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在几十年的南开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

明确的教育方针

根据多年观察，他认为中华民族有五大病端：“愚”“弱”“贫”“散”“私”。他曾说：“上述五病，实为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苓有见及此，深感国家缺乏积极奋发，振作有为之人才，故追随严范孙先生，倡导教育救国，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之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

1934年，他在《南开的目的与南开精神》的演说中，明确提出办学的总方针和目的：“要救国，救法是教育。救国须改造中国，改造中国先改造人。这是总方针。中国人道德坏、智识陋、身体弱，以这样的民族，处这样的时局，如何能存在？”

关于行动，他指出：“方法是以教育来改造中国，改造什么？改造他的道德，改造他的知识，改造他的体魄。”从而“为社会谋进步，为公共谋幸福”。

他的教育方针，是随着对教育的理解日臻成熟的。最初，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传授科学知识、培养个人能力、学以致用；到三十年代初，提出教育要“土货化”。他指出：“我以前终以为中国之弱，是只在我们个人没有能力，所以一切不能与外人并驾齐驱，并且想以我们四百兆之众，苟有一天能与外人一人抵一敌，则中国之强可翘首以待。故一向对于教育方式，都按此目标进行。怠至近来，因经多方观察，觉中国至深之病，实不在个人之没能力，而在个人缺乏合作精神。”

他认为：“我们现在一方面是要使人民有组织的能力，合作的精神，负责任肯牺牲，没有名利之思，不做意气之事，什么事都以国家为前提，如此人才，将来组织政府才能使政途清明，政治巩固。这正是我们训练的目标，也正是我们南开的新使命。”

按照这种理念，他认为南开教育的宗旨应“使学生‘自动’、‘自觉’，自负责任，以求上进”，他曾说：“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使我中国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地位，不至受淘汰。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对症下药，即：一是注重体育，锻炼强健之国民；二是注重科学，培养丰富之现代化知识；三是注意精神的修养，向深处培，向厚处培，整理中国固有之文化，择其适合于现代潮流者，阐扬广大，奉为国魂，并推而广之，以求贡献于世界。”

“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教育方法

在教育实践中，张伯苓提出了“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教育方法，并长期贯彻下去。

1.提倡科学：他在筹办南开期间，从日本购置了实验所需的全套仪器和设备，就是为了提倡科学，开发民智。

南开大学成立后，为了更好适应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在科学技术教育方面，他采取了两大方针：一是努力建设校园环境，多方筹集资金，完善各种设施。同时，聘请优良的师资。吴大猷(物理)、李继侗(生物)、竺可桢(气象、地理)、范文澜(历史)等人，或长或短，都曾在南开任过教；二是推进对社会经济发展实用性强的学科以扶持。南开大学成立时，设文、理、商三科，确定重点发展经济学和应用化学。1927年成立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称经济研究所)和满蒙研究会(后改称东北研究会)，趋重实地调查和以物价指数为主的经济统计工作。1931年成立经济学院；又创办化学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附属于理学院。

2.重视体育：在他的一生中，身体力行，参与了我国所有的重大体育赛事。

他强调“德智体三育之中，中国人所最缺乏者为体育”。他还把体育教育写入教学大纲，作为学生必须考核过关的科目。而且他并不是单纯强调体育，更注重“体育与品德”的密切关系，目的是通过体育运动，以锻炼意志与品格，培养和训练体育精神。只有在体育场上体现“团结合作”“公平竞争”“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风貌，才是现代文明社会所必需的公民素质。

3.道德教育：他认为，教育应重视人格培养和训练，而不局限于书本。

鉴于社会风气颓废，个人习惯不良，他作出了十分严厉的校纪规定：“乃将饮酒、赌博、冶游、吸烟、早婚等事，悬为厉禁。犯者推学，绝不宽假。”违纪“则予悬牌记过”，以示警示。

他还强调学生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是“诚信”。在南开学校第八届毕业班的典礼讲话时，他说：“是故诚之一字，为一切道德事业之本源，吾人前途进取应是为标准。事出于诚，既无不成，偶败亦必有恢复之一日。”

他很注重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提倡“欲成事者须带三分傻气”“穷家子弟咬牙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鼓励发扬南开精神——“硬干精神”“不自私”“肯为公”“持之以恒”“继之以勇”；认同“以此精神置之学校既发达，置国家亦必能富强也”；对“虚伪欺诈”“投机取巧”等不良品行深恶痛绝，严加斥责。

4.美育教育：南开是国内最早上演“校园话剧”的学校。

他曾自编自演《用非所学》，还排演了《一元钱》《新少年》《娜那》等，轰动一时。剧作家曹禺在南开上学时，从中获益非浅。

“允公允能”思想

1934年，在南开建校三十周年纪念会上，张伯苓当众宣布“公”和“能”作为南开的校训，亲书“允公允能”四个大字。这是他以后教育思想的精华。他说：“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

“公”，是指培养人的公共意识和公共道德，即“公德心”“爱国心”“国民之自觉心”。他说：“惟‘公’故能化私，化散，团结合作，有为公牺牲之精神。”

“能”，是指培养人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需要的各项能力，包括科学技术和方法、身体心理素质锻炼、团队组织协调能力等。他说：“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

后来他在总结南开经验时说：“四十年来，我南开学校之训练，目标一贯，方法一致。根据教育理想，制定训练方案，彻底实施，认真推行，深信必能实现预期自效果，收到良好之成绩。”

“允公允能”教育思想中，他最重视“公”的教育。他认为，中国落后挨打不仅是经济落后的原因，更应该注重如何面对外部力量的严峻挑战。他冷静地思考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他认为全盘西化定然无所适从，应吸取精髓，如“社会公德”、“自觉心”等；而儒家思想也不可全盘否定，如“忠孝”。他指出，中国人最大的弊病在“私”字，“此为中华民族之最大病根。国人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见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知有个人，不知团体。流弊所及，繸至民族思想缺乏，国家观念薄弱，良可慨也”。

“公”即“为公众，摒除自私自利”，他强调，通过培养“爱国心”“自觉心”“合作”“诚信”“公平”“负责任”“有毅力”“专注”等精神气质，把封建的“臣民”变成现代意识的“公民”。

“公”“能”教育可说是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为一炉，他说：“不为己用，而应该是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责政治风气贪污腐化，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了解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如果我们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实注意到‘公’‘能’，并重观念的培养，那么，或许社会上贪污腐化的风气，将可日见肃清。”

美育教育思想

张伯苓虽不是文学家、艺术家、表演家，但却深谙“寓教于乐”“寓德于乐”的道理。早在1901年，他就提倡“新剧”(也称“文明戏”)，并和教职员学生一起创作演出话剧。当时周恩来、曹禺在天津南天中学读书时，已经是南开新剧团的主要演员，曹禺后来成为中外著名的戏剧家。

他说：“戏园不只是娱乐场，更是宣讲所、教室，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

1916年，他在《舞台、学校和世界》文中，阐明了自己重视戏剧教育的观点：“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场也。”他说：“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到做人的经验。会演戏的人将来在社会上必能做事，戏剧中有小丑、小生、老生等，如果在戏剧中能扮演什么像什么，将来在社会上也必能应付各种环境。”

当然，他还重视音乐和美术教育，虽然这两者不及体育和戏剧教育那样突出，不过对比其他中学和大学，成效却是卓越的。他重视音乐教育，家教缘故首当其冲。其父擅吹拉弹打，尤擅琵琶，津人称“琵琶张”。他耳濡目染，自然重视音乐。

他重视美育教育，不仅在艺术美方面，更在环境美方面。他非常重视建筑的美育功能，他曾亲自领导、参与设计、甚至亲手拉线测查建筑面积，他认为建筑除使用功能，还有美育心理功能。他把建筑的艺术性和人工改造的自然美有机结合，注重建筑美和环境美相结合，从而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的心灵美。

他还把美育措施具体化，实施“镜箴”——在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一大镜，校门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是希望师生能够自鉴，他实施“镜箴自鉴”和“考美”。“考美”是对学生宿舍和教室的整洁、美观、卫生等进行考核。

1934年，诗人柳亚子一进南开大学，穿行优美校园后，特赋诗赞美：

汽车飞驶抵南开，

水影林光互抱环。

此是桃源仙境界，

已同浊世隔尘埃。

参阅资料

《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王文俊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

《张伯苓传》.郑致光杨光伟.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百年家族：张伯苓》.侯杰泰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张伯苓在重庆》.宋璞.重庆出版社.2004年

《张伯苓孙女：爷爷是日本人眼中钉》.刘伟吕松清.《金陵晚报》.2005年

《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薛进文侯自新.《中国教育报》.2006年

《周总理吊唁张伯苓》.周利成.《今晚报》.2007年

《张伯苓图传》.梁吉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孙海麟.人民出版社.2008年

《南开大学因何从私立变国立》.刘宜庆.《人民政协报》.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