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知道了仁爱二字，却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了它，也会失去它。守住了仁爱，就能看到人的性情，人的心血；守住了仁，就能看到人的德行，人的威严，人的仪表。行动有礼节，就能看到人的规范与法道。三者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到圣人的风范与气象。

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对这句话，曾国藩的理解是：知道了仁爱二字，却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了它，也会失去它。知道了它，心中的仁能守住，不是庄严而谨慎地对待它，行动也就没有礼规，也就不是好的了。

守住了仁爱，就能看到人的性情，人的心血；守住了仁，就能看到人的德行，人的威严，人的仪表。行动有礼节，就能看到人的规范与法道。三者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到圣人的风范与气象。

1.湘军胜利与爱民原则

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拖着病痛的身子赴直隶领导练兵、饬吏、治河等事，那年华北大旱，老百姓的日子非常难过。曾国藩在永清、固安一带查阅永定河工程，见“麦稼既已全坏，而稷粱不能下种”的严重灾情，心情非常沉重，“念百姓遭此旱灾，殆无生理”。可自己能做什么呢？一是向朝廷如实反映，尽快赈灾；二是节衣缩食，搭救穷人；三是恪尽职守，努力工作。这一年，曾国藩清理结案的直隶多年积下的案子达41000余件，“多年尘牍，为之一清”。

当儿子曾纪泽替父亲身体担忧时，曾国藩回信说“亢旱焦灼，其忧有甚于病耳”，意思是说忧旱情甚于自己的病情。曾国藩如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其思想境界，无论从儒家，还是从道家，都能找到其心灵皈依的精神底蕴。

儒家思想从基本方向来说，是民本主义。“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认为“天聪明，自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再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再如“民，神之主也”和“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所以在儒家思想中，民的地位代表着天与神的资格，站在统治者之上，对人的关注构成了儒家人本主义传统的重要方面，或者说民本思想构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一大特色。

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表现在对“民”的关注、重视上，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表现在对统治者的“德”和“贤”的要求上，主张实行“德治”、“仁政”。统治者必须想到人民，为了人民，关心人民的利益。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儒家认为民心向背决定了统治者得失天下，所以，统治者必须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统治者不能使用武力来对付人民，应该爱民、护民，不以威慑来使人民畏惧。只有人民自觉自愿地支持，统治者才能有效地统治，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再来看道家对“官与民”关系的观点。老子说：“以百姓心为心。”一个人如果能够爱护天下像尊重自己的身体一样，便可以暂时寄身于天地之间：一个人如果爱护天下能够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便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来进行管理了。

曾国藩从儒道思想中总结出官与民之间的纽带是“爱”，于是发出“爱民为第一义”的心声。他反对战争，因为战争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如果不得已而打仗，就得“树兵勇正气，不犯民众秋毫”，要求部属们“不吸烟，不扰民，二者是吾辈办事根本”。

他还编写了一首《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第一扎营不要懒，全靠官兵来做主。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与碗。莫派民夫来探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土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曾国藩，湘军的胜利难道不与“爱”字功夫有关？

2.把老百姓装在心里

我们来看几则曾国藩的家书。

咸丰七年（1857年）十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

“我从前在江西，之所以郁郁不得志，第一，不能干预民众的事情，有剥夺民众的权，没有施惠于民众的地位，满腹仁爱的心思，没有地方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属省里的文武官僚，接见有稽查，语言有监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属地方绅士与我通往来，便因此受到责咎。因为以上三点，便郁郁不乐，没法施展，然而，这只是不适宜驻扎省城，生出的许多烦恼罢了。弟弟现在不驻扎在省城，除了接见官员这件事，没有必要计论以外，其他爱民和联络两件事，都应该实实在在去做。

“现在军饷很是充足，凡属抽厘金和劝捐款这些，都下决心停止。士兵骚扰百姓的事，严加禁止。那么我过去一腔爱民的诚心，弟弟可以为我表达一二了。我在江西，绅士们为我劝捐了八九十万，没有能够为江西消灭敌军、安抚百姓。今年奔丧太快，若忽然不辞而别，弃置绅士们不加理睬，这是我很后悔的。如果奔丧迟走几天，与绅士们多商量，那才妥当。弟弟应当弥补我这个缺憾，凡与绅士书札往来，或者接见畅谈时，都说江西绅士对待兄长很宽厚，家兄愧疚很深这类的话。”

咸丰八年五月初六日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我不因为弟弟得官阶而高兴，而喜欢弟弟做官吏的才能过于带兵的才能，将来或者可以做一个刚正廉明的官长，切实做几件对老百姓有实惠的事情，那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长兄的幸运！”

不过对于“爱”，曾国藩认为如果功夫不够，也会出现负面影响。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写信给曾国荃说：周济受害士绅、百姓，不是泛爱博施，只偶见一家之中，杀害几口人的，流转迁徙，回来缺吃的，房屋被烧，流离失所的，或给数千金，以应急需，先祖星冈公说：“救人要救急难中没有的人。”星冈公还说：“随缘分布施，专以眼睛亲见的为主。”

关于这一点，曾国藩进一步阐述道：“施仁的方法，如果没有亲见，而泛泛地去找受害人救济，与造册发赈二样，那么带兵的人专干沽名的事，一定被地方官所惑，并且有挂一漏万的忧虑，弟弟的见解，切中事理，我是因为过去湖口绅士受害的惨况，没有力量救济，所以推而达于吉安，不是叫弟弟无缘无故去做沽名钓誉的事。”

爱要真实，也就是心中要守住“仁爱”，这样权力再大，也会把百姓装在心里。爱还要掌握方法，不能因“偏爱”、“错爱”引起纷乱与不安。爱是自然的情感表达，不求回报，尤其不可沽名钓誉。这是“爱”字功夫给我们的启示。

把下属看作自己的亲人

人际关系，包括上下属关系是双向的，爱人的人，别人会爱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会尊敬他。总而言之，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往往就会用同样的态度或方式对待你。领导者要想受人敬爱，必须首先敬爱他人。

1.上对下关爱，下对上尊重

曾国藩做官，时刻注重一个“爱”字，知道上级与下级是“两端”关系，而最好的相处方式是找到结合点，即“执其两端，用其中”。

他说，一个富贵的家庭待人接物应该宽容仁厚，可是很多人反而刻薄无理，担心他人超过自己，这种人虽然身为富贵人家，可是他的行径已走向贫贱之路，这样又如何能使富贵之路长久地行得通呢？一个聪明的人，本来应该保持谦虚有礼、不露锋芒的态度，反之如果夸耀自己的本领高强，这种人表面看来好像很聪明，其实他的言行跟无知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他的事业到时候又如何不受挫、不失败呢？

曾国藩深知，要提高士气和战斗力，上对下就得关爱，以关爱赢得尊重，让士兵在感激中迸发顽强杀敌的勇气。

他说：“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奠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才，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

近代反袁复辟著名将领蔡锷选编《曾国藩治兵语录》，评点道：“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扰害？”

曾国藩以诸葛亮的人格为明镜，诸葛亮是读书人带兵打仗，自己是带兵打仗的读书人。当时不少人确实把曾国藩比作诸葛亮，曾国藩表面上不敢把自己比作诸葛亮，但内心却是学习诸葛亮的“静”、“爱”、“忍”等等功夫。诸葛亮说为官为将者，如果不去爱自己的部属，那么是很难取得胜仗的，“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

曾国藩发现塔齐布忠勇奋发，习苦耐劳，深得兵心，反遭副将德清所忌和提督鲍起豹的羞辱。因此，专折上奏，弹劾德清，同时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在一年多时间里，曾国藩连续保奏他为游击将军、参将、副将，直至取代鲍起豹而任提督，成为湘军前期的一名主要将领。

塔齐布任提督时，“受印日，士民聚以观，叹诧国藩为知人”。塔齐布也知恩图报，尽心尽力为曾国藩打赢了几场大仗，尤其是在关系到湘军存亡的湘潭、岳州两仗，塔齐布更是立下汗马功劳。

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塔齐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呕血而亡。曾国藩为之黯然神伤，夜不成寐。第二天，就率领高级将领和幕僚离开老营抵达九江营地，向塔齐布奠灵沉痛追悼。接着，派副将玉山带300兵士护送灵柩至南昌公祭，公祭之后，再由守备长春护送回原籍安葬。

接下来，曾国藩上奏朝廷，详细奏述塔齐布在湘军创建中的功勋及诸多成绩，并请在长沙建专祠。曾国藩还亲自为“塔公祠”撰写楹联：“大勇却慈祥，论古略同曹武惠；至诚相许与，有彰曾荐郭汾阳。”又吩咐从湘勇内银钱所拿出二千两银子，送给塔齐布的老母。曾国藩对塔齐布的功勋如此称颂褒奖，对其后事料理得如此周到妥帖，使湘军将官士兵十分感动。

2.上视下如手足，下视上如腹心

咸丰八年，曾国藩在浙江办军务，白天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晚上看书、写日记。四月初九日晚，曾国藩大概看了一个时辰的《左传》和一个时辰的《史记》，什么时候侍从康福来还书，并站在书架旁选其他书，曾国藩并不知道，他见康福后说了一声：“你过来。”然后分别打开《左传》和《史记》中插书签的那一页，对康福说：“这是我今夜重温的两段，你读读吧。”

少年失去双亲的康福没有接受过私塾教育，但他受家传棋艺的影响，围棋下得不错，咸丰三年曾国藩回籍时无意中发现了他，便把他留在身边，培养成为一名亲信。这些年来，康福在曾国藩的教育下，已成长为一个有谋有勇的人。康福接过老师的书，按圈点的内容看了起来：

郑国曾经派子濯孺子去攻打卫国，战败，便逃跑，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拉不了弓，我活不成了。”又问给他驾车的人说：“追我的是谁呀？”驾车的人回答：“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便说：“我死不了啦。”驾车的人不明白：“庾公之斯是卫国的名射手，他追您，您反说您死不了啦，这是什么道理呢？”子濯孺子回答说：“庾公之斯跟尹公之他学的射箭，尹公之他又是跟我学的射箭，尹公之他是个正派人，他所选择的学生、朋友一定也正派。”这时，庾公之斯追了上来，他见子濯孺子端坐不动，便问道：“老师为什么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说：“我今天病了，拿不了弓。”庾公之斯说：“我跟尹公之他学射，尹公之他又跟您学射，我不忍心拿您的技巧反过来伤害您。但是，今天我追杀您，是国家的公事，我也不能完全放弃。”于是，庾公之斯抽出箭，在车轮上敲了几下，把箭头敲掉，用没有箭头的箭向子濯孺子射了四下，然后回去了。

康福看完这则故事，抬头看了一眼曾国藩，心想老头子为什么要我看这个故事。见曾国藩正在写信，康福又读起《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吴起爱兵的故事：

战国时兵家吴起善用兵，屡建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吴起治军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爱兵如子，因而深得人心，得到广大将士的尊重。

有一年，吴起统率魏军进攻中山国，军中有一个青年士兵的身上长了毒疮，痛得他满地打滚。吴起看到后心急如焚，他听人说毒疮里的脓血不排出来，病是好不了的。出征途中，各方面条件都很差，要想排出脓血只能用嘴巴去吮吸。为了解除士兵的痛苦，吴起不顾毒疮的又脏又臭，亲自用嘴巴吮吸毒疮，脓血排尽了，士兵得救了，这个士兵感动得热泪滚滚。吴起为士兵吸毒的事情，在军营中传为佳话。

由于吴起爱兵如子，治军有方，公元前409年，吴起率兵讨伐秦国，所向披靡，一连攻克五个城池，夺得了西河地区。以后，在他镇守西河的27年间，先后率军与诸侯大战76次，全胜的就有64次，这与他体贴下士、治军有方是分不开的。

就在康福读书的时候，曾国藩手不停歇地写着致前线指挥曾国荃的书信：

“你目前名望正高，务必要坚持不懈，有始有终。治理军队的道理，能战争是第一要义。如果围攻半年，一旦被敌人冲突，不能取胜，或者受到小挫折，那么你的名声一个早晨的时间便下落了，所以说探骊的方法，是以会战斗为得珠。能爱民为治军第二要义。希望弟弟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一直到底决不松懈，那不仅为我补救了从前的过失，也可以为我父增光于九泉之下……”

其实，曾国藩这一“爱”字功夫，道理是非常浅显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上下级之间有没有爱，决定了其工作配合是否默契，是否有效率，合作事业是否长久，是否成功。

对待犯错误的下属要大度

“人非神仙，孰能无过？”人类的特征之一就是犯错误，但犯了错误须加以改正才能进步。所以说，“过而能改，即不为过；过而不改，才是真过。”

儒家在处理过失和改过的关系方面，强调改过，并把道德修养过程也看作是改过迁善的条件。孔子说：“丘有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他承认自己犯有过错，并认为过错被别人所了解是自己的“有幸”。他反对有人对过错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小人之过也必文”，文过饰非，把过错掩盖起来是不对的。他还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于是提出“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君子不仅要正确对待自己的过错，也要正确对待别人的过错，要容许别人犯错误，对别人过去的错误采取谅解的态度。对此，孔子提出“既往不咎”，即已经过去的事不要责备了，着重看现在和将来的表现。

1.宽容是爱

人的成长是一个过程，好的修养是累积的结果。据载，曾国藩小时候是个不饶人的家伙，9岁时，他寄居于桂花塘欧阳先生家中读书。

有一次，他与欧阳先生的儿子发生口角，欧阳先生偏袒自己的孩子，不分青红皂白便批评曾国藩。曾国藩将此事牢记心底，离开欧阳先生家时，偷偷地把欧阳家的金鱼缸打破，弄得水干鱼死，然后怀着报复取胜的得意心情随父亲回家。

12岁时，曾国藩与伙伴在村子里的神王庙玩耍，不小心将神王像碰倒在地。父亲得知后狠狠地将他训斥一番，还给神王重塑了金身。父亲怕曾国藩闯下更大的祸，决定让他到离家6里的古罗坪读书。曾国藩为此和神王像结了仇，每逢路过神王庙，就把系绳子的竹棍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我去读书，你要好好地替我看马。如果马跑了，定不饶你！”

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两桩事，也许会觉得少年曾国藩天真有趣，但从中却可以得出一个道理：曾国藩从一个调皮男孩成长为懂得爱、善于爱的道德建树者，说明人是可以改变的，大可不必对别人的缺点抓住不放，不可因人家犯了一次错误就一棒子将其打死。

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占南京，宣告太平天国覆灭。朝廷里的最高统治者自然高兴，他们对湘军将领进行了褒奖，全军上下一片欢腾之际，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李臣典是个血气方刚、作战勇敢的猛将，他第一个冲进城，进城后兽性般抢占了不少女人，因纵欲过度、食**过量，一天后突然暴毙身亡。

曾国藩闻说后既生气又很伤心，部下出现这种情况，谁的责任？他来到李臣典的床边，见几天前还是一个虎虎生气的战将，转眼却变成了一具尸体，他心里很难受，一边摸着李臣典的额头，一边念着李臣典的名字，泪如雨下。

就在李臣典死后不久，朝廷的赏赐上谕到了，李臣典被封为一等子爵，并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藩正在心里念叨李臣典无福享受，叹惜再三时，一个叫朱洪章的人跑来对曾国藩说，第一个冲进金陵城的是自己，不是李臣典。曾国藩听了一震，眉头紧锁起来。第一个冲进金陵城的是李臣典，怎么突然变成了朱洪章？这小子明明是占功！

曾国藩正要发脾气，这时朱洪章说，六月十六日上午，地道挖好，点火进攻前，九帅（曾国荃）集合各营，讨论由谁为攻城先锋，大家都不敢领命，我出队领下了先锋之命并立了军令状，我率焕字营1500兄弟从城墙缺口冲人，第一个进了金陵。

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李臣典虽未第一个进城，但却是最先打到天王宫，是李臣典经过贿赂起草折子的彭寿颐改动的。曾国藩勃然大怒，喊着要处分人！

当身边人都离开之后，曾国藩陷入到了痛苦与沉思之中，他突然想起那年在徽州祁门一座寺庙里听老住持讲的禅公案。相传古代有位老禅师，一天晚上在禅院里散步，突然发现墙角边有一张椅子，他一看便知有位出家人违犯寺规越墙出去遛达了。老禅师没有声张，走到墙边移开椅子，就地而蹲。一会儿，果真有一小和尚翻墙入院，黑暗中踩着老禅师的背脊跳进了院子。当他双脚着地时，才发觉刚才踏的不是椅子，而是自己的师傅。小和尚顿时惊慌失措，张口结舌。但出乎小和尚意料的是，师傅并没有厉声责备他，只是以平静的语调说：“夜深天凉，快去多穿一件衣服。”老禅师宽容了他的弟子。他知道，爱是宽容，宽容是一种无声的教育。

曾国藩想想这些年风风雨雨，那么多兄弟舍生忘死地跟着自己，实在不容易，他们性格各异，涵养不同，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毛病，大家聚到一起共事，对于利益的竞争，谁都会犯下或大或小的错误，包括自己曾在衡州为了打串子会，标榜“严治”，不也一时失去理性而错杀无辜吗？为了激励将士们顽强杀敌，建立功勋，他亲授腰刀，承诺谁有功就上折举荐谁！除了少数人，哪个人不想升官发财？对于九死一生的将勇们来说，胜利之后需要的当然是更多的荣誉。如果自己这时候严惩一批，不是冷了他们的心吗？以后作战谁还卖命？曾国藩认为，这件事要慎重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他还是让李臣典的儿子代领了封赏，并做朱洪章的思想工作，以内部奖励方式安慰他，承诺以后定上折保举。对于徇私舞弊的彭寿颐，曾国藩严厉地批评了他一番，以“下不为例”四字原谅了他。

2.严格也是爱

宽容是爱，但放松却是害，故而“严”也是一种爱。曾国藩对犯错误的下属并不是一味地原谅，有时哪怕下属犯了一次小错误，但因情节严重，他仍会以“大爱取代小爱”，作出必要的严厉惩罚。

李元度曾是曾国藩盼的“辛苦久从之将”，曾国藩自称与李元度“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在靖港、九江、樟树镇等战役中屡屡战败的艰难岁月里，李元度始终不离曾国藩，给予了曾国藩非常有力的支持。但是，这样的好朋友犯了错误之后，曾国藩却没有因个人的私情而偏袒他。事情是这样的：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李世贤率7万人马将宁国府团团包围。湘军驻防宁国府的是鲍超的霆字营，霆字营只留了3000人守城，其他7000人分扎在城外百里外的地方。曾国藩的前线指挥所设在祁门，宁国府是祁门的屏障，其得失影响着整个徽州战役。曾国藩接到鲍超请求救援的消息后，正在琢磨派谁去援救。这时李元度站出来，要求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曾国藩答应了。

曾国藩怕李元度有什么闪失，出师前特向他交待了五点：一戒浮，不要听信那些好说大话的人的话；二戒自负，切莫自视过高，瞧不起别人：三戒滥，不要乱用银饷，对人员的保举也得有所节制；四戒反复，用权讲灵活性不等于朝令夕改；五戒私，用人是因为职位的需要，而不可因与人私交好，就给他位子坐。

李元度率军开进徽州城的第二天，太平军罗大纲、周国虞的4万人马也到了城门外。这时，李元度还是听信了身边那些无打仗经验，喜欢纸上谈兵的谋士的话，认为绿营兵不可信任，城门不能让他们守。那些从各城门撇下的绿营兵，都作为苦力去扛弹药、担砖石、运粮草，他们对受到的歧视十分不满，边干活边骂李元度是个偏见的东西！在委屈和愤怒的情绪下干活，速度慢，效率低，影响到了军需供给。这是李元度犯的第一个错误。

接着，绿营兵中那些恶习重的人，借口五个月没有领银饷的理由，公然抢劫军中银库。李元度得知后，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愤怒地将闹事的绿营兵抓起来，不分情节轻重一律砍头。这场内讧使太平军得到了破城的极好机会，当太平军主动发起进攻时，不少绿营兵反而拿刀砍杀湘勇，徽州城很快就被攻破了。李元度吓得带着一批随从从西门逃出城外，才得以保住身家性命。

李元度丢失了徽州城，让曾国藩悔恨不已，认为如果这样的过错都原谅，那军纪就成了一纸戏言，自己这个做主帅的将因私情与偏爱，遭天下人指责。曾国藩毫不留情地参劾罢免了李元度皖南道台的职务。

对于曾国藩参劾李元度这件事，从当时到如今，都有人认为曾国藩寡情薄义。当时李鸿章等人出面说情，劝阻曾国藩不要参劾。曾国藩说，李元度丢失徽州城，老百姓编了一个对联：“士不可丧元，君何以忘其度。”这不是骂曾国藩包庇有重大过失的人吗？不参劾李元度，天理何在？国法何在？朱子说：“义理不明，如何践履？”王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如果仔细品读曾国藩的人品思想，就会发现他的“爱”是建立在“公义”良知基础上的，尽管他一生没有完全做到大公无私，但至少他在处理李元度的问题上，体现了“小过宽宥，大过不谅”的原则。然而即便如此，曾国藩于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初三日说：“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李元度）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

人情上对某个人过意不去，而于公道、人心上无损于爱——这是我对曾国藩“爱”字功夫的深切体味。

把下属当作亲人来爱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孟子呼吁：“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儒家的“以人为本”的思想，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懂得人情，才会揭示人性与自然天地的关系，以致发现人伦和谐、团队和谐、社会和谐。曾国藩在《劝诫营官四条》中说：“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

1.康福

康福多年追随曾国藩，还救过曾国藩的命，却一直没有得到保举重用，但康福不计较名利得失，他理解曾国藩“不以官禄报私恩”的原则，愿做一个忠心耿耿的保镖侍从。曾国藩虽然没有给康福官职，但在生活上却处处照顾他，叫家人给他制衣做鞋，还打算等金陵攻下后给他找个老婆，完成终身大事。

曾国藩从不乱花钱，是典型的“小气老头”，但他却从干干净净的俸禄中抽出钱，以康福的名义买下一座大宅院和三百亩水田，并迁一户老实人住进宅院，每年代康福收三百亩水田的租。不久，康福知道了这事，感动得不得了，从此更加投身工作。

2.刘蓉

刘蓉是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坐困江西时，欲以死与太平军相拼，刘蓉劝止了曾国藩。刘蓉呕心沥血，因思虑过度而生了一场大病，曾国藩急忙赶到刘蓉的床前日夜陪伴他。当刘蓉昏睡不醒时，曾国藩坐在床头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额头。

刘蓉之前已经请假，过几天回湘乡探望母亲。这时，塔齐布战死，罗泽不在身边，军机不顺，哪一天不要与刘蓉商量大事？怎么能没有刘蓉呢？曾国藩边抚摸刘蓉，边“喃喃”着“不能走、不能走……”刘蓉醒来，看见曾国藩握着自己的手，床头柜上摆放着自己喜欢吃的食品，心里突然升起一股暖流，甚是感动，他立即决定放弃回家的行程。

曾国藩深知“积诚以相感”、“积渐以相孚”对于上下属之间的相处是多么重要。“生当陨首，死当结草”，“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等等，这些都是用情感换来的结果。

3.赵烈文

有一天下午，曾国藩四处找赵烈文没找到，原来赵烈文感觉自己很累，便独个儿到秦淮河听唱曲子去了。他知道曾国藩素来恨听曲狎妓的文人，虽然自己只是听曲，而非狎妓，但怕误会，所以没有向曾国藩打招呼，直到黄昏的时候，赵烈文才回来。

曾国藩问他到哪里去了，赵烈文撒了个谎，说是拜访一个朋友去了。他回答时脸红了一下，被最擅长察言观色、能一眼窥透人心的曾国藩看出了破绽。

赵烈文只得如实说，自己到秦淮河上听唱曲子去了，然后等待着曾中堂的指责他。然而，曾国藩不仅没指责他，还笑着问，秦淮河上又有人在唱曲子了？赵烈文点了点头。

原来战争期间，秦淮河两岸楼房被焚毁，游船也改成战船，使闻名天下的十里秦淮河成了条死河。湘军收复金陵后，很快两岸又修楼建房，造船画舫，恢复了昔日的景象。

曾国藩与赵烈文相处这些年来，知道他的人品，相信他不过是听听曲子而已。他怪自己对下属关心太少，于是笑着说：“我也想去听听曲子，你陪我去。”

赵烈文以为曾国藩在开玩笑，一时愣在那里。曾国藩拉了他一下，说：“走呀，不动心方为高人。

曾国藩真的想让赵烈文放松放松，还可以去了解一下秦淮河的景象到底恢复得怎么样。自己身为两江总督，看问题得站在民众的角度，不能凭一己之好恶，决定一个事物的对与错。金陵为人文荟萃的江南名城，怎么能没有一个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他相信秦淮并非除了妓女就是嫖客，而更多的是健康的东西。就像眼下，他与赵烈文就是君子之游乐。

赵烈文一下子觉得曾国藩变得可爱起来，便问：“曾大人为什么一变如此？”

曾国藩说，他通过十多年的静、谨、敬、诚、恒的立志与修养，心如古井，不为所动，且游览秦淮河，如同读一部六朝至前明的旧史，几度兴废，几多悲喜，亦足令读书君子观古鉴今，励志奋发，居安思危，为国争忧。

赵烈文点了点头，不能不佩服曾中堂，什么事都能上升到如此高度。“都是圣人，且领略六朝烟水；暂留过客，莫辜负九曲风光。”赵烈文吟道。

曾国藩问：“是你的抒怀？”赵烈文摇了摇头，说：“是夫子庙楹柱上的一副联语。”曾国藩认为这副对联写得不错，君子小人都可以一游秦淮。说话间，他们听到了飘扬在空中那婉约柔曼的歌声……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死脑筋”的人，他体贴自己的下属，与其逛秦淮河，而以“君子之游”与“小人之游”区别开来。君子也是人，需要正常人的休闲生活。曾国藩的主动，消除了赵烈文怕被耻笑的心理负担，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感情作为联系人际关系不可缺少的纽带，存在于领导与下属之间，这种感情是互相影响的。想让下属理解你、尊重你、信任你、支持你，首先你应懂得怎样理解、尊重、信任、关心、爱护和支持他们。有投入才会有产出，有耕耘才会有收获，不行东风，哪得春雨？

4.彭玉麟

彭玉麟是曾国藩手下一员不可多得的大将，他服从命令，不谈条件，曾国藩以“兄”称之，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彭玉麟曾有一个情投意合的恋人，却因病夺去了生命，他伤心悲痛，从此不再接触女人。他的老娘见儿子37岁了还打着光棍，很是忧郁，曾国藩不止一次劝彭玉麟成家。湘军离开衡州前，曾国藩叫人抬来一盒银子，他指着盒子对彭玉麟说，军中饷银匮缺，又没有什么珍稀的宝物，这八百两银子你拿去吧，找一个女人成家。何必这样固执，要为老娘想想。

彭玉麟还是没有结婚。第二年，曾国藩在湖北黄州结识了一个叫杨国栋的文人，两人相见恨晚，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杨国栋的妹妹阿秀长得很漂亮，又有才气。曾国藩想，要是把她说给玉麟做妻子，不是又成了一桩美事？只是不知道阿秀有没有许人，另外也不知玉麟喜不喜欢阿秀。

曾国藩第二次到杨家，便带上了彭玉麟。杨国栋是个思想开化的人，以才女妹妹为荣，酒席上让她陪客，大家饮酒吟诗，很是尽兴快乐。彭玉麟见阿秀文才卓然，很有好感，便与她越谈越亲切。散席回到客房之后，曾国藩悄声对彭玉麟说：“多年来不愿成亲，怎么一见阿秀就喜欢上了？”彭玉麟脸红了，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老头子，于是便承认自己喜欢上了阿秀。

曾国藩便开始出面做媒，凭着他的人脉和口才，很容易地说成了这件事。一个驰骋战场的大光棍，终于在曾国藩的关怀下完成了终身大事。

在曾国藩看来，自己和他人的实际情况均称为“情”；处理人事与实际情况相符，不超过也没有不及，称为“理”；情理之间有个“爱”——即“仁”的桥梁。“遵循大道要从仁义做起，仁就是爱人。”是否善于与下属沟通，做到“明理情通”，是衡量领导者工作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领导者深入下属的心灵，真真切切地把下属当作人来爱，这样才能感人至深。

处理下属矛盾不偏袒

曾国藩在“爱”字上下功夫，目的是为了追求“人和”以达“事功”。“人和”有两种意义，一是自己得到人们的拥护，二是人们之间要互相和好。如果下属之间冲突矛盾不断，“人和”也是空谈。作为领导，如何调解下属之间的纠纷，实在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一旦公事变成私人恩怨，恐怕日后在工作中就会成为难以解开的结。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其实在官场上，如果有人向你发一支明箭，也足以叫你头痛的了。如果对下属间的矛盾处理不当的话，极有可能埋下一颗定时炸弹。

咸丰六年（1856年），石达开攻陷江西多个城市，局势对曾国藩非常不利，爱将罗萱主动请缨，率军收复建昌，曾国藩不怀疑罗的能力，但怕他手下的将勇们不团结，所以写信说：“各个营官有很多是有用的人才，然而，互相对抗、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这一现象是将领们通常的状态，你应当切合事实地劝导他们。峙衡这个人的缺点是见解比较狭隘，优点是不偏袒私情。峙衡的令人怨恨的地方，在于喜欢当面骂人；他的令人感动的地方，在于喜欢救人危急。他的这些优缺点，我手下中、后营的各舅都知道，不是仅仅我弟弟和你知道的。你将这几个方面一一婉言告知各个将领，是想原谅他的缺点而发挥他的长处，大家自然就相互敬爱了。你要时时注意调和下属的关系。”

那么，曾国藩自己是怎样调和下属间的关系的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令绿营多隆阿和湘军霆字营鲍超，率部到安庆外围战场桐城截击陈玉成的部队，可是由于两个人在配合上出了一些问题，关系闹得很僵，这极不利于曾国藩的布局。有人建议换部队，曾国藩没有答应，在他看来，鲍超善于打援，而多隆阿对安庆的地形非常熟悉，截击陈玉成，这两个人是最佳组合，换部队需要时间，且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整个布局。怎么办呢？调和！不过，这两个家伙脾气都大，调和得有技巧，让他们两人的心真正合到一起才能成功。

曾国藩的老营设在安庆对岸东流镇，他先把特意来诉说委屈的鲍超稳住，夸赞他的能力高过多隆阿，这次两部配合截击陈玉成，虽然多隆阿为主，鲍超为副，成功后鲍超的功劳是多隆阿占不去的。曾国藩的几句话说得鲍超心里好受了些，他想毕竟自己是曾大人一手提拔的，多隆阿小子夺不走咱与曾大人的交情！

曾国藩接着派人去接多隆阿过来议事。多隆阿正在为鲍超这家伙的“无理蛮横”而受气，已扬言向朝廷上折，弹劾鲍超军纪败坏、不听号令，请清廷将其革职查办。多、鲍冲突的起因是这样的：鲍超三天不打仗就手痒，一天，他找多隆阿商量，准备夜里去劫龚得树的军营。多隆阿觉得风险很大就没答应，这让鲍超非常生气，心想除了你多隆阿，老子照样能行，于是他带着自己的人马去劫敌营，很顺手，把龚得树打得丢盔弃甲，逃之大吉。可是，就在鲍超得意之时，陈玉成也乘霆字营得胜虚骄的空隙，发起一场反攻，打得霆营伤亡几百人，后退几十里。在多隆阿看来，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他臭骂了鲍超一番，说不把自作主张的鲍超劾倒誓不为人！鲍超毕竟吃了败仗，心里有些怕，所以立即骑快马赶到东流，向曾大人求援。

多隆阿见到曾国藩，把鲍超狠狠指责了一番。曾国藩认真地昕，然后拿出几封信交给多隆阿。多隆阿见是匿名信，好生蹊跷地看起来，越看心里越紧张，曾国藩故意问信中写了什么。原来这些信是曾国藩为了调解多、鲍而使用的工具，有的控诉多隆阿军纪松弛，杀鸡宰狗，骚扰百姓；有的赞扬他智勇双全，夜袭龚得树，赶走五万匪军……多隆阿看傻了眼，这些事明明是鲍超干的，怎么功过都记到自己头上了？他吼道：“这不是我干的，平白无故地冤枉我！”

曾国藩也故意替多隆阿鸣不平，说鲍超干的好事，怎么可以栽赃栽到多将军头上呢？哦，明白了，湘勇怎么能与绿营比呢？绿营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远远高过湘勇，难怪鲍超在桐城挂车河所做的一切好事坏事，都算到多将军的头上。

听了曾国藩的话，多隆阿陷入了沉思。这时，曾国藩接着说，多将军向皇上上奏的折子怎么写的？会不会也像写信的人一样，把鲍超的功过是非记到自己头上？因为毕竟自己是主，而鲍超为副，绿营是政府的正规军，朝廷对多将军抱着巨大的期望。多将军只能与部属精诚团结，上下齐心，各营互爱，才能打败长毛，不负皇上所托。一场大战即将开始，如果多将军不原谅鲍超，心思花在上奏上，必会贻误战机，后患无穷。

曾国藩的几句话，说得多隆阿心里不安起来，连忙说：“听曾大人的话，以后注意即是。”曾国藩已经备好酒宴，他携起多隆阿的手，边走向宴厅边说：“我和我的幕僚，都认为你多将军智勇胆识都比鲍超强。他鲍超不过是一介武夫，勇气有余，韬略全无，而多将军出身世家，身分高贵，爱兵如子。我安排他与你一起截击陈玉成，是让他向你学习。我刚才已向他说明了这一点，他保证从此听从你的调配。”

“他也来了？”多隆阿惊问。曾国藩哈哈大笑，说：“是我请你们来的，坐坐，喝酒，你们两个杯酒释前嫌！”正在这时，鲍超出现了，开口即是：“多将军，你为什么要上奏弹劾我？”多隆阿望了一眼曾国藩，笑道：“奏稿还没写呢！我是来请你回去一同杀敌，为皇上立功，哈哈……”

曾国藩把充满爱意的酒筛到两位战将的杯子里，在一片说笑声中，鲍超与多隆阿握手言和了。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曾国藩为了搞好下属之间的关系，其用心良苦。他看到了鲍超与多隆阿各自的长处，如果只是由于性格因素而不能整合彼此优势，那实在可惜。与其说领导识人不准，人员配置不当，不如说领导缺乏调和矛盾、团结下属的能力。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佛教经典《六祖坛经》说：“无二之性，是为实性。”为官者对待下属无差别心，才能把大家牢固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样，官才好当，共同的事业目标才会实现。曾国藩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说，下属有个性、有脾气、闹别扭是常态，重要的是上司要善于“剀切劝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