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爱妻纳妾，婉拒红颜，教育九个子女成才，一门三院士，这些往事，虽已随风飘逝，但细细品来，却温馨得令后人赞叹。
发妻李惠仙
1889年，梁启超17岁，参加广东乡试榜列八名，秋闱折桂，成为当时年龄最小的举人。姓李的主考官，看重他年少才高，就把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了他，李惠仙大他4岁，二人在两年后结了婚。
婚后次年夏天，两人南归故里。
梁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新婚不久的夫妇，只好借用梁姓公有书室的一个小房间，作为新居。广东的气候，溽热难当，久居北方的李惠仙，对这种气候极不适应，但这位从北京来的大小姐，既不嫌恶劣的气候，更不嫌梁家的贫寒，只看中自己夫君的才华。
此时梁启超的生母，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惠仙大两岁，李惠仙仍然操劳侍奉，尊老敬孝，深得梁家人喜爱，被乡邻赞为贤妻良母。
维新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下令要捉拿维新党人家人，梁家只得避居澳门，逃过这场灭门灾难。至于梁启超，不得不亡命东瀛，流亡十多年。
这种境况下，李惠仙成了梁家的顶梁柱。几个月内，梁启超给她写了六七封家书，高度赞扬她在清兵抄家时的镇定自若，鼓励她坚强应对乱世，还告诉她解闷良言，读书妙法，浓情蜜意，饱凝笔尖。有一封信，这样写道——
“……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后来，两人相聚日本。他与妻子，相敬如宾，夫妻恩爱，一辈子只吵了一回架，正因这次架，致使他终生悔恨。在李惠仙弥留之际，他忍受不了煎熬，向大女儿梁思顺，坦露了愧疚心情：“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是我和她打架时留下的，我实在哀痛至极！悔恨至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像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
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无力回天，溘然仙逝。他含泪饮悲，写下了《祭梁夫人文》：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三拒侨商美女何蕙珍
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邀，到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
有一天，檀香山一位何姓侨商设家宴款待他。当他走入何家大院时，就看见出迎的主人身边站着20岁的女儿何蕙珍。这个出身侨商之家的何小姐从小受过西方教育，16岁做老师，英文很好，因而担任梁启超的翻译。
翻译当然紧贴他落座，席间，何小姐长发飘逸、谈吐不凡、学识广博、尤为活跃。她还十分熟悉梁启超的著述，仿佛宴会成了何小姐和他的交流会。席近尾声，何小姐拿出一份原稿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而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
他接过手稿顿时冰释疑惑：他刚到檀香山时到处演说，清廷买通了一家当地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他，他虽心有不服，却无奈不懂英文，只好置之不理。可没过多久，另一家报纸上却连载了为他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只是文章没有署名。如今真相终于大白。
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地对他说：“我十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数日后，他践约把照片赠给了何小姐，何小姐当即回赠了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
顿时，他坠入了情网。
没过多久，有位好友专程拜访他，笑着劝他：如果娶个懂英文的夫人，会对事业更有帮助。
他沉思片刻，回应说：“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思念她，但我已有妻子，我曾和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这头颅早已被清廷悬赏十万，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么能再去连累人家呢？”就这样，他第一次婉言拒绝了何蕙珍。
没过几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超。席间，他见到何蕙珍，心情极其复杂，避开所有的敏感话题。
倒是何蕙珍谈吐自如，大方有度。临别，何小姐笑着对他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
这番**的表白，令人心醉。但他意志坚定，微笑着道了声珍重，就惶恐而逃。这是他第二次婉言拒绝侨商美女的好意。
虽然理智战胜了他，但感情却无论如何无法压抑，所以他只好以纸笔对话，陆续写了24首情诗，有一首这样吟道：
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他不愿把这事瞒着结发妻子，1900年5月24日，他通过一封家书，将此事告诉了妻子。信中，他表示自己决不做“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
妻子读了他的信，气恼无比，遂回信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信中所说，就把它放过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聪慧的妻子，要将问题交给公公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绝不会同意儿子娶小老婆。这下梁启超慌神了，急忙复信说自己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
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捱骂矣；即不捱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其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后来，梁启超出任民国司法总长，何蕙珍专程到北京，想结秦晋之好。他却只在总长客厅里接待了何蕙珍。李夫人病逝后，何蕙珍又赶来，但他仍然婉谢。梁启超这一做法，引得世人指责，说他薄情，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责备他“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就这样，他第三次婉言谢绝了侨商美女的好意。
从那以后，梁启超三拒红颜的故事，就流芳传世。
一墓悼三魂
当年，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来阿好、王来喜两名丫环。阿好脾气坏，不听使唤，没多久，就被梁家赶走。王来喜本名王桂荃，勤快聪明，深得梁氏夫妇喜欢。1903年，她成了侧室。
梁启超对王夫人，虽不像对结发妻子那样恩爱，但却十分尊重。他曾对长女梁思顺说：“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她，令她欢喜。”
本来他对这桩婚事，感觉有悖一夫一妻制，所以尽量讳避，从不张扬。写信都是多称“王姑娘”、“三姨”或称“来喜”。只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怀有身孕，又快要临产，他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里，才用了“小妾”的称呼。
他的孩子们，对王桂荃的感情非常深，他们把李惠仙叫妈，把王桂荃叫娘。
他始终与时俱进，肩负着天下兴亡的重任前行。让他义无反顾，没有后顾之忧的，就是在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位夫人。
而在李惠仙、梁启超去世后，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的九个孩子，从她的身上学到更多的是勤劳与善良。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革”中与孩子们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与世长辞。“文革”后，梁家子女们，在香山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王桂荃。
教育九子女
梁启超的孩子，在我国科技史上，曾创下一门三院士的辉煌荣耀——
早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81人当选，其中28人的人文组里，梁思成、梁思永两兄弟，同期上榜；45年后的199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这兄弟俩的弟弟梁思礼，又当选为院士。这在我国科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梁启超与两位妻子，生了14个子女，成人9个，除3子(二子梁思成、三子梁思永、九子梁思礼)名列院士外，其余6子，均在各自领域，成就非凡。
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长；四子梁思忠，炮兵上校，英年早逝；五女梁思庄，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首屈一指的专家；六子梁思达，著名的经济学家；七女梁思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八女梁思宁，光荣的革命军人。
梁家满门俊秀，这与他言传身教密不可分，他曾在给儿女们的信里这样说：“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他九个孩子的成才，与他耳提面授分不开，从他的《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爱的教育，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就能看出他对孩子们的谆谆教导。
这些家书，前后持续15年，每年少则几封，多则几十封，有的寥寥十几字，有的则长达几千字，或畅谈家事，或纵论时事，或者聊天谈心。其写作时间有的深夜两三点，有的清晨起床后，可见，只要稍有时间，他就会和孩子唠叨几句。在每一封信里，都透露着父亲浓浓的爱意。
有一段时间，梁思成对自己所学，深感困惑，怀疑美国的死板仿古教学方法，会使自己变成纯粹的画匠。梁启超知道后，就写信劝说：“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负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见。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燉’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燉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怎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他作为父亲，虽然希望孩子们个个成才，却不希望孩子们因忙于学习而致使身体有损，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里，他一再告诫最宝贝的女儿说：“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
多年后，他给远在美国的梁思成写信，也多次提醒注意身体：“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预备着将来广受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者，我对于思成身子常常放心不下，就是为此。”
细细想来，只有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才会在孩子的学习与健康之间，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真可谓，如山的父爱呵。
梁思成后来回忆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自己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
梁思礼回忆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参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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