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哈尔滨

1933年的冬天伴随着无边的恐怖飘然而至。萧红坐在烧得暖暖的屋子里，听着壁炉里柈子着火的声音，自然想起去年此时饥寒交迫的情形。柈子房堆满了柈子，去年受冻的双脚今年全好了，因为温暖不再冻伤。然而，来之不易的暂时衣食无忧的生活，却被恐慌搅得生气全无。整个哈尔滨都笼罩在恐怖中。随着恐惧日甚一日，二萧离开哈尔滨的念头越发强烈。他们开始向朋友们打听什么时候海上的风浪最小，适合乘船。萧军告诉黄之明自己要走的想法，想听听他的建议。老同学亦极力支持他们离开哈尔滨，并且愿意支援他们一些路费。黄之明说自己每天都能听见秘密审讯犯人时极其恐怖的声音，如果周围的朋友某天弄进去一个他该是多么难受，所以一再鼓励二萧离开，越早越好。一天，金剑啸来商市街告诉二萧自己准备出走上海，二萧也谈了出走打算。金剑啸建议他们出走的时间最好在五六月间，那时海上的风浪小。二萧和金剑啸相约一起走，虽然当时金剑啸并不认为他们说的是真话，但还是告诉他们许多出走路上应该注意的情况，以及在上海生活的一些经验。

金剑啸走后，离开眼前熟悉的一切变得无比切近。怔怔中萧红生出无限留恋。当萧军在耳边询问：“我们吃什么呢？吃面或是饭？”她不禁无限感慨地想到，现在食物居然可以选择着吃，去年此时，萧军只是一角钱、二角钱地往回借，或是抱着新棉袍进当铺，然后换回黑列巴和白盐。即便是萧军，一说到离开，也往往六神无主地把手插在裤袋里，不停地在原地打转，常常茫然地一转就是半小时。一天，萧军的一个大学生朋友突然慌张赶来提醒他，听说有人要放黑箭。萧军有些困惑，说自己不反满，不抗日，怕什么，但对方说现在一些密探几乎随意捕人，没有道理可讲。萧军想打听放黑箭的人到底是谁，对方又不愿意说。情形真假莫辨，二萧越发焦虑。此人刚走又来熟人催促他们躲躲，说外界都在传说剧团的事。

紧张的气氛让萧红看见任何人的脸都是慌张的。送走朋友，二人到公园散散心，然而心情都非常郁闷，兴致全无，又一路无话地走了回来。在家里，萧红书看不进去，俄语学不进去，准备晚饭的心思也没有。厨房里各种调料一应俱全，有炸好的肉酱，有米、有面、有烧不完的柈子，但这一切并不能令人满足。眼下，以肉酱拌面条还不如去年此时黑列巴加白盐吃着舒服。恐惧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活，那是一种比饥寒更不堪忍受的焦虑，无处不在。第二天傍晚回家时，二萧发现一个日本宪兵模样的人在商市街街口徘徊，便马上警觉可能是来抓自己的。萧红一下子变得无比紧张，逃跑的念头越发强烈，家不想要了，但能逃到哪里呢？她仔细看了看，那人没有什么武装，似乎又不像是来抓人的，但两人仍不敢贸然回家，连忙进到路南一家面包店假装买食物。注意到那貌似的“密探”最终慢慢走了，萧红这才在面包店里买了一堆暂不需要的面包和红肠走了出来。她发觉自己愚蠢得不行，那都是因过于紧张而闹出的一场大笑话。

紧张的处境不久有所缓和，但二萧还是决意离开。

1934年初，因失去党组织关系而面临危险的舒群匆匆离开哈尔滨去了青岛。不久，他给二萧来信邀请他们前往青岛，苦于没有去处的二萧，有了目的地后离开之意更加坚定，周围朋友亦都鼓励他们前往。两人定在阴历五月离开哈尔滨，距离开的日子还有五个月。一旦做出决定，他们便开始在灯下计划着向朋友们筹借路费。一想到即将离开这熟悉的一切，萧红心里既兴奋又伤感。离开，意味着可以摆脱这种疑神疑鬼、在恐惧中度日的生活，然而一看到他们空有两手建构起来的温暖的家，她心里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实在太难割舍。

萧军看出她的心思，一边接过女人递来的茶杯，一边安慰道：“流浪去吧!哈尔滨也并不是家，那么流浪去吧!”即便萧军说出这些亦有无言的伤感，拿起的茶杯又放下了。萧红听后满眼泪水，萧军见状连忙说：“伤感什么，有我在身边，走到哪里你也不要怕!”有了倚靠的肩膀，萧红心里涌起一份巨大的幸福感，低头看见自己亲手置办的锅碗，不禁问萧军：“这些锅怎么办呢？”

萧军笑她像个孩子，锅碗又算得了什么。萧红也感到自己十分好笑，可是环顾室内的一切，什么都舍不得，什么都不忍丢下。

这期间，中共地下党员、北满军委北杨突然造访商市街，想动员萧军到磐石参加游击队打游击。萧军早有投笔从戎打击日寇的心思，但现在他不可能撇下萧红一个人不顾。临走，北杨亦催促他们尽早离开哈尔滨，一年后他牺牲在磐石。

天气暖和起来，萧红却大病一场。症状还是肚子疼痛厉害，后经治疗基本好转，只是身体十分虚弱。距二人计划离开哈尔滨的日子不到一个月。萧军想让她调养好身体以应对路上艰苦的奔波，耐心哄着她到乡下朋友家休养一段时间。开始，萧红说什么也不愿意一个人住在乡下，但男人的意思太过坚定，而自己全身一点力量也没有，虚弱不堪，确实需要调养。即便极不情愿，萧红还是由萧军护送着住到乡下朋友家中。

萧军走后，她一个人待在乡下度日如年。窗外的梨花开了，一树树洁白的花朵让她意识到端午节快到了，自己的生日快到了，离开哈尔滨的日子也快到了。萧红的身体在一天天恢复，能够下炕到院子里的果树下，看看刚长出的小果子。第八天，萧军前来看望，萧红见状就像来看望的是父亲和母亲，一如孩子般委屈，禁不住想起独自一人面对的“那样风雨的夜，那样忽寒忽热，独自幻想着的夜”。虽然明明知道生病是平常的事，可心里还是有莫名的委屈，好像被谁虐待了一般，好不容易才把眼泪强忍住。萧军再次前来看望，她执意要跟男人回家，但男人认为还没有调养好，需要再待几天。实在拗不过，萧红最终还是留下了。梨树上的果子渐渐大起来，她不无娇气地想到“穷人是没有家的，生了病被赶到朋友家去”。在乡下待了13天，萧红终于回到哈尔滨。

离开哈尔滨的日子越来越近，萧红每天带着无比感伤的心情，一件件拍卖亲手置办的日用器具。水壶、面板、水桶、饭锅、三只饭碗、油瓶等等都是她相伴很久的伙伴，舍不得离弃，每每以无比伤感的心情与门外的旧货商讨价还价。该卖的都卖了，那把刻有自己姓名的宝剑，萧军送给了小徒弟。那孩子听说老师要走，哭得很伤心。厨房里的东西卖得空空落落，已经不像厨房，行李都打包了，此前简陋、整洁的家一片狼藉。萧红对没有烧完的柈子、电炉，甚至破皮鞋都无比留恋。本来就心绪不佳，在跟旧货商谈价时常常令她十分不快，他们出的价格以及对这些物件的挑剔让她心生愤怒，他们自然无法理解这些平常旧货之于眼前这位家庭主妇的特殊意义——她曾经那样贫寒、匮乏。

最后几天，二萧忙着向朋友们告别。

1933年下半年，生活稍稍好转后，二萧都萌生了继续学习的念头，在黄之明的资助下，请了一个名叫佛民娜的俄罗斯姑娘做家教，学习俄语。萧红学习认真、专注，进步很快，萧军却因生计而经常四处奔波，加上语言接受能力较差，常常完不成作业。管教甚严的佛民娜，常在表扬萧红的同时批评他不长进，并戏言要拿电线杆打他。临行前两周，萧红告诉佛民娜他们即将离开哈尔滨，俄文也不再学下去了。家庭教师非常遗憾，显出依依惜别的神情。萧红知道她擅长十字绣，便找出一块准备给萧军做围巾的米色软绸，请她绣上点什么留作纪念。俄罗斯姑娘慷慨应允，过了几天，送来的软绸上绣了一行暗绿色的俄文字母，那是她给萧军起的一个略带戏谑意味的俄文名字：印度嘎。

1934年6月11日，二萧在商市街吃完最后一顿早餐就离开了。提起包袱，在萧军上前推开门说“走吧”的那一刻，萧红感到这一情形正像他们刚搬到这里，萧军上前推开这扇半地下室的门，对她说“进去吧”一样。难以言说从那扇门里走出的心情，迈不动打颤的双腿，一颗心在不停地往下沉坠，强忍着的眼泪，到底还是流了出来。萧红转而觉得此刻“应该流一流眼泪”。她不敢回头，径直走出院门，来到街上，曾经熟悉的街市都被丢在后边，心里不断默念着：“别了，商市街。”出了熟悉的街市，二萧顺着中央大街往南走，为了摆脱别人盯梢，二人装作上街买东西，然后躲进天马广告社。当晚，在天马广告社二楼，金剑啸、罗烽、白朗等几位朋友为二萧饯行，饭后，他们在里边待了一晚。

第二天，也就是1934年6月12日(农历五月初一)，萧红、萧军悄然离开哈尔滨。

在青岛的日子

在来青岛的日本轮船“大连丸”上，他们遭到日本海上特务稽查队严密的盘查。

岛城著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对城市信报记者说，二萧之选择青岛，是因为朋友舒群在这里。舒群原名李书堂，曾用名李旭东，是一名共产党员。1934年初，他来到青岛，与当时青岛市政府社会局的科员倪鲁平成为好友，倪鲁平介绍正在读书的妹妹倪青华嫁给他。他们就住在观像一路1号楼下的一间房子。“正是舒群给二萧写信，邀请他们来青岛的。”鲁海说。

1934年，端午节前一天，舒群夫妇在大港码头接了二萧，为他们在观像一路1号租了相邻的一间房。不久，二萧又搬到“太极图”下有俩窗户的房间。

二萧来青岛后，萧军则以刘钧的名字在《青岛晨报》编副刊。萧红则主要操持家务，也为报社编一个“新女性周刊”。鲁海先生说，《青岛晨报》原是一份民办报纸，1934年地下党让一个叫刘永生的人出面买下了这家报纸。通过刘永生，萧军认识了孙乐文。这个孙乐文和宁推之等人在东方市场，合资开有一个“荒岛书店”。孙乐文是共产党员，荒岛书店其实也是一个联络据点。

萧军曾提到：“夏天我常常到海水浴场洗海澡，从我们家到海水浴场，来回都要经过荒岛书店的门前，常到里面看看，喝杯茶，有时还要吃个西瓜。”也是在荒岛书店，萧军经孙乐文介绍，认识了后来成为剧作家的黄宗江。当时黄宗江还是青岛市立中学(今青岛一中)的学生。萧军让黄宗江和另一位名叫李前管的学生包一个版面 ，叫“黄金时代”，专门发中学生的作品。在这里，黄宗江以笔名“江子”写了他的第一批作品。

在观像一路1号居住的日子，二萧徜徉在青山碧海之间。当时，同在《青岛晨报》做编辑的张梅林在文章中写过他们的共同生活。

张梅林写道：“我是住在报馆里的，三郎和悄吟则另外租了一间房子，自己烧饭。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我们吃得很满足。”他们的生活明显很拮据，却也是惬意的。“三郎戴了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而悄吟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作家秋石在作品《萧红与萧军》中写道：“到了秋天，她穿上了黑裙子，将自己穿过的男人裤换给萧军——两个人的个子几乎一般的高。”一个洋车夫，一个流浪女，他们边走边唱《囚徒歌》。这是一幅怎样的逍遥图景。

萧军也曾回忆说：“每于夜阑人静，和萧红时相研讨，间有所争，亦时有所励，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二萧在青岛的生活虽不足一年，但这是萧红成年之后最幸福的时光。而二萧在青岛的日子也是贫困的。作家秋石曾提到，萧红在青岛时经常咳嗽。一位名叫苏菲的女学生常来他们家玩，建议萧红买杏仁露止咳。萧红说：“报馆发下钱来就去买点。”但她始终没去买，也舍不得买。此时萧军为二人的生计，也在编辑工作之余，替别人跑腿出苦力。

根据张梅林回忆，最困难的日子里，“悄吟同我将报馆里的两三副木床板带木条凳，载在一个独轮小木车上拍卖。我觉得有点难为情，说，木头之类，我们还是不要了吧！”“怎么不要？这至少卖十块八块的。”悄吟睁着大眼睛说，“就是门窗要能拆下来，也好卖的。”在面对苦难的问题上，张梅林怎么会懂萧红的决绝？

二萧写小说，联系上鲁迅

1934年秋天，萧军写完了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则完成了长篇小说《生死场》。书写出来了，但写得怎么样？怎样出版？心中没有数，他们想到了鲁迅先生。

那是因为萧军一次听孙乐文说，他在上海内山书店见过鲁迅先生，这一点提醒了萧军。他想把信寄给上海内山书店，转给鲁迅。因为当时当局正采取高压政策，为安全起见，孙乐文建议他把通讯地址写成“青岛广西路新4号荒岛书店”。

万一出现问题，孙乐文可以推说不知道 ，是顾客未经书店同意随便写的。就这样，萧军给鲁迅先生写了第一封信，在信中他未用刘均或刘军，而是第一次使用了“萧军”这个名字。

本来二萧并没有抱多大希望，然而鲁迅立即写来了回信。当孙乐文把信转给萧军时，他和萧红高兴地跳了起来。二萧把《生死场》的抄稿，连同二人已经出版的《跋涉》，附了一封信一起寄给上海的鲁迅。信里还有二人离开哈尔滨之前的一张合影。

就在这时，青岛党组织遭到破坏，舒群夫妇和倪鲁平等人被捕 。萧军在《青岛怀踪录》中写道：“一夜，孙乐文把我约到栈桥，给了我40元路费，并嘱咐我们应及时离开青岛。我与萧红得此消息后，即约同朋友梅林，躲开了门前派出所的警察和特务的监视，抛弃所有家具，搭乘了一艘日本轮船的四等舱逃离前去上海。”

二萧到上海后，见到了鲁迅先生。在鲁迅的支持下，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出版，鲁迅亲自作序。《生死场》注明“1934年9月9日写于青岛”，出版时署名即为“萧红”。正是萧红正式采用这一笔名，她要与自己的爱人同姓。

那时，中国左翼文学一下子多了两个实力作家。然而，在上海期间，二萧感情开始出问题。在作家月下看来，这是诸多因素造成的，包括萧军对待感情的态度，还有他的大男子主义，虽然他认为萧红有一定才华，但比不上自己，算是自己的附属、陪衬。当越来越多人认为萧红才华在萧军之上时，二人的矛盾就变得尖锐。

1938年，二萧在西安正式分手。当年5月，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在武汉嫁给了作家端木蕻良，这个孩子未能保住。此后，萧红辗转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