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婚约

1930年上半年，萧红向父母表达了初中毕业后到北平继续读高中并与汪家解除婚约的想法。父母大为震惊，严厉斥责。本来，女儿在哈尔滨读书期间参加学生运动就已经让做父亲的大为不满，况且，张、汪两家约定萧红毕业后就立即完婚。

有了第一次与父亲抗争的经验，萧红早已看出那凛凛不可冒犯的尊严背后的脆弱。她再次与父母尖锐对抗，大吵大闹。继母故意大开屋门让邻里看热闹，表示自己管教不了前房的孩子。

吵闹没有什么结果，但萧红与家里的矛盾却迅速激化，她对父亲和继母不再是不满，而是充满强烈的憎恨。张廷举大骂女儿“不孝”“叛逆”，继母还托人将此事告知萧红大舅（即萧红生母姜玉兰的弟弟）。大舅专程从乡下赶来呼兰“管教”外甥女，扬言“要打断这个小犟种的腿”。

据张家族人回忆，萧红因不服“管教”从厨房拿了把菜刀与大舅对抗，大舅最终毫无脸面地气愤离去。

如果说，第一次抗争萧红还得到了一些家族成员的同情的话，那么，这次却因其倔强与过激，令其在整个家族和亲戚中都十分孤立。萧红此举也让父亲和继母更加坚定了早点将她嫁出去的想法。张廷举甚至想让女儿提前退学回家完婚，转念想到临近毕业便作罢了。随着毕业的临近，张、汪两家都在为萧红的嫁娶做准备。

为了坚定萧红反抗包办婚姻并跟他一起到北平读书的决心，陆哲舜主动先从法政大学退学，于1930年4月到北平就读于中国大学，为萧红来北平做准备。临近初中毕业，萧红面临着追随陆哲舜到北平念书和遵循家族意愿与汪恩甲结婚这两种选择。她意识到前者将是以叛离家庭、与整个家族决裂为代价；后者则是牺牲自己的自由与幸福。此时还谈不上有多么热爱陆哲舜，她心里只是始终存有一个宏伟的求学梦想，北平对于当时的“新青年”来说，当然是最神往的地方，这一动机在其后一系列事件中愈益显现。陷于两难选择的痛苦中，令萧红变得忧心忡忡、喜怒无常，夜里常常独自哭泣，甚至躲在宿舍角落里抽烟、喝酒，周围同学看在眼里，都说“张乃莹变了”。

帮助萧红最终做出属于自己的决定的因素，除了她那几乎与生俱来的逆反、任性和抗争的性格外，还有另一种重要力量的支持，那便是来自娜拉的激励。

以萧红的性格自然不愿意就范于别人，哪怕是家人安排好的生活道路，然而，此时她已不是三年前那个只是一味要求“我要上学”的小女孩了。来哈尔滨后，萧红进入了她的“自我造型”（self fashioning）阶段。在朋友眼中，她“富于理想、耽于幻想”，而“自我造型”的力量常常令年轻女孩混淆文学人物创造与个人自我性格塑造之间的差异，往往根据文学艺术中的想像性形像或人物模式来塑造自己。在这种意义上，文学艺术也就直接成了社会文化环境的一部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毫无疑问成了当时中国一代新女性的塑形榜样，纷纷效仿其出走。

毕业之际，当汪家正式提出结婚要求，萧红不得不作出选择时，要好的姐妹们都鼓励她做现实中的娜拉出走北平，跟随表哥逃婚。在这群少不更事的姑娘眼中，这自然是最富有时代传奇色彩的浪漫选择，刺激而新鲜。她们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认为“可以写稿子”解决在北平的生存。张乃莹最终选择了这纯然娜拉式的出走，也成了一个现实版的子君。徐薇晚年回忆：“这样，我提出的逃婚出走的方案终于被采纳了。毕业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张乃莹到了北京，沈玉贤考进了哈尔滨女子师范学校，我回到了江南。”萧红的出走很有计划，她不再采取以前那种生硬的对抗，而是假装改变态度，满心欢喜地同意与汪恩甲结婚，从家里骗取一大笔钱，然后拉上同学刘俊民到中央大街一家服装店做了一件绿色皮衣，不久，伺机偷偷离开哈尔滨来到北平。

做娜拉的兴奋与喜悦

当时，李洁吾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他是陆哲舜三育中学的同学。1930年暑假前夕，陆哲舜托他回哈尔滨后向萧红介绍在北平上学的情况。到哈尔滨后，李洁吾在好友徐长鸿家里见到了陆哲舜一再向他提起的表妹。三人一起看电影的时候，萧红向他打听了许多在北平上学的细节。暑假结束，李洁吾回到北平，发现萧红已在女师大附中上学了。到北平后，她与陆哲舜先住在西京畿道的一所公寓里，后来又搬到二龙坑西巷的一座小院里，距离二人就读的学校很近，上、下学都很方便。除了了解他们的人知道二人是表兄妹关系外，为了交往方便，不引起别人的猜疑，他们对外宣称是甥舅关系。小独院只有八九间房，一道矮矮的花墙将院子分为里外两院，两人分住里院的两间北房，屋前有两棵枣树，还请了一个北平当地人耿妈照料饮食起居。安顿妥当，萧红便赶忙给沈玉贤写信，让她分享自己勇做娜拉的兴奋与喜悦：

我现在女师大附中读书，我俩住在二龙坑的一个四合院里，生活比较舒适。这院里有一棵大枣树，现在正是枣儿成熟的季节，枣儿又甜又脆，可惜不能与你同尝。秋天到了！潇洒的秋风，好自玩味！

除了生活舒适，每到周日小独院高朋满座。李洁吾、苗坤、石宝瑚、李荆山等一批在北平的哈尔滨三育中学校友，每每聊到听见打更人的梆子声才踏月星散。李洁吾晚年回忆，这些人虽然不是每周日都来聚会，但总能碰到三五人，而他则一直是个“全勤生”，从未缺席。大家聊谈的内容无所不包，热闹非凡，萧红每次都坐在固定的位置上，关于身世似乎是她谈话的禁忌，周围人从她口中只得到只言片语的了解。

或许源于萧红、陆哲舜二人对他们间的关系，在认知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不久，他们之间便出现了不和谐。也许，自奔向北平的那一刻，萧红就意识到自己到底不是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或鲁迅笔下的子君，自己所追随的是一个有妇之夫。更重要的是，她明白自己也还没有真正爱上对方，来北平的主要动机是读书，而不是与陆哲舜同居。但是，陆哲舜的所有努力，却基于对萧红一时狂热的爱慕。他也许认为萧红能够追随来北平，是对其爱慕的回应，两人随即出现子君与涓生式的同居，才合乎当时新女性与新青年的逻辑。萧红来北平不久，陆哲舜便写信回家要求与妻子离婚。在这个小独院内，两人虽然各处一室，但孤男寡女共同生活起居，其实俨然同居。这难免令本来就久有爱慕之心的陆哲舜对萧红存有非分之想。然而，令他没想到，他们之间似乎应该顺理成章的事情，却遭到萧红的严词拒绝。她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早已订有婚约，警告陆哲舜自己的出走并不是为了与其同居。不仅如此，萧红还给李洁吾写信愤怒控告陆哲舜对她的“无礼”。等李洁吾再次来访，刚一进屋就交给了他。此举令陆哲舜极其尴尬，李洁吾读完信后当场将他大骂一顿，令其羞愧得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很显然，萧红之所以这样做，一来是向陆哲舜明示她对两性关系的严正态度；二来为了杜绝陆哲舜再生非分之想。在北平，萧红给人的感觉是眉宇间时常流露出东北姑娘所特有的刚烈、豪侠气概，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庄严感。

李洁吾大骂陆哲舜后自觉态度粗暴，意识到自己并不了解他们的关系，就横加指责很不妥当，于是给他俩写信解释，随即恢复中断一周的友谊。但是，此后李洁吾对萧红更加关心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看来，萧红能够向一个不相干的人诉说气愤，可见是多么痛苦、无助。此后，只要去西巷不论陆哲舜是否在家，他都要留下和她谈一会儿。随着交往的深入，萧红渐渐向李洁吾透露了一些此前严加锁闭的内心想法。有一次，两人各自谈到对家人的情感态度。李洁吾说到祖父的严厉，勾起萧红对自己祖父的怀念；而当他谈到自幼丧父，母亲含辛茹苦的不易，萧红却脸色阴沉、表情抑郁，沉默无语。李洁吾意识到自己的话牵动了她那不愿触动的内心，勾起了她的痛苦回忆，她明显并不热心谈论自己的母亲。关于萧红对待家庭亲情的态度，李洁吾晚年回忆：“祖父对她好，她永远不能忘记；母亲待她很淡漠，她不愿提及；父亲待她很坏，使她几乎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好父亲！这三种鲜明的爱憎情感，当时给了我很深很深的印像。”

一次，李洁吾与萧、陆二人一起看完电影《泣佳期》，然后谈到对友情、爱情的看法。李洁吾认为爱情不如友情，其局限性太大，必须发生在两性之间，且要在青春期；友情则没有年龄、性别的限制，最牢固。萧红却马上说，友情不如伙伴可靠，伙伴有共同的前进方向，走同一条路，成伙结伴，互相帮助，可以永不分离。即便在今天，萧红的这些想法仍然比较前卫、新锐，在凸显其任性的同时，也彰显出她那作为新时代女性的一面。然而，萧红或许是那种观念新锐，内心到底还是比较传统的女性。她那短促、不断辗转异乡的一生，又何尝不是苦寻亲情、苦寻家园的一生？一天，李洁吾前来告诉萧红当天本来要举行大学生游行示威，结果计划落空了。萧红恍然大悟，怪不得李洁吾前一天就叫自己和陆哲舜次日不要出门，隔了一会儿对他说：“洁吾，我看你干不了革命，哪有你这样瞻前顾后干革命的！”

萧红出走时所带的钱财毕竟有限，陆哲舜要以家里寄给的生活费维持两人在北平的生活，没多久便显出经济上的困窘。两人独享小独院的日子不久便结束了。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把里院退了出去，搬到外院居住。萧红住在一间南房，陆哲舜住在一间平台里，但这还不至于影响两人快乐的心情。霜降后，忽然一夜雨雪，李洁吾第二天一大早去看他们，萧红正在院里赏雪，陆哲舜则正在西平台顶上用竹竿敲打树梢上残存的枣子。将掉在地上的枣子收拾起来，萧红很兴奋地用小砂锅烧煮从墙头上轻拂下来的积雪，等雪在锅里融化再把红枣放进去。大家围在炉边看着变得滚胖胖的枣子在砂锅里挤来挤去，满屋发散着枣香。萧红边用火箸敲打着炉子边说：“这可是名副其实的雪泥红枣啊！”陆、李听罢都哈哈大笑起来，等着吃枣。如此苦中作乐，竟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室内开始生炉子后，李洁吾就提醒陆、萧要注意防止煤气中毒，陆哲舜不以为然。不多久，大家在一起闭门围炉闲谈，萧红突然昏倒在地，李洁吾一看估计是煤气中毒了。大家慌忙喊来耿妈，并将萧红抬至院中，放在躺椅上用棉被盖好。耿妈又到邻家找来酸菜水，一阵忙碌，萧红才苏醒过来。有了这次死里逃生的经验，大家再谈到死亡，萧红说：“我不愿意死，一想到一个人睡在坟墓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多么孤寂啊！”

逃亡的代价

张乃莹自然想像不到她的出走带给家人的后果是什么。

萧红的出走，随即成了呼兰街头巷尾一时间最热门的话题。张廷举苦心经营的“清白门风”顷刻**然无存，女儿的行为无疑让他颜面扫地，就像当众被人抽耳光、吐唾沫。这位有名望的乡绅和呼兰教育界的头面人物，感到被别人尿到了脸上，呼兰张家人亦承载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几乎不敢出门。舆论大哗，甚至影响到福昌号屯整个张氏家族。尔后，因教子无方，张廷举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的职务被解除，平生最好脸面的他，被调任巴彦县督学兼清乡局助理员。在呼兰上学的张家子弟承受不了舆论压力，纷纷转校离开家乡。张秀珂随父亲转至巴彦县立中学，张廷举担心儿子一个人在外县会感到孤单，遂将二哥张廷选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二中学读书的儿子张秀琳也转至巴彦。

萧红的出走自然也是顾乡屯汪家最不能接受的事实。长兄如父，汪大澄同样自感脸面全无，一心想解除张、汪两家的婚约，只是迫于一时见不到萧红回来，不便操作而已。张家对怂恿女儿出走的陆哲舜自然不会放过，不断给其家人施加压力。陆家人最终探到儿子与萧红的住所。自此，陆、张两家不断写信催逼萧红回家与汪恩甲结婚。刚开始，两人对家里寄来的催逼、警告信置之不理。陆家人见对儿子警告无效，便渐渐断绝他的经济来源。这当然是最管用的狠招。

随即，两人在北平的日子一天天捉襟见肘。天气越来越冷，萧红的境况更是足堪忧虑。当初，偷偷从家里跑出来并没有带上御寒衣物。北平11月中旬的天气已经很凉了，家境好一点的同学早已换上适合季节的秋装，而她还穿着单衣，家里除了寄信催逼之外，丝毫不顾虑其他。到校上课，同学们见她还穿着单衣，便不无揶揄地说“到底是关外人”，那么耐冷。同学们的眼光伤害了她的自尊，无法御寒常常令她生病卧床不起。到了12月，眼看要下雪了，耿妈便用旧棉絮帮她将单衣改成一件小棉袄。眼看仅有这件小棉袄还是不够，李洁吾便找同乡同学借了20元钱交给萧红，她才得以到东安市场买了棉毛衫裤挡挡北平的风寒。

就这样，萧红在北平的学业勉强继续着。临近寒假，陆家发来最后通牒：如果两人寒假回东北就寄来路费，不然，从此什么都不寄。这无异于《伤逝》中的涓生收到一纸解聘书，本来，捉襟见肘的生活就已然令生活一向优裕的陆哲舜难以坚持。最终，他决定还是向家里妥协。这自然是萧红最不愿看到的结局，倔强如她，或许想到总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支撑下去，但是，眼看着陆哲舜决心已定，自己亦无可奈何。在陆哲舜收拾行装的时候，任性的姑娘痛责他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被眼前这个懦弱的男人害得好苦。无限同情萧红的李洁吾明知她不愿返回东北，但也爱莫能助，大家不过都是穷学生而已，不妥协又该如何在北平生存？

汪恩甲得知萧红即将回东北，连忙赶到北平将她接回。这样，在出走北平几个月后，萧红又极不情愿地回到了哈尔滨。