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供给侧”出发点：搞好企业，增加新型供给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供给侧改革”，简单五个字，透露的信息却重大而沉重。它显示高层的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出现调整，显示中国发展思路发生重大变化。

“供给侧”，从字面理解，指侧重于“供给”。“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消费侧,意味着在外需不足、内需潜力和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今后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将从原本的重需求逐步转变为供给需求共同发力。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提法正逐渐从官方话语体系淡化。“供给侧”涉及供给到各个方面，这是一个思想体系。

“供给侧”，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顾“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探索和相关国家实践，对照中国经济的现状，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和推进领域，加深理解这一改革对中国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企的重要意义，以求行动更自觉，更为大胆，从而更为精准地在供给侧做文章，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为什么要搞“供给侧改革”？怎样搞“供给侧改革”？找到最基本的脉络，我们就会恍然大悟：

新供给的主体是谁？是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经济组织——企业。

新供给的形态是什么？生产，是实体经济。

“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是什么？搞好企业，增加新型供给。

“供给侧改革”改什么？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让市场活起来，让企业愿意去生产(增加供应)；把原来国资掌握的部分行业放给市场、放给社会，让社会资本愿意投入企业(增加供应)。

通过供给结构调整，这种宏观调控着力激活微观活力，在减税、金融改革等方面，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这有利于提高企业发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给。

“放权”“减税”“让利”“引资”，我们要做的事，用这八个字可以概括。

“供给侧改革”的落脚点在哪里？“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背景，“供需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目的。

“供给侧改革”内在动力在哪里？外部动力是政府，内部动力是企业。通过改革来构建“新动力”，通过调整来设计新结构，通过创新来提供新“供给”，这是中国企业对“供给侧改革”的回答！也是中国企业为这场伟大变革提供的三架发动机，一个动车组！

这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了：这种供、求两侧相结合的调控方式，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重大选择，也是中国企业深化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轰轰烈烈而又步履艰难的国企改革找到了外延，也找到了内涵，对准了目标。为什么要搞“国企改革”？怎样搞“国企改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供给侧”不应是一个生涩的热词，而是认知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常识性视角。积极拥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成为一种时代共识，应该成为中国企业界的一种共识，也是让中国重新获得改革红利的必由路径。

二、国企改革顶层设计贯穿新供给经济学的思想

进入2015年11月，来自中国最高层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声音，高度密集。

在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而在此前公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有“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措辞。

七天之后的11月18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从操作层次看，国家早已从多个方面推动“供给侧改革”。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部署从供给侧的创新来实现居民消费的升级。国务院后续还会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其中包括《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等两大重磅文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思想是降低制度**易成本。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结果反映在经济增长模型方面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反映在市场方面是企业竞争力得到提高。两个月前《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发布，便是一场制度性变革，为“供给侧”的改革做了充分的准备与动员。

如果细读2015年9月13日公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不难发现其中贯穿了新供给经济学的思想。在供给学派理论中，研究的多是“供给侧管理”。然而，这次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宽泛意义上的“管理”被“结构性改革”取代，指向非常鲜明。国有企业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主体。国企改革搞了好多年，不仅各方意见不一，而且建议也是五花八门。到底怎么办？《指导意见》最终还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理解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才能真正弄明白为什么要搞这场国企改革。从国有企业角度来说，尽管《指导意见》要斩断国企与政府之间的“脐带”，对于部分国企来说存在一定挑战，但《指导意见》对于国有企业推进按照市场原则实施产权多元化、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对管理人员实施市场化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各种束缚等改革措施，将使国有企业整体上迎来巨大发展机遇。从现代经济学和现代国家治理角度看，《指导意见》所体现出来的核心思想是“放松管制、对内搞活、加强监管、转型升级”等典型的供给侧管理思维。这势必增强现有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显然，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问题方方面面，但核心是体制机制问题，要着力通过国企改革破解矛盾，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重新焕发中华民族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如果细读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不难发现其中贯穿了新供给经济学的思想。《建议》突出“创新”的作用，恰恰是回到了经济增长理论的本源，整篇《建议》体现的都是怎么从“供给侧”这个角度观察和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比如制度供给、构建发展新体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远而近，由浅而深，在向我们走来。

三、供给学是一种尊重市场主体，尊重企业的理论

供给侧改革，是发展思路的一次变革，是理论的一次否定之否定。

“供给侧”这一理念来自于中国的“新供给”，“新供给”是中国式“供给学派”的简称，是中央政府所倚重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新一套理论话语。

在实践上，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这种改革具体而言，它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具体措施就是国企改革中的“三个一批”。

长期以来，经济增速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一直为针对当前经济增速下降、诸多行业面临周期性衰退等新常态下的宏观政策的确立，该从速见成效的需求侧入手，还是立足长远倚重供给的问题而争论不休，而犹豫，而徬徨。

现在终于形成结论了：需求侧是重要的，但是更多是短期问题，属于凯恩斯主义；短期的问题仍要立足长期，要从“供给侧”下手。

投资、消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经济学角度看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与之对应的是“供给侧”，也就是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我们要抛弃的是早就熟悉的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以往为了保持一定增速，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投资来改善总需求，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管理方法。凯恩斯主义尽管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

供给学派经济思想是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如果转向改善供给，则未来增长更多依靠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这是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

现在要积极拥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还是基于当前客观现实，围绕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作出的一种时代选择。频繁出现的“代购潮”“海淘热”“疯抢潮”早就说明，随着人们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国内供给经常满足不了人们需求。连买个指甲刀都要让人从德国带回来，连购个马桶盖都要跑到日本去疯抢，国外货如此走俏，跨境电商生意红火，这都在说明，是时候以新的供给来释放新的需求，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了。哪些领域、哪些产业、哪些产品在“供给侧”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正是中国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关口亟须搞清的问题。

当然我们没有放弃原有的“三驾马车”的需求侧，供给侧改革提法与“三驾马车”不完全是替换关系。如今加大供给侧改革，供给、需求共同激发其活力，从而让　“三驾马车”切换到双轮驱动模式，这与APEC提出的全球价值链不谋而合。

因为，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是同时存在的。供给侧强调的就是通过重新改变资源的配置来提升效益，但并不是说是需求性不重要了。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到了依靠供给侧改革寻找动力的时代。

供求是双方面的一种平衡关系，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需求，创造消费，也是在解决需求的问题。比如国企的减产能，兼并重组实际上是调整供给结构，把不需要的供给减下去，同时创造市场需求。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也是这样，放宽准入的同时就是在扩大投资。制造业的增长以及转型升级，服务业的发展，都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以创造出新的需求。总的来说，解决供给问题的同时，也是创造新的需求，而且这种新的需求更可靠、更实在、更具有可持续性。

从深层次看，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供给学派则强调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服务，政府不能增加企业负担，必须让企业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必须在调整生产力诸要素的基础之上，让企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供给学派尊重市场主体，尊重企业，对社会发展的主人——企业，给予史无前例的重视。把“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一伟大历史使命交给企业，交给中国工人阶级。这是我们感谢供给学派的地方。

四、“供给侧改革”与国企市场化的历史借鉴

中国“供给侧改革”是在人类发展重要阶段的历史选择，是中国当代领导人审时度势的正确决断。从世界范围看，我们面临的经济局面，与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美、英经济停滞危机上台时面对的局面，非常相似。

在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探寻美英在20世纪80年代重振的历史，对我们这个民族不无启发。

在20世纪70年代的冷战背景下，供给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国企改革增强活力，成为供给学派的道路选择。

先说美国。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1981年里根政府提出著名的“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内容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减免企业税负；(2)削减社会福利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开支；(3)放松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4)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上述政策从供给的角度入手，刺激了私人部门投资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就业，同时以扩大产出的方式化解了通胀压力，成功地使美国经济实现了复苏。

再说英国。这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缺乏活力、企业部门暮气沉沉，创新精神明显不足，经济增长乏力和滞胀，被世界经济界称为“英国病”。通过1979年推行的“民营化”，掀起了西方政府管理国企的一场革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成功地在英国找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切入点，首先是撤回政府对工商业的直接干涉。撒切尔夫人上台有句名言：“价格我不管，让市场管。工资我也不管，让劳资双方去谈判。”英国接连推出国企改革几大动作：(1)交易出售。(2)中长期特许经营。(3)股票上市。(4)附加措施。包括特别股、立账、暴利税等。其中特别股又称黄金股，即政府在一部分私有化企业中保留或持有的特殊股，以保持对关键行业私有化企业的控制权，防止恶意收购或兼并国有企业。

据统计，里根时期，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20世纪70年代，英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6%，而在1980—1988年，英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5.2%。

为了解决滞胀问题，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均采用货币主义观点紧缩货币，也采用了供给学派的结构性改革。里根经济学侧重减税，撒切尔主义更侧重国企私有化，都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大胆突破。

当然，美、英有些国企失去了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政策支持，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恶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如一些行业私有化改革后出现的价格上涨、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近年间，他们不得不重走重组合并的路。

杂糅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里根经济学，负效应也是显而易见。比如，减税计划导致里根执政期间赤字从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为大企业受普遍减税的益处更多，里根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他们重拾凯恩斯主义，着重用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现：欧洲没有因为货币刺激解决债务危机，日本“安倍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货币战隐患出现。

无论哪种经济思维，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这也意味着，中国新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汲取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作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诠释。

五、　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实体经济的回归

中国在2020年前的五年，为何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现在要回答，供给侧改革的问题,本质上是实体经济的回归，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度支持。

中央明确提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供给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质量”等战略指导思想。为什么此时要提出供给侧改革？如何深化供给侧改革？无论是供给学派、货币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在各国的经济管理中都不可能单项使用。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有很大不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面对的是一场刚刚过去的股市劫难。前一阶段，由于实行特殊的货币政策，结果导致资本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大量资金进入股市，非但没有拉动经济增长，反而使得实体经济困难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供给侧的问题，通过调整我国的供给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势在必行。这是从自己经历中得出的抉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在中国的经济现实情境做出的抉择。2010年二季度以后，季度增长率已连续22个季度在波动中下行。一方面，供给侧不足的弊端已经凸现，国内的供给能力适应不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或者是适应不了居民对优质消费品和服务的需要，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升级性消费需求在外溢。所以我们要努力创造新供给，这种新供给不光是从无到有，还有一个从低质到优质的转变。另一方面，现实中还存在供给侧不足的许多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比如，许多低效或无效产业、企业占据了过多的生产资源，只能“赔本赚吆喝”，滞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业活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面对的是“十三五”规划这个宏大背景。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从2011年开始进入下行通道，需求不振、出口缓慢，企业经营困难。如何克服当前的困难，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是这个五年规划需要考虑的最重要问题。从供给侧的各种因素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驱动，这一理论认为中国经济今后要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必须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革新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

通读一遍“十三五”规划建议，看不到像过去那样拿“三驾马车”说事，但是在创新部分有一个说法叫“培育发展新动力”，写的是“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但仔细读那三段文字，不是从刺激投资、刺激消费和刺激出口的角度，而是从改革的角度来加强这三大新动力。必须通过改革使得新的消费需求能得到满足和释放，通过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使得投资效率能够提高、有效投资能够增加，通过产品品质等各方面供给侧的提高来增强出口竞争力，而不是以贬值或者提供更多出口补贴来推动出口增长。这样一种表述变化，实际上恰恰体现了供给经济学从供给侧来推动、培育新增长动力的想法。

可以想想，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国企市场化改革、防止货币发放无序增长等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将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理论和实践有相似之处，但不会是供给学派理论的照搬照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改革。中国的背景是国企改革已经破题，“十三五”已经上马。

要使中国国有经济重新恢复增长动力，必须从供给侧发力:从短期看来，要尽快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大规模减税、放松垄断和行政管制，多方面降低对中国企业的供给约束；从中期看来，应通过市场化手段，让生产要素从那些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产业，尽快向新供给形成和新供给扩张阶段行业转移，更新供给结构；从长期看来，则应该深化供给侧改革，减少对劳动、土地、资金、管理、技术等各生产要素的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开启中国经济的新一轮上升周期。

供给学派是在凯恩斯主义盛行若干年后的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他们的大部分政策主张都是在解除凯恩斯主义留给经济本身的　“供给约束”，比如，税收约束、成本约束、垄断约束、政策管制因素、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约束等。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将上述传统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归纳为放松“供给约束”，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并结合中国经济情况提出“解除供给约束”的具体措施。比如，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减少行政审批；减少垄断，促进市场自由竞争；依托资本市场，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改进资源和基础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有效控制基础成本，等等。这些，正是中国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核心内容。

如同罗斯福新政以后几十年中，总需求管理政策遗留给美国经济大量的“供给约束”一样，中国经济从1996年以来类似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所谓宏观调控，也造成了较严重的“供给约束”，包括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因此，中国只要下决心通过减税、降低社会福利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这些，正是中国新一轮国企改革面临的任务。

中国与滞胀期间的美国不同在于，情况更为复杂，属于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时出现。因此，不仅要消化前期刺激出现的“后凯恩斯症状”，还要进行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同时要提防增速换挡期间过快下滑。

我们可以回望，习近平在吉林考察时说过的话：我们要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对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实体经济的回应。这时候，我们能够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当时已经在铺排这件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