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已的残忍

8月下旬，晚上哈尔滨的温度已经非常低。伙食都成严重问题的二萧自然没有能力添置被褥，萧红只好这样坚持下去。过了两夜，也许是着凉的缘故，第三天早上萧红的肚子开始疼痛并且越来越厉害。萧军寸步不离她，蹲在地板上，下巴枕在炕沿上，无助地看着心爱的人受着巨大的痛苦，他用自己温暖的双手紧紧地握着萧红的手，给她以安慰，让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她并不是孤独的一个人。被疼痛折磨着的萧红看着眼前的恋人，想到他们就像两个被拆了巢窠的雏鸽，“只有这两个鸽子才会互相了解，真的帮助，因为饥寒交迫在他们身上是同样的分量”。肚子的疼痛越发厉害，萧红在炕上不停打滚，汗水与炕上的尘土混合在一起，萧红像个泥人。

阵痛发作，萧红又开始在炕上打滚，发出撕裂人心的嚎叫。萧军再次将嚎叫着的女人撇在楼上，冲进大雨中去找熟识的朋友借钱。

饱受疼痛折磨的萧红已不成人样，脸色苍白得如同一张白纸，疼痛加剧，常常不知人事，等到稍轻一点，独自下炕想喝杯水，杯子刚拿到手里却又突发阵痛，杯子拿不住掉在地上摔碎了。裴馨园的岳母应声来到房内，对萧红的惨状一无所见，只是心疼那只杯子，不停唠叨：“也太不成样子了，我们这里倒不是开的旅馆，随便谁都住在这里。”肠子像是被绞断了一样，萧红满脸淌着汗水和泪水，难以忍受的疼痛令她无从顾及周围的一切，将肚子压在炕上像是要把孩子从里边挤出来，以减轻疼痛。

晚上，萧军带回一辆马车，将萧红放到车上，让车夫赶着往医院送。车子在黑暗中前赶，车厢里萧军紧紧抱住忍受疼痛折磨的爱人。痛不欲生的萧红见到周围一切都厌烦，包括街上素不相识的行人和紧抱着自己的萧军。她不停地嚎叫着、撕扯着，在萧军怀里挣扎，恨不得马上进医院让医生迅速解除她身上的痛苦。

萧红最终被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门口。大门紧闭，萧军立刻上前打门，萧红感到一份生存的希望，一种绝望中可以倚靠的精神力量，腹部的疼痛似乎比刚才减轻了许多。值班医生给她做了简单检查，一时没检查到病因，并且认为预产期应在一个月后，并告诉萧军女人生产需要15元的住院费，好让他提前准备生产费。回到裴家，他将借来的五角钱付给马车夫，然后搀扶萧红上楼，心里在打量如何借到15元钱作为一个月后萧红生产的费用。

直到萧红在屋里安稳睡下，疲惫一天的萧军才回到外房。可是，刚一躺下便又听见从里屋传来的痛苦撕裂声。萧军连忙赶过来，第一眼便看见萧红那惨白得如同一张白纸的脸，顿时明白她刚才在医院里疼痛的消失全然是心理作用，是因为听信了医生所说的预产期在一个月之后，萧红现在的样子让他意识到女人已经临产，得马上送进医院。在这样的深夜，筹措15元钱自然是不可能，白天向朋友借钱遭拒的耻辱感仍横亘在心头。骤然间，一个强硬的念头涌入脑海。他不想向任何人借钱，也不打算借，这时候与别人讲道理会不起作用，而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唯有蛮横。不然，会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人死去。当晚，萧红被再次送进医院，没有住院费萧军强行让她住进三等产妇室，次日凌晨，顺利产下一名女婴，时间是1932年8月底。

隐约传来孩子的咳嗽声，突然间惊醒了萧红那母性焕发的梦幻。理智在清晰地告诉她现在做不了母亲，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又怎么可能抚养好孩子，更何况在这大水过后瘟疫肆虐的哈尔滨。回到**，她又进入那无边的梦幻里。

萧红不给婴儿喂奶、不愿见孩子的反常举动引起个别想抱养孩子的有心人的注意。第二天，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坐在床沿，絮烦而迂回地表达了抱养心愿，室内别的产妇亦凄然地听着。萧红受不了周围人同情的目光和让人难受的脸色，心里有如针刺，对那女人说：“请抱去吧，不要再说别的话了。”说罢，却再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将被子蒙在头上，一任眼泪肆意流淌。另两个产妇也凄然揉着发红的眼圈。打算抱养孩子的妇人明知萧红的心思，但还是坐在床沿上假意说：“谁的孩子，谁也舍不得，我不能做这母子两离的事。”说罢，扭扭身子假意离开。萧红感到像是被要挟，连忙掀开被子，眼泪和笑容同时凝在脸上，假装轻松地对妇人说：“我舍得，小孩子没有用处，你把她抱去吧。”这一刻，在隔壁熟睡的女婴自然不知道妈妈已将她送给了别人。

妇人来到孩子的小床前，看护妇边抹眼泪边向她述说这可怜孩子的遭遇：“生下六天了，连妈妈的面都没见过，整天整夜地哭，喂牛奶不喝，妈妈的奶因胀痛而挤掉也不给她吃。不知道这都是为什么?听说孩子的爸爸很有钱!这女人真怪，连有钱的丈夫都不愿嫁。”听着看护妇的话，妇人满怀同情地看着孩子冷清的小脸，过了一会儿，满怀欣喜地抱走了。

萧红有意规避与女儿见面，哪怕是最后一面。当妇人抱着孩子经过妇产室，她同样避而不见，只听见一阵嘈杂的声响。迫于无奈，她就这样放弃了第一次做母亲的权利。10年后，自感时日无多的萧红在医院里对守护在床边的骆宾基，还提起这早已送人的骨肉，喃喃说道：“但愿她在世界上很健康地活着。大约这时候，她有八九岁了，长得很高了。”死亡和生殖，在萧红身上，就这样纠结在一起，将孩子送人，是其内心深处讳莫如深的心痛。

再见到萧军，萧红轻淡地告诉他孩子已经送人了。男人被她那刚强、沉毅的眼光怔住，转而安慰说：“这回我们没有挂碍了，眼前的问题就是住院费。”萧军一边说一边紧握着她的手，内心对女人充满无限敬意，认为她真想得开，不愧是大时代的女人，同时也让他激发出面对困厄的巨大勇气和凌云豪情。

一周后，同室产妇都被家人接走了，萧红因为没有缴纳住院费而被院方滞留。医院庶务每天都向萧军追索住院费，萧军已然下定决心还是以蛮横的方式摆脱院方的纠缠。他只是在为拉萧红出院的车钱而奔忙，原本想把一件当宪兵时的制服当掉换钱，但拿出来一看早被床底的老鼠给咬破了。他只好为着五角钱的车费而另想他法，奔忙不已。

初拼文坛

1932年秋天，萧军在小饭馆里偶然与金剑啸相识，不久，通过萧军他也认识了萧红。金剑啸外表清秀、英俊，有着十分浓郁的艺术家气质，对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均有较深的造诣，深得二萧好感，过从较为密切。11月下旬，为了救济水灾难民，金剑啸发起举办“维纳斯助赈画展”。此举得到冯咏秋、高仰山、白涛、王关石、商誉民等成名画家的支持，纷纷提供国画、素描、油画等作品展出、义卖，其中大部分是金剑啸多年自藏的画作，如《地下的火焰》《五一的日子》《松江雪景图》，等等。萧红送去两幅粉笔静物画，一幅画的是两条萝卜，另一幅画了一双半旧的傻鞋和两个“杠子头”(即山东硬面火烧)。当时二萧还住在欧罗巴旅馆，这些也是萧红所能找到的可以作画的静物。那双傻鞋是萧军练习武术时穿的，饱受饥饿折磨的萧红自然更无能力购买绘画的颜料和器具。因而，这两幅静物画一方面传达出萧红对普通百姓生活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她当时艰窘生活的写照，更是与金剑啸友情的见证。萧军不擅绘画，但为此写了《一勺之水》的短文，刊于《五日画报》为此次画展所辟出的专页上，对之进行宣传介绍。

无论举办动机还是布置形式，此次画展在当时的哈尔滨都显得非常新颖，大开风气之先。这显然得益于金剑啸开阔的视野和新锐的艺术做派。只是，当时的哈尔滨饿殍遍地，普通百姓苦不堪言，根本无心留意画展，而有钱人势利吝啬，既不懂艺术更不愿关注他人死活，那些既懂艺术又有同情心的有识之士，又往往类似二萧自顾不暇，没有多余财力购买，加上组织者自身的一些欠缺，画展很快就结束了，义卖所得自然非常微薄。参与这次画展对于萧红的意义却非常巨大，从此，她一步一步走出狭小的生活圈子，从百无聊赖中慢慢摆脱出来，寻找属于自己的职业定位，也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朋友，日常交往渐渐活跃、丰富起来。不久，金剑啸辞去文牍员的职务，以画家身份创办了“天马广告社”，作为中共地下党与左翼文人联络的地点。社址位于道里中国15道街路北33号院内的一栋四层楼房的阁楼上。“天马广告社”对外承接绘画广告业务，这才有了萧红给金剑啸做“广告副手”的经历。

画展结束后，由金剑啸发起，参展画家们成立了“维纳斯画会”。画会经常在哈尔滨知名画家冯咏秋家里开办沙龙，1933年新年前后，二萧成了“牵牛坊”里的常客，结识了更多朋友。冯咏秋豁达豪爽，广交朋友，居住在道里区水道街(今尚志大街)公园附近一幢俄式平房里，与其同住的还有黄之明、袁淑奇(后改名袁时洁)夫妇。屋外是一片阔大的花园，热爱艺术的房主在里边栽花种草，尤喜牵牛花，院墙篱笆之下遍种无数。每逢盛夏，满园怒放的牵牛花一片姹紫嫣红，将这幢俄式老屋掩映得非常漂亮，“牵牛坊”因此得名，后来叫得俗了，亦名“牵牛房”。因此生发，大家把热情好客、乐善好施的冯咏秋称作“傻牛”，黄之明亦得绰号“黄牛”，袁淑奇被金剑啸戏称为“母牛”，萧红私下称之“小蒙古”。冯咏秋被中共地下党组织视为“左倾名士”，对他十分信任；而袁淑奇的哥哥是老共产党员，黄之明虽时任香坊警察署署长，但热爱文学积极支持左翼文艺活动，同情共产党。因“牵牛坊主”的这种背景，这里实际成了进步文化人聚会的地方，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相对安全的秘密接头场所，经常前去的除二萧外，还有罗烽白朗夫妇、金剑啸、舒群、达秋、白涛、刘昨非、吴寄萍等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牵牛坊”这种民间沙龙式的文艺聚会，当时在哈尔滨颇有影响。1933年，报纸上曾专门就此有过报道，在大幅“牵牛坊全景”的照片旁，附有说明文字：“中立者为傻牛冯咏秋，该坊之成立系冯君纠合一般文士每日工余齐集牵牛坊研究文学之处，闻不日将有作品问世。”

萧红在一次剧团事务讨论会上正式结识冯咏秋。大家都感到哈尔滨文艺活动的沉寂，继画会成立之后，大概是由萧红提议组织一个剧团。演剧是潜藏于她心底的梦想，这或许源于读小学时那次难忘的演剧经历。第一次讨论剧团事务，萧红便注意到里边有一个脸色白皙，多少有些像政客的人，且当天下午的讨论便转移到他家里。住惯了商市街潮湿阴冷的半地下室，陡然进入如此温暖明亮的牵牛坊，彻底解除了寒冷的威胁，萧红反倒感到浑身燥热不适。第二天是个假日，二萧再去，大家便熟识而随意。然而，萧红难以消受“牵牛坊”里的温暖，已然冻伤的脚遇热在鞋子里作痒得厉害，只好强忍着。这次，二萧结识了更多朋友。第一次见到黄之明，相互寒暄中，萧军意外发现他们是东北陆军讲武学堂的同学，萧红也正式认识了被其称作“小蒙古”的黄夫人袁淑奇。

剧团因种种原因不到三天便搁浅了，好不容易为此有了热情的人们又都星散。然而，萧红的沮丧和烦恼却还是为着难以克服的饥饿。二萧第四次进出牵牛坊正是新年前夜，主人约他们明晚前来过年狂欢，新结识的朋友也都热情欢迎他们加入，有人说：“‘牵牛坊’又牵来两条牛!”夜里，大家在一起欢闹的时候，女仆拿着主人给的三角钱去买松子，食不果腹的萧红见后很是为那三角钱可惜，想到自己和萧军几天来连饭都吃不上。聚会结束前，袁淑奇递给萧红一个信封，并告诉她回家后再拆开。从牵牛坊出来，人们纷纷想像着明晚在这里过旧年，将会比起今晚更有趣味。二萧却一点兴致也没有，他们真不知该如何应对每一个滚滚而来的饥寒交迫的日子。肚子依然饥饿，回家不知可以吃点什么。剧团搁浅的烦恼也就不值一提了。茫然走在回家的路上，两人交流着刚才吃松子的感受。在人家当吃松子是吃着玩的时候，饥饿的二萧都视作充饥，萧军告诉她吃松子的感觉就像吃饭一样，而这也是萧红最想告诉他的经验。意外的惊喜出现在他们秉烛拆信那一刻。细心而善解人意的朋友为了让他们过上一个稍微轻松的新年，在信封里放了一张十元的钞票。它驱走了二萧心头的所有焦虑，让他们感到一份久违的温暖，同时也沉浸在难以言说的感动中。第二天晚上，“牵牛坊”大宴宾客，二萧不可多得地饱餐一顿。饭后大家尽情狂欢，直到后半夜才星散而去。出门后，萧红一想到家里有张10元的钞票在等着她便有说不出的喜悦和力量，冒着寒风的步伐格外坚实，仿佛有了那张钞票便不再惧怕所有滚滚而来的日子。巨大的喜悦和兴奋过后，连她自己也认为“被十元票子鼓励得肤浅得可笑”。

“牵牛坊”带给二萧的不仅仅是温暖与友情，还有无边的快乐。在萧红短促的一生中，“牵牛坊”是少有几个给她充分带来快乐的地方。在这里，她结识了许多新鲜而富有个性的人物，开阔了视野，慢慢从一己的痛苦与哀怨中走出，有了更多参与社会的机会，创造力亦在渐渐被激发、点燃。对萧红而言，承载了太多苦难的1932年终于过去，1933年，在苦难中的萧红，其命运在悄然发生改变，虽然新年前两个月的困窘依然如故。由于萧军实在不善于教授国文，家教机会越来越少。眼见又快要断炊，萧红拿着萧军写的条子向黄之明告借，然后买回足够五六天的米面和木柈。饥寒的压力暂时缓释。不久，萧红自己也开始做家教补贴家用，然而前来学习的女生发现自己比老师年龄还大，且老师似乎也教不了更多东西，尔后就不再来了。

柳暗花明

1932年9月，方未艾从《东三省商报》社转到《国际协报》社与陈稚虞一起接替裴馨园编辑副刊《国际公园》。年底，计划在新年出版一份“新年征文”的特刊。见萧红整天在家无事可做，萧军和“牵牛坊”其他朋友都鼓励她写篇文章试试。长时间疏于文字表达，萧红刚开始非常缺乏自信。后来，萧军告诉她有方未艾在，只要写出来，送去的文章不会落选。当然，这也可能是萧军的一种鼓励策略。在周围人的鼓励下，不久，萧红完成了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方未艾读后十分欣赏，顺利入选征文，后来发表在《国际协报》新年增刊上，署名为“悄吟”。萧军认为这是萧红“从事文学事业正式的开始”。

《王阿嫂的死》顺利发表后，萧红重获表达的自信，找到了体认自身价值的方式以及生存的意义，表达欲望因此点燃。紧接着，她将自己从怀孕被弃东兴顺旅馆到产后出院这段噩梦般的经历，于1933年4月18日写成长达万余字的纪实散文《弃儿》。长春的《大同报》是伪满洲国的官方报纸，副刊编辑陈华是萧军的高小同学。萧军把《弃儿》投寄给陈华，5月6日至17日连载于《大同报》文艺副刊《大同俱乐部》。这篇长文发表后，萧红写作热情高涨，一发不可收拾。

与此同时，萧红几乎实现了自己的演剧梦想。

实现梦想

1933年7月，金剑啸和罗烽(1909—1991年)等人组织了一个半公开的抗日演剧团体，取名“星星剧团”。金剑啸担任导演和舞美设计，罗烽负责一切日常事务性工作。主要演员除二萧外，还有白朗、舒群、刘毓竹、徐志等。剧团先后排演了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的《居住二楼的人》(又名《小偷》)、白薇的《姨娘》和张沫元的《一代不如一代》(又名《工程师之子》)。在《小偷》中，萧军扮演受律师诬陷被迫做了小偷的杰姆，白朗扮演律师太太，刘毓竹扮演律师。萧红在《姨娘》中扮演生病老妇，舒群扮演家庭主妇的丈夫；而在《一代不如一代》中担任主角的徐志还只是二中的学生。剧团排演地点起初在位于道里三道街的民众教育馆，后来迁至牵牛坊。排演戏剧给这群心怀进步志向的年轻人带来充实与快乐，在嬉笑打闹中留下一些日后颇堪回味的趣闻轶事。排练《小偷》时，每当扮演律师的萧军举起手枪，对准扮演律师太太的白朗，要她“举起手来”时，白朗便禁不住大笑起来，怎么都难以入戏。多年后，萧红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滑稽情形，认为是“最有趣的事”。经过3个月的排练，剧团准备在民众教育馆演出，没想到对方提出要他们在“九一五”伪满洲国承认纪念日上演，以此表示对伪满洲国成立纪念的祝贺，大伙一听非常气愤，坚决拒绝。后来，罗烽又联系巴拉斯影院，最终仍然遭拒。恰在此时，徐志突遭被捕，一周后假释出狱，旋又失踪。很显然，他们的行动已遭到敌伪警特的盯梢，风声日紧，环境日趋险恶，剧团被迫解散。萧红很是为那些已经排演熟练而没有上演的剧目惋惜。

为了加强针对敌伪的宣传渗透，1933年8月6日，通过萧军与陈华的特殊关系，金剑啸、罗烽、姜椿芳等中共地下党员商定，在《大同报》创办由中共直接控制的文艺周刊《夜哨》。萧军把周围作者的稿件收集好之后，每周寄往长春一次，由陈华选稿发表。《夜哨》直到当年12月24日终刊，共出21期。萧红勤奋写作发表文章最多，几乎每期都可见到“悄吟”或“玲玲”的名字，作品主要有小说《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烦扰的一日》；散文《小黑狗》《渺茫中》；诗歌《八月天》等等。关于《夜哨》停刊的原因，一些萧红传记作者(如季红真、肖凤)都归结为刊载了比较敏感的题材而遭禁，并说陈华因此“不知去向”。这显然是人们基于已有经验对革命斗争的臆想。实际上，《夜哨》停刊完全因为稿件质量问题而非政治问题。陈华在《夜哨》最后一期发表《夜哨绝响》一文，明确表达了对文稿质量越来越差的不满，并最终决定终刊。《夜哨》上也并没有刊发过如肖凤所提及的，出自萧军之手关涉日本兵强奸妇女的文章。而且，《夜哨》终刊后，陈华并未解职，直到1934年上半年仍在《大同报》任副刊编辑，大概在7月间去沈阳另有他就。

二萧发表文章的机会多了起来，他们不再刻意寻找家教机会而是努力专心写作，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过着贫苦而快乐的卖文生活。有一次，在白俄很多的中国大街上，曾是萧红中学校友的杨范看见二萧在一起时的情形，多年后仍记忆犹新。萧军脖子上系了个黑蝴蝶结，手里拿着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上穿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蹬了一双萧军的尖头皮鞋，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二人边走边唱，就像一对流浪的艺人。二萧当时的快乐形像，亦给后来名满天下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留下深刻印像。赵一曼曾对方未艾说，第一次见到她们是在中央大街上，后来也常在大街上碰见，两人服饰都不十分讲究，悄吟还穿着一双男式的皮鞋，可是他们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一边行走，一边谈笑，风姿飘洒，旁若无人。二萧的快乐与兴奋，自然可以想像。经过如此漫长、艰巨的磨难，他们终于看到了希望，更重要的是，找到了人生为之努力的方向。况且，写作是他们热爱而又能获得自信的工作。**和亢奋充溢着他们当时的每一天。在那个富有梦想、个性飞扬的季节里，一个更宏大的计划在二萧心中酝酿成熟。1933年9月初，《国际协报》上刊载了一则出书广告：

三郎、悄吟著之《跋涉》，计短篇小说十余篇，凡百余页。每页上，每字里，我们是可以看到人们“生的斗争”和“血的飞溅”给以我们怎样一条出路的线索。现在在印刷中，约九月底全书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