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新风(1 / 1)

乱世先生 一丁 3065 字 1个月前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请他出任北大校长的委任状。次年1月4日,他于北大上任,挑起了这个历史的重担。

1916年9月1日,身在法国游学的他,就收到了时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发来的电报: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2年,蔡元培就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时,就曾聘范源濂出任教育部次长。因范源濂不属于同盟会,所以蔡元培的邀请在国民党引起了反对,但他坚持己见:“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

四年后,两人位置刚好倒转。当时北京大学建校才18年(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这所“皇家大学”官僚气和衙门气浓厚,教员多是官僚,他们不学无术,学生为了仕途,还是阿谀奉承。

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这样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当时,北大的腐败名声,闻者众多,朋友们曾劝蔡元培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他却已下定决心,他在给国外友人的信中这样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

事实上也是这样,他一直都希望“教育救国”,通过整顿教育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他到任那天的情景,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后来回忆:校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排队向他行礼,他却“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实际上,蔡元培从来没有把北大校长看作是一个官职,他对学生们说:“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他认为大学是研究高等学术之地,并非养成官僚之所。要发展学术,没有自由的思想环境是不行的,被禁锢的思想不会有创造。因此他对各种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特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笑着站到北大的讲台上,面对师生、墙外的祖国和全世界,发出了振奋人心的演讲: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下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镕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苛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励,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苛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漠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声音发出,蔡元培就拉开了改造北大的序幕,他没有推倒重来,而是进行了一系列的系统革新。

第一,立原则。

他认为,大学需要自由的思想环境,被禁锢的思想不会有创造性。因此,他对各种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特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八字原则一立,北大学术空气大大活跃;这八个字几乎成了蔡元培和北京大学的代名词。

蒋梦麟先生后来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

蔡元培的办学思路,使北大“学风丕振,声誉日拢”。由于良好的学术风气,北大人才辈出,学术成果累累,这其中有许多是本学科开创性、奠基性成果,如:徐宝璜的《新闻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等。此外,陈大齐在北大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钟观光在北大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用现代科学分类标记的植物标本馆……

北大开始声名远扬。八字原则也成为了各种学术思想存在发展的良好土壤。

第二,揽人才。

蔡元培认为,“人才为国之元气”。而培养人才,首先要有好的教师。于是,他在国内广聘名师,标准是“积学而热心”之士,即学有专成又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均可。

在这种办学方针下,北大教员中包括了许多来自不同学派、持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辜鸿铭,这位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怪人,平时拖着长辫,以复古派自居,主张尊王尊孔,反对共和,北大师生戏称,辜鸿铭头上有全世界最后一条封建时代的辫子。蔡元培因其精通西学,对英国文学有专长,仍留聘他教授英国诗歌;旧国粹派的黄侃和新白话派的钱玄同,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大唱对台戏,蔡元培也聘他们,让北大充满百家争鸣的意见言论。当时北大大师云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徐悲鸿等均在此任教。

他不仅延揽众多大家教授学生,而且聘请高明的管理人才。傅斯年后来曾说,蔡先生请蒋梦麟作总务长、助理校务为最佳搭档:“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

第三,建体制。

蔡元培把中外大学管理体制进行比较后认为,要使学校按既定方针办下去,不受校长一人去留的牵涉,就要建立起以诸教授为中心的教授治校体制,于是设立校评议会及聘任、财务、审计、图书、仪器、学生生活指导等各种专业委员会的制度,其精神是由教授民主治理学校,评议会由教授代表组成,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校长是评议会主席。

同时,他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生可以自由选课。于是北京大学课堂的秩序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在教育内容上,他提倡融通文理,融合中西文化,重视学生美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在招生制度方面,从1920年春天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他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他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第四,养风气。

我国学者历来认为环境、风气对人才培养有着重要作用。在北大任教多年的林语堂深有感触地说:“我深信凡真正的教育,都是风气作用。风气就是空气,空气好,使一班青年朝夕浸染其中……学问都会的……因为学问这东西,属于无形,所求于朝夕的熏染陶养……古人所谓春风化雨,乃得空气教育之真义……”

蔡元培为改变旧北大的风气习惯,养成“人人见贤思齐,图自策励,以求不落人后”的良好风气,他注重校园文化,亲自发起或支持组织了各种有益的多种学生社团,以使学生就兴趣所近,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在各社团中互相磔砺,品学并进。进德会、新闻学会、平民教育演讲团、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音乐会等都非常活跃。一时间北京大学社团体立竞秀,刊物百花争辉。事实表明:“讲学之空气成,人才必出。”

当时在北大旁听并做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就是新闻学会的会员。而这些社团的成员,如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后来在“五四”运动中,都成为了学生领袖。

第五,倡科研。

蔡元培认为,办好大学仅教书不进行科学研究是不行的。他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且欲救中国于萎靡不振中,惟有力倡科学化”。

因此,他到任后十个月,北京大学即成立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共九个,开国内大学设科研机构之先河。供高年级学生、毕业生、青年助教在教授指导下进行专题研究,写出研究报告或论文。同时还组织群众性各科目的研究会,使学生人人有机会进行学术研究。

第六,广交流。

蔡元培认为:“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术学于德。”从1907年起,他开始到当时世界科学中心德国进行研修;后来,他又赴日、德、法、英、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匈牙利、荷兰等国游学,了解世界科学发展的状况与趋势。

他先后拜会过科学巨匠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并邀请他们来华讲学。先后到北大来讲学的国际著名学者有德国的魏礼贤、法国的班乐为、美国的杜威等。这种高水准的交流对提高北大师生的学术水平与科研兴趣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改革北大,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效果,化腐朽为神奇。可以说,北大因蔡元培,才确立了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了伟大的教育家。

蔡元培在当北大校长期间,做得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是开放女禁。

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元培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

就此事,他后来回忆说:“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北大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在那个时代,新的教育理念的施行遇阻甚多。为捍卫“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他也多次应战。

据顾颉刚的《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回忆,在“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和林琴南曾经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公开辩论,轰动了全国。

林琴南写信给蔡元培,攻击他主办北京大学以来“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引用土语为文学”。蔡元培于1919年3月18日写了一封公开信答复:“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这封公开信,通篇平实深沉,入情入理,不亢不卑,很理性地阐述了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且行文彬彬有礼,立论有据,令对手无法不折服。

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孕育了丰厚的文化背景,这些都离不开蔡元培的大力支持。甚至“五四”运动本身,也与他直接相关。

1919年5月3日,得知中国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亲自赶到蔡元培家里,将内情告知。

当晚,蔡元培就将消息通报给了学生代表,消息传开后,群情激愤。他们将定于5月7日举行的游行,提前到了5月4日。游行队伍出发前,蔡元培曾在门口阻拦,未能如愿。

当天晚上,火烧赵家楼后,32名学生被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北大学生群集在三院大礼堂商讨对策,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他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他的营救方式,就是到一位段祺瑞所敬重的前辈家中说情,因为事态严重,所以老先生没能一口答应。他就从晚上9点一直坐到了12点,最终老先生同意一试。因为社会舆论压力,5月7日,学生被保释出狱。而蔡元培却在次日提出了辞呈,随后就悄然辗转天津后回到浙江老家。

他的辞职,产生了极大的社会震**。甚至北京各中专以上校长,都提出了辞呈,而“挽(留)蔡”竟成了学潮难以平息的一个因素。在重大压力下,蔡元培终于答应7月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