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端木蕻良

萧红比端木蕻良大一岁，两人是1937年10月在武汉相识的。在认识端木蕻良前，与萧军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端木蕻良和萧红夫妇都是东北老乡，也都是文人，端木蕻良与萧红夫妇一开始就相处得不错，几个人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又像同志会，同吃同住，关系融洽而随便。他们经常讨论文学创作和时势发展，还扬言要组织宣传队，开饭馆等，年轻人经常又笑又唱又说又闹，把房顶都快掀掉了。

在这段时间里，萧红对端木蕻良很有好感，两人在一些问题上也有相同的看法。端木蕻良身材瘦高，穿着洋气，说话和声细气，性格内向，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好强、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当几人在争论问题时，端木蕻良一般都站在萧红一边，又从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只是采取迂回战术。这些都使萧红对他产生了好感。尤其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蕻良“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是其他朋友没有做过的。

过去只有鲁迅与胡风赏识萧红的才华，萧军嘴上不说，心里是不服气的，其他朋友也是如此。因此端木蕻良对萧红文学成就的赞赏，对萧红有特殊的意义，使她感受到来自一个男性对她才华的赞美。这就使两萧本已裂痕重重的感情生活面临着新的考验。萧军本人、萧红与端木蕻良都敏感地发现了三人之间关系微妙的变化。

萧红在临汾与萧军分别后，与端木蕻良有了更多的接触，常常主动找端木蕻良谈创作，谈她的身世。两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直到萧军又来到西安后，萧红提出与萧军正式分手时，萧红与端木蕻良也没有真正考虑过两人的关系。但两萧分手后，形势急转直下，两人感情迅速发展，1938年5月在武汉举行婚礼。

对于两萧的离异，朋友们大都感到惋惜，并且大都谴责端木蕻良是第三者，其实这是不公平的。当胡风提议让新娘新郎谈谈恋爱经过时，萧红说：“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但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合后，受到许多朋友的非议与疏远。她感到友情的封锁，这给她带来了新的烦恼与苦闷。萧红与端木蕻良最初结合是有感情基础的，但两人性格的差异日渐在生活中显露出来，互相都会感到失落与幻灭，感情悲剧也就不可避免，萧红尽管倔强勇敢，但毕竟需要丈夫的呵护与温存，况且在多难和病重时期更是如此。而端木蕻良从小就受到别人的照顾与溺爱，依赖性很强，又是生活能力很差的人，不会也不懂得要关爱呵护妻子，反而仍要萧红来为他操心受累。

1940年初，结婚一年多的端木蕻良与萧红由重庆抵达香港。萧红到香港是想寻求一个安静的环境从事写作。正是在这个“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声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浪潮、碧澄的海水”的环境中，萧红完成了她的代表作《呼兰河传》。在创作中的萧红虽然可以得到某种慰藉，而一旦回到现实则不免感到孤独和寂寞，这是由于萧红的身体虚弱多病，端木又忙于自己文学事务而无暇顾她的缘故。于是，端木与萧红的情感之间发生了微妙变化。

端木与萧红后期在香港的感情现状，用萧红自己的话：“是一种无法说出的痛苦。”萧红离婚后，选择端木时，应该比较理智。她当初也很清楚地看到端木的弱点，但她还是与他结婚，这就意味着她可以原谅并且容忍端木的弱点。但事实上，由于萧红特殊的性格和经历，她又无法做到。走在人生最后旅程上的萧红的感情是脆弱的，也是依附形的。在后来战争的环境下，她更是常常被一种无法把握命运的恐惧感所包围，于是更迫切地需要一种情感依托。这样，当她最后对骆宾基产生一种超乎寻常的特殊感情时，也就不足为怪了。

萧红与骆宾基

1940年1月，重庆遭到了日寇战机的狂轰滥炸，为躲避灾难，萧红拖着病体与端木蕻良飞抵了香港。这时，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咳嗽、头痛、失眠，但她在疾病和孤寂中仍倾力写作。重病之中的萧红因为沐浴着爱情的阳光，仍然乐观开朗。有一次刮十二级台风，端木忽然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说萧红病危。端木坐了船冒着风浪和生命危险，过海去看她。结果一到玛丽皇后医院，萧红睡得挺好，而且一见他来了还很高兴。端木告诉她护士给他打电话说她不好了，萧红就咯咯咯地笑。其实端木不知道这个电话是萧红自己打的。

萧红对这样的生活是不满意的。和她日趋衰弱的身体状况形成对比的是，她精神上的渴求更加强烈。她太需要爱，更需要一种依附和寄托。于是，又有一个人走进了她的生活。他就是骆宾基。

骆宾基是萧红胞弟张秀坷的好友。作为萧红同乡的东北人，他到香港后，自然很想认识女作家萧红和端木蕻良，并希望能够得到老乡的关照。一天，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与萧红相见并相识。当时在萧红的眼中他“中等身材，有着北方农民的魁梧，一张同属于北方农民的紫铜色长脸上常常写着质朴和沉思，鼻梁上架着一副棕色的眼镜，眼镜后面是一双不大却充满活力和感情的眼睛。”萧红并不否认对这双眼睛充满了好感。以后萧红将这位同乡介绍给端木，端木把自己在《时代文学》上连载的《大时代》停下来，发表骆宾基的《人与土地》，标题画则是萧红的杰作。为了感谢萧红夫妇对他的帮助，骆宾基经常去看望他们。而端木因忙于事务，经常来去匆匆。这样对于病榻中的萧红来说骆宾基的看望则减去了她的孤寂感。骆宾基投奔到端木蕻良那里，他暗恋上了萧红。

骆宾基，原名张璞君，1917年生于珲春市一个经营茶庄的小商人家中。骆宾基开始记事儿时，家里已经破产，只能靠变卖存货勉强为生。他13岁时到县立高小插班读书，1933年，骆宾基去北平读高中，因错过了报名时间，只好去北京大学旁听，到国立图书馆读书。1935年暑期，骆宾基回到珲春，想赴苏联东方大学就读，但边境已被日本关东军严密封锁，便转赴哈尔滨。在那里他幸运地结识了金剑啸等一批左翼文艺青年，得知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在鲁迅扶持下出版，让他备受鼓舞。他追循“二萧”的足迹奔赴上海，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阵营“报到”。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刚写完前两章，他就迫不及待地寄给鲁迅。当时鲁迅已重病在身，又是长篇的开端，便回信说一时恐难看稿。1936年10月，《边陲线上》即将收尾，却传来鲁迅逝世噩耗。骆宾基在悲痛、失望中鼓足勇气致信茅盾。经茅盾推荐，巴人任主编的上海天马书店准备出版《边陲线上》。淞沪战争爆发后，天马书店被炸，幸运的是书稿被巴人保存了下来。直到1939年11月，这部反映东北抗日义勇军斗争的长篇《边陲线上》，才由巴金任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八?一三”炮声一响，骆宾基立刻到抗战组织请缨，先是在“青年防护团”，不分昼夜地抢救、运送伤员，后来又参加了一支准备开赴敌后打游击的“别动队”。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以骆宾基为笔名，在《烽火》《呐喊》等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反映抗战的报告文学，后来结集成《大上海的一日》，这是他在文学战线上的第一声呐喊。1937年12月，骆宾基赴浙东嵊县从事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嵊县县委宣传部长。1940年，骆宾基因故失去党组织关系。整个40年代，他辗转于桂林、香港、重庆、上海等地从事文学活动。

对于骆宾基与萧红的感情，很多文中都有细致的描写，现摘编过来，锦上添花：萧红住院期间，对她怀有敬慕之情的骆宾基则长时间厮守在她身旁，以致护士小姐都以为他是萧红的丈夫。病中的萧红有着无限的思乡之情，骆宾基那一口浓烈的东北口音，配上他那娓娓动人的声调，对萧红不啻有种饮甘露而止渴的作用。他们在一起谈话往往显得很投机，骆宾基小萧红六岁，所以萧红总像姐姐关心弟弟一样与他拉家常。他们谈到东北老家的风俗习惯，萧红兴致极高，言谈中不免流露出对家乡深深的怀念。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萧红在九龙乐道。日军亦开始向香港发动进攻。当时九龙已陷于炮火之中，“炸弹声不绝于耳”。病中的萧红非常害怕，她有一种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空虚感，也迫切需要有人陪伴她。九龙很快被日军占领，九龙的难民冒着炮火逃往香港。萧红拖着疲惫的身体，也混在难民中逃到香港。端木将她安顿在思豪酒店。这时，滞留九龙的文化人基本上都逃到香港，但香港也危在旦夕。大家心里都明白，香港的沦陷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当时中共驻港机构和东江游击队正在组织文化人撤离香港。端木原来也准备乘机撤离，但看到萧红的病情他还是留了下来。柳亚子、周鲸文等人撤离香港之前，都分别来看萧红，向她告别。看到他们一个个离去，萧红感到十分伤感和悲怆，她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9日晚，端木护送萧红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五楼张学良之弟张学铭预订的一所大房间内。

这时的端木既要照顾萧红，又要考虑撤退以及筹款事宜，同时还要与文化人保持联系，因此显得非常忙碌。这样他不可能一直留在萧红身边。考虑到萧红身边又不能没有人，于是端木有时干脆请骆宾基多照顾萧红，“你不要走，陪陪萧红，我一会儿就回来。”骆宾基自然感到责无旁贷。

1941年年底，萧红因肺结核住院了。躺在病榻上，萧红对昔日恋人萧军的思念也越发变得浓烈。她思念萧军那种粗犷，思念萧军那种勇毅，甚至还怀念萧军有时候的铁石心肠……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萧红一直深信，她梦中的三郎要是知道此时她的痛苦，一定还会如当年一样，把她从深渊里拖拽出来。她是真的希望三郎到来啊，哪怕仅仅给她一个拥抱也好！“我爱他，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

在炮火声中，骆宾基的到来使脸色惨白又夹着恐惧的萧红，仿佛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惊喜。她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道：“你不要离开，我好害怕……”骆宾基反而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安慰她：“不要怕，我会一直在你的身边的。”

萧红点了点头。此刻，疲惫已极的她仍然紧紧握住骆宾基的手，慢慢地合上眼皮。骆宾基静静陪伴一侧。他感觉到她有一种怕被人抛弃的惊恐。好一会儿萧红才睁开双眼，看着静默中的骆宾基，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你就是最慷慨的。”萧红接着又说：“我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常常陷入与愿望相反的矛盾里，也许这是命吧。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

骆宾基心里清楚萧红所要表达的意思，过去他一直以为萧红与端木生活得很愉快，很幸福。可之后，听一些朋友讲，他们之间并不协调。另外，他在与萧红的接触中，也深深感受到她的那种心灵孤独和企望被别人关心的焦渴。骆宾基陷入了矛盾之中……

无可奈何花落去

萧红因呼吸道疾病恶化导致失语，医生认为是喉瘤，需要接受手术治疗。端木因亲戚曾在医疗事故中遭受重创而力劝萧红拒绝外科手术，但久病的萧红对健康的渴望实在太强烈，毅然签字接受手术治疗。由于战乱中的医院无法提供良好的护理，被草率手术导致伤口发炎，新伤旧疾耗尽了萧红那原本就虚弱的身体中的全部的生命力。

1942年1月12日，萧红被送入跑马地养和医院。端木突然回来，并带来行李，表示愿意住院护理萧红。傍晚，骆宾基回时代批评书店宿舍，安安静静睡一觉。13日，养和医院医生会诊后，误断萧红患喉瘤，遂进手术室开刀，割开喉管，致使病情转剧。傍晚，萧红与端木、骆宾基纵谈人生，说：“我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这样死，我不甘心！”端木和骆在床侧泣不成声，并商量如何挽救她。

这天，端木外出，萧红与骆宾基谈得很多，她说：“我早就该和端木分开了，我要回家乡去。你能不能先把我送到上海，送到许广平那儿就行了。”萧红情绪有些激动，她看着骆宾基颇为不放心的表情，接着说：“你不要为我担心，我不会在这个时候死的，我还有《呼兰河传》第二部要写，我会好起来的。”最后，她竟有点喃喃自语。突然，萧红眼中有一种凄楚和苍凉的神情，她冲着骆宾基说：“……骆君，到那时你肯娶我吗？”他不由地愣住了。

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18日，端木和骆宾基把萧红转入玛丽医院，重新动手术，换喉口的呼吸管。“她看见天空最后一次跌**移动，她看见人间最后的一截截肮脏的楼梯扶手，她看见天是黑的，风在天上一块紧接着一块走，她看见日本兵胳膊上戴着红箍儿，她看见世界痛苦地永远进入了晚上。”她向陪伴病榻的骆宾肌先生凄然口述了一个《红玻璃的故事》，意谓万念俱空，看破红尘。她之所以选择了亦为东北籍作家的骆先生一诉衷曲，自有一份隐楚，引发后人的破译兴趣自是情理之中。

1942年1月16日，她的喉管被痰阻塞，已不能出声。她自知来日可数，遂艰难地用手势要来纸笔，疾书了临终遗言：“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喘息片刻，再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此时的萧红喉肿、胸闷、呼吸困难，被送入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做手术时大伤了萧红的元气，身体更加虚弱。接着又将萧红送往圣士提凡女校改成的临时医院。21日晨，萧红回光返照，状颇愉快，吃了半罐头牛肉。那时，医务人员已全部撤走，护士也不见了。22日，这是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在红十字会临时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24日，端木操办萧红火化事宜，她的骨灰分作两部分，遵遗嘱有一部分葬在了香港浅水湾边，没有碑文，只有一个写有“萧红之墓”的木牌，孤零零地插在荒凉的坟前。另一部分秘密埋于圣七提反女校校园的山坡，其目的是想将来按照萧红生前遗愿，将骨灰移葬于鲁迅墓旁。

萧红怀了太多的恨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短促的一生极像后半部《红楼梦》的故事，几乎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从没有享受过繁华盛世。她又怎能甘心呢？可以说，萧红死于疾病，死于乱世，更是死于男人给她带来的噩运和伤害。而这一切，她都无力逃脱。“我这一生最大的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在她的作品《花狗》中，她写道： “这花狗一直躺在外院的门口，躺了三四天了。凡经过的人都说这狗老死了，或是被咬死了，其实不是，她是被冷落死了。” 这样凄凉的文字，只有萧红写得出。

1944年，在萧红弥留的44天里，是骆宾基照顾萧红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并将她安葬。后来，骆宾基对外宣称：萧红在端木离开以后，曾经答应自己，如果她的病情好转，一定嫁给骆宾基。在萧红生命的晚期，她写的文字惨痛之极：“我这个人不愿意受屈辱，可我这一生，总在别人的屋檐下……”“我好像总是要一个人走……我好像注定要独行……” 是的，人鸟低飞，一生流离。从逃婚时起，她就一直在乱世中漂泊逃难，从没在一个城市待过两年以上，从没哪一天能摆脱贫困和疾病的纠缠，特别是，从没遇到一个真正关爱她的男人。爱的挫折和剧痛犹如一把自伤的钝剑，长期戕害着她的心灵，吞噬着她的健康。

1947年3月，骆宾基为动员地方武装接受我军的改编，在前往哈尔滨途中于长春市郊不幸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先后在沈阳、南京被关押近两年才获释。1949年7月，骆宾基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之后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后来到山东，当选为省文联副主席。1953年，骆宾基被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专业创作，曾多次前往著名的蛟河县韩恩互助组“体验生活”，陆续写出几篇以东北农村生活为背景的短篇小说。1955年他因胡风案受牵连，后来被“下放”到黑龙江省尚志县苇河镇挂职副镇长。1962年，骆宾基调到北京市文联。

“文革”中，骆宾基最先受到冲击，与老舍等一起被批斗，但他一直没有丧失革命信念。1974年他被安置在北京市文史馆工作，开始从事古文字学研究，1994年6月，骆宾基病逝，享年77岁。

附录：萧红生平

1911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萧红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现哈尔滨市呼兰区）城内龙王庙路南的张家大院。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

1916年，外祖父将萧红学名改为张乃莹。

1919年，生母姜玉兰感染霍乱病故。父亲张廷举续娶梁亚兰，即萧红继母。

1920年，入呼兰县乙种农业学校（俗称龙王庙小学，现为萧红小学）女生班读初小。

1924年，入北关初高两级小学校女生部读高小。后转入呼兰县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

1927年，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就读。萧红喜欢文学和绘画，在校刊上发表过署名悄吟的抒情诗。

1928年，哈尔滨市学生维持路权联合会发起反日护路游行示威活动，即“一一九”运动。萧红参加游行，主动担任宣传员。

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

1930年，初中毕业，不顾家庭反对而出走北平，入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不久生活陷入困顿中。

1931年1月，萧红寒假中离开北平返回呼兰，被软禁在家中。同年2月底，萧红再次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3月中旬，两人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满萧红去北平读书，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汪恩甲为了顾及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萧红输掉了官司，回到呼兰，后随家搬到阿城县（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

1931年10月，萧红从福昌号屯经阿城逃到哈尔滨。一个月后与汪恩甲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汪恩甲却不辞而别。萧红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萧红因此结识萧军。

1932年8月7日，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由于萧红欠钱太多，旅馆不让萧红离开。萧红被人救出，到裴馨园家暂住。不久萧红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后夭折。出院后，两人住进道里新城大街（现道里尚志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1932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出，安家于道里商市街25号（现道里区红霞街25号）。

1933年3月，萧红参加了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她的两幅粉笔画。同年4月，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弃儿》，是她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随后发表诸多作品，踏上文学征程。

1933年7月，萧红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3年10月，在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萧红、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

1934年6月，因《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6月，因《跋涉》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端午节前一天，舒群夫妇在大港码头接了二萧，一起住在观像一路一号。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集中精力，勤奋写作，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称赞中国左翼文学一下子多了两个实力作家。

1934年11月，萧红、萧军与作家张梅林离开青岛抵达上海。在上海，萧红、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鲁迅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不久，叶紫、萧红、萧军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

1935年12月，《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署名“萧红”。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一举成名。

1936年6月15日，萧红作为最初发起人之一，与鲁迅、茅盾、巴金、以群等六十七位作家联合签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反对内战，号召爱国文艺工作者，发挥进步作用，创作优秀作品，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斗争。

1936年7月，因与萧军在感情上出现裂痕，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只身东渡日本。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萧红发表《海外的悲悼》等诸多作品用以怀念。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后便去万国公墓拜谒鲁迅先生的墓，表达哀思；3月，写下《拜墓诗——为鲁迅先生》，发表在4月23日的《文艺》上。4月，至北平与老友李洁吾、舒群见面，后又回到上海，此时和萧军的关系有所好转，参与了萧军编辑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的资料收集工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萧红、萧军不顾危险，帮助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躲过特务机关搜捕，保护他们安全转移。

1937年9月，萧红、萧军撤往武汉，结识著名青年诗人蒋锡金，住进他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5号的寓所。不久，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萧红、萧军与从东北各地流亡到武汉的舒群、白朗、罗烽、孔罗荪等青年作家积极投身于抗战文艺活动，并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萧红创作了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的发表，对宣传推动人民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1938年1月，萧红、萧军和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人应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公朴之邀，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担任文艺指导员；2月，临汾形势紧张，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4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5月，两人在武汉结婚。

1938年11月，萧红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产后第四天，萧红称孩子头天夜里抽风而死。产后萧红回到重庆，应邀写下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主要有《记我们的导师》《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

1939年冬，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黄桷树镇上名秉庄，住在靳以楼下。

1940年1月底，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8号。2月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大东酒店为二人举行欢迎会；3月，萧红参加香港女校纪念三八劳军筹备委员会在坚道养中女子中学举行的座谈会；8月3日，香港文协、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等文艺团体联合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召开纪念会，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萧红负责报告鲁迅先生生平事项，纪念会上还演出了萧红到港后写的哑剧《民族魂》。

1940年9月1日，《呼兰河传》开始在《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连载，12月20日完稿，12月27日连载完毕。

1941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中的萧红。后来萧红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发现患有肺结核。同年10月份住院打空气针治疗，因受医院冷遇，11月底萧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炮火，柳亚子先生应萧红之约，到九龙乐道萧红住处去探望她。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为喉瘤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渐复，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942年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女校设立的临时医院。1月22日上午10点，萧红病逝，享年31岁。

萧红作品目录

1932年春《可纪念的枫叶》

1932年春《静》

1932年春《偶然想起》

1932年春《栽花》

1932年春《春曲》（六首）

1932年7月30日《幻觉》

1937年6月20日《一粒土泥》

1933年4月18日《弃儿》

1936年8月9日《孤独的生活》

1936年12月12日《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1937年8月14日《天空的点缀》

1937年8月22日《失眠之夜》

1937年8月17日《窗边》

1937年10月17日《逝者已矣！》

1937年10月22日《小生命和战士》

1937年10月22日《火线外（二章）》

1937年12月13日《一九二九年底愚昧》

1938年2月20日《记鹿地夫妇》

1938年5月15日《无题》

1939年8月28日《茶食店》

1939年9月22日《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鲁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

1940年6月28日《〈大地的女儿〉——史沫特烈作》

1940年7月《回忆鲁迅先生》

1933年10月《跋涉》

1935年3月至5月间《商市街》

1936年《桥》

1940年6月初版《萧红散文》

1933年8月6日《两个青蛙》

1933年8月27日《哑老人》

1933年9月20日《叶子》

1933年11月15日《渺茫中》

1934年3月8日《患难中》

1934年3月8日《出嫁》

1936年5月6日《马房之夜》

1936年9月4日《家族以外的人》

1936年9月初《红的果园》

1936年（1936年9月20日首刊）《王四的故事》

1938年8月6日《黄河》

1938年8月20日《汾河的圆月》

1938年10月《孩子的演讲》

1938年10月31日《朦胧的期待》

1939年1月30日《旷野的呼喊》

1939年5月16日《莲花池》

1939年7月20日《山下》

1939年7月24日《梧桐》

1934年9月9日《生死场》

1940年12月20日《呼兰河传》

1941年《马伯乐（第一部）》

1941年《马伯乐（第二部）》

1938年3月初《突击》

1940年7月《民族魂鲁迅》

1936年10月24日《海外的悲悼》（致萧军）

1939年3月14日《离乱中的作家书简》（致许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