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达菲先生住在查皮利佐德，住在这里，主要出于两个考量，一是他宁可尽可能住得离那座他是其臣民的城市远些；二是他发现都柏林的其他郊区都已经变得吝啬、浮夸和虚伪。

那是一幢阴暗的老宅，透过窗户，目光所及，不是一座废弃的酒厂，就是一条流向下游的小河，都柏林城就建在那条河旁。他，就住在这幢老宅里。

房间内没有铺地毯，墙壁上也没有贴任何图片，看上去很是空旷。这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是他亲自购置的：黑色的铁架床、铁盆架、四只藤椅、衣架、煤斗、烤架和火钳，还有一张搁着双人用写字台的大方桌。书架摆放在壁橱里，用白色的木板隔开来，一盏盖着白色灯罩的台灯是壁炉上唯一的装饰，那是白天刚放在那儿的。

白色书架上的书籍按书的高低依次排列整齐，最低一格的一角摆着一部《华兹华斯全集》，在顶格的一侧，竖着摆放着一本用笔记簿硬布壳缝制而成的《梅努斯学院教义问答》。一些用来抄写的用品码放在写字台上，抽屉里搁着一份豪普特曼所著《米切尔·克莱默》的译本的手稿，其中的舞台指导文字是用紫红墨水书写的，还有一小叠纸张，是用铜扣钉起来的。纸张上时常出现那么几句随手写下的话，第一页上贴着“苦豆子”广告的一行用语，尤其让人感到滑稽。写字台的盖子一旦打开，便会有一阵淡淡的芬芳飘出来——这香味的来源，不是一只崭新的杉木铅笔，就是一瓶胶水或者一只被遗忘的已经熟透的苹果。

对于任何有可能导致精神与肉体混乱的东西，达菲先生都十分讨厌。当然，对于这类人，中世纪的医生或许会说他们有些忧郁。他那张饱经沧桑的脸，如同都柏林的马路一样泛着棕黄色。他那扁脑袋很大，几绺干枯的黑发贴在上面，一张木然的嘴在淡黄色的胡髭下显露出来。高出来的颧骨给他的脸更添一种严峻之色，好在他的眼神还算温和，在两道淡黄色的眉毛下面从容地注视着世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时时都在期待他人悔过，但又时时陷入失望中一般。

他总是和自己保持着一些距离，用一种旁观者怀疑的目光，观照着自己的一言一行。此外，他还有一种为自己做传的老习惯，依照着自己的这个习惯，他经常暗暗地想些和自己相关的短句，主语用的是第三人称，而谓语则用的是过去时态。对那些乞讨的人，他从来不给予施舍，他拄着结实的榛木拐杖，从他们身边迈着坚定的步子漠然走过。

在布袋街有一家私家银行，他在那里做了多年出纳，每天早上乘电车由查皮利佐德赶来，中午去丹·伯克餐馆吃顿午饭，一般情况下，他都会点一瓶淡啤酒和一小盘竹芋粉饼干。下午四点钟下班后，他会到乔治街的一家小馆子吃饭，他喜欢这个地方，在这里会让他有一种远离纨绔子弟的安全感，当然，这里的价钱也算是很公道的。至于晚上，他可以选择听女房东弹钢琴，或者在城郊四处闲逛一番。偶尔，他也有很浪漫的时候，他会因为爱好莫扎特的音乐，去欣赏一场歌剧或者音乐会，这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

他没有伴侣，也没有朋友，既不上教堂，也不做祈祷，可以说，他过的是一种无需与他人交流的精神生活，圣诞节时他也会去串门走亲戚，等到亲戚死了就送他们进公墓。他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是出于对古老礼仪的尊重来尽这两项社会义务的，也是为了借此保持他的公民身份，仅此而已，他并不想做得更多。他也容忍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在某种情况下他想象着去抢劫哪家银行，当然，那某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他就一直这样平庸地生活，毫无刺激可言，**对于他来说，仿佛是不存在的。

一天晚上，他去剧院看演出。在剧院的圆形大厅里，他落座之后发现自己竟坐在两位女士旁边。剧院里观众寥寥可数，冷冷清清的，这种气氛似乎也预示着演出的结局不会太妙。坐在他身边的那位女士有好几次在张望观众稀少的大厅，然后她说：

“剧场今晚冷清成这样，真是太遗憾了！对着这些空****的座位唱歌，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呢。”

女士的这番评论，让他产生了错觉，他将此看作是一种攀谈的邀请，并对她那种似乎漫不经心的态度感到惊讶。他一边说话，一边试图把她记住。在得知她身边的那个年轻姑娘是她的女儿之后，他判断这位女士应该比自己要年轻一两岁。他想象着她年轻时候的模样一定很俊俏，不过就算是现在，仍然能察觉出她十分富于灵气。她那张脸呈椭圆形，轮廓非常分明，一双幽蓝色的眼睛透露着一种坚定。一开始的时候，她的眼神有些凛然，当瞳孔消失在虹膜里之后，似乎又有些困惑，眨眼的工夫，又显出极度的敏感。接着她的瞳孔又迅速出现，半遮半掩的天性重新被她的谨慎所支配，她把那护住丰满胸脯的阿斯特拉坎羔皮上衣微微一挺，摆出一种更为凛然清高的姿态。

过了几个星期，在伊尔斯福特斜街的一个音乐会上，他们再次相逢。他显然很兴奋，趁她女儿环顾左右的空当，他抓住时机与她悄悄交谈了一阵。有那么一两次她提起了她先生，但从她的口气可以判断，那些话里并没有警告的意味。她说可以称呼她“西尼可夫人”，于是他得知，她的先生祖上是从来亨(意大利西部的港口城市)迁居而来的。她先生是一艘商船船长，那艘船主要往来于都柏林和荷兰，两人育有一个孩子。

第三次与她偶然相遇时，他终于鼓起勇气向她提出约会的邀请。她来了，那是之后他们诸多约会的开始。他们总是在黄昏相见，挑选最安静的地段一同散步，不过达菲先生对这种躲躲闪闪的方式很不情愿，他觉得有点被迫**的意味，于是他要求她邀请他到她的家中做客。西尼可船长倒是和他很投缘，还欢迎他常来，他以为这个客人是在向他女儿献殷勤。在这样的场合，他显然是忘记了他太太的存在，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想到还会有谁对她感兴趣。

由于她的丈夫经常外出，女儿还要上音乐课也经常不在家，因此达菲先生有许多机会与那位女士相聚。不管是他还是她，在没遇到对方之前，他们都不曾有过这种冒险的经历，因此也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任何不妥。渐渐地，两人的爱好越来越相近，观点也越来越相同，他借书给她看，向他讲解书里的各种看法，与她分享他的知识分子生活。对这些，她全都悉心聆听，一副很陶醉的样子。

他给她讲述各种理论知识，有时候为了能和他有些互动，她也会讲述她的一些生活情况。她用近乎母性的关爱鼓励他充分展露自己，于是，她又成了他忏悔的聆听者。他对她说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他常常参加爱尔兰社会党的聚会，在一间用油灯照明的昏暗阁楼里，他第一次发现在二十个脸色阴郁的工人当中，他竟显得如此卓尔不群。后来，该党分裂成三个小团体，每个团体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领袖和自己的阁楼，从那之后，他便不再参加那类活动。他说工人讨论时大多数都胆怯得很，对薪水的问题也总是拿不定主意，他们是一些有着严肃表情的现实主义者，对精神层面的问题怀有很大的抵触，因为精神的确是闲暇的产物，而闲暇对他们而言，是不可企及的。他还告诉她，都柏林在几个世纪内都不可能被社会革命所席卷。

她听了这些，表示很困惑，问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呢。

“为什么要写呢？”他用一种讥讽中带着小心的口吻反问，“去跟那些连一分钟的思考能力都没有，却夸夸其谈的人比个高低？让自己摆在那些把道德交给警察、把艺术交给代理人的愚不可及的中产阶级面前，任他们评头论足？”

他经常造访她在都柏林郊外的那栋小房子，两人就那么单独待在一起，消磨掉无数的黄昏。随着两人交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思想相互交融，谈论的话题也越来越接近。她的陪伴对于他，就像是温暖的土壤滋养着移植的花枝。许多次，她任由着暮色将他们笼罩，而并没有去点亮油灯。房间昏暗而宁静，那份与世隔绝的孤独和萦绕耳畔的细碎声音，把他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他的想象力被这种联系深深刺激了，它磨平了他性格中那些粗粝不堪的部分，给他的精神生活中注入了无限柔情。有时候，他甚至发现自己在倾听自己的声音，他觉得在她的心目中，他会上升为一名天使，对此，他深信不疑。就在他越来越亲近他精神伴侣的热烈天性时，一种陌生而超自然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知道那是他自己的声音，那声音要求灵魂固守着他那份无可救药的孤独。

“我们不能献出自己，”那声音说，“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最后，他们交往的结局就变成了这样，一天夜里，西尼可夫人显出异乎寻常的激动，她热情满满地将他的手一把抓住，最后，把他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脸蛋上。

达菲先生简直震惊极了。很显然，她误解了他的话，而这个误解让他感到幻灭。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他没有去看她，后来他写信给她，希望再见一面。

对于这最后一次见面，他希望不要因为那些旧情而过于缠绵，所以他把地点选在了靠近公园后门的一家小饼屋。

到了约定的这天，秋风瑟瑟，他们顶着冷风在公园里来回走了将近三个钟头。最终，两人同意不再往来。

“每次见面，”他说，“都是伤心的见面。”

离开公园，两人谁都没有再说话，他们沉默地走向电车，这时候她开始发抖。他看见她抖得那么厉害，害怕她会再次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于是他慌忙向她告别，匆匆离她而去。几天后他收到一个包裹，里面装着他的书，还有乐谱。

四年过去了，达菲先生重又回到了他平庸的生活中。他的房间依旧跟他的脑袋一样有条理，楼下房间的乐架上放着几页新乐谱，书架里竖着两部尼采的著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快乐的科学》。他几乎没有在写字台上的那叠纸上写过任何东西，上面的那句话还是在和西尼可夫人最后告别的两个月后写下的，那句话这样说：男人与男人是不可能相爱的，因为不可能**；男人与女人则不可能有友谊，因为总难免要**。

从那之后，他远离音乐会，以免遇上她。他父亲去世了，银行的年轻伙伴如今也已退休，而他依旧每天早晨坐电车去城区，每天晚上在乔治街吃顿便饭，然后再从城里往家里走，他把阅读晚报当做饭后的甜点心，这成了他的习惯。

一天晚上，他正准备把一勺咸牛肉和卷心菜往嘴里塞，忽然，他的手停住了，眼光盯着他用玻璃水瓶顶着的晚报，上面的一则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那勺食物放回盘子，仔细地读了一遍那则报道，然后喝了一杯水，把盘子推到一边，他将报纸对折后摊在自己的两肘之间，把那则报道读了一遍又一遍。时间慢慢流逝着，卷心菜开始在盘子里结出一层冰凉的白色油脂。一位姑娘过来问他，是不是饭菜做得不好。他说很好很好，硬着头皮又吃了几勺，随后付了钱离开。

十一月的暮色，透着清冷，他快步走着，那根结实的榛木手杖有节奏地敲着地面，淡黄色的《晚邮报》边缘从他紧身的双排扣外套的一只侧袋里露出一角，在经过公园大门到查皮利佐德那段冷清的路段时，他的脚步放慢了，手杖对地面的敲击也没那么急促了，他那极不均匀的呼吸，几乎变成了一阵阵的叹息，凝结在冬日冰冷的空气里。

一回到家，他就直奔卧室，慌慌张张地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报纸，借着窗户中透进来的微弱的光亮，他又念了一遍。他念得声音很低，就像是神父做祷告时那样翕动着嘴唇。报道是这样写的：

女士命丧悉尼广场车站

——一桩伤心命案

今天在都柏林市立医院，代理验尸官(弗莱雷特先生外出期间代理)对爱米莉·西尼可夫人的遗体进行了尸检，西尼可夫人年约四十三岁，昨晚死于悉尼广场车站。有证据表明，这位死去的女士当时试图穿越铁轨，被一列十点整从王城开来的慢车车头撞倒，最终女士因头部和身体右侧受伤严重而死亡。

火车司机詹姆斯·列农声称，他已在铁道公司工作了十五年，听到保安哨音时，他已启动列车，几秒后听见叫喊，他又停了下来，他强调说火车当时开得相当慢。

铁路搬运工皮·邓恩声称，火车即将启动时，他看见一个女人试图穿越铁轨，他一边大喊着制止一边朝她跑过去，可是他还没来得及接近她，她就被车头的挡板挂住了，然后摔倒在地。

陪审员——你看见那位女士摔倒吗？

证人——是的。

警官克罗利作证说，他到达时发现死者躺在月台上，显然已经死亡。他下令将死者的遗体移进候车室，等待救护车赶来。

五十七号警察证实警官所言属实。

都柏林市立医院外科住院部的助理医生霍尔平声称，死者的两根下肋骨折断，右胳膊伤势严重，头部右侧摔倒时受伤。这样的伤势并不足以造成一个正常人死亡，据他的意见，死亡的原因很可能是休克和突发性心力衰竭。

赫·布·派森特·芬雷先生代表铁道公司，对这件事表达了深刻的歉意。他说铁道公司一向都有采取各种措施，以防止行人从天桥以外的地方穿越铁轨，此外，在每座车站都贴有告示，而且还在平面道口设有标志明显的弹簧门。相关证明显示，死者生前就习惯于在深夜穿越铁轨，由一个月台走到另一个月台。鉴于此案还牵涉到某些其他情况，因此他认为铁路官员对此并不负有责任。

作为死者的丈夫，家住在悉尼广场附近的利奥韦尔的西尼可船长，也出庭作证。他声称死者是他的太太，出事时他不在都柏林，只是在事故发生后的次日清晨他才从鹿特丹赶回来。他们结婚已经二十二年，如果两年前太太没有染上酗酒的恶习，他们的生活会一直很美满。

玛丽·西尼可小姐也说，她母亲近两年习惯于晚上出去买酒喝，她作证道，之前她经常对母亲晓以道理，还劝她加入了一个戒酒团体。她说她是在出事后一小时才回到家中。

最后，陪审团根据医学证据作出裁决，认定列农无罪。

代理验尸官说，这是一宗十分令人伤心的案例，并就此案件对西尼可船长和他的女儿表示深切的同情。他要求铁道公司将采取有力措施，以消除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的任何可能性。不过，没人对此事负有责任。

达菲先生的眼睛从报纸上离开，他抬眼望着窗外毫无生气的黄昏景色。寂静无声的河流在空旷的酒厂旁缓缓流淌，昏黄的灯光不时在奥肯街的房屋间闪烁，这是什么结局啊！有关死亡过程的通篇报道令他感到作呕，更让他作呕的是，他居然跟她说过话，还有过那么一段交往，而且对此，他还一度引以为圣洁。报道中陈腐的句子，虚假的同情，小心翼翼的新闻措辞，这一切，全都试图淡化这则平常的死讯，所有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恶心。

他有些怒意，觉得她不但贬低了自己，也贬低了他。他看见了她的恶行，卑微而丑恶，而可笑的是她居然是他灵魂的伴侣！他想起了那些蹒跚而行的可怜虫，他曾经见过那些人拿着瓶瓶罐罐等候他人的施舍。哦，上帝。这是一个什么结局啊！种种证词都显示，她根本不适合于生存，她没有判断力，还沉迷于恶习，她完全是那种被文明所唾弃的不良之徒。达菲先生显然没想到她会如此堕落！莫非在与她交往时，他一直都在自欺欺人！他记起了那天夜晚她那种不能自抑的情形，并用前所未有的挑剔尺度对此进行衡量。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现在，他似乎可以毫无困难地表示欣赏。

随着光色的逐渐黯淡，他的思绪也开始飞扬开来，他突然想到了她曾经碰过他的手。之前那种让他作呕的震撼，如今又击中了他的神经。他立即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匆匆走出家门。他的脚刚一跨出门槛，冷风就扑面而来，钻进了他的袖口。他走出家门，走到查皮利佐德大桥旁的一间酒吧时，他立马钻了进去，并要了一杯热乎乎的潘趣酒。

酒吧老板很恭敬地给他把酒端上来，但并没有说话的意思。酒吧里面坐着五六个工人，正在讨论基尔戴尔郡一位阔人的财产总共的价值有多少，他们大盅大盅地喝酒，还抽烟，他们把痰吐在地板上，并不时用沉重的靴子拨拉着地上的木屑，用以掩盖痰的痕迹。达菲先生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望着那些人的方向，但是他既没有看见他们，也没有听见他们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他们出去了，他又要了一杯潘趣酒，他端着酒就那么坐着，坐了很长时间，酒吧里异常安静，老板懒洋洋地靠着吧台翻阅《先驱报》，不时打一个呵欠。门外偶尔可以听见一辆电车从寂静的马路上呼啸而过的声音。

他坐着，开始回想他与她度过的那段时光，她的两个幻影在他的眼前交替出现，这时他才意识到她已经死了，她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再存在，她已经成为一段记忆。他开始感到有些局促不安。然后他问自己：如今你又能做些什么呢？是啊，他不可能去上演一出蒙骗她的喜剧，也不可能与她公开同居，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对于她而言，已经是最好的选择。既然如此，他又什么可自责的呢？如今她走了，他可以想象得到她的生活有多么孤单，夜复一夜独守着空房，过着寂寞的日子。可他的生活也很孤单，没有朋友，没有可以交往倾诉的人，除非死掉，不再存在，变成一段记忆——当然，前提是如果有人记得他。

九点多，他才离开酒吧，暗夜寒气逼人而凄凉。他从头道门走进公园，走在干枯的树枝下，走在荒芜的小径上，这是四年前他们一同走过的地方。在夜色下他似乎感应到了她就在他的身边，有那么一瞬间，他好像感到她的声音从他的耳边轻轻掠过，她的手触到了他自己的手。他站下来侧耳聆听。他为何要索走她的生命？为何要判处她的死刑？想到这些，他感到自己的良心被撕成了碎片。

他来到了军械山的山顶，停住了脚步，他望着流向都柏林的那条河，望着在寒夜中闪耀着的温暖的灯光。他又顺着斜坡往下望，看见下面公园围墙的阴影里，躺着一些人的身影。突然，他的心充满了绝望，为那些用金钱换来的**。他厌恶自己所谓的正人君子的生活，他感到自己已经被人生的盛宴拒之门外。有那么一个人曾经爱过他，而他却拒绝给予她生命和幸福。是他，将她推向了耻辱，使她因为耻辱而选择了死亡。而他知道躺在墙角的那些东西正注视着他，它们眼巴巴地期望着他跳下去。

是的，这个世界没有谁需要他，他已被人生的盛宴拒之门外，他将目光转向那条波光闪烁的暗河，河水正向着都柏林城蜿蜒流淌。他看见河的对岸有一列货车，正慢慢驶出国王桥车站，就像一条脑袋发红的虫子，固执而艰难地在暗夜中穿行。渐渐地，它滑出了他的视线，但仍能听见车头沉重的轰隆声，就好像在不停地呼喊着她的名字。

他顺着原路返回，耳朵里充满了车头有节奏的回响。他突然有些惶惑，开始怀疑记忆告诉他的现实。走到一棵树下，他停下来，企图让那呼喊她名字的回声散去。暗夜中，他已经感觉不出她在身边，耳际也不再有她的声音掠过。他等待了几分钟，仔细倾听着，然而什么也听不见——漆黑黑的夜，十分宁静。他又听了听——还是十分宁静。这一刻，他突然感到自己原来这样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