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危机四佚，险象环生，宦海更是难有宁日，而曾国藩在一生中却“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这与他的护身之诀不无关联。他认为身居高位必须一刻也不放松，小心方可驶得万年船，切忌傲慢和争心过重，处事要给对方留下余地，把握好与人相处的度。

小心驶得万年船

护身的学问，被许多人解释过，曾国藩更是深有体会。他认为，在人生的路上，到处都是艰难险阻，因此必须做到小心驶得万年船。他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廷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更使得他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唯恐不周。

1.洞若观火，静观事变

曾国藩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家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困难，一些乡绅担心朱知县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奋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议全县百姓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觉得，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们玩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要付诸行动时，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他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时，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延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

曾国藩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即有例外，也是偶尔为之。因此，亏空补平也无助于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此事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私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2.巧妙周旋，颇有心机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他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他城府很深，颇有心机。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不得志的困辱时，他都不愿卷入“漩涡”中，做无谓的牺牲。

但这并不等于说曾国藩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他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奕??，都形迹显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

令人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奕??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而曾国藩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却不受影响，这是他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满洲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1856年）病死，但后继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越来越得到咸丰帝的信任，权力也越来越大。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他遇事敢作敢为，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打击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能够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慈禧太后、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的军队，特别是战斗力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军队是国家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深明此理，不敢贸然行动，而曾国藩、胡林翼也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肃顺与湘军集团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也为肃顺之属吏，且肃顺“极器重之”，对之“敬礼有加”。

其他如郭嵩焘、王闿运、李榕等，均与曾国藩、胡林翼有交往，郭嵩焘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有密切关系，郭嵩焘不仅为肃顺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阵孚恩向咸丰帝推荐郭嵩焘“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王闿运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顺对王闿运更“激赏之”，要与其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闿运终生感激不已。李榕与肃顺关系后来虽然破裂，但李榕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

咸丰末年，由于肃顺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但曾国藩以其特有的机警，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以致慈禧、奕??发动辛酉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却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慈禧由是发出了“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18天后，奕??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是咸丰十年（1860年）就决定了的事。现在奕??明确委任是要表示新政权对曾国藩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奕??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而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他承认正规的八旗、绿营军已不堪大用，他看到了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并决心将它发掘出来。

作为道光帝的第六子，恭亲王奕??虽然没能继承皇位，但他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发挥了他人无可替代的作用。

当时太平天国正处于鼎盛状态，奕??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清廷财赋重地苏浙发展，先后占领了苏州、常州、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于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线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奕??主张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之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年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又给曾国藩等人以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十二日，奕??向前线将帅表达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的关注，寄谕说，两宫皇太后“日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每于该大臣等奏报到时，详加披览，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但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求清廷收回让他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是理学家，又熟谙清代掌故，他知道清室对汉官一直是限制使用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权重足以贾祸”，他对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过切肤之痛。

曾国藩有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奕??清楚，政变后真正依靠的是汉臣以及汉族地主武装，实行的是没有肃顺的肃顺政策。这个政策的底数应该交给曾国藩，对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图报。于是奕??特地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慰勉“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生民于水火”，不许曾国藩再辞。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还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严朝廷廑念，“诚惶诚恐”之态溢于言表。

曾国藩为何如此，我们可以再回过头看看肃顺执政时，他们二者之间是如何彼此呼应的。

当时朝中一些人，虽与曾国藩、胡林翼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闿运、郭嵩焘等人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所以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云）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这就是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与他们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王闿运等人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闿运讨论过军事，即所谓“军事咨而后行”。王闿运等人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又与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嵩焘、王闿运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不过由于肃顺身败名裂，这类资料已被销毁，交往的具体情况已无法弄清楚，但在一些私人记载中，仍偶有记述，如咸丰九年（1859年）樊燮京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宗棠并未受辱。胡林翼求情于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应归功于肃顺大力相助。肃顺得悉要严惩左宗棠的诏旨，即告知幕宾高心夔，高心夔即转告王问运、郭嵩焘。王闿运求救于肃顺，肃答以“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嵩焘乃策动潘祖荫上疏，肃顺即趁机言左宗棠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这样，官文自然不能不见风使舵。这件事不仅证明肃顺主动讨好湘军集团，并且力图通过郭嵩焘、王闿运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而且也生动反映出肃顺主张重用湘军集团，比墨守成规的祁隽藻、彭蕴章等人高出一筹。

咸丰十年（1869年）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早在道光来年就与曾国藩建立友谊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君者为尚书肃顺，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

曾国藩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与满洲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国藩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洲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汉臣，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

此后清廷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肃顺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后来肃顺被慈禧处决，想要进一步清除其党羽时，自然没有任何有关曾国藩的把柄。

曾国藩认为，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宦海更是难有宁日，任何时候，都有善于钻营、巴结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这种人不把心思用到济国安民建功立业上，而是挖空心思谋求个人私利，打击压制忠良贤士以求抬高保全自己，这样的人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

争心不可过重

争与不争学问极大，猛争者不一定得势，不争者不一定不得力，此为辩证学问。曾国藩说：“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他处世常讲退让，而事关原则大事却不能不争，但是在争的过程中，有时也讲“退”。他因军饷问题与沈葆桢闹翻一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同治元年（1862年），湘军主力集中在南京一带，太平天国的军队也正好集中在这里。江、浙地区本是富庶之区，但因连年战火，生产停顿，粮食歉收，饥民成群，有的地方连饥民也不见，遍地榛莽，“常竟日不见烟火，不逢行人”。这样一来，不要说无钱购粮，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南京城下仅曾国荃、鲍超的军队就达7万余人，每天最少也要吃10万斤粮食，哪里去弄这么多的粮食？曾国荃没有办法，每天只能发四成饷，士兵连半饱都不够，只能煮粥度日。曾氏兄弟不断向四处呼吁供给湘军粮食，说再这样下去，湘军就要溃散了！

为此，曾国荃通过曾国藩向李鸿章借粮，李鸿章的淮军也不宽裕，只能将发霉的大米运来一些。曾国藩见状大骂李鸿章没有良心，下令将坏米还给李鸿章。幕僚立即劝他：“粮食不可退，有米总比无米强，退回上海将与少荃失去了和气！”后来，他们把霉米卖给饥民，得款买了好米，才没和李鸿章闹翻。

正因为饷项、粮食供应困难，南京城下的湘军开始四处抢劫，本来曾国荃部湘军就是抢掠成性，现在更是无法无天。他们不仅成群出动，抢劫乡村居民，劫掠肆市，成了明火执仗的强盗，而且到处抢劫妇女，虏入营盘奸宿。太平军粮食奇缺，就把南京城内的百姓放出城来，妇女儿童放出者更多，大批妇女一出江东桥，就被城外的湘军掠去，无一幸免。

为此，幕僚赵烈文建议曾国荃出面制止，曾国荃表示：“我欠各营的粮饷太多，勇丁们连粥也吃不够，没有脸去见各部将领，哪有理由再去管这些事？若再不破城，军队便要瓦解了！”

赵烈文素以足智多谋、能言善辩著称，听了曾国荃的话也无话可说。不久，萧庆衍部果然发生闹饷事件，曾国荃向曾国藩问计，曾国藩劝他：“事因欠饷缺粮而起，只宜多加慰抚，不可过绳以法，免得功亏一篑！”

军饷问题越闹越紧张，这时发生了曾国藩与沈葆桢的重大矛盾。

沈葆桢，字翰宇，一字幼丹，福建侯官人，林财徐之婿，道光朝进士。咸丰五年（1855年）任九江府知府时，因九江为太平军所占，到曾国藩湘军充营务处会办。后再任江西广信府知府，太平军杨辅清部攻打广信，沈葆桢与夫人坚守城池，力战胜之。曾国藩上奏极言沈葆桢夫妇共同抗敌，谓“军兴有年，郡县望风逃溃，惟沈某能独申大义于天下”等，清廷闻报，加沈葆桢按察使衔。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大举进兵安徽，围攻安庆，上书请沈葆桢来安庆会办军务，朝廷下旨准其所请。安庆被湘军收复后，慈禧、奕沂主持政务，以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四省军务，曾国藩保奏沈葆桢为江西巡抚，两人由上下级关系变为同僚。

从沈葆桢仕途经历看，他与曾国藩数度共事，一同抗击太平军，他的两次升官，也与曾国藩的保奏大有关系。但是，当沈葆桢就任江西巡抚后，曾国藩令湘军东进，左宗棠进兵浙江，朝廷令江西省供应湘军与左宗棠的军饷。而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则派李世贤、杨辅清部入江西，以断绝湘军与左宗棠的粮道。沈葆桢见太平军大举人江西，湘军进攻天京城又无力顾及江西，乃亲赴广信督防，抵御太平军。同时建立了一支江西本省的军队，还广调清军去江西参与防卫，如江忠义的精捷营、席保田的精毅营、王文瑞的老湘营、王德榜的长左营、张岳龄的平江营、王沐的继果营、韩进忠的韩字营、刘胜祥的祥字营、刘于浔的水师营、段起的衡字营等。

由于江西军队的扩增需要大笔军饷开支，沈葆桢遂上奏清廷，停止供应湘军军饷，包括原来供应曾国荃大营的协饷、江西漕折银、九江关洋税银、江西厘金等，这些银两都是朝廷批准供给湘军的。在湘军军饷奇缺、雨花台各营岌岌可危之际，沈葆桢却截留了所有的供应，这下子激起了曾国藩的怒火。

曾国藩在江西驻兵多年，因军饷问题，吃尽了苦头，也看够了江西巡抚的眼色。咸丰八年（1858年）他再度出山，江西巡抚毓科等同他的关系好转。咸丰十年（1860年）他担任两江总督后，便奏明把江西的上述各项收入均归他提做湘军军饷。他所以奏准让沈葆桢任江西巡抚，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沈葆桢与他多年合作，可以作为湘军的可靠支持者，谁料想沈葆桢一上台来便断了他的后路。

沈葆桢在江西扩建军队也是出于公心，但银子只有那么多，江西用了湘军就没有，但从缓急程度着想，雨花台的曾国荃大营是迫不及待的。开始，曾国藩看到湘军军饷一天天困难，想出釜底抽薪的办法，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寄了一封私信，让他解九江关洋税3万两给雨花台湘军，以解眼前之急。蔡锦青不敢违意，便向南京运银，谁知被沈葆桢发现了，把蔡锦青大骂一顿，勒令他追回款项，否则就罢他的官。沈葆桢是蔡锦青的顶头上司，蔡锦青得罪不起，只好乖乖地原数追回了寄出的银子。

曾国藩、沈葆桢争饷之事发生时，曾国藩位高权重，但并没有表现出一种骄蛮之气。事情发生后，他又多方考虑，委曲求全，拒绝了大家要参劾沈葆桢的意见，但是对于金陵围城之军的困难不能不顾，对于沈葆桢告他“贪得无厌”的骂名也不能不辩。

于是，曾国藩最终拟了一个《历陈饷缺兵弱职任太多户部所奏不实》的折子，他写道，今“论兵则已成强弩之末，论饷则久为无米之炊。而户部奏称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广揽利权。如臣虽至愚，岂不知古来窃利权者每致奇祸！”折尾恳求朝廷派大臣前来主持江南大局，放他回家养病，现在“兵弱饷绌，颠覆将及”，一旦发生重大变故，他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为了争饷之事，曾国藩写了多篇日记，反复记载此事的苦恼，一怕缺饷，金陵士兵哗变，功败垂成；二怕自己位高权重，别人疑其专擅；三怕与江西争饷，败了饷缺兵溃，胜了得到专权恶名。所以，还是以“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最为稳妥。

沈葆桢知道曾国藩上奏要求“引退”，自己也赶紧上了个奏折，陈请开缺，“以养老亲”。

双方的奏折上达清廷，慈禧自然不会让他们在这紧急关头回家休息，只好下旨把江西的厘金一分为二，使他们各得其半，井把购买轮船的退款50万两拨给曾国藩使用，以解其纷争。

此外，清廷为保证湘军的围城粮饷，又指拨淮北盐厘每月8万两，从湖南拨粮优先保证围城湘军，还拨安徽、河南等省士绅的捐款数十万两。这些钱粮一下子缓解了湘军的困难，保证了供应。曾国藩、沈葆桢二人同时撤销“告退”，结束了轰动一时的争饷闹剧。湘军因祸得福，加紧了攻城的步伐。

相处须把握好度

曾国藩在居丧期间伸手向清廷要官一事，几乎断送了他一生的前途，晚年他曾对此痛加检讨。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他就对与上级的关系处理方面有了“度”的概念，有了更好的把握。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的态度大体有四：一、逆来顺受；二、以死孝忠；三、无奈的时候，“缓”和“拖”；四、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这几招使得曾国藩能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稳住脚跟，并能频得实惠，步步高升。

这种事情历史上有过许多教训，杨修的被杀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

杨修乃曹营内主簿，思维敏捷，甚有才名。曹操率大军迎战刘备打汉中时，在汉水一带对峙很久，曹操由于长时屯兵，到了进退两难的处境。此时恰逢厨子端来一碗鸡汤，曹操见碗中有根鸡肋，感慨万千。这时夏侯悖入帐禀请夜间号令，曹操随口说到：“鸡肋！鸡肋！”于是夏侯悖便把这句话当作号令传了出去。行军主簿杨修听后即叫军士收拾行装，准备马上归程。夏侯悖见了便惊恐万分，把杨修叫到帐内询问详情。杨修解释道：“鸡肋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何益？来日魏王必班师矣。”夏侯悖非常佩服他说的话，营中各位将士便都打点起行李。曹操得知这种情况，以杨修造谣惑众，扰乱军心罪，把他杀了。

曹操把杨修斩了，并非因为自己要退兵班师，是因为杨修的恃才放旷罢了。杨修聪明反被聪明误，不善于把握与上级相处的度，最终难逃杀身之祸。

曾国藩深明这其中的道量，所以他向朝廷有所请求，一般说来，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侧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既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了自己的体面。

1857年1月，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所上的奏折就是这样的典型作品。奏折中的第一点，他反复强调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曾国藩的部队，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即如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言外之意，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曾国藩节制调遣。奏折中的第二点，旨在张扬他自己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涂脂抹粉，为自己贴金。奏折中第三个要点，是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奏折中第四个要点，是奏篇中的要害，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篇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异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

纵观以上四条，没有一处明确表示曾国藩还要朝廷归还李、杨所部等主张，而是绕来绕去，曲意示衷。

曾国藩就是这样向皇帝和清政府表达他的愿望和要求的。这也是以柔克刚之法，清朝廷果然准奏，杨、李所部仍旧归曾指挥。

深明大义、晓明大体

曾国藩在致其弟曾国荃的信中指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可见“明”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明”字诀是曾国藩处世字诀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也是中国古代许许多多有识之士长期以来探讨不休的话题，并不断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

所谓“明”，其本意是明亮，与“暗”相对而言。但在曾国藩的“明”字诀中，“明”字更多的时候是指其他意思。如在治国理民方面，应该晓明大体、明达公正，还需要有先见之明；在为官从政方面，要明察秋毫、聪明机敏，适当的时候还要明哲保身；在鉴别、选拔、任用人才方面，要有识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方；在修身养性方面，应该知晓天命，要有自知之明等等。

简而言之，曾国藩的“明”字诀，就是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于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决策，以求利国、利民、利己，以尽一个儒学信仰者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深明大义、跷明大体应该说是曾国藩“明”字诀中最主要的内涵。在曾国藩看来，“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认为担当重任、欲成大事者，如果不能够晓明大义的话，就犹如凡夫俗子一样，难以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对事物有明确透彻的认识，当然也就成不了大事。

晓明大体对不同的人来说，又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对于主宰万民、君临天下的一国之君来说，晓明大体就是要善于用人，远离奸佞，任用贤良之材治国理民，而不能任人唯亲；人君不能善用贤良，贤良之材就会心生怨怼；天下生怨，国家就会亡在旦夕。

东汉章帝时期的马太后就称得上一位深明大义、晓明大体者。东汉时期，章帝即位，尊立明帝皇后马氏为太后，并打算对几位舅舅加封官爵，但是马太后极力反对。

第二年夏季大旱，朝廷有些官员认为这是因为不封外戚导致的“天怨”，再次上书要求加封外戚。马太后见到这种情况，立即下诏说：“凡是上书要求加封外戚的人，都是想取媚于我，以便得到好处。从前王氏五侯，同时受封，黄雾四起，也没有听说迎来及时雨。先帝慎防舅氏，不准他们在重要的位置担任官职，我又怎么能够违背先帝的旨意呢？”章帝看了太后的诏书，觉得太后对几位舅舅太过严厉，就再向太后求情。

马太后语重心长地对章帝说：“我曾经观察过富贵人家，他们禄位重，就好比结实的树木，因此根必然会受到伤害。人们之所以希望得到封侯，是想上求祭祀，下得温饱。而你的舅舅们受到皇室恩宠，吃的穿的无不具备，他们所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还能不满足吗？再给他们封侯就有些过分了，这样对他们是没什么好处的。”

章帝听了，非常感慨，从此不再提此事。而马太后也以自己的公正无私、晓明大体的胸怀，不仅免去了外戚专政的隐患，使自己的家族免遭其他专权外戚那样的祸患，而且又杜绝了一些好拍马屁的官员的趋炎附势，保证了国家的利益。

晓明大义对于朝廷官员来说，就是要求官员为国尽忠，造福于民，为君分忧，安固民心；向朝廷推荐人才或提拔、任用人才，使其为国效力。

对于为官一地、任职一方的地方官来说，肃整地方、移风易俗、鼓励农耕、劝民本业就是晓明大体的具体表现。对此曾国藩说道：“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

对于领兵打仗的将帅来说，晓明大体更具有多重含义。曾国藩在这方面有许多过人的见解。他认为：“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怄也”；“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日知人善任，二日善乱敌情，三日临阵胆识，四日营务整齐……”即要求将帅既要善于知人料敌，又要有胆识谋略，还要治军有方，只有这样，才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为一名合格的将帅。

危急时不可仰仗他人

人具有社会性，在患难之际当然可以求得别人的帮助。但是，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危难之际全仰仗别人，后果将是十分危险的。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1.危难之中靠自己

1862年5月，曾国荃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

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泅、刘连捷、朱洪章等人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

曾国荃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妄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作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李续宜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他带兵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军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

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人陕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人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与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愿看到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仍让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说“闻人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依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至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还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

2.自救帮你渡难关

咸丰五年（1855年），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翔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是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以鼓励士气。

心力交瘁的曾国藩看见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他很快接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将天京内讧的情况告诉了他。

求救，自救、天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灾难。

这一过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还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为了在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

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