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供给侧改革需要“三个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7月18日在吉林讲过，我们要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把实体经济抓上去。实际上这个供给思想早就在酝酿。现在供给侧理论提出来了。供给侧理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这肯定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它曾经挽救了美国和英国。供给结构改革，有两个动力，一个是政府动力，一个是企业动力，政府动力落脚于企业动力，因为最终产品是由企业来供给，企业是供给的主体，供给的调整实际上是个结构的调整，是个生产结构的调整，就是通过企业生产，提供产品。

现在关键是企业不知道怎么做。企业怎么保增长？没办法增长了。就退回来，从内容看就是结构调整，不过思路变了。思路是个好思路，关键是政府放不放权，让不让利，退不退税？现在权放了。中国改革不就是改这个东西嘛，上面不肯放权，不肯退税，便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供给侧改革还涉及“僵尸企业”让位问题，得把“僵尸企业”占有的资源让出来，不让出来的话，现在民间资本进不去。民间资本很多，仅仅几大银行，便有150多万亿。现在是五路不通。2015年11月，开始从房地产出来了，放在银行不赚钱，股市现在保持稳健，也不能涨很快，其他路也出不去，城镇化、“一带一路”都很遥远，光有一个目标，没有桥、没有船，过不去。银行150多万亿的资金到哪里去？一个是放权退税，一个是让很多“僵尸企业”让位。关键是政府部门没有这个准备，光是讲供给侧理论，理论的启发也很重要，但是需要转化为实际行动。

制度供给不到位，供给侧改革就是空话。我首先存在一个担心，供给侧是一个新处方，这个药方是否有效？是不是管用？因为大家知道供给侧提法早已有之，是在1979年到1981年间由里根最先搞起来的。那个时期的美国和英国针对当时出现的问题都采取了对策。里根和撒切尔推行了一个供给的新政策，具体说，是放权、减税，非常明确。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开始恢复增长，美国经济连续增长几十个月，在与苏联竞争的过程中由被动走向主动，挽救了美国和英国的经济颓势。

供给侧是学者提出来的，但是事情要由企业来做。由企业来负责供给，政府的作用是制度供给。比如说供给是生产马桶盖，让政府哪个部门负责生产马桶盖？没有。供给的主体是企业，政府提供制度，为企业的提供产品创造条件，政府是为企业提供服务的，最终还是由企业提供供给。这个药方好不好用？笔者现在存在很大的担心，担心的是政府，供给侧关键是政府部门，你能不能供给制度？如果政府部门不放权，制度供给不到位，供给侧改革这个话便是个空话。因为制度供给是由政府来供给的。

如何把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手段，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实施国企股权多元化和国有股减持工作，如何做到国资监管部门以“管资本、管股权”为主，不再干预企业经营行为，如何破除各个领域、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斩断行政垄断企业与政府之间输送营养的“脐带”，如何完善企业公司治理，形成具有自生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的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如何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等等。所以现在，我们提出三个转化，一个是理论动力如何转化为实践动力？第二个是上层动力如何转化为中层动力？现在还不能说下层，说下层还早。现在中层根本走不动，困得死死的，权不放，改革不就是放权的问题吗？政府绝不放权，政府部门相互不放权，企业难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弄了四个年头，方法出不来？无非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不放，使得改革非常难。第三个是政府动力如何转化为企业动力？中层的企业也就是政府部门的局长与企业的董事长们放不放权。关键是这三个转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好药方，就怕药配不齐，制度供给不到位——不肯放权，药效就出不来。实际上，国企改革主要还是解决放权的问题，就是制度供给的问题，国企改革的指导文件还是很清楚的，第一个是放权，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放开，放松管制。第二个是搞活企业。第三个是加强监管，推进转型升级。所以供给侧结构改革，首先是制度供给，其次是结构的调整，第三个才是产品的供给。制度调整是根本的动力，根本的动力在于政府。

二、2016年与1998年非常相似

财政部2016年4月26日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一季度国企营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3.8%。其中，央企同比下降13.2%，地方国企同比下降15.8%。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而差不多与此同时，一批停产的国营钢铁企业又重新点火恢复生产。中央多次发文推动钢铁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信部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粗钢产量8.04亿吨，同比下降2.3%，为1981年来首次下降。但是，在2016年3月份以来钢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部分此前已经暂停生产的钢企复产迹象凸显。据中钢协统计，2016年4月上旬，中钢协会员钢铁企业粗钢日均产量168.63万吨，比上一旬增加5.53万吨，增长3.39%。预估全国粗钢日均产量为226.21万吨，旬环比增长6.55%。截至4月上旬末，会员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1291.37万吨，较上一旬末增加85.78万吨，增长7.12%。针对这些的复产迹象，据新华社消息，河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日前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全省坚决禁止违规新建钢铁产能和已封停钢铁设备复产，对违规新建钢铁项目或封停钢铁设备复产所在地党政一把手将采取先免职，再进一步调查处理等惩罚措施。这些消息背后，是国企面临的严重困境。这使人想起20年前国企困难的情况。

20多年前，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负债率高，亏损严重。1997年上半年，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额高达342亿元，占当时工业企业亏损总额的61.7%，亏损面积达47%，而企业负债率则平均高达78.9%，其中，煤炭、纺织、森林、军工等部门占全部国有企业亏损的80%左右。第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投资收益率低。1995年后的三年，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分别约为4.5%、2.5%和2%，而非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在这三年中分别约为11.5%、10.5%和10%。第三，受到国家的巨额补贴。1993年和1994年，国家对亏损国企的补贴分别显411.29亿和366.33亿，而加入WTO前，国家财政用于国有企业的补贴累计达3653亿元。此外，除了财政补贴，国有企业还可以享受比非国有企业低许多的地租、贷款利率等“隐形补贴”。显然，当时要比现在困难得多。所以当时的决心也比现在大。

当时，造成国有企业亏损和投资收益率低的原因主要是“政企不分”的管理制度制约了国企的活力。受计划经济的影响，1997年之前的国有企业在管理方面，从生产活动到人事任免仍然依赖行政命令，高度集中的企业治理结构使得国有企业缺乏市场应变能力。面对改革开放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显得力不从心。连续五年转换经营机制，几乎没有效果。

再就是产能过剩，国有企业的资产快速贬值。1992年以来，全国掀起了一轮加速投资**，而体制障碍又导致去产能和去杠杆缓慢，在高速的信贷投放下，资源错配严重，大量资金流入国有亏损部门，1992—1996年期间积累了大量低效的产能，不少行业产能利用率不到40%。客观上也导致了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和来自政府的巨额补贴，这一情况在纺织业中最为常见。当时，笔者在中石化的胜利油田搞调查，提出资本经营理论，让资产活起来。

第三个原因是负担太重。1997年，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约为2400多万人，占全部国有企业职工人数的25%—30%。1997年之前，国有企业每年要负担2740亿元的职工服务、社会事业、养老金等费用。而1997年1至9月份的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仅有226亿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国有企业的这些问题，朱镕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力量集中于“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造”“终止重复建设、清除产能过剩”“裁撤冗员”等改革，实现了“三年脱困”的目标，也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问题，1997年底亏损的6599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通过实施兼并破产、改组联合、债转股和加强管理等措施，在2000年初已减至3500户。

这是发生在1998年至2003年的朱镕基总理任期内的事情。然而，朱镕基总理任期结束后，国有企业改革逐渐缓慢下来。

为什么已初见成效的国企改革在进入21世纪后的几年里逐渐冷却？为何国有企业这些原有的问题会重新出现？主要原因是“政企不分”改头换面，甚至更严重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加入WTO，世界体制的打开，使中国的红利爆发，人们陶醉于快速度，欢呼新国企。受2008年金融危机等关键事件影响，现在问题又严重起来了。可是有些人至今还是为所谓“新国企”唱赞歌，实在是在旧常态下生活习惯了，不知何为改革。

现在是什么情况？经过2003年到2015年的“发酵”，许多问题“积重难返”。第一，国有企业利润分化明显，大面积亏损。以“四大国有银行”(工行、建行、农行、中行)为首的商业银行近年来成为盈利最多的国有企业，而以中国铁路物资、中国铝业、鞍钢集团、中国神华等为代表的能源、钢铁、运输等行业则持续巨额亏损。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始终在65%左右，超过了私有企业40%—60%的资产负债率。2015年，更是有中国铝业、重庆钢铁等122家“僵尸企业”在近三年负债1400亿元的情况下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续命”。

第二，投资回报率依然低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回报率的差距在经历过朱镕基改革后一度于2006年前后缩小至2%左右，其中国有企业为15%，非国有企业为17%左右。然而，此后的差距却越来越大。2015年，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虽然较1997之前有所提高，约为12%，但仍然低于非国有企业约22%的净资产收益率。

第三，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与1997年改革前后相比有增无减，许多靠垄断获得巨额利润的国企仍然享受着大量补贴。2013年，335家创业板民营企业盈利约为235亿元，而当年仅国有企业十大“补贴王”就接受了225.42亿元的政府补贴。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还是政企不分。原本国资委的成立是为了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实际上却事与愿违。而国资委在成立之时将与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无关的任务全部转移给其他部门，其任务和目标变得非常单一和明确，即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保值增值。此外，通过成立过程中对管理权力的整合，国资委剔除了财政部等部门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几乎成为国有企业唯一的“领导”，自然而然地，国资委对其自身的定位也从国有企业的“投资人”变成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与国有企业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系。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使其成为了国有企业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强势的“代言人”，不断维护国有企业的利益，最起码保证国有企业不会因为亏损而倒闭、破产。

全球化是好事情，也对改革起了促进作用。加入WTO，减缓国企改革。中国为了在国际市场能与外国经济体相抗衡，抵御开放国内市场后的风险，调整了之前的国企改革方向，提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和企业集团”的目标。同时，为了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的稳定，中国政府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力扶持和补贴，其中就包括能源等行业，客观上造成了加速了它们的产能过剩。在政府的鼓励下能够迈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大多数也都是大型国有企业。为了保证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政府自然从财政上“托底”，保证他们的资金来源。这些，看似有理却无理，看似有利长期却有害。

2008年，为了抵御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政府投入四万亿，其中86%的资金被用于交通运输、能源设施建设、地震设施建设和边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行业中大型国有企业所占比重极高。而这些投入最终又回到了钢铁、水泥、煤炭等原本就产能过剩的行业，使得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更低，资产负债状况加速恶化。而直到今天钢铁、水泥、煤炭、铁矿石、电解铝这些过剩的产能没有被消化。前期矛盾的消化期，现在仍然是这个阶段。

国资委在改革中发了许多文件与规定，总体上是加强管理，“收”多于“放”。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错误”，地方政府由支持国有企业“去国有化”转而支持国有企业维持“国有状态”，许多国有企业也停止了改革，回到原有的模式。

当下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终极原因是利益的博弈。现在，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中国已经不能再回避国企面对的根本问题。为了增强经济发展的公平性、高效性和可持续性，政府应该也不得不真的“壮士断腕”了。

三、2016年国企改革进入落实年

现在，新的改革又开始了。当然与　20多年前的改革不会重复。现在是供给侧改革，一个新的概念。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这是续接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得以实质性联通“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

很重要的是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让市场活起来，让企业愿意去生产(增加供应)。简政放权，当然包括国资委的放权。这种宏观调控着力激活微观活力，在减税、金融改革等方面，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这有利于提高企业发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给。这种供、求两侧相结合的调控方式，是符合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选择。1998年的许多做法仍然是有用的。2016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要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国务院国资委2016年2月23日宣布第一批试点成果，这批试点将代表国企改革与发展方向，并在2月25日启动第二批国企改革试点。同时，地方改革试点也将进一步推进，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已经公布试点的6家央企包括中粮、中国建材、中国医药、国开发、中国节能、新兴际华，旗下中港两地上市公司共34家。这批央企的试点成果总结已久，应该有望成为央企改革的先行者。两次试点央企中港两地上市公司近百家。

2016年2月25日，国有企业“十项改革试点”落实计划首度对外披露。“十项改革”是“四项改革”的进一步推广与升级。顶层设计方案出台后，对国企改革的部署重点更加明确，试点更加具体，针对性更强。在供给侧改革及“十三五”规划的大背景下，将国企改革中的一些新问题列入了试点内容，尤其是兼并重组的试点；内容更丰富，范围也进一步扩大。相关股权激励和产能清退的细则如果得到明确，意味着困扰国企改革的瓶颈2016年有望打破。最重要的几项工作是国企的兼并重组、处置“僵尸企业”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国企的兼并重组进入了加速期。分类基础上的兼并整合将成为国企改革重头戏，围绕着国企改革的市场化重组大潮正在开启。从目前地方两会中透露的种种信号来看，下一步通过加大集团层面的兼并重组来推动强强联合和专业化重组，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依托，通过股权合作、资产置换、无偿划转等方式，进一步强化同质化业务整合和细分行业整合，同时也加快一些缺乏竞争优势的非主业领域及一般产业低端环节的退出，为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扫清障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在破产清算社会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兼并重组能发挥三大作用：一是减少产能存量和调整结构，通过兼并手段重新调整企业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和重复投资的设备，从而达到部分企业或产能退出目的；二是控制增量，从行业长期发展看，提高行业集中度有利于市场的有序竞争，减少重复建设和抑制新增能源；三是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政府推行限产、减产和转产等去产能政策，加强政府的调控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兼并重组应该以市场为导向，而非政府导向，否则会引起市场资源配置扭曲。

中央的确有意支持央企整合重组，各行业的央企也上报了很多合并方案。2016年将是重组与清退产能年，有望带来市场对于国企改革预期的重构。在监管部门鼓励、市场倒逼、制度建设推进的背景下，或许会迎来产业横向整合与纵向链条整合的潮流，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产能过剩行业的资本市场兼并重组事件将大概率增多。

处置“僵尸企业”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哪些是“僵尸企业”？原来不敢讲这个词，现在总理敢讲了，现在关键是“僵尸企业”如何清理退出。这不容易，里面有个“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的问题。谁给钱？政府不拿，企业没有，事是空的。要把“僵尸企业”卖掉，卖掉以后拿过来办新企业，形成资本的转换机制，这一块下不了决心。为什么国企这“三个一批”难以进行？2015年一年绝大部分央企都没有动，不批准就不敢放，动一动就被说成国有资产流失。现在好多概念混在一起，国有资产流失是错误的，有人把处理“僵尸企业”也说成国有资产流失。现在关键是供给制度，国企改革是供给制度改革。上面不放权，下面就动不了。英国跟美国搞活都是用这个方法，供给侧主要的动力是政府，阻力在政府，政府不改革、不动作，这个药方没有用。

四个一批，清退一批，现在我们想清退的一批是什么？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亏损的80%在这几大行业，钢铁、水泥、煤炭、玻璃、石化这些都是资源，都是从石头里面出来的，是国家资源。现在谁敢动这几个行业？谁也不敢动，一个煤矿一动几千人，上万人，群体上访，就是一票否决。怎么处理？笔者觉得有五条路，一条路首先是要清退，要分类，定下来，清退定的目标，一年初见成效，三到五年完成，2017年就要有个明显变化，要有路线图、实施图与时间表。第二个还要刺激，一个铜板的两面，供给是个手段，消费是目的，把消费刺激起来，不是用投资刺激，而是用供给刺激，高速铁路不建的话，水泥、钢铁不行，还是要消化一部分，增加对经济的消费来消化一部分。第三个要兼并重组，大吃小，就是这种方法。第四，产品到东南亚、非洲去卖，到亚非拉去卖，加大出口消费的供给。第五个是企业自身提高管理，转型升级，提高供给的品种，上面是消费端，这是供给端，从这五个方法来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

2016年2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措施,从会议释放信息看,重点是部署“干什么”和“怎么干”两个此前悬而未决的问题。会议提出三条举措,其中前两条明确“干什么”:一方面引导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转型转产、搬迁改造等主动退出产能,在近几年淘汰落后钢铁产能9000多万吨的基础上,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能。另一方面是严控新增产能,会议明确要严格督查落实国家2013年有关停止备案新增产能钢铁项目的决定,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新增产能的技改和产能核增项目。关于“怎么干”,会议提出的第三条举措明确,将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按规定对地方化解过剩产能中的人员分流安置给予奖补；同时支持金融机构做好呆账核销和抵债资产处置,并支持保险资金等社会资本参与企业并购重组。这回答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与以往普惠性政策不同,此番提出的专项资金,首度以奖补的形式发放,将对在人员分流安置“走在前面”“做得好”的地方进行奖补；另外,措施在“呆账核销”“资产处置”等方面对金融机构“松绑”,有助于促进金融机构更好地参与产能化解工作。

去产能以及“僵尸企业”处置工作进入实际操作阶段。钢铁、煤炭方案出来了，水泥、玻璃、有色等方案为人们关注。要重点关注地方国企和央企产能过剩领域的壳资源。筛选标的的逻辑是：一是行业属于产能过剩领域，如煤炭、钢铁、水泥、玻璃、有色、建材等；二是公司效益较差，甚至处于长期亏损状态，改革需求迫切；三是公司背靠大集团，资产证券化率较低且有优质资产，上市公司就资产清理后优质资产有望注入。

2016年2月2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一个“僵尸企业”的处置问题。让“僵尸企业”入土为安并不是让企业直接倒闭或者退市，首选还是并购重组，通过资本运作来“出清”。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去产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兼并重组为主，破产清算为辅。”但是，煤炭、钢铁行业大而不倒，计划经济痕迹深重，“出清”造成大量失业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做好风险防控，避免社会动**，是必须高度重视的。

四、从“保增长”到“提质增效”的转变

2016年2月2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而且强调“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加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区间”自然会下移，但幅度不会过大，因为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保证一定速度，2016年3月两会期间最后公布是6.5%至7%的区间。速度慢下来了，为的是提质增效升级。早在2015年年底，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明确指出，提质增效升级是央企当前的核心工作。2016年1月份，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提升质量和效益”被列为2016年央企首要任务。2016年3月5日，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今明两年，要以改革促发展，坚决打好国有企业提质增效攻坚战。这说明央企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量的时代已经结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背景下，央企需要深挖潜力、加强管理、降本增效并紧跟市场步伐，通过实干才能不被淘汰。从中可以看出，“提质增效”已经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式。而从中央企业的发展目标来看，2015年首要任务是“全力以赴保增长”，2016年则是“提升质量和效益”。从“保增长”到“提质增效”这一变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一变化主要是为了让央企不再盲目地追求效益，而是要追求有质量的效益、有水平的效益。如何既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又确保提升质量与效益，这是困扰中央企业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难点问题之一。一方面是如何平衡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间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企业业绩考核等因素有关。一般来说，企业的短期发展目标与长期目标并不矛盾，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但也有特殊情况，比如企业当前面临的生存压力较大，那么短期的生存问题自然会影响到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等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