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这个今天家喻户晓的称谓，是梁启超首先提出，并唱响全世界的。

在“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前，国人并无民族观念，而是习惯说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把我国称为大秦、震旦、支那等等，还有华夷之辨、夷夏之防。这些都不是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称谓。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救亡图存的热潮，迫使国内先进的思想家们开始重新思考许多凝重的问题。严复的《天演论》，使国人意识到了合群的重要，其中发出了“保国、保种”的呼声。

1898年秋，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沿着严复“保种、合群”的思路，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欧洲的民族主义论著。1899年在《东籍月旦》一文中，他首次使用了“民族”一词，随后他又从民族进化和竞争的理念出发，大胆提出了民族主义是近代史学的灵魂。他在《新史学》中明确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里的人群进化，其实就是民族进化。这时他的民族观念，就已上升到了理论层面。

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他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这一独特的概念，还把中国民族的历史演变，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在此基础上，1902年，他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他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随后，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学术思想地位时，他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就这样，从“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他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全新创造。

不过刚提出“中华民族”时，他的定义较为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他才清晰地赋予了“中华民族”较为科学的内涵。他说：“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05年，他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断然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6年时间，中华民族完成了创造，不论形式还是内容，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留日的众多学生都对中华民族的含义展开了热烈讨论。甚至孙中山、章太炎等当时不大关心民族融合的革命党人，也开始思考民族团结、平等的问题。

现在，“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共同体这一理念，早已成为了国人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