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欧美列强炮击南京，造成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的“南京惨案”，国民革命军亦枪杀了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等西方传教士。南京城内气氛紧张。5月，校长美国人德本康夫人及外籍教员辞职离校。

此时，首届金女大毕业生徐亦蓁被推举为新执行委员会主席兼董事会主席，徐亦蓁上任后立即表示：新校长非吴贻芳莫属！

当时，吴贻芳正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生物学。1928年，她博士毕业，谢绝所有外聘，毅然回国，11月在阔别9年的母校金陵女子大学宣誓就职。那年她刚满35岁。

一

吴贻芳立志要“为中国女子提供最好的教育”，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生源，扩充科系，重视基础知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加强学生的常规训练。经过数年努力，学校有了很大的发展。

她首先明确了学校的办学宗旨。她说：“当时学校用‘厚生’作为校训，立意为：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学校用这个目标来教导学生，并通过学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努力。”

她的这个办学宗旨，来源于她所看重的基督教传达的积极人格价值：献身自我服务众生。然后她进行调整，淡化了宗教目的，注重学问与道德。

她在就职演讲中说：“金女大开办的目的是应光复后时势的需要，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现在办学，就是培养人才，从事于中国的各项工作……学校于国学科学同时并重，既培养了中国学者的思想，又能得到科学家的方法，然后到社会上去，才能应各种的新需要，运用自己所学，贡献给各种工作。”

她认为，人格教育是培养学生过程中最重要的。因此，她提出“人格教育的实现，因习惯贵在‘慎之于微’，而学校尤当注重慎微的陶冶，方能使整个人生有良好的发展。”“要使学生能够人格完全与否，全在教职员方面平时所与以耳濡目染的模范之良否。”可见，这种教育就是让老师以身作则，来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她为实现这个宗旨，以校为家，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教育事业。她的一位学生王韵芳，后来回忆说：“她认识学校的每一个学生，知道我们是哪里人，成绩怎么样。有一次我们从外面回来，吴校长看到我就说，韵芳你是江苏人吧？最近功课怎么样了？”

金陵女子大学原为美国基督教会创立的教会大学，她担任校长后，淡化了教会色彩，不再强制学生礼拜和参加宗教活动。而招生也被她调整为不再只选择有宗教背景的学生，改为通过入学考试招生，不论身份、贫富，只要考试合格，就可以被录取。

每当新生入校，她总要到宿舍去看看，关心学生冷暖、膳食。她不仅能记住每位师生的姓名，甚至他们的爱好和特长也都无一遗漏。

学校还实行主辅修制度，文理相通。甚至考试也规定不设监考，分发试卷后老师即可离去，几十年下来，全校没有一个学生作弊。而且所有老师、所有课程，都用英语教学，从而每个专业的学生都能讲一口纯正的英语。从金陵毕业的学生，毕业就能够很快找到胜任的工作。

二

当时正值日军侵华，吴贻芳很注重爱国精神的培养，她常对学生讲：“我们办学的宗旨，是要把大家培养成具有高尚理想，不图个人私利，掌握一定专业基础知识，对工作认真负责，与同学相互合作，对社会有精诚服务的态度，对国家从爱国主义出发，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的人。”她要求大家以“拿炭烧口”的精神投身实践，当国家民族需要时，要有“我在这里，来差遣我”的态度。

她的这种教育实践方法，促成了我国女子在传统中的解放。

因为她的教育对象是女学生，因此不得不为女大的独立和安全费尽心血。她接受女大第一件工作就是完成学校注册，而教会要求和国民政府要求有些矛盾，主体在对待宗教课程及活动的问题上，所以调节此矛盾就成了她的首要任务。最终通过她的艰苦说服，政府同意女大将宗教课程列为选修；教会要求的办学宗旨则用模糊的方式进行阐述。

教育部核准的女大办学宗旨是：“校董事会在南京设立这所女子高等学院，旨在按最高的教育效率来促进社会福利及公民的崇高理想，培养高尚的人格，以期符合创办人的宗旨。”

1930年12月，金女大完成注册，因学校仅文理两个学院，不满足教育部设定的大学必须有三个学院的要求，女大改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那时社会动**，外部兵荒马乱，学校全是女学生，女大的安全很成问题。她就借用自己独特的身份，在1934年6月的毕业典礼上，邀请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莅临现场，并发表了支持女大的讲演，从而大大提高了女大的安全系数。

同时她坚决抵制政治对学术的干预，且根据办学宗旨，未对学生的爱国活动加以限制。1948年秋季，国民党在南京展开了对学生的大搜捕。某天夜里，她听说自己有学生被列上黑名单，就连夜面见了当时教育部次长，严正地说：“我以吴贻芳担保，金女大没有你们逮捕的人。为了女子大学的声誉，军警不得进入校园。”就这样，尽管当时学校里有地下党的秘密组织在活动，但金女大没有一名学生被抓走。

为了获取资金支持，她还积极参与教会工作。在1935-1947年间，她担任中国基督教会全国协进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她和国外教会以及学校内的信徒都维持了良好的协作关系，为女大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离女大步行10多分钟的地方，是美国基督教会创立的另一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吴贻芳良好地处理了兄弟院校的关系，她充分利用就近资源，鼓励两校合作办学，如教员互请、跨校选课、成绩共享等。

金陵大学当时规模较大，且男女合招，因此一直有合并女大的意向。抗战胜利后，教育部也有两校合并的意思，但是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计划委员会和吴贻芳却倾向于不合并，因为独立女子学校有综合学校没有的优势：一是师生关系。女校的教师和学生能有更亲近的关系，能直接培养女生的实践能力；二是男女地位问题。由于当时的社会氛围，一旦女校并入男性为主的学校，无论是女教师还是女学生一定会处于从属地位，不利于女性教师，也不利于女生的培养。

她管理学生虽然严格，却充满了对学生的关爱。当时学校有些学生与金陵大学学生谈恋爱，常常晚归。有一次她发现窗下有把椅子，是一个晚归的学生被关在外，爬窗进宿舍放的。她担心学生安全，就在宿舍楼下的会客室，单独划出一部分做成半封闭小间，供恋人聊天。每晚九点前恋人可以在内交谈，只需要将瓜壳糖纸等垃圾带走就行。这让学生们很感激。

她任校长后，建立了一整套富有特色的教学制度。她是最早提倡在大学里推行学分制、绩点制的教育家之一，更是一位积极的实践者。她认为“人只能靠教育才能成人，人完全是教育的结果”。她还主张教育联系实际，让学校的女青年会办培幼小学，学生轮流任课；组织学生做社会调查，并进行专题研讨。

她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丰富了学生的实践经验。而女大也因此以“教学质量高、毕业生素质好”而著称。

三

女大虽然只有文理两院，但在吴贻芳的领导下，却十分注重女性优势特点，设立了如社会学系和家政系等全国领先的特色科系。对其社会学系的成就，有学者评论认为：“为我国打开了一条传播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专业的通道，成为移植西方社会工作专业于我国的重要场所，在普及和发展社会学及社会工作，促进传统慈善事业向现代社会工作的转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引进西方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其特定的内容，而是把工作重点放在中国农村。至于抗战期间，为战时后方所开展的社会服务工作，体现了为时代、为中国社会服务的特点。”而家政系，侧重营养学研究和婴幼儿教育，填补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空白。

她独具匠心，在学生日常学习管理方面采用主辅修制，她曾说：“学生可以选一个主修系，一个辅修系。”这大大扩展了学生的眼界和知识面。到1939年，女大才按当时教育部的要求取消了辅修系。

女大对课程学习实行积点制、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学生考核制度是积点制和学分制并用，学分和考试合格，也需积点达标，否则不能毕业。积点是学生修习课程的学分和考试成绩的高低记点，仅及格不能获得积点，这就杜绝了学生及格万岁的投机心理。

她还设法延请国内外知名教授到女大授课，这吸引了很多高校学生来旁听。

四

金陵女大，校规严格规定：不收已婚学生，在校学生一旦结婚，就得自动离校。吴贻芳主校时，虽然严厉却充满温情。

有一次一位女生和一名爱国军人感情很深，两人决定偷偷结婚。她知道后带上了自己最喜欢的一枚胸针，到学生家祝贺，并委婉告诉对方，不要到学校来了。后来这位女生的丈夫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向她表达了重回学校的愿望。她接受了请求并全校宣布：“因为她是烈士的妻子，我破一回例，让她继续学习，她的子女也由学校养活。”

1925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的妹妹曾季肃，已经35岁，在上海有两个孩子，为了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带着儿女到了南京，给吴贻芳写了一封信，详述了自己的家庭和婚姻情况，表达了强烈的求学愿望。她被曾季肃的执著感动，也将其破例录取了。

抗日战争期间，金陵女大被迫四处迁徙，到成都继学，她始终激励学生要有“拿炭烧口”的精神为国家和民族服务。并提出了“艰苦建校，抗日救国”、“努力读书，后援抗日”的口号，与学生们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开展了大量救死扶伤工作，真正做到了勇赴国难。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她挺身而出，参加募捐活动，带领学生到医院为伤兵服务，投身由邓颖超、何香凝发起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任常务理事，并以文化界知名人士的身份任国民参议会参政员，主张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在全民族的抗日斗争中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她以其杰出的人格魅力和爱国精神，赢得了社会广泛尊敬。1941年3月，她当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主席之一，是五位主席中唯一的女性，董必武曾称赞她说：“像这样精干的主席，男子中也是少有的！”

1943年3月，她组织“中国六教授团”，率领众人赴美宣传抗日，争取美国朝野支持，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和她接触交流，深深被她所折服，盛赞她是“智慧女神”。

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中国政府派宋子文为首席代表，而吴贻芳则是代表团中的唯一女性。她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是第一个签字国，她也就成了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陷入内战，吴贻芳也感到了困惑和失落。当时姨夫陈叔通告诉她，要远离国民党政府，别在官场任任何官职。姨夫的话，让她两次拒绝了担任教育部长的请求——

1946年2月，她经过重庆时，宋美龄建议她出任教育部长，被她拒绝；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后，张治中又推荐她做教育部长，她还是谢绝了。

1949年4月22日，她毅然退还宋美龄馈赠的赴台湾机票，与金陵女大一起留守南京，静静地等待着光明的到来。次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她和金陵女大学生们一起加入到了欢迎的队伍中。

不久后，南京政府举办了文化、教育、科学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会上她说道：“金陵女大愿在信仰自由的原则上，为人民服务，在中共领导下，继续为社会培养人才。”

南京刚解放时，解放军没有制空权，国民党常派飞机到处轰炸，有人向她提出学校挂美国国旗以避免被轰炸，她断然拒绝，并掷地有声地说：“不管提出这种建议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悬挂美国国旗是绝对不可以的。现在解放了，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的学校里，为什么要悬挂美国国旗？这事关民族气节和国家荣誉，我们不能也决不允许这样做。”

五

吴贻芳在执掌金陵女大的23年中，业绩卓著，成了学校的精神支柱。1944年，学校校刊头条刊登了吴贻芳校长因阑尾炎住院治疗的消息，全校师生揪心，一个星期后，同一位置又刊登了她恢复健康的消息，同学们也放宽了心。

女大的学士学位，得到了英、美各国著名大学的认可。只要持有她签发的毕业证书，国外很多著名大学都可免试入读研究生。

一位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认为，吴贻芳慷慨地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服侍别人，珍惜利用每一分钟，这种素质和品格正是她能够为金陵女子大学和中国作出贡献的秘诀之一。

珍惜利用每一分钟，是她能为女子大学和中国作出贡献的秘诀之一。在日本侵华期间，她就习惯于利用在防空洞中躲避空袭的时间写信和开会。在成都那几年，有一次，一位学生周末早起，惊讶地发现校长在打扫宿舍的走廊，而她笑着解释说：“自己正好有空闲的时间，所以就找点事情干干。”

而她的成功，口才出色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她在学生时代就能够出口成章，发言不需稿子。一位在金陵学习的校友回忆说：“她看起来安静、平稳和保守，像是一位出自传统家庭的大家闺秀，而不像是妇女教育界的先驱人物。我记得，特别是在她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时候，她主持会议的方式和优美准确的表达，都令我敬佩不已……”

1919年，女作家冰心(谢婉莹女士)在中国北方协和女子大学(北京协和女大)上学时，曾经听过她演讲。多年后，冰心回忆说：“吴贻芳的风采给了自己极为深刻的印象。吴贻芳既端庄又和蔼，她从容地走上讲台，演讲时条理清晰、声音明朗。”

在她去世后，冰心以“一代崇高女性”为题著文纪念，深情地说：“我没有当过吴贻芳先生的学生，但在我的心灵深处总是供奉着我敬佩的老师——吴贻芳先生。”

1952年金陵女大并入南京师范大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至此时，女大共培养了活跃在教育、医疗、科研等领域共999名毕业生，被人称为“999朵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