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一生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在数十年的打拼中，曾国藩面对他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强忍着咬牙坚持，徐图自强。

君子立于世，非忍不可

曾国藩的一生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一生虽不能算是立下万世之功，但也成为“古今不一二睹之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忍”是密不可分的。

“坚忍”者何？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道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

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眼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是四弟、季弟亲眼所闻。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曾国藩的一生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寄客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级，有的比他还低，他好像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

这时，曾国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甚至欲急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

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这些处世方法，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为此，他说：“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国藩在他的处世人生中，特别偏爱“坚忍”，他说：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此来讥讽他，确合事实。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赢、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

对于曾国藩的坚忍，连王闿运写《湘军志》时本想讥讽曾国藩，都终为其感动：

1878年2月21日云：“做《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

27日云：“夜观览涤公奏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他亦无济。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竞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坚忍”是两个奥妙的字，“坚”可理解为锐于进取，挺而不软弱；“忍”可理解为持之以恒、能屈能伸、不计屈辱。体现在深受曾国藩影响的李鸿章身上，“坚”字可达到拼命的程度。

“拼命做官”是曾国藩送给李鸿章的雅谑，后此论不胫而走，天下人无不以为惟妙惟肖。清史官为李鸿章立传，也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概括他只想升、只想进的拼劲。李鸿章少年时言志，也说：“我愿得到玻璃大厅七间，都敞开明窗，让我在里面办公。”但他拼命了却了此心愿后，却不以此为足，又拼命去追逐新的目标。

曾国荃就十分羡慕李鸿章的这股拼劲，羡慕李“具办事之诚，有任事之量”，说李易于取得成功。李鸿章身上的“忍”字是与屈辱连在一块的，尽管他外表并不谄媚，倒是气宇轩昂，一派雍容华贵的风度。他除了屈于封建皇朝，还屈于列强，如果中国国力强，他或许真的会扮演中国的俾斯麦。但中国太弱，他和上海势力无力回天，他带头搞的洋务运动也不能使中国强大。因此，李鸿章的忍要忍到甘愿演小丑的地步。

1862年，李鸿章谈他的洋务外交时说：“与外人杂处，每到十分饶舌时，用痞子耍赖手段，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这套法宝李鸿章40年如一日地搬用。甲午惨败，他的洋务军事大业毁于一旦，亿万国人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按说他不忧愤而死，也该忧愤而疾了，但他却照样赴日乞和。在马关，他遭到了日本浪人的枪击，脑袋上鲜血淋漓，但即使如此，他仍嬉皮笑脸、死乞白赖地乞求日方谈判代表伊藤博文等削减赔款数目。

这种九折臂三折肱的忍性非常人所具，难怪在一些传记中他被描述成冷血动物。他到1902年还说：“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系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忍到这种可悲可憎的腔调，只能用“畸形”二字来形容。

打脱牙，和血吞

“打脱牙，和血吞”，是曾国藩坚忍之气的名言。在数十年的打拼中，曾国藩面对他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强忍着咬牙坚持，徐图自强。

1.修身要忍，处世也要忍

曾国藩高深的做人功夫，来自他多年的修炼和打磨。“忍”字是他平生恪守的做人要义。在他看来，“忍”字第一义，要求具有超强的自制力，此为“修身忍”；第二义要求有容人之量，与人为恕，与己为忍，此为“处世忍”；第三义要求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为达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的勇气，此为“战术忍”；第四义要当断则断，不留后患，此为“断事忍”。欲成大事，此四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说自己一生“打脱牙之日多矣”，又说一生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时”。他在写给次子曾纪鸿的信中阐述了“能渡过极困难之境，方是大英雄”的道理。他说：平常人遇到困难、挫折时便会停下来，放弃自己的目标，或绕道他处。实际上，“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曾国藩通过古今豪杰成败的启示，得出结论说：“凡事皆有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2.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正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全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中，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力量组织进剿了，而东征太平军的曾国藩也是接连失利。在这种情况下，湘潭决战的胜负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攸关全局。

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注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

当时的情况也确是如此，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顺势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和闽渐等地，占有半壁江山。太平天国政权只有在真正实现了划江而治的条件下，才具备发动北伐的可靠基地，夺取全国政权才有可能。而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就会因干枯而消亡。

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了湘潭战场的重要性，除派手下第一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又急调水师总统褚汝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天国生死搏斗的架势。这样，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领”，指挥不当，致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使太平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志矣。”

湘潭全胜、靖港大败，由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南提督鲍起豹和曾国藩联合会奏经过，请奖励立功将士，而曾国藩则单上一折，痛陈自己的失误，奏折最后他沉痛万分、深切自疚地说：“臣整军东下，本想疾驱出境，乃该逆（太平军的林绍璋）大举南犯，臣师屡挫，鄂省危急，不能速援，江南贼氛，不能迅扫，大负圣主盼望殷切之意，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对于曾国藩自罪自责的一片苦心，咸丰皇帝并未理解，又想起了在授鄂时曾国藩的“抗旨”之举，甩手便是一巴掌，使曾国藩好不伤心。

咸丰皇帝朱批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责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真是嬉笑怒骂，无所不至。曾国藩于是被革去了礼部侍郎之职，“责成其戴罪剿贼”。

随后，咸丰皇帝又以株守长沙不主动迎战之罪名，将湖南提督鲍起豹革职，任命云南腾越镇总兵常存为提督，在其未到任前，暂由塔齐布代理。两个月后，骆秉章参奏常存在长沙守城时，畏葸逃避，改授塔齐布为湖南提督。至此，湘军在与湖南大吏的长期争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终于在湖南站稳了脚跟。

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二次战争的惨痛经验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出外作战积累了经验。在曾国藩看来，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其最主要的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良莠不分，勇懦不一。因此，他对湘军进行了整编。据查，湘军岳州大败时，敢同太平军进行抵抗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浴血奋战的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曾国藩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依据勇于战斗的条件，决定士兵的去留。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便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

经过这番整顿和裁撤，留下的仅有水陆两部5000人。其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这对曾国葆的打击很大，多少年后还一直深居简出，拒见宾客。同时决定将王鑫留在湖南。命罗泽南随其出征；令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增募新勇，使湘军人数又增至10000余人。在衡州、湘潭修造船只，与此同时，除湘军本身的扩充以外，还将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2000，并征调了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所率的船队和广西候补道员李孟群统率的船队，共计1000余人。

经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面貌一新，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曾国藩在以后的家信中，提到此事时写到：“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岳州之败，靖港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唯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矣。”

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曾国藩，这就是一个坚忍无比的曾国藩，这就是一个“打脱牙和血吞”的硬汉子。

男人要有倔强之气

成功是一种较量。人人都想争强，因为都有血气。但遇到碰撞，有人立即脆弱成一滩泥，望天长叹，泪水与鼻涕搅和在一起。曾公终生的信条是：“男儿自立，必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的个性，就意志方面来讲，是很坚强倔强的。曾国藩的个性，就其发展来看，与其年龄的增长也大有关系。

早年时期，曾国藩的举止行为非常活泼，而且态度乐观，但也不免有点轻浮，大概是和多血质有关。

到了京城以后，学习宋时理学，言行举止，都规规矩矩，感情上虽然沉静没有变化，但理智异常丰富，大概和神经质（忧郁质）有点相近。

统率军队之后，意志变得坚强起来，态度沉着冷静，虽然屡次遭到挫败，但仍能本着“屡败屡战”的精神，始终如一地战斗，这一时期的个性，又与胆汁质相似。

到了晚年，经历了许多忧患挫折，对世上的事情，也看得很清楚，因而一举一动都权衡利害，深思熟虑，即使因为过于谨慎小心而受人非难，也在所不惜，又与粘液质极为相近。

一般认为，才子的气质是多血质，学者的气质是忧郁质，豪杰英雄多是胆汁质，依曾国藩的生平来看，也觉得差不多是这样的。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爱好诗文，行为浪漫，自然就是风度翩翩的才子。后来专心研究义理，讲究个人修养，思想谨慎，自然又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学者。曾国藩的个性发展，都是靠勤奋、踏实、观察、学习而实现的。他戒矫揉是真知人生大道理。

人人都想争强，因为都有血气。但遇到碰撞，有人立即脆弱成一滩泥，望天长叹，泪水与鼻涕搅和在一起。曾公终生的信条是：“男儿自立，必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曾经豪迈地说过：“故男儿自立，必有倔强之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曾国藩的诗文和军事生涯中都可以看出他意志坚强，并非懦弱之辈。他的诗文，很少有意味平淡之作，而多豪言壮语，雄奇之气溢于笔端，坚强的性格跃然纸上，如他30多岁做京官时作的一首诗：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二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就是在写字这件小事上，也可看出曾氏的性格特点。他不喜欢纤弱阴柔的字，而喜欢强劲阳刚的字。他说：“杜陵言‘书贵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论。”字体硬而瘦，正是阳刚风格的一种表现，俗话说：字如其人。写字虽是小事，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有些善于识才的人权凭一个人的字，就可看出一个大概。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51年5月26日），曾国藩在连上4篇奏折，备受皇上嘉许之后，又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这是一篇那个时代的铮铮直言、掷地有声的好文章。文章在对咸丰帝歌功颂德一番之后，十分尖锐地指出了咸丰帝可能出现的自矜才智、拒谏饰非的卑劣心态，以及朝廷可能面临的严峻政治形势。

在“伴君如伴虎”的时代，上这种捋虎须的奏折，实在是耿直得可以，坚强得可以。这篇奏折被以“求言”装饰门面的咸丰帝披览后，龙颜震怒，“摔其折于地”，并且“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幸有曾氏的恩师季芝昌等人求情。季说：“此臣门生，素愚戆，惟皇上宽而宥之。”咸丰帝才稍稍息怒。

在军事上，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初期，屡战屡败，多次濒临绝境，用曾氏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他以其坚强的意志，顽强的作风，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险滩，顽强地缠住对手不放，最后竟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蔡锷说，曾国藩“出身词林，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而其所供之役，所毕之功，比之古今名将，毫不逊色”，做到了“武功灿烂，泽被海内”；毛泽东在早年也佩服曾，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之役而完美元缺。使今人易其位，其能如此乎？”曾氏以一书生带兵，取得辉煌的成就，其刚强的性格、坚强的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

下面细细体味一下曾国藩的“倔强”是怎样表现出来的：

曾国藩无时无处不在强调这内经中的明强大法，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一日，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

强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给你的信也讲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是强字必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屈不挠。

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等到别人用正确的道理进行驳斥，并用事情的实际后果来验证，这时再俯首服输，前倨后恭，这就是京师讲的瞎闹。我也并不是不要强，只是因为见闻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轻于要强。

再者，我们正处在鼎盛的时候，属员在外，气焰嚣张，言语放肆，往往令人难以接近。我们如果一味强劲，不稍稍收敛抑制，那么属员仆从就会不闹出大祸不止。

明强就是敢争，当一种判断确定后，曾国藩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斗争。

人生就是忍受与等待

小不忍则乱大谋，忍的最要紧处就是要忍得住，所以忍就是要有一种宽大的胸襟与器量。它以退为进，并以此预示后来的成败，这也就成了弱者与强者的一种区别了。人生就是忍受与等待。忍受现时痛苦与压抑，等待机缘到来，实现理想与目的。

通常暴躁的人难隐忍，性急的人不安于等待，常常由于这种天生的脾气把事情弄糟了。论其原因，天生的脾气难以压抑是一回事，但多少有些不明于世事也是一个方面。常言道：事理通达，心平气和。真正做到这样，在人生不利的时候能忍受、等待、不急不躁，既是明白人，也是追求事业成功的意志力表现。

大凡一个有抱负，有才华的人，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无所作为的时候，总是忍受等待的煎熬。

三国时期曹操的死对头刘备，是一个会忍、会等待的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到曹操门下栖身，正好，曹操便死死地监视他，刘备心里明白，便也装着胸无大志。曹操给他右将军的官儿，他也喜咪咪接受。没事做他也不找事，就在公馆里种菜园。关羽、张飞天天急得团团转，笼中鸟，池中鱼，什么时候能脱身呢？刘备叫他们莫急。急则自投罗网，曹操早就准备收拾他们，只是没瞅着下手处。

就这样，刘备耐心等待机会，甚至曹操和他面对面饮酒，说“天下英雄就只有你我二人”时，刘备吓得筷子都掉到地上，并说他怕打雷。一个大男人连打雷都怕，还能成大事吗？刘备骗过了曹操，他忍受，等待，终于得到领兵进攻吕布的任务。从此，便是鸟飞蓝天，龙奔大海了。

刘备对曹操的忍受，这一事例本身就有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意义，所以说，在处世中，没有等待就没有成功。

上面的例子只是谈一种人生态度，但小不忍则乱大谋强调的是一种谋略。小不忍则乱大谋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春秋战国时的三位英雄所作所为。一是勾践卧薪尝胆，一是孙膑装疯，再就是范雎装死。

首先是勾践，他忍受屈辱的故事，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忍辱发愤的代名词。

作为越国君王，只要利于恢复他已经灭亡的国家，他什么屈辱都能忍受，什么苦都能吃。在这里人不能不为自己同类的意志力惊叹。他心甘情愿地给吴王夫差当奴仆，这或者一般落难英雄能做到，但给生病的吴王尝大便，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而尤其是英雄人物，宁死不辱。人争强好胜也就是争一口气么。给敌人尝大便，将来即便反败为胜，在敌人面前，还有何威风可逞？但勾践似乎不考虑这些，对他来说唯有成功才是实实在在的。

因此，当他骗得吴王的信任，获得自由，回越国后仍能一如既往地忍受吴国强给他与越国的屈辱，他决不因为稍有自由与权力就张狂起来。他甚至让自己睡在柴草上，在屋梁上吊一个猪胆，天天不断地品尝，以此深思人生事业的艰难。也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不到10年工夫，他就报仇雪恨了。他成功了，他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故事给历史与后人无穷思考。

再就是孙膑与范雎。

孙膑的忍，在于装疯，不惜吃猪粪以蒙哄庞涓，从而躲过大难，逃到齐国，最后打败庞涓，使庞涓自杀身亡。范雎原本是魏国大夫须贾的门客。他和须贾一起出使齐国。齐襄王在接见中发现范雎很有才干，就背地里派人去找范雎劝他留在齐国做事，范雎谢绝了。

后来为了这事，须贾怀疑范雎私通齐国，就向魏国丞相魏齐告状，说范雎私通外国。魏齐就将范雎严刑拷打，没气了，魏齐就叫人用破席把范雎裹起来，扔在厕所里。范雎其实只是晕过去了。

夜里醒来，买通看守士兵逃回家，养好伤又改名张禄逃到秦国。他向秦昭襄王献“远交近攻”之计，并当上了秦国丞相。使秦国更加强大，并把魏国作为主要进攻目标。

如果孙膑和范雎遇事不能伸屈也许早就没命了，也就无从说起日后功成名就与报仇雪恨。不过孙膑和范雎的忍与勾践的忍比较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三个人都是一个忍字为谋，无谋即无忍。谋之必要，忍亦不可避免。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这是导致失败的根源，它表现了人的器量窄小。

小不忍则乱大谋，忍的最要紧处就是要忍得住，所以忍就是要有一种宽大的胸襟与器量。它以退为进，并以此预示后来的成败，这也就成了弱者与强者的一种区别了。所以忍也绝不意味着只咽气不吐出来。所谓吐出来，如越王勾践等那样，是一种吐法。当然，平常人们忍一时之气，则常常要时间和事实来作回答，这也是一种吐法。总之，要做到忍得下，看得透，就要宰相肚里能撑船。

可以讲讲曹操对祢衡的态度，这故事叫“击鼓骂曹”。祢衡骂曹操，以及他所有对曹操的作法，乃至对东汉末年各地军阀的看法，有他的道理，其人品、才能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但曹操面对祢衡放肆的羞辱，为了顾全大局，把所有受到的侮辱都咽下去了，也确实表现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雅量。

当时的情景，两人较劲的起因其实很简单。曹操请祢衡，实际想让他做个军务秘书长，动机挺好。但请人家来曹操不请人家坐，就伤害了祢衡。接着祢衡就挖苦曹操手下无能人，并自夸才能。曹操大权在握，就要祢衡给他击鼓，以此羞辱祢衡，祢衡也不拒绝。击鼓应换新衣，按规定仪式进行，可祢衡只穿随身衣服。尽管这样，祢衡到底是才子，他击了一曲《渔阳三》，让在座的人感动得掉泪。曹操手下的人坚持要祢衡换衣，祢衡却干脆**击鼓，以此辱骂曹操是国贼。

此时一片喊杀声，但曹操很冷静，他容忍了祢衡，他不能因杀一个手无寸铁的祢衡，背上忌才害贤的罪名，使天下人才对他望而却步。如果说这时曹操明智，倒不如说他度量大更难得。他给祢衡派了一个差，去劝说荆州刘表前来投降，并派他手下重要谋士荀或给祢衡送行。这一系列的事情曹操都作得很好。

事实上，无论何种人物为人做事胸襟宽阔都是必要的，所谓容人无量。而对于领袖人物尤其如此。由此，也可以得到一种结论：成大事者尤其要忍。

面对困难一定要挺得住

曾国藩在与属下官员闲谈时，曾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道：“我年轻时喜欢与人挺着干，现在老了，不挺了，也就没有什么功绩了，看来还得挺，所以你们要记住，世上的事能不能胜，就看你挺不挺得住。”

“挺”的这一层意思，指的是在危急时刻，要坚持住。曾国藩称之为“坚忍”。在曾国藩自己身上，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生理上的痛苦的承受。

曾国藩生下来就患有顽固性的皮肤病，俗称牛皮癣，发作时痛痒难忍。曾国藩几乎每天都忍受着这种折磨，为此还出现了他怕“毛”的传说：一怕鸡毛，二怕长毛（太平军）。就在疾病的煎熬中，他仍然南征北战，他的惊人承受能力无法不令人敬佩。

对此他谈笑自若，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他给李续宜的信中说：“敝疮亦小愈，然手不停搔，颇以为苦。郑板桥有言：‘隔靴搔痒，赞亦可厌；入木三分，骂亦可感。’阁下既吝此‘隔靴’之赞，鄙人当自为‘入木’之爬。何如，何如？”其言诙谐幽默，而所受之苦，绝非别人可想象，由此更显示出他的“挺”字功夫。

二是对于各种政治上的挫折和官场上的失意，他都能挺住。

曾国藩在仕途上也非一帆风顺，如咸丰七年（1857年）被迫家居，同治六年（1867年）因剿捻不力而被撤职回任，对他都是很大的打击。但他并不气馁，仍以“挺”字坚持，静待时机。

三是军事上的挫败，他对付失败的办法也是“挺”，即坚忍。四次惨败，他都靠顽强的意志挺了过来，重新振作，终于转败为胜。

由于经历了无数困难，曾国藩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无论何人，只要想做成一番事业，就得经受磨难。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体会：“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而能成就事业的人物，必须具备与困难作斗争的意志。

曾国藩给湘军名将刘松山接连写过两封信，都是教导他面对困难要挺住：“凡享有大名者，无不从坚忍艰苦而成”，“古来大有为之人，每于艰险之时，坚忍支撑得住，可做非常事业。”

在给自己的学生黎庶昌的信中，曾国藩也说过同样的话：“从古奇人杰士类皆由磨砺中来，艰巨杂役，磨砺也；米盐繁琐，亦磨砺也。”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给江西一候选县丞也讲了这番话：“古来忠臣孝子，多半是处逆境磨炼出来的。若一片顺境，有何难处？”

李鸿章虽然头脑聪明，却缺乏坚忍之气。曾国藩曾多次教导他。同治六年（1867年），李鸿章接替老师镇压捻军，开始时连吃几次败仗，形势棘手，他自己也有些慌乱。曾国藩一席话使他有了主心骨儿。同年六月，曾国藩来信说：“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唯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日军律不可骚扰；二日奏报不可讳饰；三日调度不可散乱。譬如舟行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不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

两个月后，曾国藩仍不放心，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事机不顺之际，要当宽以居之，静以待之，不可过于焦急……今阁下当此艰危之局，望将躁急郁迫之怀扫除净尽。”

两封信的一个共同主题，都是提醒李鸿章要挺住。当时形势不好，李鸿章的一些幕僚见势不好，都打了退堂鼓，先后离去，甚至最得力的丁日昌、李鸿裔也有退意。曾国藩赶紧给他们打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道：“或诸贤联翩引去，则李帅后路全换生手，尤虞掣肘，尚祈勉济时艰、强留襄事为慰。”在他的苦劝之下，这些人大多留了下来，与李鸿章一起挺了过去。

刘铭传是李鸿章手下的第一大将，为人刚毅，“河防”策略就是他与曾国藩提出的。曾国藩镇压捻军不力，许多人批评“河防”是守株待兔，建议废止。曾国藩不久离任，但他仍旧劝诫刘铭传，一定要挺住。他还举江忠源提议办水师，胡林翼建议围攻安庆，自己办水师一败靖港、再败湖口等许多事例，说明只有坚持挺住，事情才能成功。刘铭传对曾国藩极为佩服，始终坚持“河防”之议，促成李鸿章接受，最后将捻军镇压了下去。

对于这样的“挺”字精神，曾国藩称之为竖起骨头，竭力撑持。后来他专作了一幅联语，作为“挺”字的注脚：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坚挺面对四面压力

咸丰二年（1852年）年底，曾国藩接旨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兴办团练，开始了新的人生道路。而他面对的却是重重压力，不仅要与太平天国斗，还要同湖南的官员斗，大有四面受敌之感。

曾国藩所练的湘勇就是后来的湘军，性质是保卫地方治安，根本不能和正规军相比。也就是说，就是地方官也没把湘勇看在眼里，更别说朝廷了。湘勇屡屡受到歧视，曾国藩初办湘勇的日子是很屈辱的。

塔齐布奉曾国藩之命，在长沙训练湘勇。城中的绿营兵副将清德见塔齐布终日练兵，大为不满，他拿出武官不应受文官统辖的祖制，要弹劾塔齐布，说塔齐布盛夏操兵、虐待军士，还威胁说：“提督现驻省城，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

曾国藩对清德之举大为不满，他认为湘勇是独立于八旗、绿营兵之外的“义师”，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均无权过问。于是，咸丰三年（1853年）夏，他两次参奏清德废弛营操，治军松弛，清德因此被革职。同时，他又奏荐塔齐布为中军参将。曾国藩的扬勇抑兵之举，引起绿营兵长沙提督鲍起豹与绿营官兵的极大怨怍，他们要伺机报复。

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的一天，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练勇发生严重殴斗，绿营兵鸣号列队，准备大举攻击曾国藩的勇营。曾国藩非常生气，想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鲍起豹发去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

这一下激怒了鲍起豹，他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到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状，气势汹汹地冲进曾国藩的公馆，差点儿将曾国藩打死。

狼狈不堪的曾国藩只得向骆秉章求救。骆秉章是在曾国藩出山后不久，接替张亮基出任湖南巡抚的，他看不起曾国藩，早就对他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身份十分不满，多次薄待他，想教训他一下，所以一见他来求情，不但不安慰，反将肇事者放了回去。

事后，谣言四起，说曾国藩是干预湖南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的，他是咎由自取。曾国藩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国剿匪之志，对骆秉章等湖南地方官员的拆台、掣肘不与之计较，屈求坚忍地与之周旋。

除了湖南的地方官员排挤外，还有来自咸丰皇帝的不信任。有人曾向咸丰帝进言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里一呼撅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帝听后，“默然变色者久之”。

曾国藩以一介“匹夫”，却能“居闾里一呼撅起，从之者万余人”，说明他有很大的号召力，他会不会割据一方，进而问鼎中原呢？这正是咸丰皇帝“默然变色者久之”的原因所在。

总之，曾国藩出山兴办团练之初，不但要对抗他的敌人太平军，还要面对来自皇帝、湖南地方官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压力，一肚子委屈只能往肚里咽。

幕宾曾劝他将所受到的湖南地方官员掣肘之事据实上奏，他却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平大乱，反以琐碎事来烦扰皇上，我内心十分不安。难道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如到衡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