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自己

汪恩甲走后，困居东兴顺旅馆的萧红，开始对他还有所期待，在其《自集诗稿》里有一首《可纪念的枫叶》，似在表达汪恩甲走后留给自己的寂寞、相思与懊恼：

红红的枫叶，

是谁送给我的!

都叫我不留意丢掉了。

若知这般别离滋味，

恨不早早地把它写上几句别离的诗。

而随着男人返回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百无聊赖中，她不禁感慨起多舛的命运，《自集诗稿》中的《偶然想起》一诗写道：

去年的五月，

正是我在北平吃青杏的时节，

今年的五月，

我生活的痛苦，

真是有如青杏般地滋味!

在这首诗里，萧红由1931年春天和汪恩甲在北平求学未果，进而感怀眼下一个人困居旅馆的不堪。但在时间上似乎记忆有误，或许，只是由1932年5月汪恩甲的离开，进而简单联想到“去年的五月”。事实上，她和汪恩甲在1931年3月底就离开了北平。

自6月下旬开始，哈尔滨一直阴雨连绵。汪恩甲长期未归让旅馆方面也渐渐失去耐心，老板对萧红的催逼更加严厉，她在苦雨愁城中度日如年，内心无比焦虑，同时渐渐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可怕困境。进入7月份，萧红内心的焦虑犹如屋外的雨势，丝毫不见缓释反而愈趋浓重，渐渐生出虚无、绝望之感。漫长的雨季让她那近乎囚禁的储藏室霉气刺鼻，她自己也说不清有多长时间没有走出过这间几乎快要霉烂的小屋。萧红意识到危险在一天天迫近，但她更意识到要离开这里所能倚靠的只有自己。即便在无边的困境面前也不肯束手待毙，这就是萧红的性格。事后看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性格拯救了她自己。

梦的结缘

哈尔滨有一家商办性质的私人报纸，名叫《国际协报》，每天出一张，共四版。文艺副刊占据第四版二分之一的版面，主编老斐在其上开设“老斐语”专栏，每天写上三五百字的杂感或散文，比较隐晦地针砭时弊，表达普通人的诉求，深得读者欢迎，在东三省有比较好的口碑和销路。老斐，本名裴馨园(1895—1957年)，是一个善良、内向，富有正义感、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其主编的《国际协报》文艺副刊上集聚了三郎(萧军)、琳郎(方未艾)、黑人(舒群)、南蛮子(孟希)等一批富有朝气的年轻作者。这也是文艺副刊深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困居旅馆期间，萧红和汪恩甲也是《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的读者，亦有资料表明，萧红在1932年5、6月间曾向该刊投过诗稿，署名“悄吟”。虽然没有发表，但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感情给编辑和裴馨园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像。此时，近乎绝望的萧红能够想到的，就是向手边的《国际协报》投稿求助。大约是在1932年7月9日，她向裴馨园发出了求救信。此前，她向北平的李洁吾发出过求助信，但一直没有回音，她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空等下去了。

7月10日，裴馨园阅读完萧红的求救信，随即在周围的几位年轻作者中间传阅了一遍。大家了解到求助者就是那位署名“悄吟”的作者，都非常关心，而当读到诸如“难道现今世界还有卖人的吗？有!我就将被卖掉……”这样滚烫的字句时，大家震惊之余备感气愤。

裴馨园与身边几位年轻作者商量，决定次日先到东兴顺一探究竟。当晚回家，他向夫人黄淑英谈起白天那位“有趣”的求助者，想起信中那些充满责问语气的话语不禁笑了起来，对夫人说：“在中国人里，还没有碰见过敢于质问我的人呢!这个女的还真是个有胆子的人!”

萧红求助信的全貌现在不得而知，但从当时阅读者所记住的只言片语以及他们的情绪反应来看，我们自然可以推知，她当时对自身所处绝望之境的感受。即将被发卖的命运早已让她顾不得矜持，而对善良者的责问一方面源于她那焦灼不堪的内心，另一方面或许也是她渴望引起别人注意的策略。命途多舛的萧红无疑又是幸运的，她那没有任何预留空间的求助真的感动、激愤了一批善良的中国人，在信中她也强调“我们都是中国人”。

7月11日，裴馨园带领编辑孟希等三人找到东兴顺旅馆，向茶房问清萧红所在的房间，便上到二楼南头敲开房门。裴馨园看见那间阴暗的小屋内，除了**的被褥、破旧的书报、纸张和一个旧柳条箱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那个发出求助信的女子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大衫，赤脚趿着皮鞋，白皙的脸上一双惊恐失神的大眼睛正盯着他们，面对四个陌生青年男子的突然造访显得有些不安。裴馨园与她大约交谈了十多分钟，除了对其遭遇表示同情，还进行了一番安抚，说将会与旅馆交涉，决不至于让旅馆将她卖掉。

离开房间，裴馨园找到东兴顺老板，向他出示记者证，正告对方不得虐待二楼那位女子，照常供给伙食，一切费用由报社负担。这样的话，旅馆老板虽然很不愿意听，但做买卖的毕竟不敢轻易得罪当时所谓“吃报饭的”，唯恐遭到报纸抨击，生意难以做下去。交涉完毕，裴馨园带领三人扬长而去。出了旅馆，四人为刚才老斐的吹牛大话相视大笑。因为，他们中除了裴馨园稍微富裕一点外，其余三人均有时连饭都吃不上，萧红那笔巨额欠款，他们显然无力负担。

但是，萧红那窘迫、危难的境况还是给了裴馨园一行深深的触动，觉得有责任把这个无助的弱女子搭救出来。当晚，裴馨园在道外区的北京小饭店召集一帮朋友吃饭商量救助对策。席间，他向没有去旅馆的三郎等人述说求助女子的现状和约略的过去。众人听后纷纷想着办法，有人愿意抽出部分薪水替她还债，有人为她筹划将来的职业。然而，对于这群自身都非常困窘，寂寂无名的作者、编辑来说，实际上也只是说说而已。他们也只是一群富有同情心的弱者。众人纷纷表达同情与爱心的时候，唯独那位名叫三郎的年轻人对他们说：“我什么也不能做，我一无所有，只有头上几个月未剪的头发是富余的，如果能换钱，我愿意连根拔下来。”众人都笑着说“三郎醉了”。而当裴馨园寄希望于三郎卖文章换钱时，他反问道：“天啦!在哈尔滨写文章卖给鬼吗？何况我又不会写卖钱的文章!”

三郎的话似乎击中了大家的痛处，一下子浇灭了众人刚才还十分高涨的情绪。包括裴馨园在内，大家顿时心情黯淡，分散而去。

据孟希晚年回忆，当年他住在道里区西六道街路南靠近新城大街的一栋房子的二楼公寓里。楼下便是道里区税务局，局长姓张，其兄从呼兰来哈尔滨做客。这位乡绅每晚都和他在门前乘凉聊天，似乎很谈得来。从东兴顺旅馆回来当晚，颇以为参与了一件好事的孟希，饶有兴致地向那位乡绅聊起白天的经历。谁知对方竟没有听上几句便不辞而别，令他一时大惑不解。第二天去问裴馨园，才知道那位税务局长就是悄吟的六叔，而那位乡绅就是她的亲生父亲。孟希后来仔细一打听果真如此。

今天看来，孟希所回忆的这段近乎“小说家言”的掌故似在真假之间，但还是有比较大的可信性。不容置疑的是，萧红在旅馆困居这么长时间，张家肯定十分清楚，东兴顺老板也正因为熟悉张、汪两家的背景才让他们赊账住宿。特别是汪恩甲走后这两个月萧红的危难之境，作为生父的张廷举应该有所耳闻。然而，亲生女儿如此危难，终究不能打动他那毕竟血浓于水的亲情，甚至一点恻隐之心。家族脸面真的就让这位父亲恨不得女儿早日死掉，或者，在其心中这个女儿已然死掉。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位温文尔雅的乡绅委实是位极度冷漠的父亲，在对待女儿的态度上似乎难以见到一点人性的光芒。然而，这样的父亲在当时并非个例，太多在旧式婚姻中挣扎的女性的悲剧，往往就因为遭遇如此冷血的父亲。

裴馨园他们的造访让焦灼不堪的萧红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即便是一根稻草，此时她也不敢轻易放弃只是死死抓住。7月12日中午，她给裴馨园打了几通电话，因为他本人不在，每次接电话的都是坐在主编座位上替他处理外来稿件的三郎。他知道电话那头就是昨晚大家所谈论的无助女人，但并没有与之答话的兴致。三郎的“冷漠”基于他对慈悲和同情持有一种独特的理念。在他看来，明知道自己没有半点力量能够帮助别人，又何必那样沽名地假慈悲？昨天裴馨园邀其一起前往旅馆探访，被他毫不犹豫地推却了。

此时的张乃莹自然不知道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已然出场。如果没有这个名叫三郎的男人，她的人生就止于“张乃莹”这个名字，换言之，如果没有三郎，就没有后来那个名叫“萧红”的女人。

话说三郎

“冷漠”的三郎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就是后来的萧军。

萧军(1907—1988年)，原名刘鸿霖，又名刘蔚天，1907年7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曾在东北讲武学堂学过军事，因打抱不平打了教官被开除，后在东北军中任下级军官。“九一八”事变后，愤于东北军不抵抗而离开部队，与好友方未艾一起到吉林舒兰，企图策划当地驻军抗日，事败，携家眷潜入哈尔滨。哈尔滨沦陷后，因无经济来源而陷于困境，不得已将妻子许氏和两个女儿遣回老家，自己准备伺机参加游击队抗日。其间，以“三郎”的笔名写点文章糊口，在向《国际协报》副刊投稿过程中，被裴馨园相中，请去帮助编辑儿童专刊和处理外来稿件。

裴馨园除主编《国际协报》副刊外，还兼任《哈尔滨公报》副刊《公田》和《五日画报》等报纸的编辑，每天事务繁忙。三郎的质朴、能干深得裴馨园的信任，不仅请他帮忙处理稿件、校对清样，最后，《国际协报》副刊就索性由其选稿、编辑并代跑印刷厂，联系一切难以处理的事务，自己只是签签名，看看报纸版面的安排，主要应对其他编务。后来，裴馨园干脆让三郎搬到他家居住。三郎的稿酬、编务费所得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对萧红求助的冷淡，除了自感无任何力量帮助别人之外，还与他对社会现状有超出常人的认知有关。他此前曾在哈尔滨当过宪兵见习生，白天在街头、饭店纠察军事纪律，晚上到戏院、妓馆维持秩序，见过太多遭遇不幸的青年女子。或许，在他看来，萧红的遭遇不过是太过平常的女性落难罢了。

当天下午，忙于事务的裴馨园打电话派舒群和另一位外号“冯大胡子”的作者到旅馆看望。二人回来说求助女子的情绪有些狂躁，甚至有些“疯狂症”。在一时找不到救助办法的情形下，裴馨园想到首先应该让困境中的悄吟在情绪上安稳下来，考虑到是位知识女性，便决定让三郎送几本书给她，并写了一封亲笔信一并带上。

初次相见

改变二萧人生轨迹的见面，就发生在1932年7月12日的黄昏。

茶房把三郎带到萧红房门前便走开了。敲开房门，在极其暗淡的光线里，他看见一个女人模糊的轮廓，半长的头发散乱披挂在肩头前后，苍白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流露出惊恐的神色。当她得知来人找的是张乃莹时，才将他让了进去。相互对视的片刻，萧红意识到可能是李洁吾托朋友来看自己，顿时惊愕而兴奋地叫出声来，随即打开室内的电灯。三郎拿出裴馨园的信，她双手捧信而读，并不停颤抖，脸色升沉不定地变幻，身子紧偎在门旁。三郎不知道眼前这个无助的女人是多么害怕他交了信便马上离开，要用身子挡住他的去路——她实在太孤寂、太无助。男人坐下来，在灯下仔细打量眼前这个之前同事们所描述的已经有些“疯狂症”的女人。萧红当时的样子，近半个世纪后，萧军依然清晰记得：

她整身只穿了一件原来是蓝色如今褪了色的单长衫，开气有一边已裂开到膝盖以上了，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拖了一双变了形的女鞋；使我惊讶的是，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形，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了临产期了。

裴馨园的信萧红双眼定定地看了几遍，当她了解到来人并非李洁吾所托的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但是，从信中得知来人就是三郎，又难以压抑兴奋。她拦住起身准备离开的陌生男人：“你就是三郎先生，我刚刚读过你的文章，可惜还没有读完。”说话间，拿起丢在**的一张旧报纸指给他看，三郎看见上边的文章正是自己正在连载的《孤雏》。

“这里边有几句对我脾胃的话，我们谈一谈……好吗？”

对于眼前这个女人的诚恳请求，男人迟疑了一下，但终于还是坐了下来。两人斜对着坐在桌边，刚开始他们在相互凝视中竟然谁也找不到第一句应该说的话。三郎更清楚地看见女人苍白而憔悴的脸色和毫无血色的嘴唇，但那双智慧的大眼睛却在渐渐散发光彩。他感觉不出这女人的疯狂症在哪里，只感到她的眼光在灼热自己，同时，也渐渐感受到这个陌生女人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丽。

萧红开口打破相对无言的尴尬，作为房间的“主人”，她指点着桌上污旧的信封、破碎的旧报纸、未洗的碗碟和乌木筷子，还有地上的碎纸屑，非常歉疚地说实在凌乱得不成样子。随着她的指点，三郎发现凌乱堆放在**的一张诗稿，半幅铅笔素描画，还有仿照魏碑《郑文公》字体勾下的几个“双钩”大字。当他得知这诗、画、字，都出自眼前这个陌生女人之手，难以压抑的兴奋和喜悦侵袭着他，此前一刻的陌生感顿然烟消云散，他感到世界、季节还有情感都在变幻。

那边清溪唱着，

这边树叶绿了，

姑娘啊!

春天到了。

1978年9月28日，已然古稀之年的萧军仍清楚记得近50年前与萧红见面时，这首令他改变所有观感，题为《春曲》的小诗。萧红前一刻所给予的“那一切形像和印像全不见了，全泯灭”，他感到她应该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并暗自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