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直接面对群众，不仅需要权力影响力，而且更需要非权力影响力。所谓非权力影响力，是指由领导者自身的品德、知识、才能等非权力性因素所产生的自然影响力。其中，领导者的道德力量起着巨大的感召力作用，决定着领导者的发展方向和行为方式。因此，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道德感召能力来做好领导工作。

(一)以身作则，点滴笃行

由于道德感召能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有“不令而行”的效果，这就要求领导者管理好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使自己成为领导集体学习的榜样。领导者自己严格恪守道德责任，遵守道德规范，追求高尚品位，其道德感召能力自然不彰自显。群众对干部总是听其言、观其行。因此，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领导干部自己必须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

对此，古人有先例。《三国演义》第十七回写道：曹操出兵攻打张绣时，恰逢麦熟季节，沿途老百姓因兵至而纷纷逃避，不敢割麦。曹操知晓后便严申军法：“大小将校，凡过麦田，若有践踏者，皆斩首。”不想曹操乘马正行，忽然麦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蹿入田中，践踏坏了一大块麦田，曹操即叫来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主簿问：“丞相岂可议罪？”曹操答：“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人？”于是拔剑就要自刎，众人急忙救住并以“法不如尊”的《春秋》古训来劝说曹操。曹操沉吟良久，终于“割发代首”。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曹操这一以身作则的示范行为所产生的效果：从此他令行禁止、威震三军，部下对之忠心耿耿。领导者应该像曹操一样，在执行规章制度和决定中要率先垂范，以此来调动下属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逐渐增强其对组织和领导者的忠诚度。这是一门高超的领导艺术，需要领导者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历练。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要体现在细节之中。领导者的道德感召能力影响深远、且深入人心，因此，它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形成的。它往往由领导活动中的无数片段和细节综合而成。领导者要发挥这种影响力，必须点滴笃行，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于细微之处彰显道德精神。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老子曾说：“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精辟地指出了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从简单的事情做起，从细微之处入手，管理中的细节就是艺术。

(二)树立典型，教化群众

道德感召能力的发挥取决于下级和群众对领导者的道德认同和追随。因此，领导者要正确对待下级，同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通过一些典型事迹来教化群众。领导者在平时工作中应该要理解、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的工作、生活情况，同群众建立起密切合作、互相关心、互相支持的关系，这样在无形中他就具有了情操感染能力。切不可妄自尊大，盛气凌人高高在上，这样只能降低和损害其威信。

典型引路，是一种常见的教化群众的工作方法，其教化作用的强弱依赖于对典型精神共鸣的大小，而其中朴实无华的东西则最能引起共鸣、打动人心。因此，领导干部要善于发现和挖掘身边一些道德典型，并加大舆论宣传。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农业局副局长汤俭民同志，数十年如一日，全部的工作就是走在田间地头，不断改良品种。他说种子就是他的儿子，他要用他的种子让农民增收得实惠。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有的只是数十年来永不锈蚀的朴实无华的信念，而恰恰就是这个朴实无华，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周围的人。《孝感日报》以近万字的长篇通讯对这一典型作了深度报导。全区上下结合廉政文化建设、结合党员先进性教育，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向汤俭民同志学习的活动。这种典型事迹一旦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就会激发群众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力量，这种潜在的群众道德力和领导者道德力形成一种合力，从而发挥强大的感召作用。

(三)抑恶扬善，营造氛围

领导干部要使道德感召力发挥作用，还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道德环境主要指能够使领导者的道德感召能力得以有效发挥的各种外部条件。在广义上讲，它既包括对道德有着制约和影响的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社会风气、习俗氛围等人文条件，也包括道德活动赖以发生的某一具体情境。领导干部对人对事，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不厚此薄彼，不搞团体主义。做到泾渭分明，惩恶扬善。下属各得其所，各尽其能，积极进取，追求高尚道德操守。从而营造了一种抑恶扬善、身心愉悦的道德氛围。

道德环境对领导者人格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作用”：熏陶作用，即生活在一定道德环境中的人，由于长期受该环境及周围人们和事物的熏染和影响，人格就会不自觉地发生变化；激励作用，即道德环境能促进或抑制道德潜能的发挥，使个体道德人格得以提升或没落；强制作用，即个体在特定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消除自身与道德环境不适应、不协调的矛盾，从而影响个体行为选择与道德素质的发展。因此，在道德建设中，必须十分重视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

具体说来，领导干部为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应该从“扬善、抑恶”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加大领导干部道德典范宣传力度，此为“扬善”，据此对下级和群众进行正面激励，这在上文已有说明。另一方面，要加大“惩恶”的力度。毋庸讳言，对于一些丧失了党的干部应有的道德良知、作风漂浮、争权夺利、贪图享乐、生活腐朽糜烂、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的领导干部，我们不能一味纵容，任其我行我素。有令不行的干部一定要从严查处，要在舆论上营造一种使违反道德规范者感到“孤独”、遭人唾弃、自惭形秽的社会道德氛围，要从整体上消除使清廉有才者孤独贫苦、庸俗腐化者富贵升迁的社会扭曲现象，如此才能形成人人积极向上、追求高尚道德境界的组织环境。

在一个扬善抑恶、公平正义的道德环境里，领导干部很容易集思广益、从善如流。下属和群众乐于向领导者献言献策，一方面，弥补了领导者个人智力的不足，使决策更为科学和有效；另一方面，下属和群众在与领导者的平等交流中受到感召和教化，从而更进一步地增强其参政热情。如此一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便能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在这种领导环境之中，必然能够实现应有的领导效能。

(四)建立制度，完善机制

领导干部道德感召力的发挥不能单单依靠道德本身和领导者个人，它还必须要有外在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来作为支撑。中国历史上，很多明智之士主张儒法并用，《旧唐书》中有，“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德治”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一方面，法制建设离不开道德建设。道德建设不仅可以补充法规所不及的行为规范，而且可以为法制建设创造更加坚实的“知耻”品格保证。另一方面，道德建设离不开法制建设。道德规范是属于软约束，靠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的力量来约束行为，其特征是非强制性。如果一旦这种软性调节行为无效，就必须采取强制性的法律调节作为重要补充。

我们在领导干部道德建设上一个重大失误就在于就道德谈道德的纯道德化倾向并使这一过程流于形式而无实质性的作用。为此，必须加大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制度约束。这对领导者道德感召力的形成和发挥有着重要意义。首先，从制度和法律上给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加以定位，避免道德规范陷入空谈；其次，党纪、政纪和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干部道德自律意识，因为外在的约束会使领导干部的内在修养成为一种习惯；最后，通过相关制度的健全还可以强化监督，防止道德规范所无法约束的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

领导干部完善相关道德约束机制应注重优化组织结构。各地方政府的基层领导者应当大胆探索，精简人员，应用电子化手段，重组或再造内部业务流程，构建一个全新的、双向沟通的扁平化组织结构，改变政府与群众的信息不对称关系，让公众具有更多的获得政务信息和参与政府管理的途径。只有上下级信息渠道畅通，公众才能真正了解政府官员的道德情况，才有可能使其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约束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干部自然会主动注意自己的道德形象，同时领导干部的道德风尚也易于被下属所知晓，从而使其感召能力得以有效实现。

(五)慎用权力，人本管理

由于道德感召力是一种非权力影响力，因此，领导干部要尽量少使用权力因素来管理下级。领导干部随意使用权力这种影响力，不但会阻碍管理目标的实现，还会导致人际关系恶化、组织凝聚力下降，非权力影响力丧失。下级普遍讨厌经常将权力挂在嘴边，尤其动辄以权力相要挟的人。所以，领导者应以慎重的态度对待权力，该使用时使用，而决不张扬炫耀，以权吓人。

在管理中减少了权力因素的使用，领导干部就需要以道德感召能力等非权力因素来树立威望，这需要在工作中注重对被领导者进行情感激励和人文关怀。研究表明，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促其成功的80％的因素来自情感方面，只有20％的因素来自智力方面的影响。情感激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以感情联系为手段的激励方式，在这种激励方式中，领导者的人文关怀贯穿始终。这种利用情感因素来进行领导的方式就是人本管理。这种情感激励启发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自己的情商教育和学习。

人本管理要求领导者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和下属组成一个坚强有力的和睦融洽的群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意愿上升为领导的意图，把领导的决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同时领导者要时刻代表群众的利益，关心群众的生活，解决群众的困难，这样才能发挥凝聚力、感召力。这种非权力影响力的发挥可以有多种方式；沟通思想、排忧解难、慰问家访、交往娱乐、批评帮助、民主协商等。只要领导者真正关心体贴、尊重、爱护下属和群众，通过感情交流充分体现出“人情味”，下属和群众就会把领导者对他们的真挚情感化作自愿接受领导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