说明了发展战略和政策对区位条件的影响，作为区位条件变化的结果，中部地区经济地位的变化则进一步验证了区位条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采取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在封闭条件下，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优越区位优势得到充分显现，在全国地区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加强，而以武汉等特大城市为代表的中部地区曾经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区域。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上逐步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地区发展战略上实行沿海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在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沿海地区面向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超越了中部地区面向国内市场的区位优势。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外商直接投资持续进入，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得到充分体现，以劳动密集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制造业发展迅速。这些地区正在以一种反梯度模式进行着其特殊的“再工业化”过程，并形成对内地国有部门和传统工业地区的刚性就业替代，导致中部地区出现制造业衰退和就业萎缩的趋势，中部地区的经济地位由此被“边缘化”。

(三)生产要素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区域产出的增加，而要素投入是产出增加的基础。正因为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通常使用的所谓生产函数反映的就是产出与要素投入之间的技术关系。资本、劳动力、土地是生产的最基本要素。随着技术进步因素在生产活动中作用的日益增大，区域产出的增加已经开始并不主要取决于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而更多地取决于科技投入。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其科技进步对产出的贡献已经远远超过了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技术进步开始被视为一种生产投入要素。

1.资本

资本一般可以分为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三种形式。实物资本是指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形式，如机器、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设施等，它具有非同质性和相对不流动性的特点。实物资本是投资过程的结果，它代表着本期的生产能力，并同其他互补性生产要素结构代表未来时期的生产能力。金融资本是指企业拥有的各种金融资产，主要分为股份资本和借入资本或债券资本，其具有较强的空间流动性。

资本投入是区域生产活动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资本投入过程本身实际也就是区域生产过程的体现。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因此就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规模与速度的重要因素。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成正比，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这一思想在凯恩斯主义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中，G=s／C，其中资本—产出比C(代表投资效率)被假定不变，因而，储蓄率s成为经济增长率的唯一决定因素。由于储蓄被认为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所以储蓄率就是投资率或资本积累率。由此可见，资本积累在哈罗德—多马模式中被提高到了非常高的地位——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

罗斯托(2001)认为一国要顺利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生产性投资率提高，例如由占国民收入5％或不到5％增加到10％以上。二是有一个或多个重要制造业部门以很高的速度发展。三是有一种政治、社会和制度结构存在，或迅速出现。在这三个条件中，生产性投资率达到10％以上是基本的、先决的条件。由此可见，罗斯托把资本积累和投入看做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前提，并认为这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普遍规律。

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资本形成率的提高。他说：“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由原先储蓄和投资还不到国民收入的4％～5％转变为资源储蓄达到国民收入12％～15％这个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运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

尽管罗斯托、刘易斯等对资本的作用过分强调，并因此被冠以“唯资本论”，饱受争议。20世纪发达国家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确已经下降，但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形成和投入仍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些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证实了资本投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而言，资本投入的贡献远远大于其他要素的投入。武剑(1999)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量化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投入对总产出的推动作用超过其他要素总和，达到了56.3％；沈坤荣(1999)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的大量投入取得的，1953～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76.7％是由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带来的，而资本投入贡献占其中的57.8％；邓翔和李建平(2004)对中国各省区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1978~2003年实物资本是各省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其贡献份额大约为42.5％，而资本投入的区际差异与区际经济差异高度正相关。

2.劳动力

劳动力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简言之，劳动力就是存在于人体内的劳动能力。在这个界定的基础上，我们通常又把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称为劳动力。劳动力具有的生产能力决定了其对区域经济产出的重要影响，所有的生产投入只有经过劳动力有意识的加工与改造才能生产出具有使用价值的最终产品。

劳动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肯定。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改进穷人福利的关键性生产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英国哈比森则认为：“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劳动力对区域产出的影响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区域劳动力数量；二是区域劳动力质量；三是劳动力迁移。

丰富的劳动力数量很可能导致区域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这是非常有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而相反劳动力数量缺乏的区域则更可能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区际产业分工由此形成。中国人口数量大，劳动力价格较低，庞大的劳动力总量使我国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入基础，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至今仍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产业分工的一种最为主要的形式。

区域劳动力总量及其适度的增长可以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投入的需求，从而确保区域经济的正常、稳定发展。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高度重视劳动力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其代表是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从资本系数的可变性出发，通过可变的资本系数在经济增长率和不变储蓄率之间寻找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索洛—斯旺模型推导的结果表明，在均衡增长条件下，产出均衡增长率就是外生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这意味着，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劳动力增长率为零，其产出的增长率就会趋于零。虽然这个模型存在明显的欠缺，但是劳动力及其增长率一直作为重要的经济发展影响因素被选入各类模型。

3.技术进步

现代经济理论十分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技术进步的直接结果是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以更少的要素投入获得同样的产出。技术进步的获得途径是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积极承接国际技术扩散，在技术模仿的基础上，积累技术创新的技术基础和产业基础，最终实现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是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现实选择。

从广义角度来看，技术进步是指技术所涵盖的各种形式知识的积累与增进；而从狭义角度而言，它是指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主体所生产的产品或工艺的变化。技术进步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获得：一是政府部门提供支持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基础性科学技术知识的创造大都采用这种方式进行。二是私人部门为了经济利益进行的研究活动。应用性技术知识主要来自于此类活动。三是实践经验，即阿罗所谓的“干中学”。根据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影响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中性技术进步、节约劳动型技术进步和节约资本型技术进步三种。中性技术进步是指使得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分配比例不发生变化的技术变化；节约劳动型技术进步使得国民收入的分配有利于资本，即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相对增加；节约资本型技术进步指的则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有利于劳动的技术变化。

经济增长理论历来注重技术进步对增长的推动作用。为了说明长期增长的动力，索洛将外生技术进步引入增长模型，实现了对标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重要扩展，认为外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使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存量迅速增加，知识存量的利用就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20世纪80年代后，以罗默和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则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外生技术进步“内在化”，强调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的结果，把研究与开发、质量提高、技术扩散或技术外溢、“干中学”、人力资本积累等技术进步因素作为内生因素纳入增长模型，从理论上说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使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一般来说，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第一，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二，提高装备和产品的技术水平。第三，改革工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污染。第四，提高劳动者的质量和素质，增加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结合产生较高的综合生产率。第五，优化资源配置，不同产业、部门间技术进步的差异导致边际生产率的产业、部门间的差异，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或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产业或部门，提高社会生产率。第六，节约劳动时间，新技术、新工艺提高了劳动力生产率，节约了劳动时间，增加了劳动力的闲暇时间和自由，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七，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于管理领域，提高组织管理水平，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八，知识进展和扩散效应。知识进步使社会文化教育科技水平提高，劳动力创新能力增强，有利于提高劳动质量和资本使用质量；同时通过有目的的研究与开发，创造新的技术，即管理知识，新知识不断涌现带来新的要素效率；技术进步还会产生外溢和扩散效应，不仅提高创新者的生产效率，而且辐射至整个地区及其他地区，从而推动全社会综合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四)投资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

1.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学对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典经济学时代。古典经济学家虽然对其进行过细致而广泛的讨论，但是缺乏系统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于美国的制度经济学派虽然坚持复苏古典经济学传统，以研究制度为己任，但是他们对制度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制度运行状态的描述性分析，缺乏精到的梳理和提炼，致使其难以为主流经济学认可。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和快速发展，关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一种新方向，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

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斯在2003年提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舒尔茨也指出，“一种制度定义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总之，我们认为，制度是能够对人们的行为构成激励或约束的一系列规则，这种规则既包括了经济规则，又包括了社会和政治规则。

制度是区域经济增长重要的决定因素。西蒙·库兹涅茨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上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1971年，他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民所需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准备，而生产能力的提高建筑在先进基础之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斯库利认为制度框架对于经济效益和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那些遵守法规、私人产权以及市场机制的政治开放社会的经济增长率是其他社会(自由被剥夺社会)的3倍，社会效益则是2.5倍。科斯则指出：“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制度之所以对经济增长重要，根据诺斯的研究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没有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诺斯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发现，1600~1850年，在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变化，但是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因此，制度创新减少了交易成本，对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产生了明确的激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第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诺斯和托马斯从制度角度论证了西方世界兴起的奥秘，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他们认为，那种把欧洲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产业革命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产业革命实际上是增长的表现，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原因是私有产权的建立。诺斯认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他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第三，经济增长的原因是有效所有权的出现，从根本上看是交易费用的降低。产权制度表明，只有个人的所有权程度越高、明晰程度越强以及自由流动性越大，对个人的激励越强，经济增长的动力就越大。而产权制度最为重要的结果在于它保障个人或集体占有、使用、转让、分享他们努力成果方面的专有程度、明晰程度和自由流动性程度。

2.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进行文化资本投资是普遍存在的。作为人，即使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也一定习得了某种特定的文化或价值观体系，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一价值观体系实质是一种文化资本。特定的文化资本不仅指导着人们对自己的生产与消费活动作出合理安排，而且最终决定着人们需求的变化与观念的创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化资本是人类经济增长得以实现的“第一桶金”。

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人物诺斯就强调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制度包括文化因素，他的观点是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决定经济绩效。文化或意识形态在诺斯的框架里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不仅认为文化影响着衡量与实施合约的费用，而且他还强调知识、观念和意识形态对企业家决策的影响。而“意识形态”和文化都是不易“操作化”的概念，而且将文化当作一种非正式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深入探索。现代管理学研究也表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产业集群以及学习型组织上，企业文化则成为塑造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而这同样可以应用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上。所以说，诺斯的直觉与他已做的工作无疑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它启迪我们去挖掘更为深刻的长期变量。

邓小平同志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首先开展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可以说是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根本，恰恰证明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键性作用，这在区域发展的进程中同样值得借鉴。思想和眼光，或者说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无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推动力。比较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如资金、技术、交通等，它们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各不相同。从静态分析，文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最大的。资金、技术对区域发展是点的影响，交通、通讯对区域发展是线的影响，而精神、　理念对区域经济发展则是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