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肃”的人心存善良，热爱同类，以及其他，所以会安于仁道。即使是自己长久处在穷困之中，那也没有关系，只要不妨碍自己做人就行了。他们没有贪欲，所以无处、无时不能生活幸福；纵然生活富有，那么他们也不会因此而放纵自己，或者铤而走险。
以平等的心尊敬他人
“持身敬肃”，是曾国藩一生做人修法的重要课目之一。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精神状态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
1.读论语，学做人
曾国藩写了一篇《居敬箴》：“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日三才。严恪斋明，以凝汝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驰？驰事者无成，忧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常言道：“半部《论语》治天下。”曾国藩一生不弃《论语》，他读《论语》，始于学做人，及至学做事、学做官。他说：“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
仲弓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告诉仲弓说：“出门如见大宾。”出门到外面去，对任何一个人要恭敬，有礼貌，不能看不起任何一个人。看到任何一个人都像看到贵宾，很有礼貌，很诚恳的，尊重任何一个人。另外，只有仁者才能喜好人，才能厌恶人。为什么只有仁者才能喜欢人、厌恶人呢？因为仁者爱人，不怀偏私。仁人，当自己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爱时，他会反问自己是否有问题；治理别人却未能治理好，他会反思自己是否聪明；以礼待人却得不到相应的回答，他会反而更加敬爱别人。
孔子见到穿丧服的人和残疾人，虽然这些人年纪比自己小，他也要站起来，以示敬意。有一次，一个盲人乐师来见孔子，孔子迎接他，走到台阶上时说：“这是台阶。”走到座席边时说：“这是座席。”大家都坐下后，孔子告诉乐师自己在这里。对老弱病残者的关爱与尊重，难道不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仁在现代社会，就是对人的普遍尊重，不怀偏见。
《汉书·董仲舒传》说：“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2.修炼“敬”字功夫
我们来看曾国藩是如何修炼“敬”字功夫的：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率湘军攻陷九江，李鸿章从镇江前去投奔曾氏，可曾氏却借口军务繁忙，竟然没有相见，甚至在别人面前对李鸿章出言相讥。其实，曾氏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心地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也是曾氏培养学生的一片苦心。此后。曾氏对李鸿章进行了严格打磨。李鸿章后来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曾国藩的苦心栽培，终于把李鸿章磨砺成了晚清的擎天一柱。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如果我们所交往的朋友都是懂得尊敬的人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幸福自在的。否则，我们的朋友全是奸猾狡诈之徒，整天都是尔虞我诈，我们自己又怎么能够安心生活，享受人间的美好生活呢？所以，孔子才会发出感叹道：“里仁为美！”
不“敬肃”的人，是不从心底上热爱他人的人，是不遵守礼仪道德的人，这样的人决不会长久地处在困窘的地步，一定会想方设法使自己富有起来，膨胀起来；他不会长久地处在欢乐之中，因为安乐一久，他就会心生邪念，叫做饱暖思**逸，一旦放纵自己，就可能害人害己。所以，“敬肃”对于一个人来讲很重要，那就是它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本性或者素质。“敬肃”的人心存善良，热爱同类，以及其他，所以会安于仁道。即使是自己长久地处在穷困之中，那也没有关系，只要不妨碍自己做人就行了。他们没有贪欲，所以无处、无时不能生活幸福；纵然生活富有，那么他们也不会因此而放纵自己，或者铤而走险，或者依势凌弱。而智慧的人，正是因为认识到仁义道德有利于自身或者人类的发展，所以才会义不容辞地去实践。小聪明的人为财而害人，终于害己；大智慧的人为仁而富贵，利人终于利己。
在曾国藩眼里，真正的君子是把“持敬”放在重要的位置。一旦离开了“敬”，那么君子也就不会是君子了；没有了“敬”，自然也就没有了与他人互动的基础。因此，即使是一顿饭的时间，君子也不会丢掉“敬”；即使是匆忙急遽之间，颠沛流离之际，他也不会离开“敬”。
提高自己的境界，一方面是自我向内的，即心里的空间要大，一方面是向外的，即思维的格局要大。有一次，曾国藩的弟子向他请教说：“先生，您讲的诚、谨、敬都是极好的。人人相爱，以仁义待人，确实是一种美德。我想敬重别人，但我活在世上也是有欲望的。假如敬重与利益两者发生了冲突，该怎样处理呢？”
曾国藩严肃地回答道：“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孔子说过，凡是真正的志士仁人，都不会因为贪生怕死而损害仁义，应该为了成全仁德，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
弟子恭敬地给曾国藩施礼，表示敬服。
一个人是否敬重别人，能反映其处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关系时境界高低。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人生体会：“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所以，他做到与人相处，隐藏人家的坏处，宣扬人家的好处。隐藏不是护短，而是选择恰当的时机指出人家的缺点；宣扬不是成天奉承人家，而是视别人的优点为自己行为的参照。
曾国藩这样做，并不是没有是非观，相反，他力主治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但在方法上则必须着眼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
还是拿李鸿章为例。他赴上海练淮军时，曾国藩对他说：“你这一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听了这话，李鸿章心里暖暖的，劲头也更足。
在人和人的交往中，适当地恭维对方，总能创造出一种热情友好、积极肯定的交往气氛。恭维还具有引人向善的作用，促使对方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丘吉尔曾经说过：“你想要人家有什么样的优点，你就怎样去赞美他吧。”适当地恭维对方，能够很自然地赢得对方同样的回报。
恭维本身往往并不是交际的目的，而是为双方进一步交往创造一种融洽的气氛，从而找到双方的共同语言。与人说话千万不要用挑剔的口吻，即使看到某些不足，也不必过于认真，以免使对方情绪不快。
语意恳切，可以增强恭维的可信度。在恭维的同时，明确地说出自己的愿望，或者有意识地说出一些具体细节，都能让人感到你的真诚，而不至于使人以为你说的是过分的溢美之词。恭维时措词精当，不使人产生误解。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事：说话者好心，而听话者却当成恶意，结果弄得不欢而散。因而恭维的语意要明确，避免听话者多心。恭维时注意场合，不使旁人难堪。有多人在场的情况下，恭维其中某一人必然也会引起其他人的心理反应。
曾国藩说：“礼文不可不敬也。”总而言之，恭维时要掌握分寸，不要弄巧成拙。不合乎实际的评价其实是一种讽刺。违心地迎合、奉承和讨好也有损自己的人格。适度得体的恭维应建立在理解他人、鼓励他人、满足他人的正常需要以及为人际交往创造一种和谐友好气氛的基础上，那种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曲意迎合是曾国藩所鄙视的。
以感恩的心孝敬父母
曾国藩的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时，他都在外面，政务繁忙，完全有理由不回家。当时不回家守丧可以奏请皇上批准，叫“夺情”。皇上巴不得曾国藩不回家，可曾国藩顾不了什么权力呀、利益呀，一定要卸职回籍奔丧。
“万德孝为先”，因为人类来到世间，最初也是最深的就是父母的亲情。没有父母，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生命。所以，伴随一个人一生的历程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和感情，都是从父母这里开始的，其次的关系便是兄弟之间的情谊了。一个人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首先培养的便是这两种关系。
儒家主张“孝悌”。父母双亲生养了我，我应该报答他们，这就是“孝”；兄弟姐妹是我的手足，同我一起玩耍学习，相互扶助，所以应该相互帮助，这就是“悌”。做好了这两种关系，那么将来到了社会上，对于各种关系才有可能处理好。君王上司，就好像是自己的父母长辈；同伴朋友，就好像是自己的兄弟同辈。对父母长辈的孝，就变成了对君王上司的忠敬；对兄弟姐妹的悌，就变成了对朋友同伴的友爱。
家庭关系是个本，社会关系是个末。本正而末立，本坏而末乱。不爱父母兄弟的人，就不会有敬爱君王朋友的心理；敬爱君王朋友的人，一定是孝敬父母兄弟的人。真正的君子明白认识了这个道理，所以凡事都讲究一个本，从人生的根本做起。这人生的根本，就是“孝”和“悌”。
1.孝敬父母
我们来看曾国藩的几封家书：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六日写给父母的信：
“儿子国藩跪着禀告：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正月八日，恭敬地庆贺祖父母双寿，儿子去年冬天做了寿屏两架。今年同乡送寿对的五人，拜寿的来宾四十人，早面四席，晚酒三席。没有吃晚酒的，于十六日和二十日补和羡慕的。
“儿子身体如常，新年应酬太多，几乎是一天到晚应接不暇。媳妇及孙儿女都平安。正月十五，接到四弟、六弟的信，四弟想跟季弟一起从汪觉庵老师学习，六弟想跟九弟到省城读书。儿子想父母大人家里的事越来越烦杂，不能经常在家塾学堂照管几位弟弟。并且四弟天分平常，一定不可以一天没有老师讲解课文和修改诗文，一定不可以耽搁一课。请父母大人就听从儿子的请求，叫四弟、季弟从觉庵老师，他们的学费，儿子在八月汇款回来。两位弟弟自然会更加发奋学习了。……
“家庭和睦，那福泽自然产生。如果一家之中，哥哥说了的话，弟弟无不奉行；弟弟有请求，哥哥总是答应，充满和气而家道不兴旺的，从来没有见过。相反的，如果不失败，也从来没有见过。希望大人体谅儿子的心志！就以这封信禀告叔父大人，恕我不另写了。六弟将来必定是叔父家的能承提家事和祖业的人，为我们族上争光，可喜可贺。谨向大人禀告，其余内容以后再禀告。”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曾国藩从曾国荃的来信中得知母亲经常睡不好，儿媳妇也犯这种毛病，立即回信，叫家人用熟地、当归蒸母鸡吃，很有效验，叮嘱国荃可经常办给母亲吃，乡里鸡肉、猪肉最养人，如果经常和黄芪、当归等蒸着吃，稍微有点药性，又没有药味，堂上五位老人吃了很有益处，希望弟弟们留心办理。
曾国藩写给弟弟的家书中，总是要求他们孝敬父亲长辈。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十一日写给弟弟的信：
“初三日接皇上廷寄，我被赏赐了三口顶戴，现在写奏折谢皇上恩典，寄谕和奏折寄回去，我正在服母丧，并没有在家里守制，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想起来，真是局促不安，如果仰仗皇上的天威，江面上的敌人次第肃清，马上奏皇上，回家侍奏父亲，祭奠母亲，稍微尽为人之子的一点孝心，诸位弟弟和儿、侄辈，务必体谅我这一份心意，在父亲饮食起居方面，要十分检点，不要出什么疏忽不到之处，对于母亲的祭品、礼仪，一定要清洁，要诚心诚意，对叔父那边要做到敬爱双全，没有一点隔阂，兄弟姑嫂之间，总不可以有半点不和气，凡属一个家庭，勤、敬两个字，能遵守到几分，没有不兴旺的，如果一分都不遵守，没有不败落的，和字能遵守到几分，没有不兴旺的，不和没有不败的，弟弟们试着在乡里把这三个字到家族亲戚中去一个一个验证，一定会觉得我所说的没有错。”
咸丰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写给长子曾纪泽的信：
“我于八月十四日，在湖北起程，十八日到岳州，由湘阴、宁乡绕道，于二十三日到家，在家里新屋，痛悼我的母亲，二十五日到白杨坪老屋，敬谒了我祖星冈公坟墓。家中老小平安。地方安静，到处办团练，武艺很好，土匪可以不必担心。我奉父亲大人的命令，于九月十三日，暂时安葬我母亲在屋后，等将来找到吉祥坟地再行改葬。家眷在京城，暂时不要离京，等长沙的事平定后，再有信来。王吉云同年在湖北主考回京，我交他三百二十两银子，托他带京，想必近日可到。我将发各处讣告，眼下没有空儿，等九月再寄。你寄信回，可交湖北常大人处最妥当，岳父岳母都于二十五日来我家，身体很好，你可告诉你母亲，余不一写了，国藩手示。”
2.扶持子弟
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写给弟弟的信：
“弟弟们在家，总要教育子侄辈遵守‘勤、敬’二字，我在外，既有了权势，那么家里的子侄最容易产生骄傲奢侈、**不羁。‘骄侈’二字，正是败家之道，万万希望弟弟们时刻留心，不要让子侄们近这两个字，至关紧要啊！”
咸丰四年十月廿二日写给弟弟的信：
“……一切军事的详请，都在具奏报告。现抄录寄回，敬祈呈父亲大人、叔父大人一阅，刘一良于二十日到田家镇，得悉家中老幼都平安，十分欣慰。”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初一日写给弟弟的信：
“我对于家庭，有一个高兴的开端，听说姑嫂和子侄和睦非常，有汉朝姜肱兄弟友爱同被共眠的风气。爱敬都做到，这就可以预期家道兴旺，但这也全靠老弟在分家时布置得妥当，才能如此完满。我等江西的案子办好了，便去金陵。弟弟千万不要忧虑焦灼，嘱咐你啊！”
儒家倡导以孝治天下。《孝经》是孔子学生曾子著的。《孝经》中说，不单是对父母要孝，还要扩而充之，大孝于天下，爱天下人，谓之大孝。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来为政，也就是同我们所讲的公务员是人民公仆的道理一样的，所以后来发展下来，唐宋以后的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人真能爱父母、爱家庭、爱社会，他也一定是忠臣。因为忠臣是一种情爱的发挥，假使没有基本的爱心，你说他还会对国家民族尽忠吗？这大有问题。
所以，曾国藩说：“余能尽忠，弟能尽孝，岂非一门之祥瑞哉？愿诸弟坚持此志，日日勿忘，则兄之志可以稍释。”
以慈悲的心敬爱长辈老人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代又一代人努力的结果，如果没有上一辈人艰苦跋涉，社会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老人劳苦功高，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老人经历丰富，又富有生活和工作的经验；老人有恩于后人，老人的滴水之恩，后人要涌泉相报。老人的恩情何止滴水，老人的恩情是河、是海！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第三次进京会试，这时候他家经济并不宽裕，七拼八凑，总共只有二十千钱。他父亲向人借贷，一个铜子也没借到。时间越来越紧迫，曾国藩心里难受极了，今年已28岁了，若此次耽误，又要赔进几年光阴等下次会试。就在曾国藩郁闷不安的时候，住在离他家15里路远的桐木冲的南五舅来了，他直奔曾国藩，说：“孩子，我这里有十二千钱，凑起那二十千，就有三十二千了，节省点用，也可以到达京师。”
曾国藩感动得潸然泪下，他从南五舅手上接过钱，连说谢谢，但由于一时兴奋竟忘了问南五舅怎么一下子会有这么多钱。曾国藩到了京城后才想起这件事，写信问家父，才知道南五舅把仅有的一头小黄牛卖了。读信时，曾国藩又不禁泪水直流。
后来，曾国藩始终没有忘记南五舅的恩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奉命到四川任主考官，得了三千两银子的津贴，连忙寄回家一千两，信中特别指明从中分出一百两银子给南五舅。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俸金多了，他每年都要送二十两银子给南五舅。
如果说曾国藩对南五舅好只是知恩图报，那么他对乡亲邻居们的热情帮助，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体现了。他回家守丧期间，没有一点官架子，像个农民一样与村民们生活在一起，对老人嘘寒问暖。他知道荷叶塘种田人这些年来日子过得很艰难，田里出产不多，捐派却年年增加，遇到天灾人祸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几年来减少十多户。向曾国藩家借贷的，只要对方开口，只要自己家有，他都说服父亲搭救人家。他说：“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各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不仅如此，他还上《应诏陈言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针砭时弊，人木三分，同情百姓，言词恳切，甚至惹得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要治他的罪。
曾国藩一次次对兄弟、子侄们说：善待老人，就是要做到耐心细心，讲究方法。要多为老人办实事，尽力为老人排忧解难，多为老人作奉献。老人多心，有时又很敏感、脆弱，老人又力不从心，有求于人却又难于启齿，怕对方为难，怕对方不给面子。因此，对老人的事无论大小都要想方设法去办，去办好；即便再小，也不能忘了或应付了事；即使有困难不好办，办不好，也要耐心地予以解释。
善待老人，就要多容忍、多理解、多谅解。老人因为有经验、有功、有恩而摆功，而自以为是，而让别人报恩也在情理之中。即使有时有些人不讲理，就凭养育之恩，对老人让着些也是应该的。和老人争高低、论是非，太认真、太计较都是不明智的。多给老人一些面子，多给老人一些台阶下，才通人情，才合天理。
以景仰的心崇敬贤者人才
老师唐鉴建议曾国藩读读道家著作。曾国藩从《道德经》中读到“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这句话时，明白它的意思，即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优点而学习，对照别人的短处和缺点进行自查，看看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短处和缺点，有则改之，无则警惕。
这个道理很对，也应该这样做。可是人们多半有一种傲慢的心理，不愿意做。曾国藩认为不少人由于傲慢心理的作用，使其不能以尊敬之心待人。在他看来，“敬”字功夫的好处太多了，“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
1.与师长贤者交往
那么，曾国藩是如何做到“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的呢？我们来看看他与师长贤者的交往，便知道他的“敬”字功夫下得怎样。
曾国藩早年在岳麓书院读书时，与一个叫黄廷瓒的同学结交。黄为人迂直，他的仕途走得很不顺畅，在江苏候补知州，一候就是三年，比他后来的人都已赴任，他却一直得不到位置，结果弄得经济窘迫，生活艰难。曾国藩不仅同情黄廷瓒，还非常欣赏他的人品，觉得像老黄这样真正的贤者，现实中太少了。他主动找到老同学黄先生，要他到审案局当负责人。黄廷瓒感激不已，上任后尽心尽力地办事，替曾国藩分担了不少重任。曾国藩见老黄办事不辞辛苦，又追求公正，很感动地说：“叔康兄，有朝一日国藩能任一方督抚，一定请你前去襄助，我们齐心协力，清除贪官污吏，打击奸商恶棍！”曾国藩说话兑现，他当上两江总督后，把整治腐败的担子交给了黄廷瓒。
曾国藩见黄廷瓒，还有彭玉麟、康福、杨载福等人都如此敬重自己，一次次真情油然而生，他在日记中写道：《孟子·离娄下》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世当如此，能够爱别人的人才会得到别人的爱。子路，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他就很高兴；大禹听到有教益的活，就给人家敬礼，舜与别人共同做善事，舍弃自己的缺点，学习人家的优点，非常快乐地吸取别人的长处来行善，他种地、做陶器、捕鱼一直到做帝王，没有哪个时候不向别人学习，他对天下人尊敬，反过来得到了天下人的爱戴。
曾国藩与穆彰阿交往，人们往往喜欢把其定性为“攀附靠山”。穆彰阿对曾国藩的帮助的确很大，但穆彰阿是看好曾国藩的资质人品，才喜欢上他的。“师爱生敬”，互相作用，并且以“大义”为宗旨，而不是狼狈为奸。曾国藩原名叫曾子城，穆彰阿认为“子城”这个名字小气了点，曾国藩就让老师重起个名。穆彰阿希望曾国藩做国家的栋梁之材，建议把“子城”改为“国藩”，取做国家藩篱的意思，曾国藩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咸丰帝上台后，穆彰阿被免除了一切职务，宣告政治生涯结束。靠山一倒，小人多半落井下石，常人多半弃而远之，而曾国藩却仍然悄悄地到穆府看望他，在穆彰阿一再叮嘱其避嫌后，曾国藩才去得少了，但他永远感激穆彰阿，当他挂帅湘勇为朝廷尽忠时，还派亲信康福代他去看望老师，得知恩师病重，他非常难过。穆彰阿让康福捎给曾国藩一张条幅，上书八个大字：“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曾国藩感动得泪水当即就流下了。
在曾国藩看来，真正的敬，不仅是向善，而且其本身就是善。他说：“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学，常无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
孔子主张向一切有长处的人学习，他曾以郯子、苌宏、师襄、老子等为师，真正做到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孔子这样描述过自己：“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由于爱好古代文化，靠了勤奋和敏捷求得知识的。”他的学生子贡也说孔子并没有固定的老师，而是随处学习。
2.德无常师，主善为师
我们不妨暂时放下这些理论，来看看曾国藩是如何从实践中“德无常师，主善为师”的。
咸丰三年九月，湘勇移师衡州后，曾国藩依然张榜招募人才，同时遍访当地贤能之士。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师汪觉庵，立即请老岳父欧阳凝祉带路去拜访了老师，喜得汪觉庵合不拢嘴，把自己的学生比作诸葛孔明，是羽崩纶巾之辈，这对刚出山的曾国藩是极大的鼓励。在愉快的交谈气氛中，汪觉庵提到了住在衡州的王船山的六世孙王世全，今年正逢六十大寿。曾国藩读了不少王船山的书，《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周易外传》等等，推崇备至。船山公的后裔就在衡州，哪能不去拜访？吃过午饭，曾国藩就率罗泽南、曾国葆一同往城南王衙坪王世全家而去。
王世全见到曾国藩专程来拜访自己，又惊又喜。曾国藩送上一百两封银作为贺寿之礼，要王世全收下。王世全不好意思收下银子，说曾大人屈尊光临寒舍，就已让人非常感激了。船山公虽著作传世，读者众多，作为他的后裔，王世全平生的确还是头一回见到曾大人这样的高官来访。曾国藩说，略表我对船山公的一点敬意。王世全见曾国藩说得如此恳切，只得收下银子。
王船山是明末的思想家，一生清贫，晚年隐居曲兰湘西草堂读书著述，后来穷得连买纸的钱都没有，就把别人不要的陈年账本翻过来装订成册，灵感来了，随时写在这些册子上。王船山在临终时，文章写了数不胜数，可是却无财力把其刻印出来。王船山望着自己的书稿，迟迟不愿瞑目。于是，把船山公的书稿刻印出来，也就成了其儿孙的心愿。时光迁延到了道光十九年，湘潭欧阳小岑先生慷慨出资五千余金，由新化学者邓湘皋整理编辑，王船山经学方面的著作刻印出十多种，一时影响三湘乃至全国。
曾国藩听说后，心里很钦佩欧阳小岑和邓湘皋。在王船山遗作藏室，曾国藩从一面墙上看到了几位名人题字，一边读一边缓缓移步，为前辈的敬贤之心感慨万千。当老师唐鉴的一副对联跃人眼帘时，更是激动不已，“自抱孤忠悲越石，群推正学接横渠。”读罢，沉思了一会儿，心里也有了一副对联：“笺疏训诂，六经于易尤尊，阐羲文周孔之遗，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词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后，元明两代一先生。”
立德、立功、立言是曾国藩追求的三不朽的事业，拜访了王世全之后，他就埋下一桩心思，什么时候牵头校勘船山公全集，既使船山公一生宏愿得以实现，又可光扬我朝学术。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克金陵，曾国藩立即恢复了江南科举，并于第二年主持整理《王船山遗书》，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成为一项盛事。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一书的序言中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于睹之大人也已；岜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言功、立言，三并不朽……荀卿亦有言：‘庸公驽散，则劫之以师友。’而严师畏友，又非亟得之于末世，则夫滔滔者之日趋于下，更奚足怪！其一于有志之士，其亦惟乞灵典册，得片言章义而持守之，以自鞭策，自夹辅，自营养，犹或可以杜防堕落而渐进于高明。古人所以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日三复，而终身诵焉也。”
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公允的，我们通过历史的眼光看，至少是恰如其分的。
以无私的心尊敬朋友同事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尊重对方，朋友的话要听得进去。
曾国藩写信给曾国华说：“香海为人很好，我虽然和他住在一起不久，而了解很深，你可以把他当做自己的兄长。丁秩臣、王衡臣两位我都没有见过，大约可以做弟弟的老师。是认他为师，还是认他为友，弟弟自己决定。如果真是威仪可为表率，淳朴实在，宠博通达，认作老师完全可以；如果只是博雅能文，结为朋友可以。不论是认为师或认为友，都要抱一种敬畏的心理，不要等闲视之，慢慢就怠慢亵渎了人家，那便不能受到教益。”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写信给几个弟弟谈求学之法，陈述如下：
吴竹如近日往来很密，来了便要作整天的谈话，听说的都是关于身心健康、国家大事。他说有个窦兰泉的，云南人，悟道非常精当平实，窦对我也很了解。彼此之间还没有详访过。竹如一定要我搬进城里住，因为城里的镜海先生司以师事，倭艮峰先生和窦兰泉先生可以友事，师友夹持，就是一个懦夫也要立志。我想朱子说过：“做学问好比熬肉，先要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我生平的功夫，全没用猛火煮过。虽然有些见识，是从悟境得到，偶尔用功也不过优游玩索罢了。好比没有煮熟的汤，马上用温火温，越温越不热。因此，急于想搬进城里去，排除一切杂念，从事于“克己复礼”的学问。
镜海、良峰两先生，也劝我快搬。城外的朋友，也有想常常见面的几个人，如邵惠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惠西常说与周公谨交，如喝醇酒，我们两人有这种风味，所以每次见面就长谈舍不得分手。子序的为人，我至今不能定他的品味，但是见识却是博大精深，常教我说：“用功好比挖井，与其挖好几井而看不见泉水，不如老挖一口井，一定要挖到看见泉水，那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这几话正切合我的毛病，因为我就是一个挖井而不见泉水的人……
曾国藩的“敬”字功夫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理应是平等和互惠的，正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那些敬让而豁达的人才能赢得更多的朋友。相反，那些妄自尊大，高看自己，小看别人的人总会激起别人的反感，最终使自己变得孤立无援，别人都敬而远之，甚至是“厌”而远之。
在交往中，任何人都希望能得到别人的肯定评价，都在不自觉地强烈维护着自己的形象和尊严，如果他的谈话对手过分地显示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那么无形之中是对他自尊和自信的一种挑战与轻视，排斥心理、乃至敌意也就不自觉地产生了。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往过程闹过不愉快，但纵观他们几十年的关系，不难发现，曾是敬重左的，并且以他的敬重最终感动了朋友。当时知道他们俩交往经历的人说：“曾公眼中有左宗棠，左公眼中无曾国藩。”曾国藩听了一笑，道：“左公有时对鄙人颇有微词，我略闻一二，但要让我以牙还牙，我还真做不到。就让那些说法自生自灭吧。”曾国藩对左宗棠可谓敬重有加啊！咸丰六年（1856年），他举荐左为兵部郎中。可是咸丰七年，当曾国藩在江西听说父亲去世，立即请假回家，左宗棠对曾国藩“弃军返乡”之举表示不满，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曾国藩听了非常难受，但他路经长沙，特意拜访左宗棠，并求左宗棠赐篆书，以示敬仰之意。
咸丰十四年，曾国藩初次出兵即遇大敌，在靖港一战惨败。他心灰意冷，想一死了之，投水后被人救起。左宗棠来见曾国藩，不但不安慰，反而直言批评他，说：“国事尚没有到此不可收拾的地步，你这样消极，不是不义之举吗？”曾国藩本就心情沉重，听了左宗棠的指责，更是难受不已。
一次，湖南巡抚陈宝箴去南京办事，去看望曾国藩。曾国藩见陈宝箴满脸都是汗珠，忙问是什么原因。陈宝箴讲了路上的经历：
我来的路上乘船，舵工和橹工因操作意见不一致而争吵，两个人越吵越厉害，竟然都跑到岸上，不再开船。船上没有船工，水流冲击，眼看船都快翻了，我非常害怕，赶紧登了岸，对两个船工说：“你们是因船而怒，可见都是爱船之人。现在你们舍船争斗，船没有人管，都快翻了。你们为什么不同舟共济，把船客送到目的地，得到应得的利益呢？”这两个人都被我的话说愣住了，然后两个人相互望一眼，笑了，他们把我拉到一家酒店，非要请我喝酒，感谢我使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喝酒耽误了时辰，下船后使劲跑，你看，满头大汗……
听了陈宝箴的话，曾国藩也愣住了，想起前些日子与左宗棠的分歧，不禁哈哈大笑，说：“难道我还不如一个船工吗？”从那以后，曾国藩就有意改变自己，多敬左宗棠一分，不至于惹起军事计划上的冲突，而损失共同利益。
左宗棠为什么值得曾国藩尊重？曾国藩看人看主体，看大的闪光点，而不放大其缺点。当朝廷向曾国藩打听左宗棠这个人如何时，曾国藩没有以小人之心挤兑左宗棠，而是说：“左宗棠刚强能干，能吃苦耐劳，而且通晓战法。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想让他协助办理湖南团防事宜，他一定会感恩于朝廷，拼死报效。”
当湘军与太平军处于胶着状态，战事紧迫，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等战死，地方军、政领导队伍必须尽快补充完善，曾国藩再次保举左宗棠：“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左宗棠前在湖南巡抚幕中赞助军谋，其才干实可独当一面……”没过一个月，左宗棠就被朝廷命为浙江巡抚。
看老爸如此敬重朋友，而朋友却并不都敬重老爸，曾纪泽有时难免不平。曾国藩对儿子说：“我对左宗棠、沈葆桢二人以怨报德的做法，不能说心中毫无芥蒂，然而我只求对得起天命和良心。你们少年人，尤其不宜妄生意气，对他二人互不理睬就够了，千万不许出口抱怨，切记切记。”
曾国藩的“敬”字功夫，到最后还是打动了左宗棠。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去世，左宗棠在写给自己儿子的信中说：“对于曾公的辞世，我内心充满了悲痛。不但时局令人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我也难以无动于衷。我已经赠费四百金，并撰挽联一副：‘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欺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公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公的心事很中肯地做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知道曾公的儿子纪泽也能有其父亲那种实际的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
他还交代儿子，当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一定要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盼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饭都不可少。
左宗棠性格刚强，但品质不坏，曾国藩尊敬他，他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故意以怨报德，而是性格决定其常常话语伤人，他自知道德修养、为人处世上不如曾国藩，所以他如下的表白，是很让人替曾国藩欣慰的，他说：
“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正，用情宜于厚道。从前我与曾国藩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送给曾公一份，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世富于心机的意思……我与曾公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
以关爱的心尊敬家人
一提起家人，曾国藩的内心颇不平静，他认为自己一生于五伦中，对兄弟一伦心中愧疚最深，因为父亲把自己的学识都教给了他，而作为老大，他却不能把自己的学识尽数教给弟弟们。他说：“是不孝之大者也！”
曾国藩父亲去世，他回家守丧的那段日子，因兵败于石达开，咸丰帝免了他的兵权等事，弄得他的心情很不好，以致经常因为小事而大骂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妇。他在家的一年中，与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闹过别扭，发生过争执，而且这些冲突都是曾国藩惹起的。曾国藩后来为这段经历感到十分后悔。咸丰八年（1858年）十月，弟弟曾国华、爱将李续宾战死于三河之役，曾国藩更是陷入到了深深的自责之中，认为正是由于自己的情绪化反应才导致了这场灾祸。
其实，曾国藩对家人的关照特别多，对弟弟的教育更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批评指正，丝毫没放松过。弟弟们到了青壮年，他仍然把自己的处世做人的思想灌输给他们。曾国藩有深深的家族情结，着力打造清朝“臣民第一家”。“家国一体”是儒家的伦理纲常原则，“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家庭不和谐，社会将失去和谐的基础，所以，慎重处理与家人的关系，也成为曾国藩“敬”字功夫的内容之一。
无论身在京城忙于公务，还是征战疆场戎马倥偬，曾国藩都对湖南老家亲人十分牵挂，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曾国藩听说老乡朱啸山将回湖南探亲，急忙跑去，托他带一百两银子、一斤半高丽参、一包书共九套给父母兄弟。不久，朋友冯树堂告诉曾国藩，他将回湖南，问有没有什么事向家人交待。曾国藩托他带寿屏一架、狼毫笔二十枝、鹿胶二斤，还有对联、堂幅一包，对联、堂幅送给哪些人还作了安排：金耀南年伯四条，朱岚暄四条，萧辛五对一幅，江山母舅四条，东海舅父四条，父亲横批一个，叔父折扇一柄等等。他还捎信交待，送江氓山东海高丽参六两，送金耀南年伯参二两，都是一定要送的，弟弟们要禀告父亲大人再送。
曾国藩的四妹因习惯性流产，生育很难，由于农村人的愚昧，种种闲话给四妹的精神造成了压力，常往娘家跑。曾国藩写信说，生育这件事最大，断断不可用人力勉强为之。听说四妹每天起得最迟，往往是她的婆婆来服侍她。曾国藩最讨厌懒惰之人，生气地说：“反常之事，最足折服！”他希望弟弟们在家里晓之大义，时时劝导四妹，使她改变过来。
曾国藩敬家人，有一个“道德精神”的前提。何为道德精神？道德精神是天道与人道，即天人合一的精神，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冲突融合而和合的精神。和合是天地万物存有的根据或原因，是存有的方式，是动态的、开放的过程，是心情宁静安详、心绪和平恬淡、心灵充实愉悦的境界，可以达到人和而天和、人合而天合、人乐而天乐的天人和乐的和合境界。
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只要过得去就行了。饮食方面，不需要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居室无所谓雍容典雅，富丽堂皇。在工作方面应当勤劳敏捷，谨慎小心，而且能经常检讨自己，请有道德的人对自己的言行加以匡正。作为君子应该克制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把注意力放在塑造自己道德品质方面。平时只要有空余的时间，就会到有学问、有教养的仁人志士那里去请求帮助，向他们讨教做人的标准，提高自己，充实自己。学习永远不晚，奋起永远不晚，如果在逆境中重新审视自己，端正人生态度，生活上低标准，在学习、工作、道德上对自己高要求，“皇天不负苦心人”，终有一天会达到理想的境界，获得全新的感受。
基于这种观念，曾国藩敬重家人就包含了一种道德的责任，他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率兄弟以不孝电，吾不敢也。”
曾国藩曾下决心做一部《曾氏家训》，他与弟弟们详细地谈论过。后来因为要采择经史书籍，发现如果不是对经史烂熟于胸，那么选择起来就会割裂先哲的思想，断章取义，支离破碎，缺乏逻辑。至于要选择诸子各家的言论，工作量非常大，而他政务、军务缠身，用零散的时间写怕收不齐。他明白古人写《大学衍义》、《衍义补》等书，是作者心中早就有了编著的条例和理论意见，而后随便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的理论观点，并非是翻阅别人的书来抄写成书的。曾国藩感到著书的艰难，所以就不打算写《曾氏家训》，如果自己将来掌握了很多处世的道理，对诸子百家、先贤智士的理论观点融会贯通，再写不迟。
曾国藩尽管没有写《曾氏家训》，但他给家人写了1400多封家书，坚持记日记达200多万字，著多篇经典范文，可谓字字珠玑，直到临终的前一天才搁笔。他的家书构成我国传统家教文化的一种景观，其价值和影响都超过了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