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进入资本过剩时代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现在钱太多了，不知道从哪里出来这么多钱的？再一个是钱不值钱了，有时候一张100元大票子只能买四斤肉。过去说出了万元户，人们都惊讶，现在呢？

全球经济的泡沫很大，罪魁祸首就是“资本流动性过剩”“钱太多了”。这是很多人的认识，包括有关政府决策部门，因而这些部门把它视为一个非常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采取很多政策措施去调控它，但是效果不理想。

从表面上看，今天世界上的钱似乎太多，有一种非理性的繁荣，中国和世界的货币供应已达到历史上少有的水平。面对新时代的新现象，我们以传统经济学观念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难以深入理解世界经济的本质，判断经济发展趋势。为此，针对流动性过剩、人民币汇率升值等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关系，及其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和冲击，需要弄清楚。

中国的钱确确实实很多，不管是从房地产市场上来讲，还是从股票市场看，股价越来越高，似乎泡沫也越来越大。具体的原因有很多种，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在国有制度下，土地都是国有的，农村土地都是集体所有的，包括企业，都不可以卖，不可以被金钱化，同时更不能够拿来做抵押去换成金融资本。1978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资源、矿藏资源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国有的，那么个人的一双手和未来的劳动收入也是国有的。而中国政府掌握的金库里面，包括了几乎是中国社会所有的土地、资源、企业和个人的百分之百的所有权。

从1978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金库里面这几大类资源，拿出来一部分在市场上私有化，就可以换成很多的现金，也可以换成很多的金融资本，而美国政府相对来说就没有这个选择的空间了。土地、资源、企业，还有这些个人，都是属于私人的。美国政府掌握的金库里面，没有任何这几方面的资源。

从1984年开始，由原来整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逐渐转变为一种商品交易的形态，将过去家庭化的、家族化机制转化为社会化机制，新的金融功能使经济保障社会化、市场化，增加大量对货币的需求。这是中国的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带来货币供需变化，这种深刻变化产生的影响，很多人在当时都没有想到。市场化确确实实让整个社会产生了很多现金，也产生了很多的金融资本。包括过去中国是以隐性的友情和亲情发生的经济交易为主，我们任何人搬家的时候，都是会找朋友，没有搬运公司。那时朋友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亲戚之间这种隐性的经济交易是非常普遍的。还有所谓的在家靠亲戚、出门靠朋友，以前出门要带足够多的粮食，还要带上菜，带上被子，出去的时候不需要花钱去买别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市场很不发达。

今天只需要带一个信用卡就行了。今天中国实现以钱来做结算的这样一个交易，这样一来，搬运公司的行业出现了，出租车行业也应运而生，中国社会整个的市场化的程度，使原来亲戚朋友之间的隐**易被显性化了，都是以现金以钱来做结算的。为了支持这样一个更加市场化的经济运转，中国人民银行必须相应的供给更多的货币，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是GDP的0.2倍，而今天货币供应量是GDP的2倍左右，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于是，民间资本出现了，民营企业流动资产和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出现了。改革开放后，民间资本逐渐聚积，特别是近十年增幅更快，全国民间资本总量约为30万亿元。据相关资料，从1980年到2008年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资本、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已从82%降到28%，民间资本比重从13%上升到25%。

同时伴随城市化的进程，对货币的需求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200多年前，美国95%的人口都是生活在农场上务农。1800年的时候，全美国的基础货币供应量才2800万美元，当时的美国社会，几乎不需要什么钱，货币的供应自然地不会太多。随着19世纪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越来越快，一直到1900年的时候，全美国的基础货币的供应量，就上升到25亿美元，2006年，美国美元的基础货币供应量是1.4万亿美元。过去29年，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使得中国的人口越来越多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进入城市以后，大家都去买商品房，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用钱来结算，这是城市化。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有70%以上的GDP都是来自于农业，而到2006年，农业占中国GDP的份额只有12%、13%左右，中国经济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因此使得货币供应量的程度同步上升得非常快。这几个因素就使得中国需要用钱的地方大大增加了。货币的供应量、流动性必然要上升很多。

工业化、城市化必然使中国社会产生结构性的变化，特别是人口流动大大增加。中国人传统所依赖的家族给我们提供的经济保障和养老的功能也越来越弱了，换句话说，中国人讲的孝顺、孝敬，对亲戚朋友要讲理、讲义气等，在原来的中国传统社会里面，这些孝敬和以家族为基础的养老，是和经济保障体系连在一起的，随着28年来城市化，移民和人口流动的加速，原来我们所依赖的孝道，依赖家庭、家族和亲情的网络给我们每个人提供的经济保障、保险和养老，以及退休、投资、借贷上的支持体系已经瓦解。很多农村人搬到城市，大家不再依赖传统的家庭、家族、血缘关系来得到经济保障，而是依托现代化的保险公司、银行、证券公司，还有开放式基金、退休基金等等。这些现代的金融证券品种，正在快速地取代原来的家庭、家族所提供的经济保障功能，这些隐性的经济保障和互助的功能、养老的功能也在被显性化，由金融市场来取代。这自然也会给中国的经济提供更多的现金，提供更多的金融资本。当然也给不同的中国的金融行业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从这些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钱越来越多，中国的资本供应量越来越多，市场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市场经济所导致资本供应量越来越多的过剩危机，一直周而复始地出现，过去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家常便饭。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也经历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只不过，我们一直认为资本过剩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而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有资本过剩危机。现在情况变化了。可是，对这一问题，我们研究得很不够。

二、产能过剩是表象，资本过剩是实质

现在的供给侧改革目标是解决产品供给问题，是求得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均衡，新旧体制交叉期的制度均衡，开放条件下内外均衡，焦点则在于解决资本走向问题，为资本提供市场。

以私有化、市场化、金融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只会让资本更为集中，甚至贫富分化更加严重，让经济产品过剩来的更加猛烈。放任资本的掠夺，社会必将回到丛林时代，堕落到野蛮状态。以绝对的政府性、计划性为核心的改革方案，只会通过刺激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势必会导致政府背负沉重的财政负担，给目前已经非常严重的地方财政危机雪上加霜。

简单地说，产能过剩就是生产能力过剩，也就是说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也就是说，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早已经说过，“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产能过剩”时期就已经看到，那么多国有资产是怎么被硬生生砸掉，被毁灭的。然而，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马克思并没有经历过，对于整个人类也是新课题。我们实际上探讨的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问题。

从实体经济来看，当前的经济危机是典型的产能相对过剩的危机，根源在于老百姓收入过低，而不是过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生活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偏远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还很落后，7100多万的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求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无论是城乡基础设施，还是13亿人口的衣食住行，都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足以消化现有的产能。但是，由于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悬殊，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受到限制。资本家们虽然消费能力很强，但毕竟人数很少，并且资本家的利润绝大部分是要用来增值，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这是市场经济生产的性质决定的。工人规模庞大，有巨大的消费需求，却不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有效需求，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当然需要‘消费’，但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他们生产的太多了。”而全国14个贫困地区需要“消费”，但它们买不起，因为它们没有钱，也没有人供给它们。

至于说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需要新的供给，这仅仅是一个理由。其实，中国的产能过剩，并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于老百姓消费能力显得过剩了。说到底不是因为老百姓的钱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正因为老百姓的钱太少了，消费能力太有限，因此所谓的内需市场迟迟无法启动。2008年，这种危机已经开始爆发，然而，为了推迟危机所采取的4万亿投资政策，进一步刺激了生产的扩张，以至于生产相对过剩情况更为严重，危机来得更加猛烈。

住房，确实是集中社会资本的好地方。在现有的物价指数统计中，住房消费所占权重很低，而实际生活中住房消费支出在整个农民工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很高，通过膨胀的指数低估了生活成本的上涨。富士康的工人抱怨说，每一次加工资，房东也同时提高房租，上涨的那点工资都交给房东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不但推高了工人的生活成本，从而提高了名义上的工资水平，而且直接推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地产商、银行和地方政府三头同盟，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推高了各行各业的成本。金融资本和地产资本才是罪魁祸首。

相对于股市来说，楼市更重要。如果楼市出现暴涨暴跌，对经济的打击将难以估计。股市在5000点时的总市值为60万亿元，与居民的银行存款接近，而且其中有50%左右是国有股或法人股，与投资者直接相关的市值只有20多万亿。而楼市的总市值至少在200万亿元以上，是个人投资者持有股市流通市值的10倍以上。

然而从全球经济史看，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由房地产危机导致的，只要楼市出现大的波动，经济与金融一定会出现大问题。

在中国，对于有钱人来说，房子正在或者已经沦为一种纯粹的金融资产，是供资金游戏的工具。当房子彻底沦为金融资产，那么它的波动会变得与证券和商品一样剧烈，而破坏性要远高于股灾。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地价持续下跌近80%，其中包括东京在内的6大城市涨幅也一度远远高于其他城市，但此后的下跌幅度也远远大于其他城市，这就是所谓稀缺资源被资金追逐炒作的结果，也就是房子沦为纯粹的金融资产的结果。

深圳的房价自2016初至今上涨超过了50%，上海的波动也很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两个城市本身具有强烈的金融属性和丰富的金融环境。从历史上看，深圳的房价波动率远高于其他城市，具有典型的金融资产特征。

近几年来，为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及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国家实施了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民间资本流动渠道不畅，出现了四方面问题：一是高回报冲动，从传统制造业抽身转向炒地产、炒矿、炒股、炒贵重商品、炒农产品等，使实业产业不断“空心化”，以温州、山西、鄂尔多斯三地民间资本最为典型。二是逐利性激发，导致跨区域、跨世界流动加剧，民间资本参与市场竞争力空前提高，但盲目性引发的风险加剧，出现民间资本折戟现象。三是资金滚动**，从各类炒作“游击战”转移民间借贷“阵地战”，使民间融资风生水起，在全国不少地方掀起全民放贷**，民间资本隐患不断显现。四是体制性钳制，民间资本投资途径狭窄。

显然，产能过剩只是表象，资本过剩是实质。炒地产现象再次出现，便是最充分的证明。面对资本过剩，不能像去产能那样去资本，只能疏资本，为资本疏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