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虽然只在人间行走了56个春秋，但他精妙治学，辛勤笔耕，给后人留下了148卷、1400万字的宝贵财富。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新民说》。

《新民说》是他在1902年至1906年，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在《新民从报》上的二十篇政论文章。1916年部分收入《饮冰室文集》；1936年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同年出版《新民说》单行本。

《新民说》讲述了现代国民应有的条件和准则，旨在唤起国民的自觉：从帝国时代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在20世纪的中国起了启蒙作用。

他的每篇文章，都饱含**，对读者有一种魔力。这也使得他风靡一世，声震天下，成为名副其实的“舆论骄子，天纵文豪”。王文濡挽梁启超：“《饮冰》一集，万本万遍，传诵国人，雅俗同赏，得其余沥以弋鸿名而张骚坛者，比比者是也。”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首次提出了“新民”思想。他振聋发聩地呼吁“改造国民性”，当时应者云集，且至今还有适用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呼吁不仅是口号，他还在探索后提出了具体方案，形成了“新民说”理论。

“新民”一词，出自儒家经典《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梁启超主张“亲民”即“新民”，而“新”就是革新，革故鼎新。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他意识到，人的革新，决定制度的变革，“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欲要国家独立富强，先须改造国民、提高国民素质，有“新公民”而后有新的国家。新民说的一个重点，在于大力提倡“公德”，因为，梁启超发现：“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昧于公德，则人群不成其为人群，国家也不成其为国家。”反之，“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新民就要有公德、能处群。如何培养新民？他想到借助于艺术(小说)和宗教(佛教)的力量，特写出了有名的论著《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

他在《新民说中》还就如何去掉“心中的奴隶”，谈了具体的看法，就是在今天，也很有借鉴意义，他说：

勿为古人之奴隶。对待古人留下的宝贵遗产要珍惜，要继承，但不要被古人的思想束缚，对待文化遗产要有客观分析的精神；

勿为世俗的奴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世俗，但不等于说所有的时代世俗都是好的，都是比前代进步的，盲目追求世俗是不恰当的，对待世俗也需要有冷静的态度，分清是非的精神；

勿为境遇之奴隶。许多人在对待事情时，往往过多的强调环境的作用，将自己或别人的成败归于环境因素，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不能完全否认环境的作用，但是主观的作用才是第一的。当你遇到不好的环境时，应该有克服困难的精神，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应对环境，为自己开辟一片有希望的天地。有些青年当遇到困难时甚至采取自残的行为，这是很不应该的，希望你们摆脱“境遇的奴隶”思想，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开辟道路，那怕是很困难的；

勿为情欲之奴隶。情和欲都是人性的表现，压制情欲是不对的，但是对待情和欲要保持正确的态度，自持的态度，不能陷入情和欲望的陷阱中，当情和欲得不到时，你要客观的分析原因，不要一味责备别人或自己，要始终保持冷静态度，就会从情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且你最终会获得使你幸福的情和欲。

在《新民说》中，他提出了塑造理想国民的思想。他吸收东西方道德特点，针对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国民标准，即为“新民”。

“新民”应具有下列特点：要有公德心；要有国家观念；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人民进取冒险的精神愈盛，其国家也愈强；要有权利观念；要了解自由的真义；要有规律的生活；要认清义务；要能够自尊；要有毅力；要能够合群；要做社会的生利分子，所谓生利分子，并不是要每个人直接参加到生产事业里，而是指所有能够保护生利的人，比如像官吏、军人和医生等，也都是社会的生利分子，而能够增加人类知识、改进人类品质的人，像教育家和文学家等，也莫不是社会的生利分子；要有尚武精神；要注重私德；要具政治能力，他认为，一个政府是否健全，要看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无行使政治的能力。要建立一个民主有效的政府，人民的政治能力尤其重要。

穿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沧桑，重新阅读《新民说》，让人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新民说》可以说是我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是充满原始气象的混沌之作，惟其混沌，气象和格局之大，后来者无人可比。

可以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开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