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而后定；不谋，则衰矣。”“谋深，虑远，成之因也。”这是《菜根谭》对于谋略的论断，它深刻地揭示了谋略在成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谋略，是处世的方法，是智慧的体现。曾国藩的一生，在于一个“谋”字。

凡事要有长远的筹划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之时，还是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时候，都不与朝中权贵交往过密。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都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最后都不得善终，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却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一样能够不为所动。

在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后继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以皇族出身的恰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兄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越来越得到咸丰皇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这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具体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因为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也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之中，不少人就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他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的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王闿运为肃顺的家庭教师，肃顺对王非常欣赏，甚至还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尹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鸦片战争其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亲自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谘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也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尹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如樊案的发生，王闿运、郭嵩焘求救于肃顺，肃顺便大力相助，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肃顺后来更是乘时进言，力举咸丰帝不信任的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表面上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宜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后来肃顺被慈禧以政变的形式处决，想要进一步清除其党羽时，发现许多朝野文武大臣都有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唯独没有发现曾国藩与肃顺的一字一言，自然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曾国藩的把柄，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曾国藩和太平军的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可他摸着用鲜血染红的顶带，脑袋上不禁泛起丝丝寒意。因为手握重兵、功高震主者历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何况自己又是汉人？于是，他在请功奏章上，有意示谦，把功劳拱手让人。更要求裁撤湘军，让九弟曾国荃回乡养病。曾国藩之所以这么做，正是以他的深谋远虑来了个釜底抽薪，让火烧不到自己的头上，从而躲过了一场“鸟死弓藏，兔死狗烹”的杀身之祸。

所有这些，无一不体现着曾国藩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做当下事，为身后谋

古今往来，历史上成大事者都少不了深谋远虑。这些人在世时，纵横天下；去世后，名满天下。然而，英雄临死之时，却大都是抱憾而终的。为何会抱憾，抱什么憾？纵观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身后事都不放心。

1.曹操与曾国藩

曹操生前有这样一番长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就是说，他们的共同之处都在对自己的后人能否继承自己的事业而忧心忡忡。富贵之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似乎是普天之人的共同宿命。像民谚里唱的那样：“一代苦二代富，三代吃花酒，四代穿破裤。”这不能不说是天下英雄未尝深谋远虑也，然则他们往往做不到，是什么缘故？多少人为此寻找原因，可是都苦于难以找到答案。

曹操不可谓不深谋远虑，为了子承父业，他宁愿自己不做皇帝，要学周文王，把打天下之功归诸儿曹，目的就在替后代着想。曹操的几个儿子应该说在历史上也是非凡罕见的人物，然而，曹操死后，兄弟相争，骨肉相残，“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操的儿子用威逼的手段让汉献帝“禅位”于魏；后来司马氏照葫芦画瓢，也上演了一场与当年一模一样的绝版好戏。结果晋兴魏亡，恍惚之间而已。其实，归根到底是他们仍然没能做到深谋远虑。有史以来，真正做到这等深谋远虑的，只有曾国藩一人。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与曹操所处的时代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乱世出英雄的时代。乱世成就了曹操，也成就了曾国藩。不同之处在于曹操之时皇权萎缩，曹操就是天子，天子就是曹操；曾国藩之时，虽然是帝国黄昏，然而皇权正牢。按理说，曹操之深谋远虑的结果应远胜于曾国藩，然而，曹操没做到的，曾国藩却做到了。

曾国藩不仅培养出了三个封侯拜将的兄弟，还培养出了几代人才辈出的子孙。儿孙们成名成家、留芳千古的何止五世。直到如今，曾氏后人依然遍布海内外。他的家书仍然被当做家教经典。

2.打破五世而斩的宿命

历史证明了曹操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然而，却无法证明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好父亲；历史证明了曾国藩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同时也证明了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好家长。在那样一个时代，曾国藩靠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才打破“五世而斩”的宿命？

首先，曾国藩对“五世而斩”的历史现象有着清醒的分析与评估。他在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看透这个道理的。曾国藩把世家划分为官宦、商贾、耕读、孝友四类，并逐一分析他们之所以如上述绵延世代不同，都在乎一个字。第一种官宦之家，败在一个“骄”字上；第二种商贾之家，胜在一个“勤”字上；第三种耕读之家，得在一个“朴”字上，第四种孝友之家、胜在一个“孝”字上。

一般人往往认为，第一种世家应是第一等的，但在曾国藩的眼里，恰恰要倒过个儿。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孝友本是一种优良的道德伦理观念，为孔子所提倡，为后世所遵循。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官本位侵蚀人们的心灵，也侵蚀了传统文化，因而不仅世风日下，而且家风也日下。

官位和金钱，明白者视之为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然而，彻底的明白者却不多，许多人是假明白的：他们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而在某种关键时刻，“儿孙自有儿孙福”的观念被多为儿孙积福积财的天下父母心所蒙蔽了。到头来，权和钱往往害了儿孙，等到真正醒悟过来为时已晚。这样的事例不仅历史上层出不穷，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

曾国藩终其一生，都对此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给父母、兄弟、儿女们的家信中，反复强调的便是两点。一是不要把做官看得太重，不要把发财看得太重；二是要谨守耕读之家的局面，努力培养营造孝友之家。

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封建宦海中，更是难有宁日，任何时候，都有善于钻营而受到重用的奸邪小人，这种人并没有把心思用在济国济民建功立业之上，而是挖空心思地在谋求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打击压制忠良贤士以求抬高保全自己。

曾国藩涉足官场较早，对那些结党营私、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是了如指掌的。他想做点利国利民事，但是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况且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一直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使得曾国藩更加小心翼翼，唯恐不周。

那时，他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的关系处理得甚为密切，与曾图藩的家人也有密切的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于是就想倡仪全县人民捐钱来弥补财政的亏空。曾国藩的弟弟就向他写信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

曾国藩收到弟弟的书信后，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表面上是为当地百姓做了件大好事。而一旦付诸行动，出钱财的事肯定要分摊到百姓的头上。他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榨取百姓的血汗钱。

更可怕的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这样一来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曾国藩觉得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朝廷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尔为之。因此，弥补亏空也无助于官吏的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名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并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3.曾国藩的成功经验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

曾国藩的成功经验，不外乎两条。其实并不怎么高深，然而，这却是一种看似容易做起来却难的经验。曾国藩深知此中道理，他率先垂范。

（1）终其一生奉行孝道

曾国藩不仅孝敬父母，而且对叔伯长辈也十分孝敬。儒家文化以孝为先，对父母的孝敬扩而充之就为忠。这样一种观念是基于深厚的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它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那种契约关系。儒家认为“孝”是立人立身之本，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一个在家尚不能尽孝的人，人们会认为他也很难尽忠。而不能尽忠的人，在封建官场上是很危险的，是随时可以掉脑袋的。

（2）始终把自己的“根”留在老家

曾国藩时刻准备回乡下老家，没有把做官当做一辈子的事。这种“根”的意识表面上看来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应有之义，然而真正能做到的却少之又少。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一是警示自己不要把当官看做发财的途径，一是示范给儿孙们看，教育他们不要把做官看得太重。正是这种“根”的意识，凝聚了曾氏这样一个大家族的人心。

言传身教是最好不过的家教方法。曾国藩如此，曾国藩的父辈们亦如此。曾国藩的父亲竹亭老人撰有一副名联，说：“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在另外的场合，他也有一副类似的对联：“清茶淡饭粗布衣，这等福老子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两副对联都表现出一种相当洒脱的高人逸老姿态，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境界，也是非一般人所能写得出的。这里面透露出来的丰富内涵也非一言可尽。这两联的上联都表示自己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半耕半读，粗茶淡饭足矣；两联的下联又对儿孙们寄予很高的希望。这种希望又与一般人要求儿孙们出人头地、升官发财大不相同，要付艰巨给儿孙，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艰辛让儿孙们去做，这既不是溺爱子女，更不是对子孙提出不可触摸的愿望。如今的一些家长自己粗茶淡饭倒可以忍受，但既要求儿女们成龙成凤，却又不愿意儿女们多吃苦。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多将“艰巨付儿曹”，让他们多一份治国平天下的重担，绝不是害他们。这才称得上是一种深谋远虑！

曾国藩对自己的儿女们也是如此要求的。第一是要求他们认真读书，讲求为学之道，及早养成一种扎实的格物致知的修练功夫。第二是不断地把自己为学、做人、作文之道传授给他们，对他们寄予厚望，同时又提出严格要求。

曾国藩说“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要求诸弟和子女在“孝悌”上下功夫，要他们拜名师、避损友，特地为他们作《五箴》、《养身要言》，订立《求阙斋课程》，亲自充当他们的老师，告诉他们治学的方法，给他们制定读书的进度，索要他们的作业，培养他们的恒心。从大道理到小事情，曾国藩无不为他们想到，但又从不迁就他们。曾国藩一开始就明白地告诉他们，不留财富给儿孙。让他们断绝了这一依赖父辈福荫的念头，也断了他们那种衙内之想，迫使他们自立。

曾国藩有句名言：“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如此这等眼光正是为子孙最深谋远虑的关爱。后来，曾国藩做到两江总督，接妻儿老小到安庆相聚，严令沿途不许打帅旗，更不许叨扰地方官。后来听说曾家子弟竟然坐起四抬大轿，立即写信回去严辞责备，加以制止。

（3）平等地对待家人

与兄弟相处，曾国藩从不以父兄之严、官品之威而凌驾他们，而是以情感人，以情化人，以情度人。他对诸弟及儿女们的成绩与进步总是及时肯定，赞赏有加；对他们的缺点更是悦颜直指。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如果诸弟对他本人不满而指责他，他也同样能虚心接受。

（4）从不为子孙谋利益

曾国藩作为湘军统帅，在靖江之役中打了败仗之后，决定淘汰士兵，另行招募新勇，其间就把自己的弟弟都给淘汰了。后来他官至两江总督，儿子曾纪鸿参加湖南乡试，本来只须曾国藩给湖南写一张条子，或者由纪鸿打着曾国藩公子的招牌去疏通一下主考官，就可以顺利通过。但父子俩都没有这么做，相反，得知纪鸿要去长沙考试，特地写信给儿子，令他不许去见官场中人。

“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曾国藩可谓深谙其中哲理。奢从何来呢？无不是从权和钱中而来。在对待权和钱的问题上，曾国藩始终持有两条原则：一是不愿子孙做大官，要做读书明理的君子；二是要求儿女们踏实做事，即“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有此二者，一个人便不会愁没有饭吃，不会愁学问不济。

曾国藩有八字家训，日：“孝、宝、早、扫、书、蔬、鱼、猪”，又称治家“八本”。他指出，后四字正是一个家庭兴衰的气象。

此话出自一个朝廷重臣之口，几乎令今人不敢相信。曾国藩的这些做法是为了沽名钓誉吗？非也，曾氏之海内声誉，在他自己看来也好，在旁人看来也好，在当时人看来也好，在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好，都达到了顶峰，他没必要再去沽名钓誉。相反，正是因为名声太盛，给了曾国藩以莫大的压力。这样做或许还是为了减轻这一压力。他是最懂得“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的道理，所以他自言：“吾常常以此儆惧。”

以柔克刚，以退为进

《孙子·势篇》中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出奇制胜原指战争中运用奇兵、诈术以制敌取胜，后来则泛指运用出人意料的办法来取胜。古往今来，出奇制胜的案例在军事战争史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同样，无论是官场、商场，还是情场，出乎意外的策略或行为，往往也都能取得骄人的胜绩。

1.柔是以退为进的手段

自古以来，很多时候都是教人要坚强，不要柔弱。而老子的观点却一反常理，教人要柔弱，不要表现得太坚强。人要表现愚拙，不要表现聪明，人要无为、无我、无欲、居下。其实，柔并非怯懦，而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段。也就是说柔是手段，为的还是刚。柔是蓄志，为的是达到自己的目的。

大家都知道，在人的身体上，最坚硬的是牙齿，可谓“刚”，而舌头则是至柔了。但是人老之时，牙齿都脱落了而舌头却完好无损。水可方可圆，可谓天下至柔，却能怀山襄陵，这一切都说明刚强未必是真强，柔弱未必真弱小。

曾国藩刚办团练时，由各处调来省城的绿营兵，也有数千之众。按照惯例：一省的军事最高长官是提督，训练绿营兵本是提督的职责。但由于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这几千绿营兵于是一并归曾国藩所选拔的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也就是说要让湘勇与绿营，共同操练。

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颇为严格，风雨烈日，操练不休。这对于来自村野田间的乡勇而言，并不以为太苦，但对于平日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的绿营兵而言，便无异是一种“酷刑”。不多久，先是副将清德拒不到操出训，根本没有把曾国藩和塔齐布放在眼里。接着提督鲍起豹也和清德联合起来，与塔齐布为难寻衅。并公然对士兵宣称：“大热天还要出操，这不是存心跟将士们过不去吗？”于是绿营兵大恨曾、塔等人。

当时长沙城内，同时驻扎着两种部队：绿营兵与湘勇。绿营因战斗力差，颇受勇丁轻视，而勇丁的月饷，高出绿营兵二三倍之多，绿营兵也嫉愤交集。因此兵与勇经常发生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极力挑拨，双方愈来愈情同水火，渐至常生械斗。

曾国藩起初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一般都只将参与械斗的勇丁加以棍责，严行约束；对绿营兵则置之不理。谁知这一来，正合了曾国藩的两句话：“君子愈让，小人愈妄。”绿营兵的气焰更盛，益发耀武扬威，开始公然凌辱勇丁了。曾国藩不得已而咨请鲍起豹按军法整饬，但鲍起豹却置之不理。绿营兵见此，胆子更大了。

1853年9月8日，绿营兵居然整齐队伍，带着兵器，鸣号击鼓，包围了参将府，要杀掉塔齐布，吓得塔齐布躲在菜园旁边的草丛里，才逃过一劫。绿营兵找不到塔齐布，便放把火把参将府烧了，又一窝蜂拥到团练大臣曾国藩的官邸，照样团团围住，扬言要杀曾国藩。幸而曾国藩的临时行馆就设在紧靠巡抚衙门的射圃之中。见事态恶化，曾国藩于是亲自去叩巡抚骆秉章的偏门，骆秉章出来喝止，绿营兵才悻悻作鸟兽散。

后来，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勇，日子却更难过了，进出城门的盘查斥骂，街头的公然侮辱，甚至拳打脚踢，都是常事。这时，有人劝曾国藩据实参奏鲍起豹等人，而曾国藩由于不久前刚参革了副将清德，这时不便再动弹章，于是托言：“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反以琐屑小事，使君父烦心，实在惭愧得很。”即日将所部湘勇分别遣驻外县，自己的办公大营也移驻衡州。其实这也是曾国藩一贯所奉行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之道的体现。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他的最大困难，不是敌手的强大，而是清政府本身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弱点，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本身缺少战斗的经验，难当大敌。因此，在以后的六七年中，曾国藩虽然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而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而在这种境遇下他能够立足，主要就是他奉行了“息事宁人，以大局为重”的处世哲学。

2.有时息事宁人不是上策

1858年6月，曾国藩奉旨再出，在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在江西，虽有守土却敌之功，但与各地乡团不相和睦，常常被团丁伏击截杀，有时竞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又逢疫病流行，营中军士纷纷病倒。因此曾国藩再至江西以后，深感诸多问题棘手。9月间，安徽再传来败讯，李续宾、曾国华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全军覆没，李、曾阵亡，湘军官兵阵亡六千余人。这支军队可以说是湘军的精锐劲旅，被歼以后，全军为之震动。这时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连连失利。幸亏曾国藩与胡林翼等竭力挽救，大局才得以稳定。

而这时的曾国藩，忽而奉命援浙，不久又命筹援安徽。到石达开有由湘入蜀之势时，朝旨又令其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同时命其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并留兵防守江西。朝令夕改，杂乱无章，使曾国藩简直无所适从。他自知因无固定地盘，只好由人摆布，委曲求全，精神极感苦恼。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也要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

1861年8月，曾国荃攻下安庆，千里长江，已全归湘军掌握。曾国藩分兵三路，直指江浙地区，准备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最后致命的一击。可是曾国藩所遭遇的困难，仍是纷至沓来。先是最能与他合作无间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积劳成疾，不幸病死，顿使曾国藩失去一个最有力的伙伴，未免平添后顾之忧。曾国藩为之彻夜不眠。而二路东向的大军，只有曾国荃一军，因为是亲弟弟，始终听命于他。其余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不合作的态度，使曾国藩伤透脑筋。但按曾国藩的为官之道，还是按捺性情，息事宁人。

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虽未发生不听指挥的问题，然而屯兵城下日久，士兵疲惫，加之军饷不继，军心士气日渐涣散，也使曾国藩忧心忡忡，日夜焦灼。同治二三年间，驻扎在金陵城外的湘军，因为粮饷缺乏，每天喝稀饭度日，几个月不发饷，更是常事。曾国荃对那些家乡子弟兵，渐感难以约束。他们甚至发生把营官捆绑起来，勒发欠饷的暴行。至于抢掠平民、**妇女的事，也层出不穷。曾国荃拿不出粮饷来解决问题，自感无颜以对部属，只好置之不问。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的病体，不能支持，军纪败坏的湘军，随时有叛变崩溃的可能；一面还要承受来自清廷的猜疑、言官的谤劾、僚属的离心等等打击。当时湘军缺饷，不仅限于金陵的曾国荃军，其余各部也很严重。大营所设山内粮台，竞遭驻守附近的两营湘军的抢劫。曾国藩身体素来孱弱，至此郁气中结，旧疾新病，一齐并发，饭后呕吐、牙痛、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痛不可忍，至于不能工作，逼得只好奏请给假调养。

曾国藩所以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练英雄，育汝于成。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在矛盾丛集、内忧外患的十分艰难的境况下的一种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一种处世观，而对于当时为官的他，可以说是无奈中的有奈。

《水浒传》里宋江醉题反诗写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犬伏爪牙忍受……”这几句诗，如果用来形容曾国藩有兵无饷，又没有实权时的情况，真是恰如其分！在事业尚未做大的时候，曾国藩真是内外交困，惨淡经营，有火气也无处发，只好像一个乞丐一样，处处求人，以至不得不做违背良心之事，这对一个理学家来说，实在是太难太屈辱了！

大概没有见到世上真有一个只“伸”不“屈”的汉子，只是他向谁“屈”，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屈”的问题，用得妥帖，便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汉子。曾国藩则是为军饷而屈，或者说是乞讨。

咸丰四年八月（1854年10月），湘军侥幸攻克武昌，占领武汉三镇。曾国藩以为该是喘口气的时候了，他上奏咸丰，要求巩固湖北，以图东进。其中理由之一，好好解决一下湘军的供给，待到兵精粮足之时，再东下长沙，好与太平军打几仗。但是，咸丰不管这一套，逼令他立即东进。当时新占武汉，正是得胜之师，在武汉总算凑备了“东征”的军饷，接着取得田家镇大捷。咸丰再令他继续东进，攻九江，取南京。

田家镇一战，虽然取得很大的胜利，但湘军的损失也相当大。曾国藩要为战死的官兵发恤银，为有功的官兵发赏银，加上战争消耗，从武汉带来的银子早已花得净光。马上又要“东征”，军饷又成了大问题。他向咸丰帝请求发饷，咸丰下旨说，让陕西巡抚王庆云解银十四万两，江西巡抚陈启迈解银八万两。然而，曾国藩等了许久也不见银子汇到，甚至连个回音都没有。

湖南的厘金尚未办妥，江西战场便发生所料不及的大战。九江攻不下来。湖口打了大败仗，江外水师全部瓦解，湘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随后，太平军叉攻占了江西大部分地区，曾国藩遇到了太大的困难。水师要重建，陆军要大幅度调整，还要随时准备与石达开打大仗。曾国藩最发愁的还是军饷，还是银子。他没有办法得到，只得向江西巡抚陈启迈伸手要，尽管前次碰了壁，但曾国藩认为，前次是在湖北，这次是在江西，完全是为江西的失地与太平军作找，谅他陈启迈不会置之不理。可曾图藩想错了，陈启迈不仅分文不给，还大造其谣，他在江西官员中散布：曾国藩的湘军打仗发了财，湘乡、平江、新宁肥得流油，只要家里出个湘勇，全家都不要做事，银子花不完。湘乡的田地被买光，都买到外省外县去了，皇帝的银子运到了曾国藩家，皇帝都没钱了，我们哪有钱给他。曾国藩听了这些谣言十分气恼。

正在曾国藩又气又急之时，江西万载县举人彭寿颐向他建议，在江西筹银有办法：一是劝捐，目前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黄大人在籍守制，盛赞湘军和曾大人您的行为，他若出面劝捐，一定奏效。自己也可以去好友之处，以大人之德，向同乡、同窗们募捐。再是可以在江西就地设厘局，抽厘助饷。

所谓劝捐就是通过游说求人募捐作为军饷。曾国藩赞成彭寿颐的想法，募捐之事立即去办，抽厘之事则容再商量。

经过活动，果然先得了一笔银子。黄赞汤出面大力张罗，在乡绅之中很映募得白银十万两，彭寿颐竞也募来三万两，这真是雪中送炭。

设厘局之事，经过商量也搞了起来。曾国藩让彭寿颐负责，在南康设总局，在各县设了十几个关卡，出手便抽得数千厘金，曾国藩甚是高兴，以为这下子军饷有指望了。

然而好景不长，曾国藩设厘局用了彭寿颐，彭是江西地方人，江西巡抚陈启迈以为这是越权用人；江西地面不归曾国藩管辖，他有何权在这里设厘局抽厘金？于是，陈启迈煽动地方官，与曾国藩对抗。不久，湘军的厘局在抽厘时，查了地方官走私鸦片，厘局扣了地方官的走私船，地方官又向陈启迈告状，双方便闹了起来。可陈启迈不问曲直，指令地方官封了曾国藩的厘局，还把彭寿颐捆绑入狱。事情闹得非要曾国藩出面不可了，曾国藩率刘蓉等幕僚，到出事地点司查，查出了地方官私卖鸦片的确证。在忍无可忍之下，向咸丰上奏参了自己的同乡同年陈启迈。参奏的内容也是他调查来的，如陈启迈曾为己革总兵赵如春冒功请赏，曾为奉旨正法的守备吴锡光虚报过战功。这两条是地方官常干的事。地方大吏，明明打了败仗可以说打了胜仗，逃将可以说成功臣，只要不出大漏子，即使皇帝知道了也不会怎么样。曾国藩还告陈启迈并不认真安排战守，丢了江西的八府五十四州县。又告他阻挠破坏湘军作战，捆绑逮捕办团有功举人彭寿颐，纵容地方官私运鸦片。人家拒绝他讨饭，他却告人家的状，也实在是无奈之举。

曾国藩的奏折上达后，其中丢了江西大部分土地给太平军一节打动了咸丰帝，他本来就恼恨太平军在江西搅得心神不安，怪罪陈启迈没有守住江西。因而准了曾国藩的弹劾，一下子把陈启迈罢了官。

但去了陈启迈，来了文俊，曾国藩在江西的军饷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了军饷，几乎使他全军覆没；为了军饷，文俊害死湘军大将毕金科。以后的日子，仍靠要饭来维持。多亏黄赞汤一人先后为湘军筹捐百余万两，刘于淳、甘晋等士绅也极力帮他筹措，才勉强维持住，使湘军没有被困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