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最爱读《资治通鉴》，他十分钦佩唐代宰相，认为他们有胸襟，所以国家气运旺盛。他认为宰相必须见识远略，有大胸襟、大气度，具体到处理事务，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

大度与刚毅相结合

有俗话说：“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是人的胸怀和气度。人的职位越高，气度应该越大，二者是正比关系。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糅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得如此明晰，真可谓处世之楷模。

曾国藩最爱读《资治通鉴》，他十分钦佩唐代宰相，认为都有胸襟，所以国家气运旺盛。他总结了开国宰相与中兴宰相的不同，认为前者必须见识远略，有大胸襟、大气度。中兴宰相则侧重于具体事务，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

1.刚毅倔强

曾国藩的刚毅与倔强，在他兵困祁门时有充分的表现。1860年，曾国藩驻扎在祁门。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遍地都是太平军，没有哪一天没有战斗。徽州刚失陷时，休、祁一带大为震惊。

有的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他却斩钉截铁地说：“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呢？我离开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了。”敌军到后，四面围攻。他亲笔写下遗嘱，营帐上悬挂佩刀，从容布置迎敌，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接过，他们死守了20来天后，征召鲍超一起大战一场，将敌军驱赶到岭外。

他的幕僚曾总结说：以10余年来共同诛杀未果的狂妄“敌军”，曾国藩领军4年，就依次予以**平，都是因为祁门刚开始时的倔强和不胆怯，才能够使敌军胆寒而振作士气。

当他的弟弟也面临着他那样最需要倔强的时候，他及时地给弟弟送去了勇气，他说：

“难禁风浪”四字条幅已完好归还，我很高兴。古来豪杰皆以这四个字为大禁戒。我们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当作大的羞耻。

因此，男儿立身行事，必须有倔强的大丈夫气概，仅几万人被困于城下，士气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数万人的刚气而长久不使它消沉下去，这正是你比别人高明之处，更应当在这些地方下些功夫。

曾国藩还以“倔强”勉励他的好友冯树堂等，在他得知冯树堂因参加考试被大雨困于场屋之事后，写诗道：

却笑群儿薄心胆，瑟缩啾唧良足哀。丈夫守身要倔强，虽有艰厄无愁猜。我今高卧舒两膝，深檐大栋何恢恢！白日鼾声答雷雨，残滴初歇清梦回。甘眠美食岂非庆，又闻逸乐生祸胎。数君健强齿尚未，正可磨炼筋与骨。

曾国藩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人说：“自胜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好，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天未亮即起；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祀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这就是毅。不这样做却以气势胜人，是刚愎。二者表面相似，其实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2.包容大度

曾国藩还特别注意到：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也都败在不能“降龙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没有气度。

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糅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得如此明晰，真可谓处世之楷模。

曾国藩还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屐；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他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不顾是非的掣肘，是常见并最易引起相互报复而结仇的现象。曾氏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秉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

1862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氏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更易于与人精诚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中国古代历来推崇那些胸怀宽广、大度容物的品格，尤其对那些位高权重者，在这方面更是期许很高，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即言此情。

曾国藩在讲求“广其识”、“宏其度”的同时，又不忽略倔强与骨气的成功人格素质的作用，则是一种深层次的修养。同时，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糅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得如此明晰，确是值得世人借鉴。

一个“淡”字值千金

曾国藩经受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当然不能免俗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然而作为一个勤于自省的人，他认识到这两者的危害并决心克服它们。

1.欲重与自省的矛盾

曾国藩在理念和行动上有时也自相矛盾。比如他赞赏“缺欠美”，认为月亮半圆时是最好的境界。对于成功，他也认为人只能成就一二件事，不可能诸事都如己愿。但事实上，曾国藩又是一个追求完善的人。当他剿捻失败后，说自己应该在攻取天京后激流勇退，不应在完美的仕宦生涯中再有“画蛇添足之笔”。又因为他取得了成功，他不愿再看到失败。

同治十年（1871）三月的一篇日记写道：

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惭愧）馁（气馁）。欲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茧自缚。

这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名心切，这对一个中国文人差不多是一件无法摆脱的事情，从小他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2.一个“淡”字去二病

名心切不是好事，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也是一种耻辱。那么，怎样消除这两种弊病呢？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续写道：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只）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也许）此心稍得自在。

曾国藩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病根，而且也找到了治疗的方法。一个“淡”字可谓一字千金，淡然无累，淡然无为，深得庄子真意。庄子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在《刻意》中他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做全其德而神不亏。”这样心情神宁，莫然无魂，才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

曾国藩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客观的认识。他说：“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说孟子生活的时代，苏秦、张仪、公孙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动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砺百世者矣”。苏秦是个读书人，据说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不甘心现状，在动**的社会中跃跃欲试。他把战国时的游说之风，以及士人汲取名利的求实态度发挥到极至。

曾国藩身处名利中，又能时刻戒惧名利，因此他能对功名保持一定距离的窥伺。他说：

天下的事情每件都要求回报，那一定会有大失所望的时候。佛教的因果报应的说法不能全部相信，也有有了原因但没有结果的事情。回忆苏轼的词有：“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我更添了几句说：“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巳忘言。”

人生规模要宏大

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遏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装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

1.懂得放权，事业扩大

人生规模要宏大，就需要放权，让别人自主发展。但是，什么时候让手下去另谋发展，却是大有讲究的。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的做法是：局面小时，坚决维护手下队伍的团结统一，对另立门户者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这时自立门户，无异于分裂队伍、瓦解自己；但是当自己的发展具备了一定规模，是自立于世的时候，一定要让手下另谋发展。这不仅是所谓“利己利人”，“达己达人”之道，更是自己事业的扩大，因为另谋发展以后，总还是自己的属下，可以为自己节制；即使完全独立，也总还是可以互相有所照应。

2.鼓励人才，人生局面大

要想做大人生局面，必须该尊重的尊重，该服从的服从。尊重、服从上级领导同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这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是不易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在专制制度下，情况更为棘手。

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局面做大时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关于鼓励人才，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这并不是说，曾同藩主张不分是非，倡导互相吹捧的庸俗气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但在方法上则必须着眼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他的这些主张同现代心理学有惊人的暗合之处。

例如，马斯洛就认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阿德勒个性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则是不断追求优越是人们行动的内驱力，它引导着个人和种族不断进步。

曾国藩曾致信李鸿章：“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罗泽南）、王璞山（王鑫）、李希庵、杨厚庵（杨载福）辈皆私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林翼）、骆（秉璋）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

自先秦荀子等人开始，就鼓励后人超越前辈。不过，真正见诸行动，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领导者，却历来是鲜见的特立独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乏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的论述，那也不过是支光片羽。

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以顺从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为美德。曾国藩却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装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这固然与他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相寻，不能不充分发挥部属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关，也显示了他罕见的胸怀。

3.李鸿章继承他的精神

对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体现了他的鼓励下属谋求发展的精神。李鸿章赴上海、练淮军，曾国藩说：“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李鸿章再请，曾国藩不但欣然同意，还扶上马送一程，令李鸿章终生铭记。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

1862年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他说：“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无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

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倡”，以陶铸淮勇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

其中有曾国藩新兵两营，由韩正国统带，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带，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4000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坦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主干队伍，共计13营，6500人。

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滕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只能患难相助，不会同根相残。他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谊”。

由于曾国藩在属下自立门户的问题上政策开明，适时加以鼓励，湘军的力量发展很快，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而且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至少也以曾国藩为其共同的精神领袖。这使曾国藩的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到10年后，湘军集团中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相近者就有20余人。这些军队与督抚协调行动，互相配合照应，更使曾国藩的声望如日中天。

不用瞧不起的目光抵触人

有一次，曾国藩决定打趣一下一位以怕小老婆出名的幕僚，随口说了副上联：“代如夫人洗脚”。他以为某君平日虽才思敏捷，但这回肯定会当众犯窘，大出洋相。谁知某君情急之下，不再考虑嘲谑自己的人是湘军大帅——自己的顶头上司和衣食父母，而是想给这位悍然来犯的“对手”以致命的还击。于是，某君应声对出下联：“赐同进士出身”。曾国藩听了后，脸刷地红了，因为他的进士身份是“赐同”，也就是考试成绩没达到一甲、二甲，而属三甲，也就是三等进士身份。曾国藩自取其辱，大感惭愧。

事后．曾国藩很后悔，虽然自己比人家官大权高，但每个人的人格是平等的．怎么可以随便取笑对方呢?人不是万能的，不可因为别人暂且没有获得成功就轻视他，即使从功利的角度来考量，自己也应该尊重他人，何况尊重更是体现人生美好品德的一个方面。

曾国藩喜欢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这样就消除了许多偏见和歧义。他的一个手下人对那些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人非常反感，总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于是就在一次批阅文件时，将其中一位拍马的官员狠狠讽刺挖苦了一番。

曾国藩看过批阅的文件后，把执笔的手下人喊来，对他说：“那些人本来就是靠这些来生存的，你这样做，无疑是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那么他们以后必然也将想尽办法置你于死地。人不可徒贫贱，连苏东坡这样的大才子，在科举初中，也是通过德高望重的官员来推荐自己……”

听了曾大帅的一番话，这位手下人似乎恍然大悟，一脸窘态。曾国藩冲他笑了笑，告诉他以后得注意地位不如己者的生存需要，要对他们好一点．谦和一些，尽可能改变对他们的看法。

“小角色”的力量汇在了一起，足以推翻任何一个“大角色”。所以不要轻易得罪“小角色”，不要轻易与人发生正面冲突，以免留下后患。

曾国藩在事业上的成功，与胡林翼的支持有很大关系。咸丰四年至咸丰六年，湘军连连受挫，曾国藩陷入到了人生的低谷。咸丰八年，胡林翼约官文向皇上奏请，让曾国藩再度出山，对此，曾国藩心里非常感激胡林翼对自己的关心和信任。曾国藩很想干一番事业，请诏复出，他深感再生之德。

曾国藩很佩服胡林翼能够说服名为支持湘军、实际上嫉妒汉人的满洲权贵官文一起上奏，实在难得。曾国藩在胡林翼身上学到了不少做人的方法。当年官文年纪轻轻就做上殿前蓝翎侍卫，许多人不把他放在眼里。谁知官文官运亨通，一路升迁，从头等侍卫突然变成广州汉军副都统．然后又是湖广总督。湖北司道府县大部分官员平日对官文没有好感，作为巡抚的胡林翼却不愿得罪官文，尽管对方对胡林翼事事横加干涉，常说些无理的话，可胡林翼仍旧谦让着他。

不久，官文的六姨太过生日，总督衙门向武昌官场发了很多请柬，目的是收些礼金并热闹一下。可是那天将近中午了，也没有人上门，官文府前冷冷清清。官文心里很难受，感到自己在湖北被人孤立了起来。死要面子的官文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稀稀拉拉的几个没分量的人物，他愈加感到羞愧。

“他们不来，上门去请！”官文此话刚一落音，只见一辆绿呢大轿抬了过来，前面仪仗森严，后面跟着几辆花呢绣轿。官文见此不由得心头一热，有些感动。正在这时，一个家丁飞奔来报，湖北巡抚胡林翼大人来了。官文喜出望外，立马上前迎接。

胡林翼完全可以像别人一样不来，因为官文不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总督、巡抚两个人谈得来就谈，谈不来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何况胡林翼知名度比官文高、影响力比官文大、资格比官文老。然而胡林翼却不这样想．他认为以后需要官文支持的地方一定不少，于是带着母亲、夫人一起来祝贺六姨太生日快乐，当然还送上了一份厚礼。正委屈得抹眼泪的六姨太，见胡巡抚来给自己撑脸面，顿时笑逐颜开，获得了一些安慰。

胡巡抚到官文府上庆贺六姨太生日的消息很快传开，不到一个时辰，湖北藩司、臬司、盐道。粮道、汉阳知府、武昌知府大小官员全都赶来了。由此，官文非常感激胡林翼带了个好头。宴席上，胡林翼老母、夫人对六姨太说了不少恭维好听的话，把个六姨太喜得合不拢嘴。临别时，胡母郑重邀请六姨太到胡家去做客，六姨太乐意地接受了。

第二天一早，一辆花呢大轿将六姨太抬进了胡府。胡林翼老母、夫人设宴热情款待，陪着玩牌听曲，谈七扯八，非常开心。六姨太自幼丧母，见胡巡抚的老母这样喜欢自己，便提出要认胡母为干娘。胡母立即答应了，说认这么好的义女是自己的福气，说罢送给六姨太一副金镯，一对耳环、一枚金戒指，算是给义女的见面礼。

从此，官文不再给胡林翼找岔子，两家夫人经常来往亲如一家了。当胡林翼提出想奏请皇上让曾国藩出山，官文马上表示了支持。

有人对曾国藩说起这事、认为胡林翼太软弱了，竟然用讨好一个姨太太的手腕来换取官文的合作、岂不是有失堂堂大丈夫的气节！曾国藩摇了摇头，心想，胡林翼对官文如此谦和礼让，其高明之处胜过了自己。

曾国藩是把儒家和道家从对立位置放到互补的位置后，看到了胡林翼的高明之处。儒家思想也好、道家思想也好，人世也好、出世也好，都有它的局限性。独尊某一种思想、某一种哲学，而排斥另一种思想和哲学，这是幼稚和不成熟的表觋。

他在日记中写道：“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他认为智和愚、善和恶，这都是截然对立的东西，但是，对这些截然对立的东西却不能用截然相反的态度去对待，因为对智愚和善恶的爱憎分明的立场往往会落于俗见，给具体问题的处理带来负面影响。

所以，《荀子·非相》中提出了“兼术”，意思是：君子贤能而能容纳不贤的人，聪明而能容纳愚笨的人，博学而能容纳浅薄的人，精纯而能容纳杂驳．这就是所谓的“兼术”。

简单地说，“兼术”就是包容，即一种好的美德能包容不好的东西，因为君子立身正直，所以这种包容不仅不会损害自己的美德，反而会给君子的美德增辉。

“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这事实上也反映出了一个人的胸怀，也是做人处世的雅量。雅量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其中虽有天生的成分，如有的人生来就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有人生来就是急脾气，但它更多地还是体现着后天的品行。

宽宏可成天下事

一个人要想干出一番事业，必须要有恢宏的气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人，能解天下难解之谜，必须有博大的胸怀。

曾国藩一生受儒家、道家思想影响极大。他认为，欲赢得人心，应当依照儒家最进求的“恕”的思想，儒家的“恕”就是宽恕、原谅。“恕”为古人抚心之道，曾国藩十分强调“恕”，他说：“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又认为：敬、恕二字，细加品味体察，确实觉得一刻也离不了。

敬字当头，就会谦逊而不放狂，忠恕侍人，就会不被私心掩遮。一般情况下，待人接物，如果见到他人不对的地方，大都极端愤慨激怒，如果能设身处地替对方想想，就会心平气和，忠恕实为达到仁之境界的捷径，所以曾国藩强调一定要“从恕字痛下功夫。”

他在《书诫仲弟六则》中，明确提出了“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自己想成名、显贵，应首先推此心到别人，让别人成名和显贵，则与万物同春！“我们兄弟一定要在‘恕’字上痛下功夫，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设身处地想想。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待人处事要设身以处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

他在写给弟弟的诫语中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他认为当家道、官道鼎盛之时，要做家道、官道衰退之时的考虑，我们今天处于丰厚顺达的境地，明天也有可能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他对人事、政事的这些深沉精辟的见解，具有非常强的辩证因素，并以此时常激励和提醒自己，他是站在时空的制高点，以洞察环宇的姿态，以浩瀚博大的胸怀来看待这些问题的。

曾国藩认为以仁爱之心对人必定能赢得他人的爱戴，当然“仁”必须要有博大的胸怀和过人的肚量，绝不能斤斤计较。三国时的刘备之所以赢得人才的信任并拥有他们，主要是因为他宽厚待人，能容得下各种人。

《三国志》中有：“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刘备的宽厚，在用人上主要是不计宿怨，量才用人。比如黄权原是刘璋的部下，刘备人蜀时，他竭力反对，刘备攻取益州后，许多郡县望风归服，唯独黄权闭门坚守，直到刘璋投降后，才被迫出降。可是，刘备丝毫也不与之计较，仍任黄权为偏将军，倍加信任。

刘备在东征孙权时，曾把他带在身边，让他为自己出谋划策。刘备能打败斩杀夏侯渊，占据汉中，都是黄权的计谋。

刘备对其部属非常宽厚、信任，既不乱怀疑猜忌，也不滥施惩戒，这就弥补了其势力单薄的弱点，增强了政治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吸引许多贤士纷纷来投，并与之同生死、共患难。因此，他创建的蜀汉政权，比魏、吴两国较少内乱，政治相对稳定。

曾国藩在运用抚心妙法的时候，不只是口头上讲恕道，而是说到做到，他的度量，是很能容人的，他和左宗棠的关系，就非常说明他待人忠恕的程度。左宗棠这个人虽然有本事，可最大的缺点就是恃才傲物，语言尖锐，与曾国藩常有龃龉，但曾公都是宽宏大量，不仅不与其计较，还先后多次上书朝廷，保举左宗棠，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之时，向他伸出可贵的援助之手，最后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巡抚的高位。

同治二年，左宗棠被朝廷任命为闽浙总督，仍蜀理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只有曾国藩才具有如此的肚量，不计较个人恩怨而不断地报功保举，他具有名臣的胸怀，一生得到很多朋友，深得人心。

历史有名的贤臣大都胸怀宽广，不计个人恩怨，用“恕”不仅化解了个人恩怨，也使国家更加强盛。战国时，蔺相如本是赵国宦官头目缪贤的家臣，出身低微。赵惠文王因其在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两件事上立了大功，便拜其为上卿。

这样，蔺相如的地位就在身经百战的老将廉颇之上了。廉颇对此很不服气，对人说：“我身为赵国的将军，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仅凭言辞辩才尽了点力，地位就在我之上，我感到羞耻，不能容忍屈居于他之下。”并且扬言道：“我再遇到蔺相如，一定要当面羞辱他一番。”

蔺相如听说后，以大局为重，尽量避免与廉颇碰面，上朝时，常称病告假，不愿与廉颇争执位次排列的先后。他和手下人一起外出，远远看见廉颇的车马过来，就立刻躲开，廉颇为此很得意，可蔺相如的手下却大为不满，纷纷要求离去。

蔺相如真诚地挽留并劝解他们说：“以秦王那样的威严，我敢于在朝廷上大声呵斥他，侮辱他的大臣，我怎么会害怕廉将军呢?我回避他，是因为心里明白：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进兵侵犯赵国，只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在，如果我们互相争斗，必然两败俱伤，给秦以可乘之机。”

廉颇听到蔺相如的话后，被蔺相如的高风亮节所感动，非常惭愧，就负荆请罪，两人终于和好并结成生死之交。

蔺相如将国家急难放在首位，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计前嫌，他没有为自己的难堪和屈辱而大发其怒、记恨在心，相反却表现了宽宏大量，毫不计较，使伤害他的人也感到无地自容，不仅得到了廉颇等大臣的敬重，也维护了国家的安定。

宽恕可成天下事，可转祸为功。古人云：人若无恕，人所不亲。因此，不可在高官与权势中去争强斗胜，浪费心机，人在得意之时，要多想想失意时的心情，如果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为人多点宽恕，那么世上的矛盾就会减少了。否则你争我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最后总以两败俱伤而告终。

唐朝李德裕是个有作为的宰相，但度量不宽，20余年间，他和牛僧孺等相互排斥。他执掌相印，负责用事，牛僧孺和李宗闵都被贬到岭南。会昌六年，武宗死，宣宗即位，德裕罢相为东都留守，牛党白敏中、崔铉等一向与李德裕不和，便趁机压制李德裕，不久，李德裕又被贬为潮州司马，再贬崖州司户。而牛党中的李宗闵天质聪颖，年轻时在京中有当世美名，后来逐渐显赫，贪爱权势。当初他为裴度赏识提携，后来裴度推荐李德裕为相，他便深为怨恨，李宗闵大搞结党营私，气焰熏灼朝廷内外，最终因此而失败。

这就是心中少“恕”，结果误人误己又使朝政混乱，如果人人都讲恕道，相互宽容，减少摩擦，就可协调工作，政局稳定。

凡事都要设身处地，为自己留下后路。《红楼梦》中的平儿，虽是凤姐儿的心腹和左右手，但在为人处事方面一赢在抽头退步，为自己留余地留后路，决没有犯凤姐儿所说的“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概没有别人”的错误。更不像凤姐那样把事做绝，平儿对于众人决不依权仗势，趁火打劫，而是时常私下进行安抚，加以保护，一方面缓和化解众人与凤姐的矛盾，另一方面做了好人，为自己留了余地和退路。平儿终得回报。凤姐死后，大观园一片败落，平儿却多次获得众人帮助渡过难关。

历史的经验和文学名著中人物的结局，都告诉世人一个道理：为人不可把事做绝，要时时处处为自己留下余地，宽恕待人，严以律己。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要想干出一番事业，必须要有恢宏的气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人，能解天下难解之谜，必须有博大的胸怀。且记“处事让一步为高，退一步海阔天空；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为利己的根基。”“恕”是人的修身之道，更是事业成功的保障。为人如果心中无恕，一味地争强好胜，你争我斗，势必导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