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供给经济周期与国企“三个一批”的高度吻合

怎样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新供给经济周期与国企“三个一批”改革来看，竟然那么吻合。

中国经济如今面临的最突出矛盾不是总量矛盾，而是结构问题，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逢其时。可以看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明确提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

显然，中央决策坚持问题导向，从生产供给端入手，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后，需求增长总体比较平稳但出现了新升级，产业结构要跟上来，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要加快发展，而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要加快出清，这样才能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探讨从供给端和供给结构变化出发，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这恰恰是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四个层次，是国企改革中“三个一批”的任务。

第一阶段，新供给形成阶段：当新供给随着技术进步孕育产生，社会旧有供给和需求结构仍在延续，经济处在新周期的导入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回升；这正是企业创新阶段，与《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的“创新一批”相对应。

第二阶段，供给扩张阶段：当新供给内容被社会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新供给开发创造出来，新供给与新需求形成良性促进，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不断提高；这正是企业发展阶段，与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发展一批”相对应。

第三阶段，供给成熟阶段：该阶段的生产技术进一步普及，社会资源纷纷涌向新供给领域，则供给数量迅猛增加，而需求逐步趋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能力降低，但供给仍然维持惯性增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开始降低，经济增速回落；这正是企业兼并阶段，与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重组一批”相对应。

第四阶段，供给老化阶段：过剩供给短期难以消化，过剩产业资本沉淀不能退出；老化供给不能创造新的需求，造成总需求持续下降；新的供给力量尚未产生，经济整体将陷入萧条期。这正是企业清理退出阶段，与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清理退出一批”相对应。

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三个一批”，实际上是“四个一批”，因为创新发展一批，包含了创新与发展两个层次。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行业处于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这个经济就会充满活力，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提高，整体运行趋势是向上的；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较多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这个经济体的活力就会下降，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整体运行趋势就会向下。目前的中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运行趋势向下阶段，就是因为中国目前较多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有太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的产业，那么无论是刺激需求还是五年计划，都无法改变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反之，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吸收部分过剩产能，但长期可能反而进一步鼓励了过剩产能扩张，可能加剧供需矛盾，阻碍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且削弱经济的自我循环能力。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表象上是速度问题，根子上看是结构问题。抓住供给侧做文章，是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必然选择。供给侧结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结构改革上，就是通过比例的调整，实现改善效率的目的。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是创新发展一批，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力。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技术和产业的演进、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供给与需求循环往复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这作为一条主线，是中国经济下一步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重要的是清理退出一批。钢铁、水泥、煤炭、油气、有色金属、玻璃等上游业产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利润下降也最明显。如果扣除这六项，其他行业的利润变化并不是很大。所以，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上游板块要进行比较大力度的结构性调整。

显然，中国在供给侧的改革应该着眼于减少政府管制与干预，鼓励企业创新、重组与清退。但是，这并非仅仅靠改变某些经济政策就能实现，而是全面地改革，改变政府部门抓住权力不放的行为习惯，改变国企本身安于现状、不思改革、总是等着上面催逼的状态，改变国人的思维方式，讲究诚信，遵守法治，公平竞争，勇于创新。

二、国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消化过剩产能开始国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哪里开始？无疑是消化过剩产能。

习近平在2015年11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稍前，中央财办主任刘鹤10月份调研广东时提“供给侧改革”，主要就是针对消化过剩产能而言的。

消化过剩产能会提速。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产能过剩企业会占据大量资源，使得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可以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央很可能会出台重磅措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供给侧要通过产业的调整，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率，来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通过结构性改革的调整，我们对2016年经济的增长，应该也有一个乐观的预期。

是否消化过剩产能？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有两种相反的结论：需求侧管理认为市场无法出清，因此需要采用政策刺激的方式来恢复需求，令需求扩张去迎合现有产能；而供给侧管理则认为市场可以通过价格调整等方式来自动出清，通过价格、产能整合、淘汰等方式来清理过剩产能，因为“过剩”存在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现在去产能主要有四大路径:(1)从解决僵尸企业入手，加快清理退出；(2)加快企业并购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3)扩大出口，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等开辟新的市场，从需求端加快去产能；(4)加快产能输出，将工厂迁移至中亚、非洲等国家，在供给端消化产能。

在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盈利水平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指标。核心就是企业可盈利。这应该是经济转型的一个核心指标，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致力达到，或者衡量国企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2000年到2013年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差不多24%，但2016年1—10月份下降到2%，下降幅度太大。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

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论述是一个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目前，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在减产能方面应该切实加大力度，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企业盈利负增长已经持续一年多时间，其主要原因就是产能过剩，特别是钢铁、铁矿石、煤炭、石油、石化等重化工业部门，产业过剩很严重。PPI已连续40多个月负增长，这五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70%到80%。

解决这种局面的关键，就是严重过剩行业在减产能方面要有实际性的操作。但因为这些重化工业行业里面主要还是国有企业，除了涉及减产能和稳增长之间一定程度的矛盾，还有人的问题和债的问题需要解决。这样仅仅靠地方、企业、市场恐怕很难解决，还是需要国家出面采取一些措施。推动企业减产能，还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兼并重组，通过优势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用市场化的办法对生产力进行重新整合，来提升整个企业的生产效率。

过去那些靠低端附加值以及能源消耗的企业会加速退出市场，特别是一些“僵尸行业”，没有核心竞争力和先进技术，过去靠一些政策扶持和银行贷款存活的企业在新的条件下很难获得政策支持，从而退出市场，最终有助于整个行业恢复活力。

清理退出一批，不能简单重复20世纪90年代的下岗故事。多个行业、多个地区的产能过剩正引起各方的担忧，它可能引发通缩、失业、经济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风险。很多决策者对去产能闻之色变，认为去产能就是“破”，意味着砸机器、倒牛奶、社会动**。不应该简单地用以下岗分流方式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去产能也可能是“立”，通过并购重组，可以有效缓解去产能的阵痛，同时重塑企业活力。如何进一步细化生产力要素，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作用，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掀起全民创业的热潮，是我们着力点。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困境，政府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寻求新突破：

一是推动大巨头整合重组，可以从央企整合开始。从美日韩等国的经验来看，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一定伴随着行业寡头的整合和超级巨头的诞生，要么大并大，要么大吞小。

二是降低并购重组的制度交易成本。简化相关法律流程与环节，降低并购重组的时间成本。监管机构放权，减少行政审批。

三是发挥投资经营公司对僵尸企业的整合和监管职能。

四是实施过渡期保护，为并购重组赢得时间。从企业并购到形成新的盈利点之前，可以由政府实行一定的产业保护。

五是细化生产力要素，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作用，掀起全民创业的热潮。

三、政府支持国企供给侧改革，从降低成本开始

政府支持国企进行“供给侧改革”，从哪里开始？从降低成本开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是作用于微观，而不是作用于宏观。企业负担过重，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造成的，这也是企业减负多年来成效并不显著的原因。对企业也就是生产者，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关键点是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包括降低制度**易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打出一套“组合拳”。

中国企业的负担重是一个老问题，减轻企业负担的舆论一直保持着相应的强度，但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在供给侧改革的思路提出后，多方意见有一个共同指向：改革的核心在于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企业减负应该迎来一个突破期。

然而，减轻企业负担，本质是一个政府自我改革的问题。因为企业成本中一个重要成分是制度**易成本。上一个项目要盖100多个公章，行政性垄断的堡垒还很坚实，一些地方不是真放权，放下的权又要收回去，或是表面放权背地里收权。

企业另一项重要成本是税费。行业研究显示，当前中小企业需要缴纳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流转税等20多种，而面向中小企业的行政收费项目多达五六十类。万博经济研究院有测算表明，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费负担平均约40%。根据既定税负水平对应的公共服务指标，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存在空间。但企业税费对应的是财政收入，税费负担重来自政府，减税费需要政府对自己“动刀”，减少各种行政开支，例如“三公消费”。

员工社会保险也是企业的重要负担。根据目前的社保缴纳政策，绝大部分省市的缴纳比例都在工资总额的40%以上。在全球181个国家中，我国社保缴费率排名第一。基数定得很高，这势必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基金窟窿。

物流成本是让企业头痛的另一个问题。数据显示，企业物流成本占销售额的比例，中国为20%—??40%，发达国家在9.5%—10%。数据显示，中国的过路过桥费占运输成本的34%。路桥业已成为一大暴利行业，利润水平已超房地产、石油、证券等行业。而路桥收费的背后是政府，在于政府自利性。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政府仍要和自己过不去。

大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不完善的法治状态、不正确的政企关系观，都是造成企业成本高的重要原因。政府要为企业发展创造条件，就得切实转变执政理念，加快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这需要的是决心，决心多大，决定政府能走多远，企业的负担能减轻多少。

一手要去产能，一手是要降成本。微观主体有活力了，经济才能有持久的发展动力。

四、企业“供需匹配”是“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目的

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何在？在于企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政府宏观调控，培育企业这一供给主体。最终决定于企业自身的动力强弱。

根据经典定义和决策层对“供给侧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在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无形生产要素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在中国，由于普遍的技术进步还未到来，因此无形生产要素首先制度因素和组织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制度性改革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企业如何提高生产能力？用供给侧管理的手段，可以从三方面努力，做好了，就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三架发动机。国企“三架发动机”是“供给侧改革”强大动力：

第一架发动机:是在制度因素方面，政府与国企实施市场化改革。

可以说，以“制度供给”释放“制度红利”，是中国未来5年、10年、20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偏颇，正确发挥“供给管理”的价值，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条件。

也就是说，结构改革看起来是要提高某些领域的比例，但其实是政府要在这些领域进行体制改革，让准入更加便利，让更多社会资本能参与投资，甚至主导投资，而且政府要确保民间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能有合理回报。这是国有体制改革的根深目的。

第二架发动机:是在产业因素方面，调整供给结构。供给侧结构改革，最终还是要落到结构改革上。而结构是和总量相对应的，所谓结构，是指比例，结构改革最原始的意义就是通过比例的调整，实现改善效率的目的。与“供给”紧密相连的一个词是“经济结构性改革”。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经济结构性改革”是重要议题之一。习近平为这一改革划出四大关键点，包括化解产能过剩、消化房地产库存、降低企业成本、发展股票市场。中国经济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由不平衡向较平衡状态作调整以及由被动的高代价平衡向积极主动较低代价的平衡作调整，势在必行，而且变不均衡为均衡的过程，也是释放潜力、激发活力、合成动力、打造“升级版”的过程，客观上需要特别发挥供给侧管理的结构调整作用，即力求在短板上增加有效供给。从本质上说，调结构不属于一个经济增长问题，但从政策手段上看，这也属于供给侧管理的一种方式。

第三架发动机：是在产品上提高供给质量，实现“供需匹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提高供给质量，让中国的供给能力能适应领先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如果不能将各方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结合起来，不能从供给侧去激活新需求，很多人还是会到德国去背回一个烧饭锅具，还是会跑到国外商店里买下一个价值不菲的包包。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又怎么可能有效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经济结构又怎么可能得到优化重组呢？

中国转型升级大概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创新，一个是“精致生产”。创新需要研发投入。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比例为2.01%，与韩国、芬兰等国家接近4%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技术创新一方面需要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激励，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政府的整合和支持，尤其是一些重大科研项目的短时间攻关。“精致生产”就是把活做细，就是现在人们讲的“工匠精神”。中国大部分制造业摊子已经铺开了，但整个精细化程度还是比较低，这在中国的潜力很大。

在这三架发动机中，国企改革是起决定性的动力。制度供给是最重要的发动机。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这是续接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得以实质性联通“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

“供给侧改革”尽管是全新表述，但与现在已经部署并次第展开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重合。从本质上看，尽管“供给侧改革”意味着经济宏调着力点可能发生变化，但不是改革总体思路的调整，而是一系列改革更具象、更明确的表达。这表明，一系列相关改革将获得更具象、更明确的操作路径，并带动国企改革红利更快释放。

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标准是什么？“投资出口占比太大，消费占比太小”的时代正在远去，而“供给跟不上需求”正凸显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背景。“供需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目的。

我们目前面对的奇怪现象：一方面，传统的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如衣服鞋帽玩具等消化不了，价格持续下滑；而另一方面，高品质消费品供给不足，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在8000美元左右时，消费结构将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而当前中国人均GDP已达到7800美元，可是供给侧远远尚未对发展型消费升级做好准备。于是出现了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马桶盖也要奔赴日本购买的现象。

传统工业的产能过剩依然严重，PPI已经连续43个月负增长，煤炭、钢铁、水泥等企业苦不堪言。产能过剩的实质仍然是产需不匹配，这种过剩也不可能单纯依靠里根经济学从供给端去解决。我们需要平衡需求侧扩张与供给侧改革之间的关系，一手扩张不足之需求，一手改善不足之供给。

“供需不匹配”的经济新矛盾是我们理解“供给侧改革”的一把钥匙。所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改善供给侧。

投资的“供需不匹配”，是我们要把握的另一把钥匙。供给和需求相对应，所谓供给侧改革，是指发生在投入侧而非产出侧的改革。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改革的方向更需要在增量上做文章，比如说增加某些领域的投入，光靠财政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正确的途径是政府要放开这些领域的准入，让民间资本能参与到这些领域的投资当中，让民间资本分享回报。我们的银行有150多万亿的存款，怎么让社会资本参与增量上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某些国企让不让问题，而是必须推行的改革。

也就是说，结构改革看起来是要提高某些领域的比例，但其实是政府要在这些领域进行体制改革，让准入更加便利，让更多社会资本能参与投资，甚至主导投资，而且政府要确保民间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能有合理回报。这就需要政府体制改革与国企改革的强力推进。

例如制造业领域。中国制造业投资的比例在全球来说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但现在由于需求等方面的原因，制造业面临很大压力，很多领域投资过多，产能过剩。如何让制造业在需求受到抑制的环境中还能继续保持发展，显然这也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这需要采取两种手段，一方面是动存量，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进行存量的并购重组，把过高的比例降下来，如钢铁、水泥等行业，需要有社会资本、民间资本进来，通过并购重组，改变存量；另一方面要进行增量的改革，政府需要放松更多部门，让社会资本在新兴产业、高端产业上有更多投入，增加民间资本的投资机会，把产业结构转移到适合现在市场需求结构的轨道中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很重。我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但核心是体制机制问题，要着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矛盾。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搞活微观，增强企业竞争力；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进一步简政放权，助力创业创新。这里，我们觉得尽可能地减少企业税收负担，让企业充分利用生产要素不断创造财富，以涵养税源，确保经济稳定增长。中央政府提出重视供给侧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要回到市场经济的原点，千方百计地提高市场主体的竞争能力，不断满足公众的需求，能使中国经济增长有不竭的源泉。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让更多资源用于创造财富，让更多企业轻装上阵。

“经济结构性改革”，任重而道远，非一日之功。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供给侧改革”将会成为十三五期间经济改革的重心，“供给侧改革”将会成为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主轴。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需要我们持续努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同时继续适度扩大总需求，使得中国经济在优化结构中实现转型升级、良性循环，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他们着力要做的是：一是通过改革来构建供给“新动力”；二是通过调整来设计供给“新结构”；三是通过创新来生产供给“新产品”。这就是供给侧改革赋予国企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