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最痛恨同僚互相拆台
曾国藩在同僚交往中最痛恨互相拆台的做法，他认为这无异于“两虎相搏，胜者也哀”，因此主张“英雄援手”。同时，他通过观往古名臣之得失，还总结出一种方法，就是我要结交的人不愿意和我结交，我就要硬同他交往，所谓“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
骆秉章是湖南巡抚，权势很大，当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率军出征的时候，几次薄待曾国藩。面对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国藩就多次屈求。
骆秉章对曾国藩的冷酷，从曾国藩在长沙向他求情一事，就可看出一斑。
咸丰三年（1853）九月，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部下发生严重斗殴，绿营兵鸣号列队，准备大肆攻击曾国藩的湘勇部队。曾国藩闻讯后，非常生气，他想诛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绿营提督鲍起豹发去一份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可惹怒了鲍提督。他也不是善者，来了个火上浇油。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至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此情景，一个个气势汹汹，冲进曾的公馆，击伤他的卫士好几人，并差点将曾国藩本人打死。
曾国藩狼狈不堪，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本来就驻在隔壁的骆秉章其实早就知道曾公馆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也正对曾国藩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却又自以为是的行为十分不满，想借此教训一下曾国藩，所以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直到曾国藩来向他求情，他才出面，但却并不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事后，骆秉章也不对此事进行查究，准备不了了之。可长沙城内，却谣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他是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从衡州率军出征，到达长沙后，便因湘军粮饷和作战物资供应问题与骆秉章商量，请求湖南当局的支持，这次因为曾国藩提出要将湖南作为湘军的大本营，骆秉章等湖南官员认为支持湘军就是保卫湖南地方，因而表示同意。
1854年曾国藩又为胡林翼的事去求骆秉章。
胡林翼与曾国藩很早就有过密切的交往。当胡林翼的父亲客死北京时。曾国藩曾以湖南同乡的身份前往吊唁，并亲送灵柩出城。胡林翼则将陶澍的集子《陶文毅公全集》回赠曾国藩，以表示谢意。
1854年初，胡林翼在贵东南道员任内，经湖广总督吴文镕奏调，率数百练勇离开贵州，经湖南赶赴湖北，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他日夜兼程，于2月上旬赶到湖北金口，突闻吴文镕已于黄州自杀身亡，且太平军还在沿长江西进，他赶紧率勇西退湖南岳阳，一时之间，胡林翼便失去了依靠，尢所归从。
曾国藩得知此情形，便又一次去找骆秉章，要他上奏清廷，准许将胡林翼留在湖南。他非常欣赏胡林翼的才干，认为他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江忠源之死所造成的损失。因此，他自己也亲自上奏，在咸丰皇帝的面前大力表扬胡林翼，说胡“胆识过人，才大心细，是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咸丰也就同意胡林翼随同曾国藩一起行动。
胡林翼与曾国藩走到了一起。尽管此时谁也不能完全了解这种结合的真正意义，谁也不会知道胡林翼日后会成为湘军的第二号人物，但曾国藩的内心的确是高兴的。可以说是他下令湘军正式与太平军作战前的一个重要收获。
后来，曾国藩和骆秉章还在军事上有所配合。但当曾国藩在岳阳城下失利第二次退回长沙时，骆秉章又一次给了他冷淡。长沙城的老百姓先是看见湘军出征，可没过几天却又打道回府，不知情的人便感到十分的惊异。不久，太平军的到来使他们明白了这其中的真情，一个个便赶紧逃难。湖南省的官员们则对湘军大失所望。有人骂曾国藩无用，有人主张乘机解散湘军，也有人认为长沙城的防卫还得依靠湘军。骆秉章听着众人的议论，知道此时不宜上奏参劾曾国藩，也不同意解散湘军，但他对曾国藩的态度也极为冷淡。曾国藩住在湘军的水师船上，骆秉章拜客时来到邻船，已经近在咫尺却没有过去跟他打招呼。直到后来，湘军取得湘潭大捷，骆秉章才转变态度开始对曾国藩热隋起来。
4.委屈自己为贪官写奏折
人在无奈之时，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尚觉容易，而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则十分困难。但曾国藩为了达到目的，却忍受心灵的煎熬，做了自己违心的事情。那就是为贪官写奏折申请入乡贤祠。
乡贤祠，顾名思义，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给所谓乡里的贤人——有道德的慈善之家建立的祠堂。
曾国藩一生多次为一些贤德或有功之人奏请封赏或代写一些碑、铭类的颂扬文章，而这一次他为其奏请入乡贤祠的则是一个贪官。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对贪官如同仇敌，但这次却是曾国藩一生中的少有的一次例外。
曾国藩办湘军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军饷了，数万人马，天天都要吃饭，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湘军却得不到国家的正当供饷，况且曾国藩规定的军饷标准还很高。
当时，武汉形势吃紧，朝廷连番下旨让他自湖南出援武汉，他迟迟未动。其中原因主要是皇帝命他率兵千里迢迢，援救湖北，而且一路征战，竟未提军饷自何而出。没有军饷如何出征？他让人各处求助，恳求商绅捐资，却犹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恰在此时，有个在籍户部候补员外郎杨江要求捐助。曾国藩闻讯自然高兴，但杨江却提出个条件，要曾国藩代他上奏皇帝，准许为其祖父在原籍衡阳建乡贤祠。
而曾国藩是了解杨家的为人和杨江要求建乡贤祠的原委的。杨江的祖父杨键是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1845）病死。死后其家属便活动地方官入奏道光，请求建乡贤祠。而这时有人上奏说，杨键官声很坏，有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
如今，为了军饷问题，要亲自出面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一是不合儒家道德规范，再是要冒风险，弄不好自己也下不了台。可是，被军饷所逼，曾国藩只好同意了为杨键写奏折。
奏折封送之后，杨江当即捐助两万白银，这点钱虽不多，但总算解了湘军的燃眉之急。
谁知湘军初战不利，在“东征”的途中吃了败仗，再次退回长沙。吃败仗本来就是个打击，再加上长沙官绅齐骂曾国藩无用，更使他抬不起头，而雪上加霜的是，咸丰帝看了曾国藩请杨键入乡贤祠的奏折，下旨申斥他，还降了他两级官衔。尽管如此，但曾国藩还是觉得此事值得，因为他终于用十万两白银让他的湘军度过了劫难。
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要求人的行为，似乎不应该做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因为一个真正具备良好品格的人，都始终应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但现实中的人们几乎很少有人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就一般情况而论，人首先应是自保，然后才能他保。因此，表里如一虽是人们对所崇拜人物的一种理想化追求，但作为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讲，有些利大于弊的权宜之计，也还是要采取的。
5.从古代先哲那里吸取智慧
曾国藩后来说：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巳；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娇，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从古以来，所有的帝王将相，没有一个不是从自立自强做起的，就是作为圣贤，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才能够独立不惧，坚韧不拔。过去我在京城时，喜欢与名气大、位置高的人树敌，也就是有挺然独立、不畏强暴的精神。近来醒悟出天地之间的道理，要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如果太柔了会导致萎靡不振，而太刚了则容易折断。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矫罢了；柔并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罢了。做事情办公差，就应该强矫；争名夺利，就应该谦退；开创家业，就应该强矫，享受安乐，就应该谦退；外出与人应酬，就应该强矫，在家与妻儿享受，就应该谦退。
曾国藩认为，只有自立自强才能成就大事。他指出，自古帝王将相，没有不是从自立自强做起，成为圣贤的，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因而才能够独立不惧，坚定不移。纵观历史上诸多圣王贤相、功臣名将，圣贤哲人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他们身上不乏刚毅挺拔之气，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一种坚不可摧的自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刚”。刚是一个人的骨架，靠着这副骨架人才能站立于世，才能克服大量的艰难险阻，才能超越常人战胜恐惧、悲观、消极和畏难苟安的心理，才能使人体生命的潜能无限地释放出来。人若无刚则无以自立，若不能自立则无以自强。刚，是人类生命运动中最大的力量源泉，否则，生命则变得无动力、无价值、无意义。
曾国藩自幼便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因此，曾国藩认为“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时，甘愿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具备了挺然持立不畏强势的精神，他也因此而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以达到自强的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就像人不能只具备“骨架”，还要具备“血肉”一样。“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能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
庄子在《山木》篇中讲到了东海有一种名叫“意怠”的鸟，这种鸟非常柔弱，总是挤在鸟群中苟生，飞行时他既不敢飞行在鸟队的前边，也不敢飞在鸟队的后边；吃食的时候也不争先，只拣其他鸟吃剩的残食。所以，它既不受鸟群以外的伤害，也不引起鸟群以内的排斥，终日悠哉悠哉，远离祸患。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魅力，一种处世的方法。
古往今来，多少功臣名将由于过“刚”而遭遇不幸。关龙逢、比干由于刚直不阿，直言进谏，而参遭夏桀和商纣的杀戮；海瑞由于秉性耿直乏柔而一生坎坷不受重用。在曾国藩看来，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本质。
历史上勾践灭吴也是一则外柔内刚，以求自强的故事。春秋时候，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采取了与吴国讲和的方略向夫差称臣作奴，并献上了越国的珍财异宝和美女西施。夫差每次外出勾践总是恭顺的请夫差踩其背而上车，并在车前为夫差牵马，甚至在夫差生病时口尝夫差粪便，以表忠心。即使有人唾骂，他也不在乎，总是一副低眉顺眼的面孔，以讨夫差的欢心。
久而久之，夫差便放松了对勾践的戒备，还放勾践回到了越国。勾践深以会稽之战为耻，一面卧薪尝胆，苦心劳力，爱抚群臣，教养百姓，发展生产；一面到夫差面前问安献宝迷惑夫差。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打败了吴国，活捉了夫差而称霸诸侯。勾践以匿刚显柔的手段，从而达到了灭吴称霸的目的。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熟知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南中酋长孟获多次侵犯蜀国的边境，诸葛亮决定南下征伐。首次交战，孟获便陷入了蜀军的包围圈，他只好弃马夺山路而逃，被早已埋伏在山上的魏延活捉，南兵大败。诸葛亮下令赏赐南兵俘虏酒饭并放归。南兵个个感恩不尽。唯独孟获不服，说他是因为山路狭陡才被捉住的。诸葛亮就放他回到了山寨，孟获又重整人马要与诸葛亮决一死战。他常饮酒取乐且对部下凶狠，他的部将董茶那元帅为了报答诸葛亮的不杀之恩，趁孟获酒醉之际，绑缚孟获送进了蜀营。孟获见了诸葛亮大叫不服，说他是被自己手下捉来的。诸葛亮第二次放了孟获。孟获回到山寨与弟弟孟优密议，使孟优入蜀诈降，然后里应外合以便一举打败蜀军。诸葛亮胸有成竹料事如神，用药酒灌醉了孟优等人，孟获当夜偷袭蜀营，第三次做了俘虏，但孟获还是不服，诸葛亮又一次痛痛快快地放了孟获兄弟。如此，又三捉又三放，直到诸葛亮精心策划第七次活捉了孟获，仍旧对孟获说如若不服还可以回去准备再战，孟获感激得涕泪交加，表示南人永不造反，愿与蜀国永远修好。诸葛亮以“怀柔”的手段，以柔制刚，克敢制胜，降伏了强悍的南人，达到了安定蜀国边境之目的，排除了北伐曹魏的后顾之忧。
“柔弱胜刚强”是老子的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但是水可以冲击任何坚硬强大的东西，没有胜过它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
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正手持弹弓在后苑打鸟。忽传报一位大臣有急事求见。赵匡胤一听说有急事不敢稍有怠慢，立即召见大臣听奏，然而听奏后却认为事情不大，便斥责奏臣说：“这算什么急事！”奏臣对皇上的态度不满，随口说道：“这总比打鸟的事急吧！”赵匡胤恼羞成怒拿起斧柄向这位大臣的嘴上抡去，大臣的牙齿当即被打掉两颗，他不卑不亢地拣起被打落的牙齿。赵匡胤更火了：“难道你还想保存这两颗牙齿找我算后账吗？”大臣说：“我怎敢与您论是非呢？这事史官自然会记录的。”赵匡胤听了猛惊，连忙笑容满面的好言安慰，还送给这位大臣许多金帛。该大臣在权势和地位上是弱者，无以与至高无上的皇位抗衡，但他采用了柔弱的态度，却寓于道理上、人格上的刚强，征服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达到了自己在人格上不畏强暴，据理而争，自立自强的目的。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那里吸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把所学知识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从而从中抽取人生的信条与经验。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将导致失败。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天下兴亡的大义面前不争何待？在人生难行的地段、在名利场中、在富贵之乡、在人际的是非面前，退让又有何不好？所以说为人处世，善用刚柔，才能长久挺立，自立自强。
以缓济急，稳中求胜
曾国藩办事不求速成，治兵也不愿速进。有时用兵须出奇，如唐太宗时期的名将李靖，率轻兵奔袭2000余里，直捣突厥颉利可汗驻地，将其一举击溃，从此北方大定。名将用奇兵速兵制胜者不胜枚举，但因稳取胜者也大有人在，诸葛亮就是显例。曾国藩办事缓，用兵缓，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缓”字诀办事
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李秀成用围魏救赵之计，奇袭浙江，诱江南大营清兵来救，半路上击溃清军张玉良部，李秀成接着集中数路大军，合击江南大营，清军全军溃散，张国梁投水自尽，和春兵退常州。李秀成又紧追不舍攻占常州，和春兵败自尽。
四月，太平军攻克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自尽。接着李秀成向浙江猛攻。江浙一带是清廷财富之源，丢失不得。清廷严令曾国藩率师东下，解江浙之围，接连发了几道谕令。此时曾国藩正全力围攻安庆。安庆是天京门户，一旦攻克，天京就无险可凭，为此，曾国藩不愿东下。此外，还有其他考虑。曾国藩用兵讲主客之道，不愿反主为客，被太平军牵着鼻子走，陷入被动：张国梁、和春之败，即由于此。同时，浙江巡抚王有龄与曾国藩是政敌，在饷源上争夺激烈，曾国藩也想借机除掉这个异己分子。
于是曾国藩借口拖延。清廷无奈，用厚奖诱其出兵，给他加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又发下第五道谕旨，令其驰援杭州。即使如此，曾国藩仍按兵不动，上了一个《苏常无锡失陷，遵旨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说明不能东下的理由。不久，杭州失守，王有龄被杀，朝廷也就不再催促了。
此次曾国藩以“缓”字诀处理，可谓一举数得：
第一，推延不救张国粱、和春，使清廷依赖的最后一支绿营劲旅全军溃散，两员主将身死，清廷不得不全力依赖湘军。此前朝廷迟迟不封曾国藩，就连胡林翼都升为巡抚，曾国藩仍无实职，此后不久，就授之为代理两江总督。
第二，借机除掉异己，王有龄败死后，曾国藩保奏的四省巡抚全部是湘军一系，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李续宜，湘军牢牢控制了江南军政大权。
第三，稳住了自己阵脚，缓缓图进，避免陷于被动。倘若曾国藩急急东下，正中李秀成之计。李秀成攻打苏浙，并不仅是为夺取财富之区，还在于调动湘军东下，使其远离两湖根据地，同时在湘军长途奔袭中以逸待劳，聚而歼之，则可解安庆之围，打垮湘军主力。而安庆的太平天国守军亦可机动出击，西上攻打湖北，占据湘军老巢。如果此计成功，清朝恐怕大势将去。曾国藩不为所动，以缓济急，以静制动，终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一波未乎，一波又起。1860年英法两国以修约为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年八月，攻入天津，十月中旬，攻占通州，包围了北京。咸丰帝一面仓皇出逃，一面谕令曾国藩火速派人“勤王”北援。谕令中说：“着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鲍超、张得胜管带……均着兼程前进，克日进京，交胜保调遣，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君困之难。”这一谕旨到曾国藩手中时，北京已经被围一个多星期了。曾国藩为是否北援的问题再三考虑后，决定自己亲率一部前往，但张芾却劝道：“专为统兵大臣则可拜表入卫，兼为两江总督，则有守土之责，又值皖南败坏之际，未可弃此而他行。”曾国藩认为有理。但他实不愿派鲍超北上，受无能无德、人称“败保”的胜保指挥。后经李鸿章提醒，他再次决定以“缓”字诀应对这一难关。
九月六日，曾国藩上了《奏请带兵北上以靖夷氛折》，痛陈臣子救君护国之义，但其真意则在拖延时间。他不明示拒绝，而是分析不能去的理由，并提出新的建议。奏折中说：如果仅派鲍超人援，二三千人未必能济事，而且自其驻地至京，5000多里，到达须3个月之后，敌兵围城近在咫尺，恐怕缓不济急。因此请求允许由曾、胡二人中选一人带大队北上。如果是曾去，则应与左宗棠同行，皖南暂不进兵，只好退守江西。如是胡去，则应与李续宜同行，则皖北暂不进兵，退守湖北境内。其言恳切，但书牍往来至少一月，等曾国藩收到，北京早已被攻占，重新与英法列强和谈，以签订屈辱条约了事。事已至此，曾国藩当然不需北进，咸丰帝又一纸谕令，指示曾、胡都不必北上。这正中曾国藩下怀：如果北援，情况可能会发生较大变化。此时，太平军刚占领苏杭，兵强粮足，又全力经营安徽，如果湘军北上，此地势必空虚，太平军可乘虚而入，夺占战略要地，扩大战果。如果这样，形势发展就难说了。当时情况下，北援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曾国藩的“缓”字诀就用上了。
同时，“缓”字诀在曾国藩居官处世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拒绝西防，就是“缓”字诀应用的典范。
“天京事变”后，由于洪秀全任人唯亲和充满猜忌，石达开与之决裂，率20万大军脱离了根据地，由安徽出发，进人广西、贵州，然后全军攻入四川。曾国藩自1858年复出后，一直主要与石达开作战。石达开出走天京后，曾国藩派萧启江率5000军队尾随追击。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咸丰谕令曾国藩率本部军马入川，防阻石达开，控制长江上游。曾国藩不愿入川，一则所部均为湘人，离土思归，战斗力必减；二则石达开仅为残部，即使顺利消灭，也非绝大功勋。但此时他好不容易得到重出机会，对皇帝的谕令更不能公开违抗。为此，他立即与其弟曾国荃商量。兄弟俩计议十余日，最后决定拒绝统兵西防。
六月十八日，曾国藩上奏说，眼下景德镇胜负未分，如果急急统兵西去，“是未保将危之四川，先弃甫定之江西”，又说石达开兵马号称20万，而他们所部湘军只有几万人，剿固不足，防也不够，孤军深入，恐于大局无补，此外曾国藩还罗列了一大堆理由。但没过几天，景德镇被湘军攻克，情况发生了变化。湖广总督官文此时上书朝廷，请求令曾国藩入川，统领四川大政，意即应任命曾国藩为四川总督。当时朝野这一呼声很高。曾国藩此时还仅仅是侍郎，未有实衔，出任大省总督，他觉得不错。于是调张运兰沿江西上，驻于湖口。但不过数日，湖北巡抚胡林翼给曾国藩写了封密信，说清廷似乎无意任命他为总督，还要让他分出一部分兵来防守江西。曾国藩一听，心凉了半截，决定不再西去。他给胡林翼回信说：“朝廷不作十成语，仍有从缓酌量云云，应如何复奏，敬求卓裁，为我计划。”
曾国藩在信中向胡求计。他一面令张运兰驻湖口不动，一面自己西行。八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到达武昌，面见胡林翼和官文商量大计，解铃还需系铃人，经过密议，官文又上书朝廷，请求留曾国藩一同保卫湖北、攻打安徽。经过这一番活动，朝廷果然同意，曾国藩也心安理得地留下了。后来朝廷派骆秉章入川，任四川总督，在大渡河围歼了石达开部。倘若曾国藩入川，功劳也不过如此。
2.将“缓”字诀传授他人
曾国藩以“缓”字诀办事，事例颇多，他还将此心诀传授给他人。1860年正月，胡林翼要给朝廷上奏折，寄前将稿本送与曾国藩，曾国藩回信说：“折片各稿读过，此次于鲍（超）之坚忍处，平平叙去，不过烘托，亦好。盖近日各统领专看折奏中出语之轻重，以权其效力之多寡。往往正在酣战之际，忽见一折叙事甚不如意，遂废然不肯向前者有之。此折若不保人，或再缓数日始发，亦好。如此雨雪，似正月尚不能开大仗者。粤捻之交，不能久固，缓战亦我之利也。”
由于担心奏折寄发后影响将领情绪，因此曾国藩主张缓一缓再寄。等时机更好时再发，情况有变，还可随机改动，而一旦发出，就覆水难收了。曾、胡、李、左诸人，一般给朝廷上奏时都互通声气，不致相互矛盾，引起猜疑。这也是湘淮集团自保的一条秘计。
这年闰三月，郭嵩焘在京为官不顺，奏请辞职归乡养病。其实他并不愿如此，但胡林翼写信劝他速归，这才决定具疏辞归。对此，曾国藩很不满意，他认为这太过于心急了，恐怕会有消极影响。他在给郭嵩焘之弟郭昆焘的信中说：“鄙意却嫌其太速，既已入直，即宜回翔一半年，再行引退，庶山左之风波大定，而一身之进退有余。今如此毅然，恐又非了局。”
因为郭嵩焘性格过于急切，仕途上一直不顺。湘军集团中，初期郭嵩焘出力甚多，却未得太任。后来郭嵩焘任驻外公使，又因急切倡导西方新政，而举朝骂之为卖国贼，有人竟主张杀之以谢天下，郭嵩焘最后因此郁郁而终，可以说，是未得“缓”字之妙处。
朱熹说：“天下之事，有急缓之势，朝廷之政，有急缓之宜。当缓而急，则繁细苛察，无以存大体，而朝廷之气，为之不舒；当急而缓，则怠惰废弛，无以赴事几，而天下之事，日人于坏。”缓急之间，不可不慎。当急处自应急，而当缓处不缓，其害处也不可估量。
蓄势待发，增强实力
一个人成败的关键在于实力，这也是生存竞争的根本。一个国家兴亡的关键时刻，在于强大的军事力量。军队素来是维护政权的有力工具，没有了军队，国家将失去依靠，任人宰割。曾国藩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湘军之后又组建了淮军。
1.湘军力量不够
早在咸丰九年（1859年），曾国藩就看出了作战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湘军兵力不足，难以抵抗太平军。其次，太平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攻击，湘军不得不奔赴各地作战，战线被拉长，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国藩有了筹建淮军的念头。次年，他便呈上奏折，提出编制淮勇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该建议被搁置。
咸丰十一年（1861年），湘军组建了淮扬水师九营，为了能够配合水师作战，曾国藩采纳了胡林翼的建议，开始招募淮勇。
其实在这之前，湘军中已有三个由淮勇组成的营了，它们分别是震字营、春字营和济字营。震字营是马从震领导的，马从震的父亲马三俊原是桐城的团练首领，在太平军起义初就被杀害。春字营是李鸿章的旧部张遇春领导的。济字营则由太平军降将李济元领导。
2.开始组建淮军
1861年年底，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指示下，开始组建淮军，以便援助在上海作战的湘军。李对庐州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他知道此地的旧有团练所招募的淮勇甚为强悍，于是直接将庐州各地的旧有团练进行改编，很容易就组建了淮军。另外，李鸿章还邀请了张树声来帮助自己组建淮军，张树声在招募淮勇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很快，李鸿章便招募了数营淮勇。
在招募淮勇的过程中，李鸿章坐镇安庆，统一部署管理。以淮勇为主的淮军到达安庆后，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淮军的营伍规定，器械使用规定，士兵待遇与粮饷分配都仿照湘军的相关规程，训练的方法也和湘军一致。
1862年春，李鸿章率淮军驻于安庆城北门外。曾国藩前来祝贺并帮其分析利弊，还从湘军中抽调了八个营的兵力，扩充到淮军中。到此时，淮军的组建初具规模，它包含13个营，共计6500名淮勇。曾国藩稍后对新组建的淮军进行了检阅，感到满意。
3.裁湘留淮求自保
虽然淮军由李鸿章一手操办、组建，但对它的控制权还在曾国藩手中。统而不带，用而不亲领，由曾国藩的属下、弟弟、亲信间接地为他排忧解难。亲兵营的两个营是曾国藩手下直属的标亲兵；开字营是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统率的湘军中调过来的；滕嗣林、滕嗣武统带的林字二营是由曾国藩的属下薛焕在湖南招募的湘人组成；陈飞熊统带的熊字营和马先槐统带的垣字营都是曾国藩在湖南新招的湘勇。因此，淮军虽不是曾国藩亲自组建，但仍被曾国藩所用。
淮军不仅在人数上发展迅速，在武器装备上发展得同样很迅速。因为当时各地的洋务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同治三年（1864年）前后，淮军已弃用冷兵器，换上了能够远距离作战而且具有很强杀伤力的火器。
在时局动**的社会，曾国藩虽位高权重，树大招风，却能够站稳脚跟，这与他手中握有令清政府不可忽视的军权是分不开的。在封建社会里，有了军权，就意味着有了实力。但军权又不能过重，因为，军权定会让最高统治者不安，于是，曾国藩采取自保措施，裁湘留淮。曾国藩将手中的军权掌握得恰到好处，既不会因重权而被清廷视为眼中钉，也不会因权轻而被人随意宰割。
实力不足的时候要懂得借机培养，做事低调不引人注目；即使实力具备了，也首先要保证能自保。这是成万事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