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沧桑

1931年10月，身穿蓝色林布大衫一无所有的萧红流浪在哈尔滨深秋的街头。

哈尔滨对于背离了家族的萧红而言已是一座“别人的城市”。其实，张氏家族在这座城里亲戚众多，在道里区水晶街还经营着粮米铺和皮铺生意。萧红再也不想和庞大的家族有任何瓜葛，即便每天这样衣食无着地流浪下去。最初，她住在中学同学家里，时间一长，即便人家不说什么，敏感自尊的她也会感到尴尬。为了尽可能地少在同学家吃饭，她每天一大早就出门在街市游**，等到同学晚上放学回来才回到同学家跟着吃顿晚饭。

10月中旬哈尔滨开始供暖，萧红的境况随着一天天愈益寒冷的天气变得严酷起来，寒冷在阻止着她流浪的脚步。

初冬的早晨，流浪在清冷、寥落的中央大街，萧红偶然遇见在东省特别区第一中学校读书的堂弟张秀璿(萧红二伯父张廷选之长子)。见二姐衣衫破烂、面容憔悴，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张秀璿心里非常难过，想与她就处理家族关系作一些沟通，便主动说：“我们去吃一杯咖啡，好不好，莹姐。”萧红接受了堂弟的友好邀请，两人在中央大街一家咖啡店坐下来。然而，即便对面坐着的是友好的堂弟，萧红仍然感到似乎是与所对立的家族坐在一起。两人都沉默着，侍者送上咖啡，他们各自搅动着杯子，发出叮的响声，以缓释相对无言的尴尬。

“天冷了，你也太孤寂，还是回家吧，姐姐。”过了一会儿，张秀璿终于打破沉默。

萧红不假思索地摇摇头。家，已是她讳莫如深的仇恨与心痛，那是一个不可能返回的所在。她不愿意在这个话题上延续下去，便以询问张秀璿的学校情况，诸如篮球队近来是否还活跃之类，截住了他下边要说的话。

“我掷筐掷得更进步，可惜你总也没有到我们球场上来。你这样不畅快是不行的。”弟弟谈自己时，总不忘对二姐的关照，因为她的不开心已然写在脸上。而他所谈及的在校情形对于面前的二姐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那是一个她付出了太过惨重的代价，最终一无所获的梦，是她难以言说的心痛。萧红想到，在这个家族里，读书似乎是男孩子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作为自己的唯一诉求却无人理会。她沉浸在心痛中，听不进弟弟在说什么，正如日后她对此时心情的描述：

我仍搅着杯子，也许漂流久了的心情，就和离了岸的海水一般，若非遇到大风是不会翻起的。我开始弄着手帕。弟弟再向我说什么我已听不清楚，仿佛自己是沉坠在深远的幻想的井里。

那只是一个关于求学的幻想，一个付出太多却一无所获的幻想。一杯咖啡不知不觉中喝完了。张秀璿叫来侍者续杯，萧红仍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一时似乎想起很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想。两年来，在这样一个不相称的年纪，却经历了太多变故，她感到无边的茫然，就正如眼下日复一日没有着落的流浪生活。面前的咖啡杯又满上了，壁间暖气片发出的小小嘶鸣再次将她拉回现实。弟弟一直在用他那深黑的眼睛注视着面前茫然的二姐。“天冷了，还是回家好，心情这样不畅快，长久了是无益的。”他仍不放弃劝说。

“为什么要说我的心情不好呢？”

不知为什么，弟弟的劝导再次莫名激起萧红对于整个家族的斗志，而当她反问弟弟之后，随即也感受到自身的脆弱。进到咖啡店里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从他们身上飘逸出的香气，让萧红感到那些人离自己更加疏远，甚至让她感到全人类都离自己十分辽远，觉得别人身上那份安闲而幸福的态度与自己一点联系也没有。她更意识到自己对弟弟的反问是那样任性，但总有一种力量在支撑着她那脆弱无比的自尊。

冷落的街道渐渐喧哗起来，张秀璿仍在坚持他的劝导：“莹姐，天冷了，再也不能漂流下去，回家去吧!”他甚至指出姐姐自尊背后的狼狈：“你的头发这样长了，怎么不到理发店剪一次呢？”萧红被这句话激动，那几乎快要熄灭的热力和光明鼓**着她对家族坚持说“不”。于是，他十分干脆地回答：“那样的家我是不想回去的。”

张秀璿听后很无奈地说：“莹姐，我真担心你这个女浪人!”

之后，他们便各怀心思地出了咖啡店。临分手，张秀璿还是把那句一早晨重复了多次的话再说了一遍：“莹姐，我看你还是回家的好!”萧红却更加坚定地回绝了弟弟的劝导：“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接受和我站在两个极端的父亲的豢养……”同时，她也拒绝了弟弟的金钱资助。

然而，这来自家族的关爱在萧红内心亦并非全然了无痕迹。五年后，她在散文《初冬》里写道：“弟弟留给我的是深黑色的眼睛，这在我散漫与孤独的流**人的心板上，怎能不微温了一个时刻？”

永远回不去了

因为自尊与执拗，萧红拒绝了与家族和解的任何可能，宁可在哈尔滨街头做一个女浪人。家，在她逃离的那一刻就已经永远回不去了。她在了解自己的同时，也更了解父亲。张廷举自然知道女儿在哈尔滨街头形同乞丐，然而，不可理喻的固执遮蔽了父女间的亲情，而且他的冷漠同样不可理喻。

哈尔滨漫长而严酷的冬天如期而至。清晨的扫街者每天都会发现冻死街头的乞丐或浪人。流浪街头的日子一天天变得更难打发，萧红常常在风雪之夜冒着被冻死的危险寻找住处。11月初的一天夜里，寒风无情地催逼着她在街上四处奔走，眼睛经受不住寒风的刺激，像哭一般地淌着眼泪。当她找到一处熟人家，用力敲打院门，寒冷让手套迅速粘结在门板上。她一边敲打一边呼喊：“姨母!姨母……”然而，她的求助同样像被寒冷冻结住，得不到任何回应。“姨母”全家早已睡下，只有院子里的几声狗叫回应着她的求助。

落寞而沮丧地离开熟人家，茫然中，萧红向另一熟人家赶去。一路上，她感到脚底下有如针刺。在这寒冷的冬夜，她对街边楼房里的每一家住户都生出无边的羡慕，每个窗口映照出的温暖灯光都会激起她难以遏抑的愤恨。想到那每一窗灯光背后一定有无尽的温暖与快乐，窗下一定摆着巨大而温柔的眠床。一如安徒生笔下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萧红对每一窗灯光都生出无限想像。她不敢停下匆忙行走的脚步，不敢放弃对住处的寻找。她清醒意识到不然自己就会像那个童话里的小女孩一样冻死在街头。在这样的冬夜，对眠床的向往，也让她自然想到呼兰老家的马房、狗舍。此刻，即便站在马房里也很安逸，狗舍里的茅草也可以使双脚变得温暖。

爬到熟人家的楼上，萧红感到力气在这个冬夜完全用尽，再多走半里也不可能，对于寒冷的忍受也到了所能承受的极限，急切需要一点热气温暖那已然麻木的双腿。然而，进到熟人家里才发现人家已是人去楼空。在空洞的房间里，面对搬家后的满地狼藉，萧红感到四周除了自己苍白的叹息，死一般的静寂。家的意义，在这个冬夜对于四处奔走寻找落脚之地的萧红来说，被放大到了极致。这是太过严酷的人生经验，她绝望地回到冬夜的街市，在街边一处卖浆汁的小摊上坐下来，将身上所有铜板搜集在一起，想喝一碗滚热的浆汁稍稍温暖几近冰点的身体和心灵——今晚的眠床在哪里，此刻已然变得次要。

幸运的是，萧红最终被来小摊买浆汁的一位年老色衰的暗娼收留，带回住处，让她不至于冻毙街头。醒来已是第二天早晨，街车的轰鸣震颤着整座简陋的屋子，摇晃着眠床，萧红感到自己就像睡在马路上，孤独而无所凭据。睁开眼睛，她发现睡在身边的都是些发出令人厌恶而隔膜的鼾声的陌生人，心胸顷刻涨满仇恨与憎恶，即便对那个深夜带她回家的妇人。她的颜面如同风干了的海藻打着波绉，一大早就在数落、责骂蹲在墙角的那个名叫小金铃子的小女孩，尔后，便开始向萧红述说昨晚她们之间的缘分。老妇人是浆汁摊的老主顾，平素都由小金铃子代买，昨晚因为小女孩不在家，所以只好亲自到小摊上喝浆汁。接着，她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开始体罚那孩子，将很大的雪块砸在她身上。萧红准备离开，老妇人要她留下一件衣裳作为昨夜提供住处的报偿，而等她寻找自己的套鞋，才发现早已被小金铃子偷出去卖掉了。刚才，老妇人对她的体罚就是为这个。萧红从她对小金铃子的数落中了解到，小女孩是其豢养着预备做雏妓的材料，只是目前还没有开始接客，她不断念叨着老的、小的都“不中用”。萧红从身上褪下一件单衫交给老妇人去当掉，算是一晚住宿的代价。她急于离开这里，在这狭窄、阴暗的空间里与她们待在一起，感到“好像和老鼠住在一起”；套鞋没有了，只好穿上一双夏天的凉鞋去接触冰雪的街面，屋外虽是白天，在她看来却有如“暗夜”，但还得无所畏惧地走进去。

冬夜流浪街头的经历，让萧红意识到自身处境的绝望。

完全被青春迷惑了

“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北的局势迅速恶化。萧红流浪哈尔滨期间，黑龙江守军与日军之间爆发了著名的“江桥抗战”。11月中旬，“江桥抗战”失败不久，齐齐哈尔沦陷，日军大量集结兵力进逼哈尔滨，形势十分危急，各大中学都提前放假。除了寒冷，日趋紧张的时局无疑也增加了萧红的生存压力。她本能地意识到，在如此混乱的时局流浪下去将是自寻死路。而要活下去，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回家或者再次投靠汪恩甲。此时，她对家族的仇恨与厌恶更甚于讨厌汪恩甲的庸俗。随即，在生路的抉择上，萧红选择了后者——那个多次破灭其梦想，令她鄙夷但或许仍然爱她的男人。当在哈尔滨街头流浪一个多月的萧红找到汪恩甲时，这个曾经令她无比屈辱的男人，或许还念着往日的情谊或依然心怀在法庭上违心作证的歉疚，还是背着家人慷慨接纳了她。11月中旬，两人再次住进位于哈尔滨道外区正阳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萧红从此结束了流浪街头的生活。东兴顺旅馆的老板十分了解萧红、汪恩甲的家庭背景，他们的住宿、饮食开销都是挂单消费，汪恩甲有时还向旅馆支钱满足他们的日常开销。当然，旅馆方面之所以如此优待，除了老板清楚两人殷实的家庭背景外，还与“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客商锐减、住宿业极不景气有关。

在旅馆同居的“寓公”生活，让萧红暂时没有衣食之忧，更重要的是躲过了严酷的冬天。然而，这毕竟不是她想要的生活，看不到前途和出路，汪恩甲的庸俗和恶习依旧，萧红陷于无边的精神苦闷中。但在当时，对她而言，活着大于一切，精神的苦闷或许是一种奢侈，她想用麻醉排遣苦闷而彷徨无着的内心，据友人回忆，困居东兴顺旅馆期间，萧红亦偶尔吸食鸦片，借此截断对未来的展望。

1932年2月，哈尔滨最终被日军攻陷。“九一八”事变后，这个东北地区的临时安全岛亦不复存在。困居旅馆的萧红同样感受着因时局变化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据梁静芝老人回忆，1932年春，萧红曾回过呼兰。那天上午刮着大风，天昏地暗，她衣着不整，头发蓬乱地闯进梁家院子。下午一个相貌堂堂的小伙子找到梁家，全家人都不认识，对方说来找张乃莹。进屋后，两人在里屋小声谈了很长时间，饭后便一起走了。梁家人后来才知道来人就是汪恩甲，并且了解到他们“已经结合”了。所谓“结合”，显然是指萧红和汪恩甲当时已公开同居。

萧红的悲剧或许在于，汪恩甲是她既想摆脱又不得不依靠的男人。事实上，她单独离开汪恩甲回呼兰之举亦并非偶然。据张秀珉回忆，1932年春天，萧红同样突然找到她当时就读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二女子中学校宿舍。来时，她和同学都还没有起床，面前的二姐衣衫破旧，蓬头垢面，狼狈不堪，样子很令人痛心。张秀珉连忙去找在同校就读的姐姐张秀琴商量。姐妹俩决定将她留下，且将各自的衣物、被褥拿出一部分供她穿用。然后，又征得训育主任和校长同意，让萧红在高中一年级插班。过了十多天，姐妹俩却发现萧红早已不辞而别，并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抗战胜利后从回到东北的张秀珂口中才得知她们的二姐最终又回到了东兴顺旅馆。

萧红此次不辞而别另有隐衷。在东特女二中住下来不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因而不便久留，愁苦之际汪恩甲又找了过来，便只好再次随他回到东兴顺。如果萧红回呼兰的日子是在她发现自己怀孕之后，那么，她回呼兰或许因为发现自己有孕在身，需要家庭出面让她和汪恩甲正式完婚，因而回家在亲戚中斡旋亦未可知。

绝望的等待

萧红困居东兴顺旅馆的这段生活留下了太多未解之谜，而最大的谜案莫过于汪恩甲的人间蒸发。1932年5月，身怀六甲的萧红已是身形笨拙。困居旅馆半年多，他们已欠下食宿费400元，东兴顺老板开始向他们催逼债务。一天，汪恩甲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从此音讯杳无，人间蒸发。汪恩甲此次外出的原因，多年来在萧红研究者中有多种说法，多半倾向于为了筹钱还债，而其一去不返，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为了逃避债务，故意借口筹钱丢下怀孕的萧红弃之不顾。因而，多年来汪恩甲一直背负着“无耻”“负心”的恶谥。更有人认为，汪恩甲之所以接纳萧红并与之在旅馆同居，本身就是对她逃婚、与表兄出走北平的刻意报复。如果真是如此，正如有论者所说的那样，那么，汪恩甲真的不仅是个具有刻毒的报复心，而且极有毅力将之转化为行动的人。或许，我们更愿意相信他只是个普通人。

需要澄清的是，这些关于汪恩甲的说法，只是后人的揣测而已，至今找不到任何证据。而持“汪恩甲说”者，认为汪恩甲是因其父汪廷兰1932年5月惨遭日伪特务暗算，壮烈殉国，为了躲避特务们的迫害而故意躲了起来，就此消失。这一说法看似合乎情理，但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想像。

汪恩甲何以抛下大腹便便的萧红和其腹中骨肉不顾，一去不返，并再也无人知其下落，或许是萧红研究中最令人沮丧的谜案。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至今仍是一片空白。不过，当时在日军占领下的哈尔滨局势混乱，普遍市民失踪被杀的事件屡有发生。从这个角度看，汪恩甲的失踪似乎又并不是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事情。他是否故意抛弃萧红，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应该另当别论，不能过于武断。值得注意的是，萧红在一些自述文章中谈人说事真率、坦**，可信度极高，但是，关于汪恩甲，在其著作、信件中却找不到只言片语，哪怕是影射的话亦不可见。爱憎分明如萧红，如果汪恩甲真是始乱终弃，她不可能在文字里没有丝毫的情绪表露。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她对汪恩甲的态度远非人们所想像的基于对方始乱终弃的怨恨那么简单。然而，汪恩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只有萧红自己最清楚，但她对此一向讳莫如深，外人也便更不得而知。“汪恩甲之谜”只有等到新材料的出现，或许才有可能得以破解。

萧红在东兴顺旅馆急切地盼望汪恩甲回来。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杳无音信，太过久长的等待，让她渐渐断绝了男人会回来的欲念。腹中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七八个月的身孕让肚子凸起得像个小盆倒扣在身上，身子一天天笨重，成了无边的累赘。旅馆老板早已失去耐心，男人不见回来，便将她作为人质扣押起来，从客房转移到二楼甬道尽头一间霉气冲天的储藏室里，并派人监视起来以防跑掉。那一时期，在大都市开设旅馆或饭店的人，大多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绝大部分是地痞、恶棍，或者与官府、黑道全有勾结。东兴顺老板准备再等一段时间，如果汪恩甲仍不回来，就将萧红卖进哈尔滨道外的“圈儿楼”(妓馆)还债。失去人身自由，重孕在身的萧红再次陷入可怕的难以想像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