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汪恩甲

对萧红的出走，汪恩甲和哥哥汪大澄持有不同的看法。痛惜家族脸面的汪大澄，自萧红出走后，便对弟弟与张家的婚约不抱任何希望，一心想解除而后快。父亲死后，维护家族声誉自然是这位长子的责任。但汪恩甲对萧红仍然抱有好感。在他看来，萧红虽然出走北平，但与陆哲舜毕竟并非同居。他自己到北平萧、陆住处亲眼所见的事实也是如此。所以，他对与萧红的婚事仍然有所期待，这或许源于他对萧红有比较真诚的爱恋。

回到哈尔滨，汪恩甲将萧红安顿在位于道外区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从出走的那一刻起，萧红便意识到与背后的家族渐行渐远，此刻，即便回到哈尔滨，呼兰近在咫尺，却是她最不愿面对的地方。如同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她实在没有回家的勇气，更重要的是，从那个家里已经得不到任何安慰，有的只是责难、呵斥与诅咒。家，之于她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

年关将近的哈尔滨热闹而繁华，走在大街上，萧红内心却油然而生一种荒寒之感，看着走在前边的汪恩甲，她想到还是要把自己嫁出去。比起陆哲舜，在没有解除婚约之前，汪恩甲是她更为合法的依靠。经过这次出走与回归，萧红对男人之于女人的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她明白要实现心中那个北平求学梦，脱离对于自己已然失去意义的家庭，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给予她足够支持的男人。汪恩甲自然不是理想的对像，但面对无边窘境，她已经没有更多选择。她甚至想到，以自己的力量还可以塑造这个虽然有些堕落、有点庸俗但实在仍然爱她的男人。

在旅馆，他们对未来有所设计，萧红答应嫁给汪恩甲，但必须两人一起到北平继续读书。急于想同居的男人，假意认同了她的想法。带着美好的憧憬，萧红在旅馆里度过了一段平静的年关岁月。汪恩甲还给她添置了一些高档衣物。

1931年2月下旬，当萧红自以为已经说服汪恩甲，不久就可以一起到北平上学，从而实现求学之梦时，新的矛盾却又扫**了她那即将梦想成真的喜悦。汪大澄听说弟弟将萧红从北平接回，并在旅馆同住，十分气愤，大骂汪恩甲懦弱无能，辱没家门，只是碍于脸面没有找上门将令他失望的弟弟拉回来。萧红或许没有意识到与汪恩甲的婚事，已经不是自己是否愿嫁而是汪氏家族是否愿娶的问题了。出走的恶谥足以降低一个女孩的身价，而被公众唾弃、被道德放逐。为了让弟弟回家，汪大澄截断汪恩甲的经济供给，等他回家取钱，趁机扣住。一直不见汪恩甲返回，萧红亲自赶到汪家，却被汪母和妹妹骂了出来。临了，汪大澄站在门口严厉告诫萧红一定要与其弟解除婚约。汪恩甲挣扎着要逃出家门和萧红一起返回市里，被家人硬拉了回去。

萧红一个人懊恼而沮丧地回到旅馆。刚刚经历的奇耻大辱令其气愤难当，同时也激发出昂扬的斗志，第二天便找来律师拟好一纸诉状，控告汪大澄代弟休妻。福昌号张家在哈尔滨同样颇有势力，社会关系较广。张氏家族虽然痛恨萧红此前的举动，但这次告状毕竟关涉家族荣誉，所以张廷举、梁亚兰还有其他族人都参加了其后不久的庭审。萧红还打电话给同学刘俊民的爱人，通知她也来参加以壮声威。开庭审判中，眼看汪大澄即将败诉，汪恩甲怕哥哥受法律处分，并为了保全哥哥的名声，最终当庭承认不是由于汪大澄的横加干涉而是出于己愿要解除婚约。于是，法庭当场取消了汪恩甲和萧红的婚约。这戏剧性的结局令在座的张氏族人无话可说，不愿多看萧红一眼，纷纷黯然离席。离开法庭后，虽然汪恩甲一再向萧红解释刚才的解除婚约是迫于情势并不算数，但她还是难遏盛怒，离开了这个男人。

庭审无疑更让整个张氏家族颜面尽失。张廷举和一帮亲属只好忍气吞声地返回。他觉得有萧红这样的女儿，做父亲的已是无可奈何，自然不去理会女儿的心情。突遭如此变故，萧红的沮丧与懊恼更是难以言说，由此，她初步意识到自己的任性与幼稚。她更没有回家的勇气与愿望，在沈玉贤家里住了几天，在同学的劝解、安慰下，心情稍微好了些。

第二次的逃亡

自萧红离开北平，李洁吾为她的命运忧心不已，不知她能否再来。他写信给陆哲舜打听萧红回家后的情况，好不容易得到回信说她已经回呼兰，但被家里软禁，还患了神经病。不久，他又得到陆的第二封信，说如果有五元钱路费，萧红就可以乘车逃出来。这令李洁吾非常振奋，马上想办法在北平兑换了五元“哈尔滨大洋”的票子，并将它小心贴在戴望舒《我的记忆》一书硬封皮的夹层里寄出，在信中暗示萧红“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越往后就越要仔细地读，注意一些。”李洁吾想让萧红能够发现这张钞票，想办法从家里早点逃出来。但在1931年2月末，他突然收到陆哲舜拍来的一封电报，说萧红已经乘车返回北平。李洁吾计算好时间到车站迎接，却没有接到，赶到西巷萧、陆住处，耿妈告知：“小姐回来了，放下东西便找你去了。”等他赶回北大宿舍，一直挂念的乃莹已经等在那里。这次回来，李洁吾见她焕然一新，外穿一件貉绒领、蓝绿华达呢面、猓子皮里的皮大衣，还给自己带了一小瓶白兰地和一盆马蹄莲花。

身心俱疲的萧红重返北平不久便病倒了，连续几天发着高烧。想到她一个人病倒在孤寂的小独院里，李洁吾非常放心不下，天天前去看望、尽心照顾，陪她聊谈缓解寂寞。大约过了一周，萧红的病情才渐渐好转，能起床吃点东西，与李洁吾谈话的时间也多了些。但是，当问到回哈尔滨后的情况，以及这次是如何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萧红总是避而不谈。回哈尔滨的经历显然是她最不堪回首的伤痛，她不想让人了解，即便是李洁吾。然而，她的沉默在显示其坚强、自尊的同时，也彰显其脆弱与无助。这就是萧红的基本性格，正如张抗先生所说：“萧红的自尊心很强，同时却又很脆弱，因此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是在寂寞孤独中度过的。”

很显然，官司失败之后，以萧红的个性，她最不愿面对的就是家人。对于四处寻找她的汪恩甲，她自然不想再见，不想给他表达歉意的机会，更无法原谅。不想回呼兰，但是长期待在同学家里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唯一可去的地方，仍是北平那已经租好的小独院。在那里，一个人可以静心疗治受伤的心灵，重获安宁。刘俊民晚年回忆，萧红这次回北平得到过陆哲舜的帮助，他早已替她买好了车票。临行前，萧红还到东特女一中高中班与其告别，并嘱咐如果汪恩甲来打听，不要透露任何消息。

新学期开学在即，李洁吾又收到陆哲舜的来信，托其照顾萧红，并希望能够帮她继续上学。但是，以李洁吾当时的经济状况，实在无力替萧红缴纳那笔十分可观的学费，去找萧红商量，她也同意等陆哲舜回北平再说。

一天傍晚，正当二人在室内闲谈，听见有人叩门，随即耿妈进来说：“有个人找小姐。”萧红立即起身准备出门去看，来人却径直闯了进来，与她在门口打了个照面。萧红大吃一惊，正当错愕之间，那人进屋后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萧红回过神来站在他背后向李洁吾伸了伸舌头，做了个鬼脸。正当李洁吾心里猜疑来人是谁，只听萧红向他介绍说：“这是汪先生。”李洁吾旋即向面前的“汪先生”点头致意，并说明自己是陆哲舜的朋友，听说乃莹回来，特来看望。对方没有理会，仍是一言不发。

此人正是汪恩甲。此时，他显然对萧红单独与别的男人在一起心存疑忌和不满。过了片刻，见李洁吾仍不起身告辞，便大显其纨绔习性，从口袋里掏出一摞银元，往桌子上一撂，然后用右手漫不经心地一撂一撂地摆弄它们。一枚枚银元从他手里跌落下来，冲击着桌面上的银元，发出清脆的叮声。他反复着这幼稚的游戏，似乎在欣赏银元相互撞击的声音。那一刻，三人都僵持在屋内，萧红不知所措，表情木然，李洁吾坐在那里更倍觉尴尬。室内的空气似乎不再流动。僵持片刻，李洁吾起身告辞，萧红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出来送行。

晚上，因不放心萧红，李洁吾又去了西巷，见屋子里没有灯光，也听不见说话的声音，便没有叩门就回北大了。此后的几次拜访也都是如此情形。过了一段时间再来，敲门后耿妈告知“小姐他们出去了”，并告诉他前次来的那个男人就是“小姐的未婚夫”。从此，李洁吾便不再去西巷，只是给陆哲舜写信告知所见到的情况，催促他快点返回。

至今没有资料说明汪恩甲就是一个纨绔恶少。他毕竟接受过新式教育，而且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可能优裕的家境令这个汪家小儿子染上了些纨绔习气。此次追到北平，他可能一方面为自己在法庭上撒谎而心怀愧疚，想对萧红有所弥补以缓释心中不安；另一方面，也许还是比较珍惜与萧红的姻缘，虽然家人强烈反对，但还是不想就此放弃。而且，以当时人们普遍的性道德他也不能放弃，因为他们已经同住过。

高原原是哈尔滨法政大学预科的学生。1929年，萧红在徐淑娟家里与之结识，从此成了相投的朋友。1930年，高原在来北平读书之前就知道萧红也即将到北平读书的消息，只是后来一直没有打听到她具体就读的学校。次年初春，原来哈尔滨的同学张逢汗来北平，在其带领下高原终于找到萧红住处。进屋后，萧红拿瓜子招待他们，高原见她衣着朴素、单薄，室内布置极其简陋，聊谈中得知她的生活十分贫苦，常常要拿几册书到旧书摊上卖，得些钱维持生计，每天从西单徒步去东四上学，连买电车票的钱都没有。高原注意到墙壁上挂着一张用铅笔描画的头戴鸭舌帽的男人头像。萧红连忙指着素描画介绍：“这是密司特汪。”并解释这是她就着灯影描绘的，接着，很平静地告诉他们自己即将和“密司特汪”结婚。高原听后，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和压抑，感到乃莹在谈到自己的婚事时没有表露任何感情，好像在谈一件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临别，萧红送出大门口，门洞里吹来一阵风掀起她单薄布衫的下摆，她连忙用双手捏住布衫两侧的“开气”，顾不得与高原他们握手道别，不住地看着他们点头，表情有些木然。高原偶然抬眼回望，只见一个男子的头部从玻璃窗里伸了出来，正在向他们这边看。他随即想到那便是萧红所说的“密司特汪”。

呼兰，没有归宿的归宿

萧红和汪恩甲在北平待了将近一个月。见汪恩甲既然找来了，她还是像在哈尔滨一样，想说服他在北平念书。汪恩甲心里显然没有真正留下读书的打算，只想把萧红带回哈尔滨同住，慢慢说服家人让他们结婚，因而对她只是虚与委蛇，消磨时日。高原所见到的情形，表明他们已暂时达成共识，汪在支持她继续上学。但这种清贫的日子，对于汪恩甲而言，显然不可能是长久之计。他无心待在北平，陪萧红住在这里，只是作为缓兵之计的安抚。

3月下旬的一天，二人最终闹翻。萧红一气之下跑到北大找李洁吾，说是生活上有了困难要他帮忙想办法。李洁吾将身上所有口袋里的钱都搜给了她，凑起来还不到一元。而问到生活情形和上学问题是否解决，萧红只说目前都还谈不到，拿了钱就急匆匆走了。几天后，李洁吾再到西巷，耿妈说：“小姐他们已经回东北了。”高原也碰到类似情形，隔了三四天，想到萧红的清贫，再次来到西巷，原打算送点钱给她，不想亦被告知萧红和那位“密司特汪”已经回东北了。

萧红突然中断学业匆匆离开北平，令李洁吾、高原都非常不解，留下一段谜案。有学者推测，这是因为，在留北平还是回哈尔滨的问题上，她和汪恩甲产生了严重分歧，汪已经失去耐心，矛盾不可调和。而且，他还一直对萧红与李洁吾之间的关系心存疑忌，颇感暧昧，扬言如果萧红不回东北，就到北大控告李洁吾。萧红害怕连累朋友便只好回去。况且，没有汪恩甲的支持，书也实在无法念下去。由此，萧红非常鄙薄汪恩甲的为人，更意识到倚靠汪恩甲实现自己的求学梦全然没有可能。既然关系再次破裂，萧红不想用汪恩甲的钱买票回东北，于是，匆匆找李洁吾借钱买车票。最终的情形，萧红可能还是和汪恩甲一起回到了哈尔滨，不过，下车后便分道扬镳了。这次返回东北彻底终结了萧红的求学梦，她由此意识到自己的所有悲剧就在于是个女人。没有了梦想，哈尔滨和北平、陆哲舜和汪恩甲对于自己也都没有意义；没有了梦想，也就不在乎流言。呼兰，便是她没有归宿的归宿。

3月末，萧红最终回到呼兰老家——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男人可以追随，可以指望，可以倚靠。

回家后，张廷举怕女儿再次离家出走又闹出令家族难堪的事情来，自己又在外县，梁亚兰在家里不便管教，于是决定让萧红继母带着孩子们搬到福昌号屯居住。作为张氏家族的发祥地、大本营，阿城福昌号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居住着张廷举的两个同胞哥哥、四个异母弟弟、一个异母妹妹和继母徐氏，外加众多堂兄弟，容易对萧红形成监视、管教。这是个极其庞大的家族，有地千余垧。家族里年轻的堂兄弟妹都在外地上学。张氏家族的宅院，四围都是十分宽厚的高墙，只有一个大门进出，日夜都有护院持枪把守，萧红在这里与外界全然隔绝，平素只有27岁的未婚姑姑和过门不久的七婶(即萧红七叔张廷勋的妻子)与萧红年龄相仿，偶尔和她说说话。当年的福昌号屯现在只剩下一个名字。

住到福昌号屯，萧红虽然避开了呼兰县城关于自己出走逃婚和败诉被休的甚嚣尘上的议论，但是张氏家族同样将她视为辱没家族名声的败类。在众人监视下，她不能与外界有任何联系，事实上过着与外界隔绝的软禁生活。即便在家族内部，祖母徐氏(张廷举继母)也严厉禁止女儿、儿媳与萧红接触，时常监听她们的谈话，责骂她会带坏女儿，并强令萧红晚上与自己睡在同一炕上。萧红常常委屈地靠着墙根哭，祖母更是动气，揶揄说：“你真给咱家出了名了，怕是祖上也找不出你这个丫头。”

在福昌号屯近七个月的软禁生活中，萧红还是了解到很多有关地主和佃户的生活，“九一八”事变后，还了解到农民对日本侵略者的自发反抗。这段生活为她日后的写作积累了重要素材，如《王阿嫂的死》《夜风》《看风筝》《生死场》等小说都取材于阿城福昌号屯，有些人物的原型就是她的伯父或叔父。

禁闭的日子对萧红而言无疑是一种折磨。她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内不出门，继续争取出去念书的可能。继母把她不出门、非要念书、在家里吵闹的情形告诉了大伯父。脾气暴躁的大伯父动辄赶过来打她，没处躲避，萧红只好跑到七婶房里。东北的地方风俗大伯子不能进入兄弟媳妇的卧室。萧红一天到晚不敢出门，饭菜都由小婶送进来，百无聊赖，便帮小婶织一些大人孩子的手套、袜子打发时日。这样的日子实在无法过下去，逃离福昌号屯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宁愿在外流浪也不愿待在这样的家族里。萧红十分清楚地看出自己与家族的对立已然无法调和，如果不逃出去将会在这里窒息。

萧红到底是如何离开福昌号屯的，一直是萧红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1960年，作为当年与萧红在一起生活的当事人，姑姑和七婶在接受铁峰先生的访谈时回忆，“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农村经济危机十分严重，日用品价格飞涨，粮食大幅度贬值。萧红大伯父想将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到佃户身上，决定增加秋租，削减长工工钱，遭到佃户和长工的联合反抗。萧红同情农民，劝大伯父不要加租再次将其惹怒，不仅被暴打了一顿，大伯父还派人给张廷举发电报让他回来处置女儿。萧红跑到七婶屋里躲起来，感到没有退路可走，决计在父亲回来之前逃离。姑姑和七婶都非常同情她的遭遇，10月3日夜里，她们将萧红藏在一户长工家的柴火堆里，次日清晨，再将她藏在往阿城送秋白菜的大车里离开福昌号到了阿城，然后在阿城乘火车逃往哈尔滨。然而，此说遭到一些呼兰本地学者的质疑。李重华、曹桂珍认为，这一说法脱离萧红的思想、生活实际，不足为信。因为，“萧红当时只是一个一心想求学的女学生，又长期在严父和继母的家庭中生活，从未参与过‘家政’，更何况又是根本与她无关的‘家政’”，所以说，她向大伯父建议不要加租“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分析很有道理，在强调阶级斗争的20世纪60年代，强调萧红的离家出走是对其地主家庭的反抗，显然是时代留下的烙印，也是对萧红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美化，就正如前文所叙述的莫须有的“身世之谜”。

2007年9月18日，笔者有幸从张廷选之子张秀琰老先生口中了解到萧红在福昌号的一些情形。张先生1931年出生于福昌号，在张氏家族“秀”字辈中排行第十一，萧红排行第二。萧红在福昌号的时候，他还在襁褓之中。张先生告诉笔者，他所了解的情况是：福昌号虽然由其父张廷选当家，大伯父张廷蓂不多参与家政，但长兄如父，其威信颇高。而一向脾气暴躁的张廷蓂此时患有轻度的神经病，面对萧红的种种“忤逆”之举，经常扬言要在家族内部将她弄死了事。为了逃避大伯父的毒打，萧红只好躲在“老婶”(七婶)房里不敢出门。在这种情况下，老婶和姑姑担心她真的遭遇不测，所以安排藏在往阿城送大白菜的车子里逃出。

总之，萧红由此彻底切断了与家族的联系，走上一条不归路，最终客死异乡。1936年12月12日，她在散文《永远的憧憬和追求》里写道：“20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萧红逃离福昌号屯之后，从巴彦赶回的张廷举对女儿彻底失望，盛怒之下宣布从此开除其族籍，在心理上，就当没有生养过这么个女儿。这位一心想要维护家族脸面和荣光的父亲对女儿的行为已是万般无奈，日后，父女俩在哈尔滨街头相遇，双双冷眼相对而过，形同陌路。两人站在各自的立场上难以达成对话，更不肯原谅对方。

张廷举害怕其他孩子有所仿效，在家里将流浪在哈尔滨街头的大女儿视为洪水猛兽，严令子女不许与之交往，对张秀珂的监管尤为严厉。萧红曾给张秀珂来过信，但信件被父亲拿到，他用手挡住信封下边的发信地址质问儿子：“这是谁来的信？”张秀珂从字迹上看出是姐姐，但不敢如实回答，强装不知地回答：“不知道。”张廷举继续严厉责问道：“这是逆子写的，你给她写过信吗？”面对震怒不已的父亲，张秀珂吓得两手发抖，颤声回答：“没有。”张廷举仍不忘警告儿子：“那好，你如果同她来往，这个家也是不要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