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考中举人以后，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他继续努力学习，在广州的学海堂发奋读书。

一

学海堂中，他有一个同学陈千秋，是南海县西樵乡人，两人非常要好。

一天，陈千秋从外面回来，非常兴奋地对他说：“梁兄，我听说南海康有为先生上书皇帝请求变法，现在，他刚巧从京师回来，我正想前去拜见他，他的学问是我与你所想象不到的。如果我们现在能找到一位好老师，那就太好了。”

陈千秋见他还是一脸纳闷，就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写了一封5000字的《上清帝书》，向光绪皇帝提出：“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他还警告皇帝，如果还是因循守旧，不变法图强，外国列强必然会进一步深入国土，像太平天国那样的起义就会再次发生。本来康有为在这次乡试中，已经考中举人，可是顽固派大臣徐桐认为，“像康有为这样轻狂之人，如果让他考中，今后必然会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于是，抽去了康有为的试卷，使他不幸落榜。但这次上书却轰动了整个北京官场，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这个消息大大地震动了求知欲极强的梁启超，他急切地恳求陈千秋说：“陈兄，我也想见见这位康先生，你快带我去见见他吧！”陈千秋爽快地应允了。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7点。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给了他当头棒喝。

见到康有为后，他便决定正式拜康有为为师。

他和陈千秋二人，共同请求康有为自己开学馆。于是，康有为就在广州长兴里，成立了“万木草堂”，从此，梁启超就结束了在学海堂的学习。

1890年，18岁的举人梁启超，拜33岁的监生康有为为师！

康有为中举，是1893年的事，比梁启超中举晚四年。他拜康有为为师，是举人拜秀才，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二

万木草堂，是康有为用以讲学、培养人才和宣传文化思想的基地，草堂的命名含有培植万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深意。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万木草堂本是丘氏宗祠，原名丘氏书室，也是教育家、爱国志士、清末岭南三大诗人之一的丘逢甲族人祭祖、授课之地。

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主张“脱前人之窠臼，开独得之新理”。1891年3月，康有为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撰写了《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的学规，对学生施以德、智、体教育。

在德育方面，康有为提倡慎独、主静、厉节、养心、敦行孝悌、检摄威仪、崇尚任恤、同体饥溺等道德修养，内容虽没摆脱封建教育巢臼，其目的却在于激励气节，发愤图强。

在智育方面，康有为开设四种课程：经世之学、义理之学、词章之学和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之学、宋明理学等；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学原理、政治应用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群学等；词章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数学、地理学、万国史学、格致学等等。

最初，万木草堂的学生不满20人，后来，声名鹊起，学者日众，增至100多人；1893年，学生猛增至数百人，于是，再次搬迁至广府学宫仰高祠(今文明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内)

1894年康有为赴北京参加会试，一度停办。1896年后又有短期讲学活动。

三

1894甲午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史称“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负责议和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停战条约，史称《马关条约》。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即将签订前，消息传到国人耳中，立即引起了国人及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的强烈反对。

此时，康有为倡议发动各省的举人联名上书皇帝，拒绝签订《马关条约》。

经过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昼夜奔走呼号，湖南的举人首先响应，福建、江西、贵州、四川的举人跟着响应，河北、山东、河南的举人也随后响应。

结果，进京参加会试的18省举人，都被鼓动起来。康有为大受鼓舞，立即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赶写了14000字的“上皇帝书”，史称“公车上书”，慷慨激昂地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三项建议，在文章中签名的举人就有1300余人。

后来举人们在松筠庵集会，讨论和通过上书的内容，到会的举人有数百人。在京城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可以说，这是中国后来学生运动的先导。

主和派见到这种情况，马上感到情况不妙，就派人到各省会馆，恐吓举人，要他们撤销签名。胆小之人在威逼下妥协了，然最后仍有603人不愿屈服，继续保留签名。

当时朝廷规定：上呈皇帝的文书，不能直达，必须经都察院转呈皇上，但等到四月初十，上书送至都察院时，《马关条约》已提前两天，初八就在烟台换文了。

都察院的官员就推说签约已成，无法挽回，拒绝代收这份“公车上书”。

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便把维新思想转向民间宣传，为提高广大民众对时局的认识，他们两人就在上海撰写了《公车上书记》这本小册子。

这次上书，还是由都察院代转，最终顺利到达了光绪帝的手中。

光绪和恭亲王奕訢看了之后，十分欣赏，下令誊抄四份，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展阅。

四

1896年8月9日，梁启超、汪康年和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这是维新运动时期著名的维新派报纸，也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份报纸。其中，梁启超是主笔，汪康年任总经理。

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重要文章《变法通论》《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均发表于此报。梁启超为《时务报》撰写的政论，痛陈爱国救亡、呼吁变法维新，言论新颖，在爱国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开明官僚中引起强烈反响，“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到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其他维新人士也纷纷撰稿，揭示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倡言变法，抨击顽固守旧势力，因此报纸颇受读者欢迎，数月间行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时务报》连载《变法通论》，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保守。由于议论新颖，文字通俗，数月之内，销行万余份，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时务报》发行一年后，发行量从创刊时的3000多份增加到1.2万份，最高达1.7万份，成为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翌年，梁启超去湖南，仍遥领该刊。由于张之洞横加干预，汪康年总理管起主笔，汪梁之间矛盾激化，他愤然辞职，自第55期后再无梁文，排式也与前不同。

五

1898年7月3日，在梁启超身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对于梁氏家族来说，这次是他最接近光宗耀祖的一次，可惜当时他祖父已过世——

这一天，光绪皇帝召见了梁启超。按清代惯例，举人得到皇帝召见，至少能成为内阁中书。

遗憾的是，他不谙官话，在这次会面中，把“孝”字说成“好”，把“高”说成“古”，弄得皇帝目瞪口呆。

光绪皇帝大为扫兴，因此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衔。而康有为与光绪几小时的长谈，就大受嘉赏。

从这以后，康有为多少受到这次召见的鼓舞，一直以君王师自居。这为后来康梁思想上的分歧，埋下了重重的伏笔。

维新变法，提出的各种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包括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改革官制、裁掉各种无用衙门、允许平民上书等等，每一项改革，都将冲击甚至剥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动摇了传统学者和广大士绅的思想基础，因此，变法受到巨大阻挠，最终以失败告终。

另外，维新党虽改名改革派，却因言论过激，用革命手段改革，得罪了很多温和派。甚至康有为还书生意气的喊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变法失败，政局紧张，朝廷大肆捉拿维新党人。谭嗣同劝梁启超外逃，伊藤博文也要求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想方设法营救他，并说：“救他吧！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在这种时局下，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一去14年。他还给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吉田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