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是人生的永恒主题，而人生能够实现自己理想，按志向一直走下去的毕竟是少数。曾国藩从自身成就大事的角度，对立志有独特的阐述，即立志应是一生的事，不应少年热血，中年凋零，晚景凄惨。也就是说，立志要有矢志不渝的精神。

君子立志在于宏

任何时代，要想发达，进入上流社会，都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传统社会，读书进仕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在商品社会，没有资本就谈不到有上流品味。同样，在信息时代，没有知识和技术就难以有所作为。

1.少年立下远大志向

在科举时代，寒门庶子大多靠读书进仕这条通道来获取进身官场的资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确，社会底层的人要想改变自己及家族的命运，只有读书做官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曾国藩曾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明者。”在曾国藩的青少年时代，曾家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生活虽目渐宽裕，却根本算不上什么名门望族。因此在曾国藩幼小的心灵里，便立下了发愤苦读，求取功名的远大志向。为此，他在青少年时代便刻苦读书，并为了考取功名，百折不挠。

在远大志向的激励下，曾国藩九岁便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八股文。转年，他的弟弟曾国潢出生，祖父即景命题《兄弟怡怡》，叫他做一篇八股文。十岁的曾国藩居然写了出来。祖父高兴地赞赏说：“文中有性格，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这个时期，曾国藩除温读四书、五经外，还读《史记》、《文选》等其它书籍。在父亲曾麟书严格的监督和训导下，曾国藩的学问、诗文都大有长进，在当地小有名气。

十四岁那年，曾国藩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号沧溟）是一位颇负才命的廪生，特到湘乡来看望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稿和诗作，大加赞赏。欧阳先生乃衡州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生性孤傲，轻易不肯嘉许人。而今少年曾国藩，能赢得他的称许，的确颇不容易。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真才实学，欧阳凝祉又出了一道“共登青云梯”的诗题，曾国藩即席赋诗一首，欧阳一见大为惊喜，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前程无量。当下便有意与曾麟书结为儿女亲家，将女儿许配曾国藩。后来人称欧阳夫人即是曾国藩的结发妻子。

2.青年苦读为功名

1833年，曾国藩年二十三岁，第一次参加科试，竟然考中了秀才。而他的父亲苦苦拼搏了二十多年，才于前一年考取了这份功名。全家对于曾国藩的功业早成，自是欢欣鼓舞。12月，曾国藩与欧阳氏完婚，这一年曾家可谓双喜临门。

但是这距曾国藩的远大志向还相差甚远，新婚的甜蜜是不足以使他贪享安逸的；小小的秀才是不足以使他沾沾自喜的。因而他不惜背井离乡，继续求学深造，求取更大的功名。

1834年，曾国藩入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却没有考中。

适逢这年皇太后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会试恩科一次。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京师有座“长沙会馆”，长沙府的应试举子都住在里面，花费极少，甚是便利。

在北京居住的这一年，使这个生长在消息闭塞、文化落后的“寒门”士子眼界大开。在这期间，曾国藩除继续认真准备应试外，忽对韩愈的古文发生了很大兴趣。因为古文可以任意发挥见解，远比八股文有生气，有意义。

1836年，恩科再次报罢。两次会试落第，曾国藩自知功力欠深，怅然赋归。回家后，低微鄙陋的曾国藩，由于有远大志向的驱使，使他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形成了孜孜以求的品格，也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历史和古文的爱好，也为他更好的探讨学术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打下了基础。

1838年，曾国藩又到北京会试，行前家中寒苦，已经拿不出什么钱，只好向戚族借贷二十二串钱，一路省吃俭用，到京也只剩下3串。幸而这一次得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

曾国藩在取中进士以后参加朝考，成绩非常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迸呈道光御览之后，道光皇帝又特别将他拨置为一等第二名。于是，他便被选入翰林院深造，当了庶吉士。

这样曾国藩靠着自身的勤奋努力刻苦攻读，便取得了进身之资格，进入上流社会。

3.志存高远，辛勤实践

关于曾国藩为同进士入翰林有这样一段记载：

曾国藩考中进士时，殿试名列为三甲等级。一般而言，“三甲”这一等级大多入不了翰林，曾国藩大为失望，当天就要回家。当时劳崇光做官至编修，在公卿间已经颇有名望，就前去安慰和挽留他，并且说将要为他帮忙。

回去后，就邀请了几个善于书写的人，把家作为客馆，又借了亲友的仆人和马匹各十，配好了鞍辔来等待。曾国藩到后，马上写诗文分别送给显贵之人。事后，曾国藩果然被列为高等，进入了翰林。

这一记载虽显曾国藩有幸运之嫌，他若没有平时的磨练功夫，还是不会有这一结果的。然曾国藩在涉世之初，就可见其处世之大端，那就是深受家风、时代之熏染，把握准步入人生阶梯的起点，志存高远，为这一志向刻苦自励，辛勤实践，百折不回。只有这样的立世观，才能在人世浩茫的迷宫前取得一张成功的人生入场券。

曾国藩跟从父亲曾麟书念书，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他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厌其烦地砺其志，用心指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儿子。不论睡在**，或走在路上，曾麟书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他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子弟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直到他中了翰林以后，以至后来为官为相仍就刻苦读书。

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研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为此，他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

志己立定，便要付诸实践。因此曾国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仍在不懈地努力读书。为此，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同时，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

而且，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国藩的毅力。

脱于俗流取远志

自信与豪迈是成功的助推剂。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很多时候表现了他的自信与豪迈。

曾国藩二十一岁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改号“涤生”，意即涤除旧习，焕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时代就“锐意功名，意气自豪”。立志要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种志向不能不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譬如他在诗中写道：“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二十三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考取湖南乡试举人，然后远离家乡赴京师会试。但两次会试都落第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竞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1. 高雅之志脱于流俗

曾国藩在谈及自己能够有一点作为的原因时也说：

真正的君子圣人的作法，在于忠诚，并且以忠诚倡导天下。世道之所以变乱，因为从上到下充满了各种坏的欲望，奸人和伪君子互相欺诈、互相争斗，为了得到自己的安适享乐，而给别人带来危害，他们害怕灾难，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缕丝一粒米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忠诚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忠诚反对邪恶。挺身承担各种困难，并不要求别人一起来担当这个困难，慷慨地捐献财物和献出生命，就像远游的人回到乡里一样无所顾忌，无所保留。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作是羞耻的事情，躲避是可耻的行为。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除了他们的忠诚又是什么呢？

这里的“忠诚”也就是一种脱于流俗的高雅之志。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是他宏毅的个性。他说：“道光、咸丰的时期，国内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平安无事，因而拘谨于文书法令，在那儿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贼寇举事造反，结果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卿的名义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山。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反贼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困难的影响，信心没有一点受挫，默默忍受着艰苦，从容指挥，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从前曾子谈到士子的任重道远，必然讲他的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国藩这样扶持乱世，成就的确重而且远。

2.对后人毛泽东的影响

曾国藩说自己事业有成，是因为拙朴诚实。这种说法当然是有目的地去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事业上取得的功绩又未尝不与其立志不流于俗人及其个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曾国藩的立志、为学、办事，也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奉为楷模的修身课教员杨昌济，都是佩服曾国藩的。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中，提到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以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基于这些影响，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很下过一番工夫读曾国藩的著作。后人辑曾所著之诗、文、奏章、批牍、书信、日记等，编为《曾文正公全集》，其中的《家书》、《日记》有各种版本流行于民间。对这两本书，毛泽东是读过的。

《曾文正公家书》凡一千多封，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曾国藩虽然将封建的纲常名教视为“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至高本体地位，以儒教卫道者自居，但他确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其伦理思想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讲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的一些具体做法，如反省内求，日新又新，磨砺意志，勤俭刻苦，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等。

毛泽东对曾国藩家书及日记中的一些见解观点，可以在《讲堂录》中看到。《讲堂录》是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的笔记。这是马日事变后，他的塾师毛宇居从即将焚毁的毛泽东留在韶山家中的一大堆文献资料中抢救出来的。系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在四师读书的笔记，主要是听杨昌济的修身课和袁仲谦的国文课。杨昌济的“修身”课十分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做事等方面入手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在教学内容上又常常讲自己的《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等著述。这在毛泽东的《讲堂录》中得到直接的反映。

王夫之（船山）是曾国藩景仰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彰明王夫之的思想，对当时及后世均有很大影响。《论语类钞》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时说：“王船山谓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也，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论语》中如此节语言，可以见圣人之精神也。”这在《讲堂录》则有进一层的意思：“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拿破仑），豪杰也，而非圣贤。”并且还记有“孟子所谓豪杰，近于圣贤”。这些进一层的意思既可能是杨昌济课堂上讲的，也可能是毛泽东听课的发挥，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对于青年毛泽东都是重要的，这是他当时所谓希贤世界观的一个根据。

杨昌济在解释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句话时说到自己：“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这段话的主旨与《曾国藩日记》中的数则均有渊源关系。与师表是学生的楷模，《讲堂录》记着：“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应当说，这对毛泽东的成长及其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持久”不懈的意志，不能不发生影响。

3.有志向方可远行百里

正是本着这种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皆可为之的认识，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因而使曾国藩得以成为了所谓的“中兴名臣”。

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下流。因此曾国藩的学问功底造就了他能够“不甘下流”的成功人生。

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标准人物。咸丰九年（1859），正是曾国藩和太平军生死决斗之时，他却从容摹拟，将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重新估计，共得三十二人（实际上是三十三人），作成《圣哲画像记》一文，并命儿子曾纪泽，图其形像，悬诸壁问，作为终身效法的标准人物。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对此，曾国藩自己深有体会，他说：

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牟之志。即以余生乎言之，三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曾图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志向，你的一些行动，诸如或进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失为高明之举，徒劳之举。为此他说：愧奋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则远游不负。若徒悠忽因循，则近处尽可度日，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这正符合中国古代寓言所讲的人生哲理，那则寓言说一只猫头鹰因当地人厌恶它的叫声而欲迁往别处。其时有人问它，说“子能更鸣乎？”意思是说你能改变自己的叫声吗？否则，你搬到新的地方不也同样会到来人们的反对吗！立志也是如此，正如曾国藩所说，若无破釜沉舟之志，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培养砺志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是一个成功者的基本素质。《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1.做有德之人

曾国藩认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能否提高道德修养；而“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曾国藩把“德量涵养，躬行践履”视为一种重要的品质。如果说，在曾国藩看来人们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养分不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功与注重“德量涵养，躬行践履”的品质紧密相联的。

2.立志贵在践履

从某种角度上说立志并不难，难的是时时刻刻按照自己的志向去踏实苦干，勤恳地践履自己的志向。一遇挫折或世态变迁，就给自己找个理由，违背自己的志向沉沦下去，这是凡夫俗子所犯的通病。尽管这样，曾国藩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总觉得尚有背离了自己志向的地方。他说：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岸，独天文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薄学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无恒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至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多，废搁殊多，不专也。

正是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才使得曾国藩在做人、做事中能够比常人更多地具备主动性、紧迫感和自觉性，有了这种意识，才能够经常地将自己的行为与目标进行对照，从而校正人生的方向，矢志不渝地走向前方。

3.君子立志当高远

“立志”固然很重要，但立什么样的志则是更深一层次的问题。因此，曾国藩不仅反复向子弟灌输立志的重要，而且还常具体地指点他们如何立志、立什么样的志。

他在家信中说：

君子立志，应有包融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适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

这是曾国藩在他的六弟参加科举考试失利后抱怨自己时运不济的情况下开导他的一番话。在这里曾国藩没有说“志当存高远”的大道理，而从“君子”立志即立大志所应当考虑的几个方面入手，劝他的六弟不要因个人及眼前的小得失而看不到一个人应当具备的更为高远的人生目标。信的末尾还说：“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你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

只有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才能成就一番大业。志向高远的人也可能会失败，但志向短小的人则注定不会有所作为。曾国藩从一个“朝为田舍郎”到一个“暮登天子堂”再到一个“中兴以来，士人而已”的封疆大吏，和他的志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曾国藩也才这样教育他的兄弟子侄。

他经常借诗文以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汉兴之初的李斯、陈半、汉末的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用为国家栋梁。他十分自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

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风一样不鸣则己，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曾国藩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4.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正是在曾国藩的远大抱负下，他才能在自己的平时作为中以勤奋的耕耘、坚忍的毅志来不断地充实自己，才不为个人一时的患得患失遮住双眼。正因为这样，他也才能经常用自己的有志与否来检点自己。

他自省说：

自去年（1852年）12月以来，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努力的方向使然。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有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做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啊！

为了立定一个拔于流俗的志向，曾国藩还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有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也正是为了树立自己不流于俗的志向曾国藩才两次改名。

曾国藩深知他自己是靠一种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而卓立于群的，因此，他教导子侄，立志重要，而立一种什么样的“志”则更为重要。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的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通过研读船山著述，使曾国藩的“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臻于完善，也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无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船山学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热血奔放的青年时代，都曾热烈地仰慕过曾国藩。

“金丹换骨”锻气质

一个人有了志向，人生就有了目标。如果他的志向高远，立志坚卓，不管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勇往直前，那么一定会取得成功。在这种意义上说，立志可以使人改变自己，重塑自我，用曾国藩的话说，立志犹如“金舟换骨”。甚至一个人的性格、气质也可以通过立志来改变。

1.教育儿子立志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写信给他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悼。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尔于“厚重”二字，须立志变改。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曾国藩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教育当时已经长大的两个儿子。“金丹换骨”，意思是说，立志像极为灵验的神药一样，服了他就可以使你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种高尚的人。

读书可以养气。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即是此理。但万事皆须有恒，有恒即须有毅力，毅力又皆从志向而出。

在家教方面深受曾国藩影响的左宗棠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说：

读书做人，先要立志；想古来圣贤豪杰，是我者这般年纪时，是何气象？是何学问？是何才干？我现在哪一件可以比他？看同时一辈人，父母常背后夸赞者，是何好样？斥责者，是何坏样？好样要学，坏样断不可学，心中要想个明白，立定主意，念念要学好，事事要学好；自己坏样，一概猛醒猛改，断不许少有回护，断不可因循苟且，务期与古时圣贤豪杰少时志气一般，方可慰父母之心，免被他人耻笑。

读书是为了增长知识，增长知识是为了使自己的人格和品行得到提升。但这一切又以立志为基础。

曾国藩的立志观有两方面内涵：一是读书要给自己定下目标，我读书要读到什么程度；二是做人也要给自己定下目标，做人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根据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主张，在立志时，应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参照：

一是要和古代的圣贤和豪杰志士相比，看看他们在自己这个年龄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自己在哪些方面不如他们，在哪些方面赶上或者超过了他们。

二是父母对自己的前途是怎样规划设计的，自己的志向是否与父母给自己立下的奋斗目标相一致，虽然有时父母给自己立下的奋斗目标不一定完全适合自己，但是“知子莫如父母”，他们那样“规划”肯定有他们的道理，因此，要充分尊重和深思。

三是要把自己与同辈人相比，认真分析别人的优点和缺点。然后让这三点成为一个平面，这个平面就是自己确立的志向。

立志之后应该做些什么呢？曾国藩说：

志患不立，尤患不坚；偶然听一段好话，听一件好事，亦知感动羡慕，当时亦说我要与他一样；不过几日几时，此念就不知如何消歇去了。此是立志不坚，还由不能立志之故；如果一心向上，有何事业不能做成？

的确，一个人立志容易，但最关键的是如何实现自己的志向。

2.欣赏好友立志

曾国藩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详细介绍了他非常佩服的好友陈岱云立志的情况。

陈岱云，字源兖，是曾国藩二女婿陈远济（松生）的父亲，即曾国藩的亲家。陈岱云早年与曾国藩同登进士，入翰林。并一同投唐鉴、倭仁之门，为良师益友。

道光二十三年（1843），陈岱云家运不幸。这一年夏天，他在京患病达40多天，至年底刚好时，他的夫人易氏又得了重病，仅10多天即病故了。陈岱云因曾在新婚之夜，红蜡灯花被喜爆所灭，易夫人说：“如果有什么不幸，但愿我自己受到惩罚！”故内心极为愧疚，悲伤已极。

曾国藩对他深表同情，曾作《岱云同年丧妻为此诗譬之》相劝。并在第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禀父母》信中说：“陈岱云之贤配于正月初八日仙逝。去年岱云病时，曾经割臂疗夫。十二月初二日生一子，小大平安。至除夕得气痛病，正月初三即服人参，初八日长逝。岱云哀伤异常，男代为打理一切。二十三日开吊，男赠银十六两。陈宅共收赠银三百二十余两。”

陈岱云自妻去世后，“光景最苦”。但仍不改欲有所作为之志。因准备考差，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六月接妾到京，将他的小儿子从曾国藩家接回自养。同年十一月他虽被放官，但不甚满意。曾国藩于第二年正月初三日《禀父母》信中说：

二十四日，陈岱云放江西吉安府知府。岱云年仅三十二岁，而以翰林出为太守，亦近来所仅见者。人皆代他庆幸，而他深以未得主考、学政为恨。且近日外官情形，动多掣肘，不如京官清贵安稳，能得外差，固为幸事，即不得差，亦可读书养望，不染尘壤。岱云虽已得郡为荣，仍以失去玉堂为悔。自放官后，摒挡月余，已于十二月二十八出京。

出京时，曾国藩作《送陈岱云出守吉安》一首相赠。诗中说陈岱云“树德追孔周，拯时俪葛亮。”后来陈岱云与曾国藩成为儿女亲家。家中又经历了母亲和另一位夫人去世的大变故，但仍然成为一个“耿芥忠荩之臣”。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自安庆北上，进军庐州，陈岱云随江忠源率军前往防守，于是年十二月在庐州战死。曾国藩吊陈岱云亲家之联云：“众口铄坚金。谁知烈士丹心苦？大江漾明月，长照忠臣白骨寒。”

因此，在人生的征途上，有了志向，确实能把自己引向另一个“自我”，实现人生“金丹换骨”的一种升华。

志不立，无大事可成

曾国藩在做学问的态度上也颇能反映他“有定志”的立场。他非常反对做学问趋时若骛的做法，认为学问虽然要与时代合拍，但不能随波逐流，没有根基。

1.志守一井，力求及泉

曾国藩说：“现在做学问的人，不把有利自己身心的作为要务，总是看到一时的风尚就涌了过去。要不了几年，风尚又变了，又丢下现在研究的，去研究新的。像汉学、宋学、词章、经济，和那些只是一门技艺的东西，都有自己的门派，轮流着兴盛衰亡。探究它们的源头，其实都含有圣人之道，如果一心想得到天下的赞誉，树立永世不灭的名望，那么却恰恰丧失了自己的操守，成为社会的危害。”曾国藩警诫后人，不要“一心为这些奔波劳禄。”

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近日来读书没什么收获，应酬太多了，每天都顾不过来，真是令人讨厌。”这些话都反映了他人有定志，不趋时尚，刻苦读书的经历。正是这种“志守一井，力求及泉”的致学途径，曾国藩才成为了学问上的“大家”。

2.以范仲淹为榜样

曾国藩认为，宋代的范仲淹就是一个始终坚信“一个人如果不能读书，立大志，即使吃饱喝足，生活舒适，也没有多大意义”的好榜样。

范仲淹的家境十分贫寒，他上不起学，就一个人跑到一问僧舍去学习。每天晚上，他用糙米煮一锅稀粥，等第二天粥凝成冻后，用刀划成四份，自己每天早晚各吃两份。没有菜，他就挖来一些野菜，用盐水腌了就饭吃。一天，他的一位同学来看他，见范仲淹生活如此艰苦，心里十分感动。回到家后，这位同学把见到的一切说给父亲听。他父亲立刻派人给范仲淹送来好酒好肉。可是，过了几天，当这位同学再次来看范仲淹时，吃惊地发现他父亲送给范仲淹的酒肉还原封未动地放在那里。范仲淹说：“我并不是不感激令尊的厚意，只是我平时吃稀饭已经成为习惯，并不觉得苦：现在如果贪图好吃的，将来怎么能再吃苦呢？”

这里，好酒好肉显然对范仲淹构成了巨大**，而对好酒好肉的需求也是他的本能需求和欲望，但是范仲淹的“超我”战胜了自已本能的需求和欲望，没有让他们宣泄出来。因此，范仲淹的志向也就没有受到动摇甚至改变。

3.一生不渝本志

影响人志向实现的因素可能有许多种，但像曾国藩所说的“追风尚”的那种浮躁心理则是其中主要的一种。这也是人格的一种缺陷。

一般说来，人的志向和理想一旦确立，就不要轻易改变，虽然人有时也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现实需要修正自己的志向和理想，但大方向和大目标是不会变的。如果今天给自己定下一个奋斗目标，明天又给自己确定另一个理想，朝三暮四，见异思迁，或者人云亦云，这样的人最终也不会成什么大气候。这样的人虽然立志，但是志不坚。

王安石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曾国藩一生不渝本志的做法及以此对子孙的教育才在很大程度上使曾家后代多有所成。

内外兼修，誓做内圣外王完人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汉代的樊哙就是充满了刚直之气的大丈夫。

1.母亲的刚猛气质

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禀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所以才有所成就。

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但江氏谨守曾家家训，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庭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阿公、阿婆十分殷勤。即使是阿公晚年卧床三年，屎尿都拉在身上，她与丈夫日夜轮流守护在床边，也毫无怨言。江氏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她常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子劳于外，岂忧贫哉？”曾国藩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由写字而想到用功不能有恒心的原因，都是因为日甚一日的软弱的意志力消磨损害了它。”

2.本志不可移

曾国藩奉行一生、奋斗一生的最高理想就是“立言、立功、立德”，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四处传阅着；立功，他挽救了清王朝；立德，他事事以身作则。正因为如此，他的头上除了“一品侯”的头衔之外，还有“湘军创始人和领袖”、“太平天国的克星”、“洋务运动的领袖”、“近代史之父”等各种称谓。

“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的光阴短暂即逝。所以孔子望着东逝的流水，大发感慨，这都是有志向的人才会如此的。人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如墙头芦苇，随风摇摆，而要矢志不移，否则，光阴匆匆，肯定会无所作为。近代大思想家、改革家梁启超临终前还谦虚地对子女们说：“我成就如此之小，就是立志不坚定，所从事的事情太多啊！”与此相比，曾国藩另有一番认识。他说：

我自从军以来，就怀着临讫授命的志向；丙戌年有病在家，常怕病死家中，违背了我的初志，失信于世人；重新复出，意志更加坚定；此次若有不测，毫无牵恋。

几个月来，实在是接待应付不过来，危险一个接一个，而洋人又横冲直撞在安庆、湖口、湖北、江西等地出入，并且有来祁门的说法。看送种情形，今年要支持下去万分困难。然而，我自从咸丰三年冬天以来，早已经准备以身殉国，愿意战死战场，不愿死在书窗之下，这本来是我一直以来就有的志向。近年在军营办事，全心全力，没有一点惭愧，死了也可以闭眼，没有一点后悔和遗憾。

曾国藩主张，本志不可移，并把能否持之有恒看作有成无成的重要体现。他在家信中以自责的方式教导子侄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等到办理军事，志向才最终确定，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深深地为自己“本志”“中间变化”而“内耻”。事实上曾国藩所改变的只是他“本志”的一些表象，而他从年轻时就要成为一鸣而不同凡响的“孤凤”，要成为“蛟龙”，干一番大事业的“大志”并没有变。但他认为自已从军以来是一次本志的改变。因此，他主张自从军以后“死在沙场”“以身殉国”的“初志”是决不可再改变的了。

的确，要想成大事，非树立远大志向不可，并以这种志向为目标积极进取，内外兼修，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