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的道德感召力的养成非一日之功，需要在工作实践和日常生活中逐渐提高。提高道德感召力的方法和途径有多种，最为关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养道义责任

领导者道德感召力的根本源泉和动力是其道义责任。道义责任是领导干部在道德和正义上对下属和群众天然应该担负的使命和应尽的义务。美国学者库珀在《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一书中，提出行政人的“主观责任”。主观责任，“是我们自己对责任的情感和信念……它植根于我们自己对忠诚的信念、良知和身份认同”。道义责任便是这种“主观责任”中的深层部分。在道义责任的支配下，我们受良知的策动而行动，不是因为法律或监管者的强迫，而是受内心深处的价值观、信念和态度的驱使，我们才按某种方式行动。而这是行政责任中更为根本的东西，也是道德感召能力得以产生的根本动力。

我国的传统文化塑造了历代具有忧患意识和悲天悯人情怀的士人。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规定了历代士人的内在使命；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历代清官之典范；梁漱溟“吾曹不出如天下苍生何？”(意即“我等不出来拯救天下，你还能让天下苍生如何苟活啊？”)道出知识分子应该代表着的社会良心。领导者作为社会的政治精英，理应继承这种“铁肩担道义”的历史传统，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价值归宿和理想信念，从中发现自己生存的意义所在。只有这样，领导干部才有永不竭尽的内在动力，不断自我勉励，将修心养性、追求崇高道德、服务百姓作为一种天然的责任。这是领导者提高道德感召能力的根本动力，有了这一内在动力，领导者的道德感召能力就能真正持久且不断升华。

领导者与群众生活较为接近，应该秉承忧国忧民、天下为公的传统精神，为群众排忧解难，多办实事。如何培育领导者的道义责任是一项极为必要、非常紧迫而又艰巨的工程。这与领导者本身的理论素养、道德修养、家庭环境、所受教育、社会环境等都有紧密联系。在位的领导者，一般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基本定型，生命惯性的力量极为强大，想要改变它，并非轻而易举。除了领导者本人的自我勉励、不断修炼外，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对其应负有的道德责任的灌输和教育，使其转变观念，能够清醒认识到责任承诺的根本对象是人民，并让其真正认识到这一意义所在。无论怎样，最终还要归结到领导者自己的省悟和“心力”。

(二)加强道德修养

提高道德感召能力必须具备高尚的情操，而高尚的道德情操只有经过持续的培养和训练，才能成为领导者自觉的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对领导者修养的关注是东方管理学的特色。领导者的道德修养是指领导者自觉进行的自我改造、自我陶冶和自我锻炼以及由此而达到的人格境界。其实质是将外在强制变为内在自觉的过程。

参照我国古代哲人的“修身之道”，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实践经验，应着重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志学明道。儒家修身传统强调“格物致知”，只有通过学习做人的根本道德，提高道德认识，才能提高对是非、善恶、美丑的辨别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和利益观，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决心，排除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的干扰。第二，自省自新。人格修养需要一种自省力。古人提倡“吾日三省吾身”，江泽民同志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这都要求广大行政人员要勤于自觉反省，勇于自我批评，贵在改过自新。第三，慎染慎独。慎染，就是要警惕和注意外界环境对人格修养的影响。强调要见贤思齐，择善而从，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和金钱美色的**。另外“君子慎其独”，强调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以及由此达到的一种自觉、自愿、自主的崇高境界。第四，实践锤炼。道德修养离开了社会实践，只能是虚妄的海市蜃楼。领导者要自觉经受艰苦复杂环境的考验，在本职岗位和日常工作中严格要求，深入基层，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在长期的实践磨炼中，陶冶道德情操，锤炼道德意志，进而确立道德信念、养成道德习惯，养成健全、高尚的行政人格。

通过修养以塑造完美人格的过程就是道德感召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修心养性的目的是塑造完美的道德人格。道德人格不是先天的，而是人们在不断地处理围绕着他本人而发生的种种道德关系，进行各种各样的道德实践的过程中被逐渐塑造而成。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和道德形象是一种无形的人格力量，有着取信于民、凝聚人心的感召作用，有着社会示范导向的效应。周总理逝世的时候，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对此表示哀悼。这就是人格的魅力，而这来源于他生前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和对道德人格孜孜不倦的追求。

(三)强化外在约束

领导干部道德本质上是他律与自律的统一。从他律和外控的角度分析，需要制定和完善领导干部道德法律，即使道德制度化。这是保证领导干部道德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提高领导干部道德形象、增强其道德感召力的重要内容。

道德的外在约束，就是靠制度、法规的设计和安排来增强道德的外部控制。其优越之处在于制度和法律具有前瞻性、事前性，它对官员的腐化更能起到一种“防”的作用，促使领导者不断提高道德境界，起码不会道德沦丧，否则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况且制度相比于道德、内心约束更有操作性。“道德制度化”的本质在于将抽象、崇高的道德原则和各种具体的社会制度结合起来，使其成为带有强制性的，能够约束引导人们行为的制度力量，从而使道德从对人的“软约束”变为“硬约束”。

一些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通过道德立法推行“道德制度化”，已经取得实效。如美国的《公务道德法》、《联邦政府伦理法》，不仅对公务员道德赋予了法律意义，而且对上至总统、国会议员，下至最低一级公务员的行为在道德上作了详细而严密的规定和限制。在欧洲各国，也有类似的国家公务员《道德法典》。触犯了这些法律，丢官是最基本的处罚。在香港，法律规定公职人员接受吃请，如果一顿饭的费用按就餐人员平均分摊超过公职人员月薪的1％，就属于受贿行为。我们当前应着重针对行政腐败和干部道德问题，制定系统的干部道德法规或从政道德法，使领导干部道德法制化，道德监督制度化，以法为教，从外部给领导干部施加道德压力，迫使其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

(四)加强政策激励

政策具有社会导向性，所谓“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好的政策激励人善良一面，使社会群体的道德水准提高；不好的政策刺激人性中恶的一面，使社会道德整体性滑坡。假如能够利用政策对领导干部进行道德激励，使领导干部可以通过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提高道德水平来获得实际利益，那么无疑会诱导领导干部自觉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提高道德感召力。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托马斯·萨乔万尼在《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一书中指出：在道德维度中，政策激励不是“为所能获得的奖赏去做”，也不是“为正在得到的奖赏去做”，而是“为了美好的东西去做”，这种激励能够形成以价值观、情操、义务、责任、信念为核心的共同体，从而“创造一种充溢的工作状态”。因此，制定政策需要把道德因素也融入其中并使之制度化，使领导干部建构起组织的共同愿景，用公平、和解、人道等正向价值引导下级，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主动消除恐惧、妒忌、憎恨等负向情感，使政府成为融含公正、善行、自由、尊重、承诺责任的“有德行的组织”。

山西河津市将“孝敬父母”和“善待配偶”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引发热议。该市新出台的《局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暂行办法》中除国家相关规定的要求以外，还另外规定：拟提任的干部必须孝敬父母，善待配偶，诚实忠信。不孝敬父母、不善待配偶者不能当领导干部，在职的不能提拔重用。河津市的这个规定有很大的合理性。从消极预防方面看，这是针对当今部分领导“官德”败坏而做出的预防之策，给那些想当领导干部、想被提拔重用的人一种道德约束。如果一个领导干部连自己的父母妻儿都不能善待，那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一句空话。另外，从积极建设方面看，这一政策将促使领导干部注重自身道德形象，除善待家人外，还会善待下级和群众，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在考核中得到好评。人都会趋利避害，通过政策激励，创造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使德高者能够得到重用，德劣者被不断淘汰，领导干部就会将外在的刺激转为内在的自我意识。长此下去，其道德感召能力必然在无形中得到提高。

从频频道歉看奥巴马的领导艺术

自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奥巴马就因各种“失误”多次向相关人士和公众道歉，不仅向国内美国民众道歉，也时时向外国人道歉，美国媒体称，奥巴马已经成为了道歉最频繁的总统。

哈佛大学非洲裔教授享利·路易斯·盖茨因为试图强行进入自家家门而被警察逮捕。消息传开后，奥巴马当即发表言论，斥责逮捕盖茨的白人警官詹姆斯·克劳利的行为“愚蠢”。由于奥巴马并未完全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事后才知白人警官执法并无不当，奥巴马只好为仓促发表含有种族主义倾向言论而道歉。为平息事态，奥巴马请来了当事人盖茨和克劳利，在白宫一起喝啤酒，颇具“现代性”的民间外交折冲之技。

奥巴马当选不久后夸口已经给所有前总统打遍“友情电话”，却失言说不会像前总统里根的遗孀南希那样举办“降神会”与已故总统们会话，此话一出显然冒犯了南希·里根思念亡夫之情。奥巴马意识到“问题严重”，新闻发布会一完就马上给南希打电话道歉。

奥巴马担任总统快“满月”时在一场谈话类电视节目中，谈到自己的保龄球技“差劲”时居然脱口而出说“像参加残奥会”一样。很快意识此话可能歧视了残障人士，奥巴马等节目一完就马上向国际残奥会主席蒂姆·施莱佛打电话道歉。

这两次道歉，因反应快，态度诚，都收到了良好效果，“口误”反转成一桩奥巴马的公众形象公关。从这一层面上看，奥巴马的“道歉”初步具备“道歉术”的特征。

但是，假如看奥巴马因其提名的内阁官员卷入“漏税门”而道歉，则似乎看不出是“领导术”的一种延展，却颇像是个被老师逮住的犯错误小学生，红着脸使劲在说“对不起”一样。

奥巴马提名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的前联邦参议员汤姆·达施勒和提名为白宫首席绩效官的前财政助理部长南希·基利弗均因陷入漏税丑闻而申请放弃提名。在宣布提名时，奥巴马称两位是优秀和有品德的人。曝出“漏税门”后，奥巴马在同意他们放弃提名时说“我搞砸了，我对此负责，我们将改正以保证这些事情不会再发生。”《芝加哥论坛报》评论说：“先是大加褒奖，然后收回任命，这让奥巴马看起来要么有点虚伪，要么反应迟钝。”

内阁大员提名连连遇阻，这并不为奥巴马政府所独有，但像奥巴马这样迅速否定自己的情况还是很少见，这反映出奥巴马在危机管理上缺少足够经验。

由于奥巴马把“道歉”也做到国外，2008年初选时的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看不惯了，站出来批奥巴马“不应该全世界到处跑，向全世界道歉”，警告其6月份首访中东时不得向伊斯兰国家道歉。奥巴马确实没有道歉，只是说“美国改变了”，并讲了自己少年时的经历和特殊的家庭背景，拉近与伊斯兰世界的感情。这似乎是奥巴马对“道歉过度”的修正。奥巴马4月初访法时，曾在演说中承认美国“未珍惜欧洲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有时对欧洲表现出傲慢和轻蔑”。4月中旬，奥巴马在第5届美洲国家组织峰会上致词时承认，“过去美国与拉美的关系确实曾有不愉快，美国有时会发号施令，有时会疏于履行承诺，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那是直接的道歉。

如果“道歉”是领导力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话，“道歉术”就是为领袖“执政术”服务的。如果道歉仅仅只是出于个人良好的道德修行，这样就表现出没有轻重缓急的“道歉”，在领导力的学术视野下，是下意识行为而已，不会是“领导术”组成部分，因为领导的“道歉术”背后就是深谋远虑和别有用心。另一方面，假如奥巴马认为“道歉”有助于构建基于现实主义的“巧实力”外交，能拓展以“倾听、磋商、接触”为基调的务实主义外交，那么这样的“道歉”是有益的和有目的的，但如果仅仅只是出于演讲辞藻的华丽而有意放低身段，或出于个人礼貌摆出的“君子风范”，这似乎不会与“巧实力”外交搭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