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很快波及全国。浙大学生发动杭州近万学生，11日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当时，浙大校长郭任远，竟按国民党旨意，用军警镇压学生，逮捕学生代表12人。这激发了学生积压已久的愤怒，学生们当即罢课，发表驱郭宣言，要求撤换校长。

一

1936年1月12日，蒋介石亲自到浙江大学训话，然却未平息学生怒火，不得已，只得更换校长。

在陈布雷、翁文灏等人的推荐下，竺可桢因为学术成就卓越、富有威望，更是浙籍，最终成为新校长人选。

1936年1月28日，一次私人宴会上，地质学家翁文灏碰到竺可桢，遂将他入校长人选的消息告知；2月11日，翁又登门造访，说陈布雷提议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他想了想说：“若能于浙大有所补益，余亦愿竭全力以赴之。”2月16日，陈布雷托人捎口信，说蒋介石约见。他立即去请教蔡元培，蔡元培笑笑说：“最好不去浙大，但蒋不可不见，见面时予以婉拒。”2月21日，蒋介石召见竺可桢，他推说自己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任所长，需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商议后再定。

他的犹豫不决，原因有二：一是放不下气象研究所的工作，自1928年气象所创办，他一直任所长，工作刚有起色，不愿分散精力；二是担心“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10倍于研究所所长”，他更愿意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科学研究上。

他踌躇不决，夫人张侠魂却鼓励他出任校长；张侠魂的二姐、当时任立法委员的张默君，也劝他当校长，还可为整顿教育、转变学风贡献一份力量；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慈也来函劝道：“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这句话触动了他的心。

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接任浙大校长。

3月8日，他将想法告诉陈布雷，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提出了就任校长的三个条件：一，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政党干涉；二，财政须源源接济；三，时间以半年为限。

3月16日，他以为蒋介石不会答应自己的条件，仍然和同事放飞了一枚探空氢气球，升空高达17714米，获得了弥足珍贵的气象资料，这在东亚各国属首例。

4月7日，蒋介石答应了他的条件，并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政治会议，正式通过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的决定。

此后的13年间，竺可桢最主要的工作，从科学家转为了教育家。

4月25日，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的竺可桢，正式走马上任。下午4点，他结束与教师的座谈，第一次面对浙大全校800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发表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演讲，表达出自己的教育思想。

他要求学生“致力学问”、“以身许国”，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强调“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

他继承并发扬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教。同时，他概括了浙大特有的学风：“诚”、“勤”，称浙大“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声誉亦很好。”

他上任后重点做了两件事：一是改革学校管理，二是吸纳贤才。他留用了当时浙大一批教授，包括陈建功、苏步青、贝时璋、钱宝琮、郑晓沧、李寿恒、周厚复等，又把因反对前任校长而离开的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等一一请了回来，何增禄还带来了王淦昌，苏步青又推荐了章用。1936年下学期开学时，被浙大新聘任的教授、讲师达30多人。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这是他就职演讲时所讲，他也同样将其贯彻始终。他在新年夜，全家吃霉米，却将自己工资分给了教员，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深有感触道：“校长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看看他手下这些性格独特、气度不凡的教授：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

浙大西迁到湄潭后，因苏步青夫人是日本人，故没有跟随。有一天竺可桢对苏步青说：“你不要等到暑假，快把家眷接出来吧!”“我哪有这么多钱啊。”“钱不用愁，我们学校替你包下来了”。他一下子批给苏900块大洋，苏步青回到浙江，经过35天，带家眷回校。他这才笑着说：“这下子我好放心了。”

费巩曾不满竺可桢，并在教务会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他听了却笑而不语，后来，他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请费巩做了训导处长。

物理学家束星北，脾气暴躁。浙大西迁，束星北很不满，一路数说校长种种不是。虽竺可桢不欣赏束星北的作派，却力排众议聘其为教授，还费尽周折，保其周全。

王淦昌来到浙大才29岁。竺可桢亲自陪他参观校园，还设家宴款待。“在黔北浙大的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科研思想特别活跃、成就较多、最值得追忆的时光之一。”

当时时局动**，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

他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之争，禁止各种政治派别在学校活动，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

尽管如此，他还是如大伞一般呵护自己的学生。有一次，学生不顾校方阻拦，冲上街头游行。面对军警们荷枪实弹，他作为校长，举起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他不赞成学生游行，但“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凡遇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定要到狱中看望；如果学生受审，他也必然到庭旁听。他就是用高尚的道德情操，鼓舞着学生们。

二

竺可桢为了保全浙江大学，曾有过一次壮举，被彭真赞为“一支文军”的长征，电影《流亡大学》也是讲的此事。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距杭州城仅百公里的全公亭登陆。1938年1月11日至13日，竺可桢带领全校师生，分三批离开杭州，一迁浙西建德，二迁江西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历时两年半，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余公里。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在当地办学7年。

浙大西迁途中，虽烽火连天，颠沛流离，却弦歌不辍。每到一地，稍作安顿，就会搭屋建棚，按时上课。尽管当时条件很艰苦，但却成为了很多学生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因战乱，科研仪器缺乏，实验条件简陋，师生就自己动手。遵义没有电，他们就将设备改造，用桐油代替柴油发电，为工学院的学生开出了实验课。

竺可桢认为：“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没有独立研究的氛围，自由讨论的刺激，真理何由得明？”在他倡导下，浙大盛行学术讨论之风，教授间常常为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然取得的成就却也数不胜数。

据不完全统计，浙大在湄潭的7年中于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超过当时所有的中国大学。英国《自然》周刊、美国《物理评论》经常收到来自“中国湄潭”的论文。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0人当选两院院士，出现了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科学界的精英。

曾到湄潭参加1944年中国科学社30周年年会的李约瑟，在英国《自然》周刊上这样写道：“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的情景。”

三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这一天，竺可桢带领全校师生，再度登上征程。目的地是江西的吉安和泰和。

“黎明即起，在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此番景象，凡曾参与其间过的，当会没生不忘。”这就是当时浙大的学习氛围。

第二年夏，战火蔓延至江西北部。无奈，9月中旬，浙大被迫迁往广西西北部宜山县。9月15日，出发前夕，竺可桢夫人张侠魂因搬校途中拖儿带女，心力交瘁，撒手人寰；其14岁的次子竺衡，也因流行病随母亲而去。他挥泪掩埋了妻子和爱儿，怀着家仇国恨，第三天就率领1000多名学子继续西迁。

在此途中，有19个学生组成了看管500件行李的队伍，走水路途中，忽听传闻有敌军来！学生弃船上岸，各自奔逃。虽行李最终找回，但竺可桢却对此深以为耻。在大会上声色俱厉批评道：“事先已知三水危急而贸然前往，是为不智；临危急又各鸟兽散，是为不勇；眼见同学落水而不视其至安全地点各自分跑，无恻隐之心，是为不仁。”

1938年11月，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提议把“求是”定为浙大校训。在他心里，“求是”内涵有三：一是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他特别强调第一条，说：“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当时意大利的布鲁诺倡议地球绕太阳而被烧死于十字架；物理学家伽利略以将近古稀之年亦下狱，被迫改正学说。但教会与国会**威虽能生杀予夺，而不能减损先知先觉的求是之心。结果开普勒、牛顿辈先后研究，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而真理卒以大明。”

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成为楷模：“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他还引用古今中外的进步思想，明确提出了大学教育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

1938年11月1日，浙大在宜山开课，前后历时一年有余。在这里，师生们经受了生死考验：一是疟疾肆虐，1／3的学生受感染；二是敌机轰炸，1939年2月5日，敌机以浙大为目标，投弹100多枚，生命虽无伤，物质却大损。尽管如此，轰炸过后，很快平静，行课如常。

1939年11月，南宁失陷，宜山亦拉响警报。月底，浙大再次启程，迁往遵义。时值隆冬，师生们顶风冒雨，边赶路，还边协助搬运图书。第二年2月，浙大师生辗转来到5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召开遵义会议的地方，将度过近7年的难忘岁月。

1942年1月22日深夜，浙大毕业已留校任助教的潘家苏和农经系四年级学生滕维藻住处，被国民党搜查并陷害，两人受拘押。

事发后，竺可桢专程赶到湄潭，几次亲自探望，四处收集证据，还托人以免审问用刑。终于找到了两人被诬陷的证据，4月27日，他出面保释了两人。可以说，他对学生的真诚爱护，在当时无人能及。

这7年虽然艰苦，但教学却井然有序：“自习桌子很小，用桐油灯照明，灯油不多，有的为多一点自习时间，常两人合点一盏灯以节约用油。三更灯火中，大家都是一双被烟熏过的黑鼻孔。教学和试验用品也很简陋，光线很差，又必须仔细作笔记，用的是土纸和自制的墨水，书写要有较高的技巧才行。”

在这么艰苦条件下，竺可桢也没放弃过研究，他从1936年4月到1944年底，在中外报刊发表各种论文多达39篇，其中代表性的科学史论文《二十八宿起源考》，赢得中外好评。在他的感召下，浙大的学术氛围空前高涨，甚至产生了一批震惊世界的一流学术成果。

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说：“就我来说，回顾自己的一生中最有作为的，就是在湄潭工作的时期。我的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县‘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好好感谢竺可桢先生，因为他为我们创造了这种美好的研究环境。有时，我和著名教授苏步青、王淦昌等欢聚的时候，回忆那时情景，大家兴奋地说：‘在湄潭是我们最难忘的时刻啊!’不禁洒下了欢欣的热泪。”

浙大的学风，感染了市风，遵义士绅先后为浙大献言。一位83岁老翁说：“浙大的学风太好了，先生、学生只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埋头工作，偶然看见岩上城墙边的浙大学生，总是手里拿着一本书，不是朗读，就是默念。遵义青年，向来不大用功，现在受了这种风气的陶熔，连我最顽皮贪玩的小孙子，也在整天读书了。”

浙大历经磨难，却处变不惊，由竺可桢带领，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搬迁，跋涉2600余公里，更难能可贵的是，浙大在此艰难中，不仅没被拖垮，反倒一天天壮大，因为他们的近2000箱图书，始终完好无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浙大的一位校友诸葛麒回忆说：“上千的人，驮着一个大学，在烽火连天的夹缝中，奔走万里的路程，历经六七省的地域，世上的人们，钦赏着他们的工作，来通力合作，渐渐增加着驮负的行列，到二倍，到三倍，到四倍；经过十年漫长的时间，又凭着四千人的力量，依然驮回来，不能不算是五千年来的奇迹。”

1946年，竺可桢终于又将浙大带回了杭州，而原本3个学院16个学系的大学，被磨练为7个学院27个学系，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赞誉为“东方剑桥”。

1949年3月6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为竺可桢祝60岁寿辰，他们为他做了一面锦旗——浙大保姆。这是对竺可桢深深的敬意。

4月28、29日，教育部长杭立武发来电报，让竺可桢速到沪相商要事，他依依不舍的离开了主持13年的浙大。30日中午，他抵达上海，杭立武劝他到台湾，他想都没想就断然拒绝。27天后，依然留在上海的他迎来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