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善于抓住机遇，是一个人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有的人因为善于抓住机遇而“柳暗花明”，终于成功；有的人因为与机遇擦肩而过，还在“山穷水尽”，为错过机遇而遗憾。机遇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能不能抓住它，主动权在每个人自己手里。

不让机遇擦肩而过

咸丰二年（1852）六月，曾国藩被朝廷派往江西担任乡试主考官，并获准考试结束后可回乡探亲。当他行至安徽太和县小池驿时，接到了母亲江氏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消息。于是曾国藩立即换服奔丧。

就在曾国藩回籍守制的短短几个月之内，太平军势力迅速扩大。朝野一片惊慌，咸丰帝清醒地认识到，清廷所倚重的国防力量——八旗、绿营，早已不堪平叛重任，不得不加强兴办民间团练的力度。所谓团练，又称乡兵、练勇、乡团、民壮等，是地方乡绅自行筹办的临时性武装组织。

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丁忧在家的曾国藩接到一份清廷让其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咸丰帝当时令其兴办团练的在籍政府官员共有一百多人，只有三人戴孝任命，可见敢于任事者少之又少。曾国藩能够脱颖而出，自然不排除偶然的机遇与幸运，但更多还是在“人为”。

当时，朝廷任命了四十三个团练大臣率军攻打太平军。除了曾国藩之外，其他的人不是死的死，就是走的走，没有一个能成就一番事业的。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他牢牢地抓住了机遇，并且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机遇，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当时，清政府只是叫大家办团练，也就是办民兵，将地方维持好，但不是让地方建军队。大家都很清楚，满清皇帝最大的忌讳就是汉人有军队。但是，曾国藩还是把团练当做军队来训练。江忠源在湖北打仗的时候，军队死了很多人，希望湖南给他提供兵源，帮他在地方训练军队。曾国藩就抓住了这个机会，短短的几个月里，就将团练从一千人扩大到一万人，而且还很有远见地建起了水营，加上各种辅助人员共一万八千人之多。曾国藩打下武汉后，给朝廷写了一个报告，主动请缨，让朝廷将攻打南京的任务也交给他。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下，攻打南京可以说是天字第一号的国家项目，这个国家项目硬是被湘军这支“民兵”拿下来了，这意味着他们就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劲旅。从分散在县里的散兵游勇，到担负着打南京的军事任务的正式军队，湘军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这就是曾国藩善于抓住机遇的结果。

曾国藩攻打到南京，本想着会战无不胜。但哪知道出师不利，第一仗就大败而归，回到长沙时他羞愧难容，差点就跳河自杀。后来在江西和太平军作战也是左右为难，战事极为不烦，他面临的对手是强而有力的石达开。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是说湘军又一次失败时，幕僚给曾国藩起草一个报告，说湘军最近打仗屡战屡败，但是他看后就改了一下，说是屡败屡战，表面上看虽只是挪动了一个字，但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却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说古代也好，现当代也好，什么时候都是这样，事业越大困难就会越多、挫折就会越多，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失败中挺下来，永不言败、永不言退，这是曾国藩和湘军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机会到来，乘势而上

人常有两种积习：或者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这种人大事做不成，小事不愿做。还有一种人整日陷于琐事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远见卓识。

古往今来，那些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积累有素，厚积而薄发，一旦机会到来，乘势而上。除非动乱之世，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人的发展往往打破既定程序，就一般性而言，都从日积月累中成就，曾国藩历来将眼界宏大与小处人手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缺一不可。他还特别从历代有作为的帝王和宰相身上，印证他的结论。他曾有过这样的精彩之论：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周文王是中国难得的圣人，但自早晨至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周公夜以继日，处理政务直到天亮。这些圣贤勤劳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民怠慢。诸葛亮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保存起来作为有用之物。朱熹曾说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能够有所作为的。秦始皇用石来量书，不处理完毕不入睡；魏明帝自己代行尚书事；隋文帝批文件无暇吃饭，令卫士送餐，这些皆为后世所讥笑，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我认为天子或可以不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汉帝向陈平问钱谷的事，不知部刑狱的事，尚不知，未可以为人臣效法也。大凡建功立事，一定以亲眼所见者为有效，如有车必见其车具，如有衣必见其襟袖。若为广见博闻的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手稿累筐。若为躬行实践的君子，必见其面色之兴奋，徒党对他的感慕。如果善于治民，必见其所居之地百姓高兴的地方，离任时老百姓会十分眷恋他。假如善于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根据，而但凭心所揣度者为高，则将以空虚浅薄为哲理，而轻视务实，以崇尚空泛为贤能，而耻笑勤奋谦谨，何异于邓扬之徒，流风相煽，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稀里糊涂之中。亲者贤者，皆被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希望大业之成，亦荒谬。孔子许诺仲弓为重要人才，而雍正以居敬为奉行简约之本，都一定是因为能够勤敬才无废事的。

事事从小处做起，则大事可成。曾国藩说：“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就是这个意思。

曾国藩善于体察人情世故，他认为人常有两种积习：或者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这种人大事做不成，小事不愿做。他形象地称这种人其实是瞽者，好比看不到方向的人。还有一种人整日陷于琐事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远见卓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成大事者，目光远大与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的处世韬略。没有远大的目标，就会迷失方向，但必须按目标一步一步走下去，方有成功的可能。

曾国藩在给他弟弟的信中曾说：“古人能办成大事的人有二条，目光远大和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弟在考虑细密方面，精力比我强。军队中的器械，稍微精良的，应该另立一册，亲自登记，交待给一个可靠的人，古人用铠甲武装的鲜明作用，具有威震敌人显示威风的重要性，常可取胜，刘峙衡对于火器经常维修保养，对刀矛就全不讲究。我曾经派褚景明去河南采购白蜡杆子，又置办腰刀，分别赏给各将领和头目，他们很是喜爱和重视。弟一定留心这件事，这也是综理细微的一项内容。至于规模宜大，弟也是要讲求的。但讲究宏大的人是容易混入散漫的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就是再大，那又有什么可宝贵的？等级不乱，可以长久，器量宏大，就没有流弊了。”

就军事来说，“军事度划最好是规模远大”；“整理军营内务最好是综理细密”。不但要从“大处着眼”，还必须从“小处下手”。他曾经说治军应当“认真对待小事”，意义就在这里。他还说：“治军必须脚踏实地，注意小事，才可以每日有功。”

在给吴竹如的信中，曾国藩也说：“近年在军队里的经验多了，更知道天下的事应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强调说：‘首行立下大志向的人’，如果不辅之以朱子所说的‘铢积寸累’的功夫，那么下梢就会完全没有把握，所以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的说教，专在粗浅纤细处下功夫。虽然遵守这一条不会取得大的功效，但从自己钝拙考虑，那么还像遵守约法那样去做。”

曾国藩在军事调度方面，常从大处着眼。他对于军事计划，虽然讲究规模远大，但仍然以稳妥可行为主，不至于流入散漫的那一路。如他在给左宗棠的回信中说：“我们凡是进行军事调度，都要考虑我们的力量够不够，同时也要考虑我们的智慧够不够。”

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对于大的调度，在危急的情况下特别要注意保住全军的士气为主。孤军无援，粮食和物资都供应不上，奔波疲惫，都会造成散乱，这是必然导致失败的道理。”

正因为曾国藩“规模远大”，他率先设立水师，并坚守长江中游，与太平军打阵地战，寸土不让，寸土必争。也正因为如此，他敢于抗圣旨，不派鲍超人援京师，因为鲍军一撤，对太平军的多年持久战可能流于失败。这些都是大的方面。从综理密微而言，曾国藩做的更多，幕僚们赞叹他细微，任何小事都瞒不过他。

成就大事，须宏阔与细微兼有，既要有远大规划，又要从具体事做起。

变化之中寻找新的机遇

曾国藩是一位很善于在变化之中寻找机遇的人，他曾这样说：人之所资，须自挣而勿待人予。成大事者须善用时机，借梯而上。其大意就是说，人生的资本，不能靠别人送来，只能靠自己挣来。大丈夫成事必须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关键时刻要借梯而上！

1.善于借梯登高

一个人成大事，有了出类拔萃的才能还不行，他还必须要拥有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与环境，这样他才可能把才力充分发挥出来。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到这个平台呢？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善于倚人而起，借梯登高，这不失为一条捷径，曾国藩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

清代末年，仕途冗滥，升迁很难，而出身寒门的曾国藩却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连他自己都感到非常意外。曾国藩被点中庶吉士以后，在1840年庶吉士散馆，他的考试成绩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很高。因此，他被授职为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当时仅是七品官。

七年后，他升至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从此他步步高升、一帆风顺。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究其原因，总结起来有三点：

第一，是他自己养之有素。他在翰林期间，苦读积学，用功不懈，历次考试成绩都很突出，也就是说确实具有一定的真才实学。

第二，是他在京期间，把握住了有利的时机，结交了许多对他有用的朋友。清代的京城，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文化中心。京都人物众多，十三年的京官生活，使他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与朋友相互切磋，不仅在学业上有所长进，而且在事业上相互扶持。

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他善于利用人脉关系，倚人而起，使自己的仕途平步青云。曾国藩在京师的发迹，就得力于善于利用他与穆彰阿的关系。

2.穆彰阿的知遇之恩

穆彰阿是满洲镶兰旗人，1805年考中进士，道光时期受到重用，l828年加任为太子少保，既而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历任兵部、户部尚书，后任协办大学士，升太子太保。1836年，穆彰阿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负责管理工部。1838年，穆彰阿晋拜为文华殿大学士。后来有人评论他说：“在位20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决心查禁鸦片，于是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穆彰阿当初就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行为，当鸦片战争爆发，他窥知道光皇帝已改变了禁烟的主意，于是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和议，于是使道光皇帝便罢免了林则徐。道光皇帝厌战，而穆彰阿则顺其意，竭力主和。

道光一朝，穆彰阿受宠不衰，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次、典会试五次。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教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没有一年不参予衡文之役的，因此他的门生、旧吏遍布朝廷内外，知名之士多被他援引，一时人们号称“穆党”。

曾国藩戊戌年会考得中，当时的总裁即为穆彰阿，于是二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抓住这个机遇，经常与穆彰阿往来。由于他勤奋好学，颇有几分才干，经常以求学的身份向穆彰阿请教，实际是以此接近穆彰阿。因此，他也深得穆彰阿的赏识与器重，处处得到穆彰阿的关照。

1843年，曾国藩参加大考，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将诗赋誊清，亲自送往穆府。这一次拜访就成为了曾国藩迅速升迁的契机。在此之前，曾国藩的官品一直滞留未动。而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跃为二品。其前后的变化十分明显。

有一天，穆彰阿对曾国藩说：“明日上朝，我决定正式向皇帝推荐你，你要有个准备，把四书五经多加背诵，皇上或许要试你的才学。”曾国藩听了受宠若惊，躬身作揖说：“多谢恩师栽培，晚生自当珍惜这个机遇，绝不辜负恩师重望。”

第二天，穆彰阿上朝向咸丰皇帝保奏了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请求皇上重用。咸丰皇帝听了，问道：“你说这个门生才堪重用，不知他有什么超人才能？”这一问倒把穆彰阿问住了，惶急中他脱口而出：“曾国藩的超人才能么，是善于留神，过目不忘。”咸丰皇帝听了也没有说什么，穆彰阿便告退了。

穆彰阿回到府中，心里十分懊恼，后悔自己刚才只说了那么两句不痛不痒的话，没把曾国藩的才能张扬一番，白白地将大好机会错过了。

谁知咸丰皇帝在相国走后，却一直琢磨着他那两句话，心想，此人真要是有那样的超人之处，是应该予以重用的，于是咸丰皇帝决定先测试曾国藩的才华。

两天后，咸丰皇帝命太监传旨给穆彰阿，让曾国藩初一卯时在中和殿候见。穆彰阿大喜过望，忙叫来曾国藩，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并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好好准备，以应付皇上的测试。曾国藩信誓旦旦，表示决不辜负恩师厚望。

初一这一天，天还没有亮，曾国藩就已经沐浴更衣，穿戴整齐，去了皇宫，随太监来到中和殿。太监命他等着候见，便关上殿门走了。曾国藩环顾大殿，见殿内金碧辉煌，气氛肃穆。他不敢坐，挺直身子站着，竖起两只耳朵谛听门外动静。可是，等了很久很久，仍未见太监前来，他心里开始惶恐起来，不知道是凶是吉。

后来，他站得腰也酸了，便在大殿上左走右踱，这才见到大殿四壁挂着大清历代先皇的圣训，由于心神不定，他也无心细看。后来，太监终于来了，对他说：“皇上今日没空，命你明丑再来。”曾国藩只好怏怏不乐地走出皇宫，才发觉太阳当空，已是晌午时分了。

他急忙到军机大臣府，把情况禀告了恩师。穆彰阿听了，沉思良久，突然问：“你说大殿四壁挂着历代先皇的圣训，你记住了多少？”曾国藩摇摇头说：“当时我心慌意乱，只留意殿外动静，哪有心思去细看字幅。”穆彰阿喊道：“糟了，这定是咸丰皇帝为试你善于留神，过目不忘的才能而刻意安排的。皇上必定会马上再召你，这怎么办呢？”听恩师一说，曾国藩发怵了，跪倒在地，连呼“恩师救我”，穆彰阿命他起来，说：“让我想想办法。”

这时候，一个家丁进来禀报说：“皇宫总管太监王公公前来求见。”穆彰阿满脸不高兴地说：“就说我今日谁也不见，请他改日再来。”家丁回身刚要走，穆彰阿突然把他叫住：“回来，有请王公公在正厅相见。”回过头来对曾国藩说：“天助我们也，救星来了，你且回避。”穆彰阿在正厅热情地接待了皇宫总管太监王公公，请他坐上座，这使王公公受宠若惊，他不好意思地说：“小的前来，为的是日前求大人为我外甥谋个知县差使的事，可有眉目？”穆彰阿说：“区区小事，何劳王公公前来，我已为你办好了，不日即可到任。”老太监感激不尽，说：“大人如有要小的效劳的事，尽管吩咐。”穆彰阿说：“对了，我要撰写一份大清历代先皇功绩录，烦你将中和殿上所挂历代先皇的圣训，今日抄好送来，晚上我撰写时要用，你能办得吗？”总管太监笑道：“这点小事，哪有办不得的。”果然，王公公在天黑前，送来了中和殿上所挂的大清历代先皇圣训的抄录。

穆彰阿叫来曾国藩，命他今晚必须把圣训全部背熟，并告诫说：“你的前途，全在此一举了。”曾国藩接过抄录后，回去彻夜诵读，背得滚瓜烂熟。

果然，第二天一早，圣旨就到了，传曾国藩面见圣上。这天，咸丰皇帝在保和殿召见了曾国藩。咸丰皇帝问道：“昨天在中和殿上，你一定看见了所挂的大清历代先皇的圣训，你可曾留意先皇的圣训都说了些什么？”

曾国藩跪奏，将圣训背诵如流。咸丰皇帝又惊又喜，心想：“果真是个善于留神，过目不忘的奇才，此人理当重用。”几日后，圣旨下来，将曾国藩擢升为吏部侍郎。从此，曾国藩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终于成为朝廷中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

纵观曾国藩在京仕途迅速升迁的过程，一是靠自己平时的努力和积累，二是靠他善于利用与穆彰阿的关系借梯而起。没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指引之功，无论他多么勤奋上进，聪明能干，要在十年之内，连跃十级，那也只能是天方夜谭。

成大事要凭借三种“势”

任何时代能够建功立业的人，都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特点，即通过顺势天下、乘势而起、造势而雄的三段式作为人生成长的基本轨迹。

1.自胜自强

一个人无论多么伟大，他成功的第一步都首先需要将自己融入社会，并且要适应社会。这一时期，他必须深入地观察社会，认识社会，接受社会大熔炉的磨炼，形成自己的“思想”，并发挥自我，及改造社会的潜在技能。

第一时期的关键是，一个人不能只做社会的附庸，在他的个体生命熔铸社会后，就当很快走入第二阶段，即乘势而起。这一阶段是最艰难的阶段，能否跨越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成功的关键。一种情况是，许多人运气很好，个人天赋也有成就大事的条件，但随时俯仰，与世沉浮，让个体消蚀在社会与时代之中。另一种情况是，因为在走向成功的成长期，挫折颇多，几乎没有平坦之路可走。

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如何如何，显然孟子是把这些作为一个成功者必要的和先决条件提出来的。孟子的话包括三层意思：一是必然经历精神磨砺，也即意志考验；二是肉体的折磨；三是你不胜任的东西要由你来完成（增益其所不能）。成功者经过诸般艰苦卓绝的过程后，他走完了脱颖而出、鹤立鸡群的过程。

曾国藩做事情，讲究自胜自强，不随时浮沉。咸丰九年（1859）六月的一则日记由写字联系到成功，他说：

余近日常写大字，渐有长进，而不甚贯气，盖缘结体之际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松下紧，或上紧下松，或左大右小，或右大左小。均须始终一律，乃成体段。余字取势，本系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恒无所成。推之作古文辞，亦自有体势，须篇篇一律，乃为成章。办事亦自有体势，须事事一律，乃为成材。言语动作亦自有体势，须日日一律，乃为成德。否则，载沉载浮，终无所成矣。

曾国藩这里讲的是他一贯倡导的成功要义之一法，即有恒法。同治五年（1866），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历数自己经历许多逆境而成功的例子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他历数早年经受的四大耻辱，使自己猛然警醒时说：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伸畏天命，皆从磨炼中得来。

曾国藩总结度过困境的经验，说“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功夫，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

正由于曾国藩经受了艰难、耻辱、危急等多重考验，打通了“极困极难之境”，所以才成为“好汉”。

2.造势而雄

成功者的第三阶段，是事业的发展和辉煌时期。这一时期用造势而雄来形容十分恰当。因为这一时期已经没有太大的阻力，用势如破竹来形容可以，用排山倒海来说明也不是不可。因为他个体的生命已发生裂变，裂变成能够左右时局的“原子体”。他个人已经走过“借势”之时，开始造势、造新势，造有利于时代发展的另一种势。

走过第二阶段的标志，是人已达到了一定的位置，有了一个足以施展个人才能的舞台。在走向第三阶段后，关键是个人的才能是否足以驾驭一个大小不等的环境。为什么同样的舞台，同样的位置，但结局却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呢？这可以归结为个人的差别。这种差别既有“硬件”方面的，如才能，也有“软件”方面的，如素质等。

回过来看曾国藩，他考中进士是个体融入社会的第一步，他跟随唐鉴、倭仁从事理学是融入时代的第二步。因为清朝崇尚理学，这是取悦于君、取悦于世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曾国藩没有停留在传统理学上，他又加入了实学的内涵，这就是人世的根本，他后来的成就，在此奠定了许多。

咸丰二年（1852）开始，他开始步入艰难的成长期。这一阶段十分漫长，大体经过了15年左右的时间，直到他担任两江总督为止。在此期间他多次自杀，又为京师、地方权贵所笑骂，为当局者所折抑，他自己说此期间“打脱牙之日多矣”，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他是文人带兵，自将必败，但他最终打败了十几倍、几十倍于己的太平军，这就是“增益其所不能”的过程。

曾国藩经历了孟子所说的多重考验，才有“花团锦簇”之后来。因此，当江南大营再次溃败时，左宗棠敏感地意识到“天意其有转乎”，这就是机运。时代的变革已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再组织成江南大营，历史选择了湘军。而当时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是湘军这个团体的灵魂，因此选择湘军作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同时，也选择了曾国藩。难怪胡林翼等人说：以江南事付曾公，乱不足平。意思是让曾国藩收拾乱摊子，没有问题。这就是说，曾国藩的成功又有某种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