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胸襟气度有多大，他日后的成就就有多大。毛泽东在谈到立志时引用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四句诗。周恩来在青少年时立志“为中华崛起而书”。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这一个个生动的事例都是很好的佐证。

宽和得众能成大事

为人处世须“宽以待人”，否则就会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人。所以说，一个人与朋友关系处理得如何，更能体现他的宽与狭，更能体现出他的做人学问。

有些人会问，与朋友相处不应该是“治”，而是“和”，实际上，这种看法过于表面化。中国有“宽则得众”这句成语，交友虽然多多益善，但要交诤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友。同时，不能让朋友下不来台，丢朋友的面子，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则。

1.交友要有雅量

曾国藩主张对己要严，对友要宽，尤其主张交友要有雅量，这样如果一时有意见相左，也会最终不伤和气。这一原则他在《答欧阳勋》的信中充分表现出来：

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从命。

由于我天资恿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

我曾经思虑自己心胸不够宽宏、器量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

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

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离别之后唯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要做到交诤友，颂雅量。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昔人之以咏张居正者，亦可以此诗来论定曾国藩。当时他的朋僚歌功颂德的话，我们不需逐一征引，只看左宗棠对他如何论定的吧！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也。”

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左宗棠之进用，亦由曾国藩所荐，但二人性情不同，“有争者国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故皆能持大体。

孔子说：“切切，恰恰如也，可谓士矣。”朋友之间相互批评，和睦共处，就可以叫作士了。

2.诤友和挚友缺一不可

在曾国藩的师友中，李鸿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诤友。这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兵家必争之徽州。

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

及至回到祁门大营，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

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

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欲复归至曾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人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曾国藩既有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曾国藩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是道光23年（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交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几句话，不愠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

曾国藩当即记下了自己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因为曾国藩处世交友贵雅量，所以，他从不苛求于人，而是待人以宽。

让他三尺又何妨

咸丰初年，曾国藩父与几个兄弟还未分居的时候，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几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曾国潢在家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京师做官的兄长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后，联想起古人的这首诗便写了一封长信，并将这首诗附上。曾家父子兄弟读过曾国藩的信和此诗后，胸襟豁然开朗。“让他三尺又何妨”！用这一思想，将地退缩了三尺。

据说，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其邻居不仅未与曾家争执，也秉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见解，自退了三尺让曾家扩建黄金堂新宅。

这件趣事代代相传，简直成了曾族的“传家宝”。1988年，年过“古稀”的曾德培老人还在台湾著文说，记得1939年我走上抗战前线时，慈祥和蔼的妈妈坐在美孚煤油灯下，拿着我的双手说了曾国藩“让他三尺又何妨”这首七绝诗。现在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我还不忘当年慈母赐儿的曾国藩教弟的这首诗。终身受用，乐趣无穷。

1.教育弟弟以宽仁为怀

与人相处，包括朋友、邻里、同事等等，以宽忍为怀，是曾国藩以退为进、处世不败的一个秘法。

曾国藩家风传乡里，人们至今还在传颂，而他的父亲及诸弟却依仗权势，干预地方官事。尽管曾国藩家教极严，其弟则违教者多、听从者少，尤其是其四弟曾国潢（澄侯），在乡里最为跋扈，颇为人们所怨恨。

就说同治年间，湖南哥老会起，特别是湘乡地方，原来参加湘军的人多，遣散返乡后，参与哥老会的甚多。曾国潢在乡，不仅剿杀哥老会人员，而且地方有什么“憎恶”的人，他就捆送县府，请求杀掉。凡是他有所请，县府不敢不服从。有时捆送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生还的。

当时的湘乡县令熊某，是个佛教徒，秉性慈善，接到曾国潢的请求，不答应拗不过他的权势，答应了又良心折磨太甚。所以每接到要他杀人的手令，总要躺着哭几天。友人问他哭什么，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

有一年，湘乡县城新建一个码头，按惯例是杀猪宰羊，用“三牲”来祭祀，后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杀了十六个人举祭。

曾国潢在乡间为人所恨，曾国藩是略有所知的。他常在家信中告诫诸弟：“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作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在倡导“八字”家风中，对其弟特别强调“宝”字，即“人待人为无价之宝也”，居乡勿作恶事。1857年，曾国藩奔父丧在籍，听得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为人所怨，想要惩教其弟。

一天，趁弟弟在**睡午觉，曾国藩计上心来，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其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曾国潢对哥哥的这一举动，高声直呼：“残暴！残暴！痛死我了！”曾国藩又问：“吾只用锥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耶？”

经过曾国藩这一训诫，其弟不仅居乡杀人有所收敛，待百姓的态度亦有所好转。

2.一把折扇的故事

曾国藩常在家中劝父教弟，不要干预地方的事。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难免会因一些万难之事有求于他，其中不乏一些实有冤屈之事。却之，于情于理不忍，助之，又恐贪干预地方公务或有以势凌人之嫌。无奈，曾国藩只好对来求者做出那种“道似无情却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曲意相助之举。下面“一把折扇”的故事就是一例：

那是同治年间，衡阳挨近双峰大界的地方，有一个忠厚而倔强的老实农民。他一生勤劳节俭，生活过得不错，不料那一年清明节扫墓时，与人发生了一场纠纷。对方仗着自己有钱有势，硬将一坟迁到他家的祖坟上来。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总是对方占上风，老头儿咽不下这口窝囊气，被逼想上吊自尽。

一天，有个老亲友提醒他：“你呀，心里冒长眼。你不是有个干儿子在南京做两江总督吗？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天下谁个不知其名。”那人伸出两个指头，嘴巴挨着他的耳朵说：“你只要求他给衡州府写个二指宽的条子，保险你把官司打赢。”

“是啊！”老头儿把胸脯一拍，说：“好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他受到启发以后，凑足盘缠钱，背上包袱雨伞，就直往南京奔。

两江总督衙门，是不容易进得去的。“你是干什么的？”老头儿还未过门槛，衙役就大声喝问。

“我找干儿子。”老头儿壮着胆子回答。

“谁是你干儿子？”

“宽一。”

衙役们没有一个知道曾国藩的乳名叫宽一，见这老头儿土里土气，怎么也不让他进去。

忽然，督署里传出讯令，总督大人要出门来。衙役们忙把这个老头儿拉开，不能让他挡住大门。可他哪里肯听，偏偏要站近门边，想看一看是不是干儿子出来。

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他一眼就窥见轿中坐的正是曾国藩。“宽一！”操着家乡口音一声喊，被曾国藩听出来了。他连忙叫轿夫停住，下轿后又惊又喜地问：“这不是干爹？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便打转身，将干爹送进了自己的住宅。

顿时，督署后院的曾宅里欢乐起来。曾国藩夫妇一面招待酒饭，一面问长问短。从干爹的家境到大界白玉堂、黄金堂新老住宅屋后的楠竹、杉树生长情况无所不问。

当老头儿话入正题，说明来意时，曾国藩打断他的话柄说：“暂莫谈这个，您老人家难得到这儿来，先游览几天再说吧。”他把一个同乡衙役叫来，接着说：“干儿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玩，就请他陪同你去玩吧，玄武湖啦，秦淮河啦，夫子庙啦，南京的名胜及热闹地方都去看看。”

老头儿哪有心思游览，仅玩了三天，就按捺不住了。那天晚上，他对干儿媳细说了来意，求她向宽一进言，给衡州府下个二指宽的条子。欧阳夫人说：“急么子罗？你干儿要你多玩几天，你就还玩几天再说嘛。”“我肺都气炸了，官司打不赢，白白受人欺，哪有心思久玩！”“不要担心，除非他的官比你干儿大。”那老头听到这句话，心里倒有几分安稳了，于是又玩过了三天。

当曾国藩办完一天的公事后，欧阳夫人对他说起干爹特意来金陵的事来。“你就给他写个条子到衡州吧。”曾国藩听后叹了一口气说：“这怎么行呀？我不是多次给澄弟写信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吗？如今自己倒在几千里外干预起来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干爹是个天本地分的人，你也不能看着老实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经欧阳夫人再三请求，曾国藩动心了。他在房间来回踱了几转，说：“好，让我考虑考虑吧。”

第二天，正逢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职，南京的文武官员都来贺喜了。曾国藩在督署设宴招待，老头儿也被尊了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先向大家介绍，首席是他湖南来的干爹。文武官员听了，一齐起身致敬，弄得老头儿怪不好意思。接着，曾国藩还把自己的干爹推崇了一番，说他一生勤劳啦，为人忠厚啦，怎么也不愿意到南京久住，执意要返乡里。说着，从衙役手中接过一个用红绫包着的小盒子，打开后拿出一把折扇又说：“我准备送干爹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题留芳名，作个永久纪念。”

大家放下盅筷，接过一看，只见折扇上已工工整整地落了款。上款是“如父大人侍右”，下款是“如男曾国藩敬献”。也一个个应曾大人之请，在扇上签起名来，有的还题了诗句。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得满满的。曾国藩兴高采烈地把折扇收起，仍用红绫包好，双手奉送给了干爹。这老头儿也懂得礼数，起身向各位文武官员作揖致谢。

席终客散，老头儿回到了住室，嘴里连连嘀咕着什么。欧阳夫人出来一听，只见他手捧着红绫包唠叨着：“宽一呀宽一，一张二指宽的条子总不肯写，却要这么费事，在这个玩物上写的字再多，我也不得领情。”

欧阳夫人忙从他手中接过红包打开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干爹呀，恭喜，恭喜！”老头儿脸色阴沉，好不耐烦地说：“喜从哪来？”

“干儿给您的这个，可是一个大宝哩！”

“一把折扇算什么大宝？给我写个二指宽的条子，才是上方宝剑。”

“哎呀，干爹”，欧阳夫人凑到老头身边细说：“这可比您要的那个条子更宝贵呀，拿回去后，不论打官司也好，办别的什么事也好，任他多大的官，见到此扇都会有灵验，千万不要把它丢了，随手带着，还能逢凶化吉呢！”

一番话，说得老头子心里热乎乎的。“啊——”他似有所悟，会意地笑了。

刚回到家里，衡州知府升堂，衙门八字开着，老头儿手执折扇，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在那个时代，被告上堂打官司，手执扇子是藐视公堂，要受到惩治的。

“把扇子丢下！”衙役喝令。老头儿装作没有听见，一个衙役上前从手中夺过扇子丢到地上。“这个可丢不得，是我干儿子送的。”

知府大怒，惊堂木一拍：“放肆！拿上来！”知府接过扇子一看，“嗯……”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后，又将视线转到老头身上，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一声令下：“退堂！”

据说，老头从衡州府衙门后堂退出来后，知府用轿子把他接了回去，不仅将这把折扇恭恭敬敬退还了他，还热情地款待着他。他的坟山官司是输、是赢，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把折扇“醉翁之意不在酒”。显示亲情，实则相助，意在让地方官给面子，又不使其没有可否的余地，也使曾国藩免于干涉地方公务之嫌。至于事情的结果，还要看当事人的造化了。

忍小事以保大事

一个人不能事事操心，平分精力。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处事不分轻重主次，必然徒劳无功，弄不好纠缠于小事之上，反而耽误了大事。

1.退一步天地宽

清代野史记载：

金陵刚被收复时，有个人冒充校官来拜见曾国藩。这个人和曾国藩谈话时高谈雄辩，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的气慨，曾国藩心中深感惊奇。

当二人谈到“用人必须杜绝欺骗”这个话题时，这个假校官一脸严肃地说：“是否受到欺骗，主要还在于个人自己！我试谈谈自己的看法，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人们不忍欺；左公（指左宗棠）一身正气，人们不敢欺。但别人不欺而怀疑别人欺他，或者已经被欺却不知被欺的人，也大有人在。”

曾国藩喜欢上了这个人，于是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看看我所用的人。”这个人领命而去。第二天，他见过营中大部分的官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的英雄豪杰很多，但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特别难得。”曾国藩一愣，然后问是谁，他说是涂宗瀛和郭远堂。这恰与曾国藩的察人看法一致，更让曾国藩高兴不已。曾国藩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子安置他，便让他先去督造船炮。

几天后，曾国藩正在看文件，一个造船的兵卒急慌慌地跑来汇报，说前天来的那个能说会道的家伙，携带着不少造船的费用跑了，请曾国藩赶快发兵追拿。曾国藩先是心里一震，接着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算了。”“为什么算了？那家伙太可恨了！”身边人说。曾国藩喃喃地念叨起那个人说过的话：“人不忍欺，人不忍欺。”手一挥，让大家都离开自己的身旁，他继续看文件。

后来，往事重提，有人问曾国藩为什么不去追那携款而逃的家伙？曾国藩淡然地笑道：“当时太平军、捻军猖獗，此人只以骗财欺我，我如果逼之过急，恐怕他会人敌营，为害甚大。再说区区数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尤患横逆之来，当小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这不是悲观，而是对人事兴衰的参透。想当年，长沙办团练，“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湘勇是杂牌军，常遭受正规军之绿营方面的歧视和欺凌，双方狠狠地干了几回死架，仇怨越积越深，大有火并的危险。曾国藩知道，此时小不忍则乱大谋，遂移节衡阳。这一忍，不是退一步天地宽了吗？

2.忍小事成就大事

为了筹粮饷，曾国藩搞得焦头烂额。一天，彭玉麟兴冲冲地跑到正在赵家祠堂办公的曾国藩身边，对他说，捐饷一事有了一些进展。曾国藩喜得合不拢嘴，忙请彭玉麟坐下来谈。原来，户部员外郎杨江，两个月前丧母回衡州，杨家是衡州城里绅士中的首富。

十多年前，彭玉麟和杨江在东洲书院同窗，彼此相处得还不错，彭玉麟听到杨江回来了，立即便过河到了江东岸杨府，一边吊唁，一边会见同学，想让他向湘勇捐饷。杨江是个爽快人，他对曾国藩忍辱负重移师衡州训练湘勇，表示理解和同情，所以愿意尽力相助。

听说杨员外郎急公好义，曾国藩很高兴，认为杨家是衡州城最有影响的士绅，只要杨家带头，几万饷银不成问题。可是，杨江却有个条件，他要曾国藩代他上奏皇上，准许其祖父杨健在原籍建乡贤祠。

听见这话，曾国藩很生气，练勇训师是为了打太平军，难道是我曾国藩一人的事？身为员外郎的杨江难道没有捐饷的义务？杨健是何种角色？他是嘉庆年间的进士，授户部主事，累官郎中，外任府、道、运司、藩司等职。道光初，升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在衡州病逝。衡州籍京官欧阳光曾奏请道光皇上让杨健入祀乡贤祠，道光得知杨健在湖北巡抚任上贪污受贿，官声恶劣，所以批了个“不允”！关于这件事，曾国藩当年任詹事府右庶子，还讥嘲过欧阳光的糊涂无知。

可是，现在杨江却要自己出面奏请皇上，让贪官人乡贤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子吗？何况欧阳光的覆辙在前，难道要重蹈不成？曾国藩气愤地说：“不行，坚决不答应，他不捐饷就算了！”

军粮越来越少，一日三餐改成了一日两餐，接着由两餐硬饭改成了一硬一稀，兵勇们牢骚满腹，甚至有人开小差逃跑。曾国藩深知，兵士在战场上与敌人拼红了眼并不怕死，但几餐不吃，肚子饿了就会瓦解意志，心生异志。曾国藩心想，眼下军情紧急，饷银难得，我奏请贪官人乡贤祠，或许皇上会体谅自己的做法。

想到这里，他急忙喊来彭玉麟说：“杨健人祀乡贤祠，欧阳光曾奏请过，受得驳斥，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彭玉麟明白曾国藩的心思，说杨健为官的确不清廉，但他已过世八九年了，一个死人也不忍心多指责。现在我们顾及他的子孙有心捐饷的心意，就原谅他吧。我们目前急需银子，只要杨江肯拿出来，就满足他的要求，为他写份奏折，准不准是皇上的事。如果现今的皇上像道光一样不允，杨江也怪不得谁了。

曾国藩叹息了一声，然后问彭玉麟，杨江大概能捐多少，彭说二万两。曾国藩生气地说，杨家储藏的银子少说也有二十万两，捐二万两，他也太小气了！不行，得多捐一些。彭玉麟把杨江喊来了，杨江见到曾国藩，一边悄悄地打量，一边说些恭维曾国藩的话。曾国藩不想听他的奉承，问对方到底愿捐多少银子。杨江说，二万两是少了点，不过，他这一捐作用可大了，别的绅商都会跟着捐。没办法，曾国藩只得答应了杨江。送走杨江，曾国藩陷入痛苦之中，自己素来憎恨贪官，现在却要为一个贪官请奏人祀乡贤祠！在写奏折前，他“刷刷”写下了这段话：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才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这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如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曾国藩写这些话，只是发一发心中的不平之气，但眼前的事还得“忍”，因为大事在等着他去完成。如果小事上不能忍，就会成为大事的绊脚石，与其受困于小事，不如低低头、弯弯腰，把绊脚石移开，或者使其成为铺路石。

得饶人处巧饶人

《劝忍百箴》说：顾全大局的人，不拘泥于区区小节；要做大事的人，不追究一些细碎小事：观赏大玉圭的人，不细考察它的小疵；想得到良材的人，不在乎其上的蠹蛀。只为一点瑕疵就扔掉玉圭，就永远也得不到完美的宝玉；只为一点蠹蛀就扔掉木材，天下就没有完美的良材。

湘军成立水师时，当地一些江盗不时进行偷袭，一天夜里，曾国藩正在与人下棋，有人来报说江上水盗又来了，曾国藩扔下棋子与彭玉麟一起来到江边，他要看个究竟。只见江面上灯火闪烁，七八条水师长龙围住一条民船。曾国藩隐约看见民船上装着垒得高高的麻袋，他知道那麻袋里装的是湘勇的军粮，心里恨透了江盗！此时，湘勇们正提着刀、举着手把，要把江盗拦住。只见一些湘勇纵身跳到了民船上，与船上的江盗打了起来。

这时，曾国藩发出命令增派五条长龙舰，务必将民船上的人全部抓起来。约摸过了半个时辰，湘勇水师统带杨载福抓到了一个江盗，把他拖上了岸。这时是寒冬季节，只见那人脸色青灰，就像死人一般。接着其他湘勇也纷纷抓到了江盗，共计16人。曾国藩要杨载福进舱换衣，这时湘勇们高喊杀死江盗。

曾国藩没有搭理大家，他叫人拿来一些干衣服给江盗们换上，接着曾国藩亲自审讯这批江盗。江盗招供是因生活所逼，前来盗窃军粮，为头的就是杨载福从水中拖出的那人，名叫申名标。申名标年近四十，长得五大三粗，一副凶恶的面孔，他见到曾国藩后双膝跪下，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冒犯大人，甘受大人处罚。

曾国藩问他除了会偷盗外，还有什么本事？申名标说，偷盗并不是他的本事，只是这些天来弟兄们揽不到事干，家里老少都在挨饿，迫不得已才跑来偷湘军的军粮。原来申名标曾在关天培手下干过把总，对水战略知一二。在这上下百余里水面上，提起申名标的名字是无人不知。

曾国藩本来想狠狠地治一治这帮江盗，但他忍住了心中的怒气，改变了处罚他们的念头，起了留用的心思。彭玉麟看出了曾国藩的心思，说申名标无品行操守，若给他当个头目，他会坏了军风军纪把一群人带坏；若只让他当个普通勇丁，谁又管得了他？曾国藩觉得申名标虽是湘江上的水盗，但确实是“饥寒起盗心”，他像梁山泊阮氏三雄一样勇敢，并有些功夫，目前水师正需要人手，留下他可以发挥他的长技。

彭玉麟阻止道：“这等鼠盗之辈纵有某些长处，也还是以不用为好，将来败坏了军营风气，为害更大。”

曾国藩摇了摇头，他觉得一定要忍住，打消了杀人的念头。他认为用人如用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主要看驾驭得不得法。如果不能忍受他的盗窃行为，那么或许就会埋没掉一个人才。这时，杨载福说申名标的确有两下子，与他在水下交手半个时辰才制服了他，这样有本领的人在湘勇中还不多见，用人之际，君子忍人之过吧。曾国藩觉得杨载福的话说到了点子上，不由得微笑着看了一眼自己的爱将，心想，莫看杨载福年纪轻轻，真有大将气度！

“申名标，你带头偷盗我湘勇军粮犯了死罪，你知不知道？”曾国藩转过身来对申名标说。

申名标不停地磕头，说自己知罪，望大人饶恕。曾国藩喝道：“你这等偷鸡摸狗之辈，本不应收留，以名坏我的营规。本部堂怜你有一技之长，目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为国家着想，又看在杨总爷的面上收下你，就派你在杨总爷营中听命。立了功，我照样褒奖你。如果旧病重犯，两罪并罚，本部堂军法不容！”

忍需要如海的气量，超人的大度，这对于为官处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他人若能够有较大的气量，以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就会在时间的推移过程中逐渐改变对方的态度，唤起“知恩图报”的心念。就这样，曾国藩忍人之过，为湘勇水师招来了一名骨干。申名标在杨载福的二营中充当了一名水勇，他十分感激曾国藩和杨载福的恩德，训练时非常卖力，加上他对水战有一定的经验，不久就被提拔为什长，接着又当上哨长。他将在关天培水师中所学得的布阵操练的功夫全部献了出来，协助杨载福训练。因申名标的到来，杨载福的水师二营进步非常快，在三个水师营中出类拔萃。

在攻打武昌时，标字营在长江水面上纵火焚烧敌船近百艘，为攻破武昌立了大功，曾国藩不能不佩服已升为营官的申名标指挥有方。

可是接下来，申名标还是把曾国藩惹恼了。他竟然跑来向曾国藩行贿，送上一只紫檀木盒子，盒内装着一颗一寸见方的淡黄色玛瑙，玛瑙中有一朵红牡丹。申名标说是在敌首韦俊的卧室中发现的，特拿来送给大人，殊不知曾国藩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贪污现象。打武昌前，他听说申名标在湘潭船厂监工时冒领工钱三千两，恨不得把申名标抓起来审讯，但考虑因急于出征就没有细查。战后，曾国藩把申名标营中开支账目仔细查了一遍，发现多开了五千两银子，气得曾国藩浑身发抖，骂道：“贼心难改！”

怎么办呢？杀申名标？就在这时，朝廷担心攻破了武昌的湘军反戈，便派多隆阿带一支部队赶赴武昌，名为加强东进兵力，实际上是充当朝廷的监视人。曾国藩正在为申名标的事受气，他突然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主意。曾国藩携湘勇将官设宴招款多隆阿，曾国藩知道多隆阿最是贪财爱宝，于是趁大家喝得正欢的时候，他说：“为促多将军和诸位的酒兴，我请大家看一件稀世珍宝。”

话音一落，所有的目光“刷刷刷”地投向曾国藩，多隆阿忙放下酒杯，问曾国藩是什么宝贝，快拿出来一饱眼福。曾国藩笑了笑，拿出申名标送给他的紫檀木盒子打开，从中取出玛瑙。多隆阿拿过玛瑙端详了起来，见玛瑙里有一朵好看的红牡丹，觉得很稀奇，越看越喜欢，越喜欢越舍不得放手。就在这时，申名标脸上出现了得意的神色。曾国藩扫了他一眼，然后说：“请各位将桌上的蜡烛吹熄。”众人不知何故，遵令吹熄了蜡烛，只留屋角一只蜡烛闪着微弱的光。这时，多隆阿发现手上玛瑙出现了奇异现象，那朵红牡丹凋谢了。曾国藩没等多隆阿开口，让侍者点亮了所有的蜡烛，只见玛瑙中的红牡丹紧接着开放了。

多隆阿藏宝无数，但平生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个盖世奇物，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问曾国藩，宝物是从哪里来的。曾国藩等的就是这一句话，他故意抬高声音大声说：“这宝物是我手下一个营官从长毛那里获得的，他转送给了我。”多隆阿立即说：“难得这样有孝心的部下，而我的部下……”

曾国藩看了一眼申名标，与他的目光相遇，曾国藩说：“多将军，这说明你是廉洁无私，一身正气，部下不敢冒犯，我在你的面前感到非常惭愧。多将军，我向你请教，这玛瑙我是收还是不能收呢？”

多隆阿说可以收下。曾国藩突然严肃起来，他说：“各位不知，他这颗玛瑙要换我八千两银子哩！”

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等曾国藩说下去。申名标紧张起来，羞得恨不得钻进地缝，只听曾国藩接着说：“如果送礼物的人为感激知遇之恩，真心实意地敬重上司，也可说在情理之中，收不收是我的事，可是此人不然，他去年利用监造战船之机谎报工价，多领三千两银子，这次报开支单又多报五千两。他想用这颗玛瑙来堵住我的嘴，不说出这八千两银子的贪污，又想以这颗玛瑙为钓饵，以后好不断地从我这里把银子钓走。骗我私人的银子可恕，骗皇上的银子圉法难容！”

听了这话，申名标害怕曾国藩会拿他开刀，吓得透不过气来。曾国藩从多隆阿手上接过玛瑙举了起来，说：“现在多将军坐镇武昌，我当众砸碎玛瑙，以表示国法军纪不可亵渎！”多隆阿忙拦住，说这样的稀世珍宝砸了可惜，将送玛瑙的人撤职查办就得了。

曾国藩放下了玛瑙，说：“我湘勇全体将官听着，刚才多将军说了，今后若再有人学这个送玛瑙的人，私下向上司送礼，一概撤职查办；在坐各位若有索贿受贿之事，一经查出就严惩不贷。这次，我听多将军的，为国惜宝，不砸了，请多将军代我将这颗玛瑙转给大内珍藏。”

宴会散后，申名标跪到了曾国藩的面前请求处罚。曾国藩没有一棍子将他打死，而作了撤销营官之职，留在亲兵营以观后效。他说，“小怨不放弃，大怨必然会产生。”“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

当然，在我们看来，容忍决不是无原则的宽大无边，而是建立在自信、助人和有益于事业基础上的适度宽大，必须遵循法制和道德规范。对于绝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人，宜采取宽恕和约束相结合的方法；而对那些蛮横无理和屡教不改的人，则不应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