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不怕多，凡事应三思。”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人与人的差异性体现在思想上、行为中，矛盾冲突的发生，都是客观存在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掌握的，那就是以谨慎小心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差异，用自己的严格要求去换取事业的顺利发展。

谨小慎微，防微杜渐

时局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所以当自己所处的时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行，衡量利弊，变换位置，以求安全。只有小心谨慎、步步为营，才能有以后的发展。

1.曾国藩自救有道

1861年，慈禧太后和奕??联合发动了政变，打败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按照常理，这种政变会牵连广泛，这也是得权者为根绝后患的考虑。但曾国藩虽然早就和肃顺等人相结好，却没有被卷入这场清朝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去，安然地渡过了危机，这绝对不是侥幸逃脱，而是曾国藩自救有道、精于世故的原因。

咸丰十年（1860年）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在肃顺的力保之下，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而事实上，这个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在肃顺的帮助下，也是在时局的客观要求下，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从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虽然没有改变利用的本质，但这一转变仍旧是有很大意义的。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尽管他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特有的机警使他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始终不动声色，而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所以慈禧、奕??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2.不因权力惹祸上身

政变后不久，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政变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而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清廷承认正规的八旗、绿营军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决心将它发掘出来。

奕??知道中南战场的严重性，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赋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新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于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两宫皇太后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这期间，曾国藩却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自己权位太重，恐怕会引起别人的争权之心，妒己之意。曾国藩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限制使用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所以自己当然不能欣然接受，凡事还是应该谦恭谨慎些，他不想因为权力而惹祸上身。但奕??特地请两宫皇太后发布上谕慰勉，说若不是曾国藩能真诚体国又怎会对大权还再三推让？所以希望太后能以军务为重，不许曾国藩再辞。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挂念。

扬人抑己，谦虚而行

曾国藩为人谦虚谨慎，无论是对上级还是对幕僚，都谦虚待人，没有半点傲慢的样子。正是这种谦虚谨慎的美德，使他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应对自如，从而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曾国藩认为，傲气太盛，说话太多，是历代士大夫和近世官场导致灾祸的两个原因。官宦之家，一是有权，二是有势，有权有势就少有顾忌，多有优越感。有了优越感，往往不大注意他人的感受，甚至不把别人当回事。言谈举止中总有不可一世的感觉，时时处处都显出高人一等的气派，久而久之，就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养成一种傲气。

1.劝诫弟弟不可特立独行

当曾国藩身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曾国荃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他觉得古代的君主有直言进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积极相助的贤弟。自己的官位太高，听到的规劝声音越来越少，正在为此忧虑。如果弟弟能对自己多加规劝，再加上一二好友，这样也许能帮自己避祸免灾。凡是身居高位的人，都是败在自以为是、不听忠言上的。

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置若罔闻。

曾国藩在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中再次规劝道：“你对我的劝诫，总是不肯虚心接受，动辄辩论一番，这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边所有的逆耳之言，你也应该仔细回味思考。”

曾国荃对于其兄的劝说不以为然，他认为天下是势利者的天下，是恃强凌弱者的天下。这种现象并非一时的气象，自古就是如此。

曾国藩反驳了曾国荃的观点，他认为特立独行、不畏强权也有不妥之处。柔不是怯弱的意思，而是谦虚退让。一个人求享受又求名利，处处都想赢得美满，没有一件事有谦虚退让的意思，断然不会有好的发展。

2.教育儿子不要骄傲

曾国藩为了使儿子不滋长骄傲的情绪，不至于蜕化堕落，主张家中不积钱，也不为儿子置办田产，认为金钱和田产最容易滋生奢骄之气。他所以持如此坚决态度，一则是因为他一贯有不以买田置屋留给后人的思想；二则曾国藩对清正廉明的官吏比较敬佩。正是如此良好的家教，使曾氏后人中出现了不少英才。

3.扬人抑己，虚怀若谷

“满招损，谦受益”，曾国藩处处自谦自抑，扬人抑己，虚怀若谷，终身自视不足。无论是治军作战还是文吏公事，他都以谦字为先，从不争功抢劳，贪恋权势，相反地，敏感时期他还主动请求减权。

曾国藩一方面执著于实现自己的抱负，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却，所以能保身有道，安享晚年。

小心行事，得意不忘形

古人对“谨慎”二字看得很重，他们认为谨慎是成事的基础，是保身的法宝。谨慎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是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树的人，在奋斗过程中都应该具备的思想。因为这样的人有着长远的目光，他们想得要比普通人更远，看得比普通人更高。

于是，他们的忧患意识会促使他们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总是深思熟虑。正是因为这些人在前行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有了以后的大成就。

1.从失败中学会谨慎

曾国藩的谨慎也是从失败中获得的。如果不谨慎地分析失败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建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必须谨慎。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不公开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场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样很重要。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谨慎的人。身在官场，毕竟不同于平日在家与周围的人打交道那么简单。初入官场，曾国藩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是处处争强，时时果敢，吃了不少亏。时间久了，曾国藩渐渐发现了官场的黑暗，善于总结的他变得更加谨慎起来，变得低调，变得更善于隐藏自己了。

曾国藩对“慎”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有专门的阐述。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

由于镇压太平军的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因为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谈何容易？更何况曾国藩还是一个外权大臣。

2.谨慎应对西太后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曾国藩心生恐惧，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连进去。

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曾国藩比较敬重他。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闿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

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护大清江山的一道坚固屏障。没有湘军，即使慈禧太后能够垂帘听政，也不会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曾国藩遭遇不测，各地的军营必定混乱。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她不想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

曾国藩深知慈禧的打算，所以心中很是矛盾，多次写信给家人发泄情绪。在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又觉得更为不安，反而不如以前舒坦。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的厚待，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

慈禧太后的野心在辛酉政变后变得更加明显，她干预朝政，并且不满足于与别人分治。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她施展阴谋逼迫奕??下台，最终独揽大权。

曾国藩见此情景心惊，他分析局势认为，奕??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一个外权大臣，自己的处境就好比站在了悬崖边上。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年）再次踏入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深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却被御史佛尔国反参，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将其罢免。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权贵。

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漏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千系。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他在信中强调，为官之人，满汉有别。这一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要学会隐忍、学会适应。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的时候又会一落千丈。

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彻而真切。他曾说过：“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声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愆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在曾国藩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限难，不谓人言藉藉，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之一是想让兄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毁了自己辛苦创下来的基业。

人生得失难料，要想易得不易失，谈何容易？即使是天之骄子、运气的宠儿，也要懂得“乐极生悲”的道理。创业难守业更难，只有时刻点醒自己，才能让成功常伴身边。

因骄而败，因慎而胜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成功，也没有永远的失败。

有些人经得起失败，具有屡败屡战的精神，但却经不起辉煌。一旦有些许的胜利，就不会考虑长远，开始洋洋得意，放松警惕，最终以失败告终。要知道，谁能笑到最后谁才是最终的胜利者。过去的胜利属于过去，无论眼前的形势多么地乐观，都必须谨慎应战。

1.经得起失败，也经得起辉煌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总数不过20万人，但太平军的人数却是他们的几倍。起初，曾国藩的湘军总是吃败仗，于是开始谨慎起来。后来，湘军转败为胜，并能够一鼓作气，将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关键处就在于曾国藩明白“因骄而败，因慎而胜”的道理。

曾国藩面对失败也有自己独到的地方，虽然多次的打击让他一再想自杀，但从未有一次甘心失败过，他的斗志一直都存在于他的心里。他善于总结失败的经验。胜利时，他又会分析胜利的原因，而不是沉浸在已取得的胜利之中。

历史上建功立业的人有很多，但大多因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抱憾终身。李自成就是明证，他犯了骄兵必败、不能谨慎行事的大错，到手的江山，拱手让他人。

曾国藩则不同，他是一个经得起辉煌的人。有了成绩，他照样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把这些成绩踩在脚下，坚固自己的根基，以谋求更大的成绩。他不会因为敌人的一次失败而产生轻视的心理，而是深刻分析双方的利弊，毕竟战争仍在继续，他追求的是彻底性的胜利。

曾国藩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顽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日，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由此可见，曾国藩用兵谨慎，不愿意冒险。进攻的时候，他反对孤军作战，因为他认为孤军作战便是轻敌，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打胜仗，即使侥幸获胜，也会损失甚多。防守的时候，他的策略与上述情况相反，他要求将兵力集中起来，加强力量，防守最为重要之处，这样能够避免全盘皆输的结局。

2.教育手下不自满

曾国藩对于个人和世界的认识更为精辟，他认为历史长河是没有尽头的，人生也只有数十寒暑，人在其中太过渺小。人一生所能看见的不过世界的九牛一毛而已。人要知道天地之广大，自身之渺小；知识的无穷尽，自己的有限度。所以，任何人有任何大的成就、功绩都不值得骄傲自满。

鲍超是曾国藩手下的一位湘军将领，咸丰十年（1860年），鲍超在对抗太平军时立下战功，受到奖赏，由总兵荣升为提督。后来，鲍超逐渐露出骄横之气。曾国藩知道后，立即去信诫之。大意为：做人应该像已开却未全开的花，像未到满月时的月亮。花开得太盛就容易凋谢，月亮满月就开始缺了，水太满就容易溢出，人自满就容易招致恶言。你统率部队多日，声名太大了，最好保有一颗谦虚的心，以此为自己积德积福。

次年春，曾国藩又给鲍超去信说：“贵军门水陆数百战，积劳最久，勋绩尤多……本部堂以四字叮嘱，日小心大度，愿贵军门常常谨守。小心者，戒骄矜，戒怠忽，即前此所谓花未全开月未圆满也……”

由于曾国藩不知疲倦地悉心劝导有自满情绪的湘军将领，他创建的湘军才能够在全国各地连连打胜仗，呈现遍地开花之盛况。这是他个人的功德，也是他谦虚的力量。

严戒自傲，言多必失

人生之中有引以为傲的事情是值得人高兴的，但骄傲是给别人的，不能留给自己。亲朋好友中哪一个都可以为你的行为成果感到骄傲，但唯独自己，可有傲骨，但不可有傲气。

1.傲气容易招祸

傲气一生，势久便会盛气凌人，自然容易招来祸患。所以，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期，都应该时时戒傲。人生有许多因素可导致失败，其中傲为其一。骄傲自满使人迷糊，难以对自己作出正确的判断。以至于当挑战到来时，制订不切合实际的目标，功败垂成。

曾国藩深知傲气的害处，他曾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日长傲，日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端败家丧生。余生干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

2.生活中戒骄戒躁

曾国藩戒骄戒傲的思想几乎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但是曾国藩要求弟弟不要争这个功劳，说：“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

由此，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官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却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3.告诫子弟严戒其傲

曾国藩戒除傲气几乎是方方面面的。因为他认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他不仅自律甚严，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严戒其傲。

在家里他有戒傲主张。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十四日，他曾给专在家中主持家务的澄弟写信，要他加强对在家子弟的教育，并对骄傲的几种表现形式作了阐述：

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

曾国藩说自己以不轻易讥笑人为第一要义。对澄弟表现出来的骄傲，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他对军营中的“诸君子”“讥评其短，且有讥到两三次者”，由此可推知，澄弟对乡间熟识之人，更是鄙夷之至了！他认为傲气可表现在言语、神气和脸色上，所以要做到“谦退”，需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

曾国藩告诫自己的子弟，千万要做到富不忘贫，贵不忘贱。既已做了仕宦之家，子弟便应力戒沾染官气，他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他对家人坐轿一事都严加规范，指出四抬大轿“纪泽断不可坐，澄弟只可偶一坐之。”这种大轿不可入湘乡县城、衡阳府城，更不可入省城。并嘱咐澄弟对轿夫、挑夫要“有减无增”，随时留心此事。

曾国藩也力戒家人在家乡干预地方行政。他给家中写信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长官疑为倚势凌人。又告诫诸弟：宜常存敬畏，勿谓家中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

他力诫子弟不要递条子，走后门。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到府城参加岁考科考，都不顺利。同治七年（1868年），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特地写信告诫纪鸿：“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纪鸿没有中举，曾国藩就把儿子接到金陵衙署中亲自教学，始终未去走后门。

同治三年（1864年）一月，纪鸿由长沙前往金陵，其父要他沿途不可惊动地方长官，能避开的尽量避开，并叮嘱船上的人帅旗“余未在船，不可误挂”。事无巨细，均考虑到一个“谦”字，可谓用心良苦。

4.做学问也主张戒傲

除此之外，他做学问也有戒傲的主张。千古以来，文人相轻，已成为一种老毛病。曾氏对此有清醒认识，力倡以“戒傲”医文人之短。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十一月二十日，曾国藩给家中的四位弟弟写信说：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作诗文，实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曾国藩告诫弟弟们不要恃才傲物，不见人家一点是处。傲气一旦增长，则终生难有进步。在信中他又以自己的求学经历劝勉弟弟们。他写道：

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

曾国藩还用其他人因傲气而不能有所成就或被人哂笑的例子来告诫弟弟们，他写道：

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盛，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威。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己。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文，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现之，彼其所造，臂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

为此他总结道：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曾国藩深知“谦受益，满招损”之理，在他所有的事业中，戒傲是第一要义，也是他人生不败之法。

5.尝尽苦头方悔改

30岁前的曾国藩总爱说话，并且他的言语中总是有一股尖酸刻薄的味道。虽然自身很有才华，但是别人还是不愿意与他交往，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无论在酒桌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不经意的讥讽话语总能够让同僚或关系普通的朋友们难堪。时间久了，他的恶名也就传得较远。后来，翰林院的同僚们渐渐孤立了他。

曾国藩如果不知悔改，他的仕途应该不会长远。然而，曾国藩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这个优点会将他诸多的缺点弥补，不断完善自身。这个优点便是他能够反省、检点自身。

尝到了苦头之后，他不能够再容忍自己多嘴多舌的毛病，于是决定悔改。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想改掉这根深蒂固的恶习，必须得付出艰辛努力。

以后的日子里，他还是不能将恶习彻底戒除，多多少少又因为多嘴多舌得罪了一些人。不过，经自己不断反省，多言的毛病果真改掉了。

曾国藩认为，桀骜不驯定会招致别人的敌视，以致众人群起攻之；多嘴多舌同样要不得，它也会让自己陷入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